发自伯克利——回顾1990年代，在美国至少有两派人马鼓吹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也就是撤销禁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混合经营的法律规定，放松银行资本要求，并鼓励创设高风险金融产品和使用金融衍生品。问题是如今人人喊打的金融自由化，当年为何就能招摇过市呢？

第一大派系由美国共和党主导，基本理念就是既然所有监管行为都是错误的，那么金融监管肯定也不是好东西。另一大派系则由民主党担纲，其理念也更为复杂，主要基于以下四点观察：

·至少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各国已经过了超过60年的安稳日子，期间没有任何金融动荡能够对总体层面上的生产和就业造成重大影响。虽然现代中央银行在应对通胀冲击方面办法不多，但几十年来在抵抗通缩方面却相当得心应手。

·借助自身雄厚经济实力和钻监管规则的空子，各大投资银行寡头（就是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在内的那几个跨国投资银行）的盈利已经大大超越了任何竞争市场所能给予的盈利水平。

·长期市场回报梯度数据似乎显示金融市场在调动社会风险承担能力方面成效惊人——当然这些数据也是由那些财宏势大且有足够耐心借助地产，股票，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风险投资攫取超额回报的企业所取得的。

·占美国人口1/3的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富人——能够以合理的利率贷款并投资于高回报领域，而另一外2/3的中低收入者则无此机会。

这四点观察意味着某些制度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鉴于美联储成功隔绝了经济风险对总需求的影响，萧条时代流传下来的风险限制措施也似乎不那么重要 了。新的借贷和风险分散手段仿佛没什么缺点。坐拥巨资的商业银行和保险企业也加入了与投资银行寡头的竞争，估计也会迫使投资银行业降低其不合理利润。

这东西看上去确实值得一试，但却种下了苦果。

平心而论，我们如今都还在收拾这场实验的残局。那些高杠杆跨国金融核心银行的风险控制为何如此糟糕？在金融危机及其余波摧毁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时候，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为何没能出手增加和维持总需求水平？

随后的衰退应对政策则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在经济下行风险逐渐清晰，但高通胀预期，高物价压力，甚至挤压私人投资支出的利率上调尚未出现的时候，政府为何没能介入并将失业率恢复到正常水平？金融业又何以调动如此庞大的政治力量将监管改革拒之门外？

此外，如何重建金融系统依然缺乏方向不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分隔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做法极大促进了投资银行寡头的崛起，而来自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竞争不知为何又进一步推高了金融企业的利润水平。

对于那些能发现市场上的剩余风险承担能力，由此创设相关证券产品，随后找到能承担这些风险的投资者并收取佣金的金融中间商来说，赚大钱的机会比 比皆是。但金融衍生品的出现非但没能分散风险，反而导致了风险的集中，因为把这些风险销售给那些不知如何衡量这类风险的人——这些人事实上连自己承担了何 种风险都不清楚——能挣更加多的钱。

而那些中央银行在履行其本职工作（稳定名义收入）方面的失职使之不但没能成为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连好的货币主义者都算不上，也令人们不禁质疑 这些机构是否也需要来一场大改革。早在1825年，英格兰银行行长康纳硫斯·布勒就意识到当私人部门出于某种恐慌而突然产生对安全和流动金融资产的需求 时，英格兰银行就有责任提供这类资产以防止破产和衰退。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由此看来，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到二战后那种管制更为严格的金融体系。那个系统很好地服务了各大工业国，至少我们可以在宏观经济总量上看到这一点。另外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当前所使用的这套系统做不到这一点。

J·布拉德福德·德隆，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