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色一体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正文
轩辕春秋： 王佐之才 原创
读史随笔——小议北宋变法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小词中，人们不难看出王荆公的非凡志向与“兼济天下”的功名观。王江宁写这首词的时候，适值熙宁变法之初，天子眷顾正深，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正值得志之秋，意气风发，溢于言表。只可惜事情的发展远没有这首《浪淘沙》这麽洒脱。历遍穷通，风虎云龙，兴王哪在笑谈中？当事者的无奈，自不待言，后人读史至此，也只有陪上一丝淡淡的苦笑了！
记得朱子曾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其实公正的评介王安石变法，无论“救人”“杀人”，不看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成效。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成效究竟如何？个人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军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则是完全失败。后世有一种论调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准确地说这场变法是利弊相生，胜败参半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功，不消多说了，北宋中叶以来的财政窘迫得以缓解，以“三冗”为代表的“国用不足”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翻了四翻，从1600余万缗增至6000余万缗。正如北宋学者陆佃所说：“造元丰间，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虽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间负担，但是由于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这六十年间，宋代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高峰，所以这种负担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的，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王安石的经济改革，“聚敛生财”“剥民兴利”确属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赵宋的经济命脉。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其实蔡京变法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虽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们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两路人。
王安石有政治抱负而缺乏政治手段，蔡京有政治手段而没有政治抱负，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道德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在经济改革理念上，王安石与蔡京虽都会理财，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欢一刀切，他在经济上是“有利必取，尽泽而渔”；蔡京这个人要比王安石灵活多了，蔡京的经济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国家垄断经营的厚利行业（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上把文章做足，虽然也是“争利”但只争大利。至于民间反对强烈，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则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多“硬板”；蔡京的经济政策多“取巧”,比如进行金融改革，铸“当十钱”，强令货币增值，以便榨取民财于无形。王安石与蔡京推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初宣扬的“为天下理财”，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实真正目的是无非是“为天子理财”罢了。虽说王江宁与蔡元长推行财经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样，但他们两人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蔡京追求的则是“丰亨豫大”，一个是为了“强国”之理想；另一个则是为了“富官”之实惠！北宋变法名为“为天下理财”实则“为天子理财”名为“富国”实为“富官”至于“强兵”“取才”则沦为末流空谈。以前有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其实只有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才能帮上腐败的忙，而失败的经济改革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也如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功并没有成功的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而通过变法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在政治上的总体溃败。经济成功与财政增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这个教训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变法除了“富国”外，“强兵”也是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其实也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令北宋统治者伤脑筋的无非是“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将兵法”虽然包含了整合军力，汰减老弱的精锐化建军思路，但是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无非是减少中央募兵的财政负担，将养兵之费转嫁民间，实行财政节流罢了。至于“保甲”“保马”两法，原意是“寓军于民”“以民养兵”“兵民合一”的动员体制，在现实中也无法执行。两法虽说是军事动员体制，但真要实行起来，也存在诸多问题，就拿“保马”法来说吧，民间养马没有问题，但是民间所养私马在幼时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将来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军马，作为军事运输尚可，如果用于作战显然难以胜任。公元十一世纪，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发展已臻成熟，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战术的发展与运用可谓日新月异，当时为了完成各种战术任务，对军马的整体素质与演练水平要求很高，已经远非汉武北击匈奴时的弩弓骑兵可比了，从民间购集的私马显然难以满足当时作战的实际需要了。因此，若让我看来，赵宋即使推行“保马”法，也难以扭转宋军骑兵在质量与数量上的劣势与不足，更何况“保马”法还没完全推行下去呢。至于“保甲”法也像“保马”法一样，也面临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推行下去，即使推行了，其在军事上的成效，恐怕也是欠佳的，顶多也就是强化保甲制度，巩固基层统治罢了，其在军事层面上的功效也就无须细论了。
总体来看，宋朝推行军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冗兵”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对西夏与吐蕃的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这种“军事改革”其实是被“财经改革”牵着走的，一些深层次的军事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比如军事制度，指挥架构、人事体制、兵种配置、奖惩机制等问题，动员体制其实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宋军事改革以“将兵法”为主干，以“保甲”“保马”两法为辅翼；主干强而辅翼弱。军队缺乏民间保障，民间缺少利益驱动，军民不一，根基不固。
王安石曾言“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其实北宋变法奉行的是富国为先，强兵为后，富国制约强兵，强兵屈从于富国的一套理念。富国与强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关系的。这种照顾财经利益的军事改革，从短时间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转军用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动员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就大量裁兵，北宋军队“精锐化”远没有达成，以往数量上的优势也丧失了。由于，“将兵法”实行后，禁兵与驻泊禁兵实行严格的定额制，兵员数量已成定制，但禁军的精练化并没有真正实现。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太平日久，精简后的兵员素质也呈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了北宋末年内外俱轻的局面，以至于金兵南侵，京师无御敌之军，州县也莫不溃散。所以说，宋朝推行的以“将兵法”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其“强兵”的“军事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淘汰“冗兵”的“经济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但是一旦军事改革被经济利益所左右，那麽这种军事改革其成功的几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唱着旧调子亡的国”还有人说：“唱着新调子亡的国”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其实都未必贴切。准确地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前后五十多年，涉及到了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军事改革，涉及到了科举改革，触及到了军民万姓的利益，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到宋朝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北宋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官僚体制这是变法的禁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谁也不敢真正触及。王安石嘴上发狠，其实不敢趟雷区，蔡京不仅不去触及，在打击元佑党人与清流物议的同时，反而用“丰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广泛的笼络士大夫官僚阶层，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以堵悠悠之口。在这种收买政策下，赵宋的“冗员现象”与“机构重叠”“事权不一”“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的诸多政治弊端，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整个官僚集团也日趋腐化奢侈堕落，党争营私逐渐呈现蔓延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统治基础的作用。以前有一种观点说：北宋实亡于“胡该乱改”，这个结论未必正确。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多少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内容。北宋变法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改良，凡是有关赵宋国体与政体的根本性领域一律不作改动，北宋政治机构改革基本属于叠加式的，旧的不去，新的就来，正所谓：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说是“胡改乱改”呢？但是这种不涉及，不触动是在政治体制与官僚体制滞后的基础上的，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比涉及与触动更好。新旧两党，貌似水火不容，其实也是只争枝叶，在维护旧体制上是一致的。新党以“适当改良”来维护旧体制，旧党以“一成不变”来维护旧体制，谁也不比谁更好高明一些，无论哪派掌权，天水一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虽然只是一场财经改革，半场军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人说北宋亡于“政治腐败”，其实这只是表象罢了，腐败虽然很糟糕，但并不足以亡国，北宋其实是亡于改革不彻底以及党争内讧而演变出来的“政治无能”。无能促使腐败，腐败又加速无能，腐败与无能相长，腐败为肘腋之患，无能是心腹之疾，最终动摇了北宋的根基，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了。
王安石变法与北宋亡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观点大多持肯定态度。其实客观公正的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并不是北宋亡国的主因。宋朝“靖康之难”，其祸源在外不在内。将北宋亡国完全归罪于变法，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灭亡，没有丝毫影响。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北宋的政治堕落与道德沦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竹西花草弄春柔”“一鸟不鸣山更幽。”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江宁，他博学逸才，风格高雅，文章恢宏，诗词佳美而意境恬淡，但其“位高权重”之时，又多有急躁近利之举，不知是政治扭曲人性？还是人性扭曲政治？不知是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真是可叹！也更是可悲！也许，真如安石诗中所说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但是他又如何不会成为东坡居士笔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记得，安石下野居住于金陵时，感怀南朝旧事，曾作《桂枝香》一首，其中有：“叹门外楼头， 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的句子，他登高怀古，看故国晚秋，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图难足的无限风光，感念繁华竞逐，伤心六朝旧事随流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期望的北宋王朝，在他去世之后，仅仅三十年就覆亡了。有人说，安石的这首《金陵怀古》透着一股亡国之音，若让我看来这难免不是附会之词了，不过这世上事，流水落花，也未尝随人愿～～～！
记得，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王荆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性格上的悲剧。我想政策面的失误，就不去谈了，所谓性格上的悲剧，无疑是指王安石“刚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种与不同政见者沟通的能力。“当世之人不解我，后世之人当谢我。”自负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别人去沟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骨。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无非是孤芳自赏罢了。但是“孤芳自赏”的人，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这种“孤芳自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让别人难以忍受的“刚愎自用”。应该承认，王安石志高存远非苟且之人，但为人处事多自相矛盾，他“急功近利”却“不谋私利”；他“不恤人言”而又“求万世名”！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也没时间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而要实干。王安石认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他坚信只要实干就会出成效的，只要苟力于国家，士大夫终究会理解的。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同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的用词“不量敌之众寡”一句，显示了所谓的变法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且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也许这段时间王安石表现出的“刚愎自用”恰恰是出于孤立弱势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刚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脆弱，而刚愎恰恰是一种掩饰罢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安石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这种焦急与愤恨是真实的，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殚精竭虑，夙夜忧叹；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天下之人，大有舍我其谁之慨！有人说，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这话看上去颇有道理，但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演变成一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这场围绕变法的轩然大波，一开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无法苟同的政治斗争，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又有什麽区别呢？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君子之争、小人之争，相互交错，错综复杂，又怎能完全区分得清楚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话，这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的旗号一个是“为天下理财”另一个是“为天下请命”，要论其实质，一派是不择手段想“大有为”，另一派抱定决心想“不作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残缺。新党实为“投机”旧党多为“无用”。“元丰小人”与“元佑乡愿”之间，谁比谁会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争”又在哪里呢？在这样的争斗中，除了政治胜利外，在道德领域里，无论那派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北宋变法在道德上的悲剧大抵如此！这种悲剧导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与对立，两派政治上的怨恨往往转化为道德上的鄙视，最终加速了党见之争与政见迫害的不正常政治风气的形成，新旧两党政治倾轧所带来的心态上的扭曲与主观上的成见又充斥其间，这从内部瓦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元气，促成了一种政治堕落思潮的蔓延。
记得王江宁在变法之初，说过“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财为先”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至于“人才为本”无非是“用人唯党”的幌子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之人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有才不用用不才”。变法者只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见一斑！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利惠民，举国一致，开疆拓土，变法终成强国之基；北宋变法求利为先，敛财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变法犹如无本之木。由于缺乏社会支持度，其根基非常脆弱。由于赵宋统治者在变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理财为先”，“笼地利，穷地宝，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这直接导致了官府争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趋利。北宋变法反反复复，翻云覆雨六十年间，主流知识分子礼仪廉耻之心日趋淡薄，以讨巧取媚为荣，原有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其说北宋在变法中丧失人心，还不如说在变法中搞乱人心，更为恰当！王安石变法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也莫过如此。对此我们能否下这样一个结论呢：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没有在“经济”与“财政”上破产，这要得力于变法之功;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在“道德”与“政治”上破产，这是受害于变法之过！
如果，没有突然来临的“靖康之难”，那麽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国也许不会灭亡，但是一定会在物欲横流的陷阱中继续沉沦下去。或许一个王朝的式微，往往从“礼崩乐坏”开始！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好的一种诠释。
往事越千年，萧瑟秋风，换了人间，昔时“功过是非”早已烟消云散。但是面对历史的这份积淀，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超越先人。读罢青史，掩卷沉思，一声长叹，往日不可追，今日如一梦，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读史随笔——小议北宋变法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浪淘沙令 （王安石）
从这首气势磅礴的小词中，人们不难看出王荆公的非凡志向与“兼济天下”的功名观。王江宁写这首词的时候，适值熙宁变法之初，天子眷顾正深，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正值得志之秋，意气风发，溢于言表。只可惜事情的发展远没有这首《浪淘沙》这麽洒脱。历遍穷通，风虎云龙，兴王哪在笑谈中？当事者的无奈，自不待言，后人读史至此，也只有陪上一丝淡淡的苦笑了！
记得朱子曾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其实公正的评介王安石变法，无论“救人”“杀人”，不看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成效。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成效究竟如何？个人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上获得了成功，军事上成功了一半，政治上则是完全失败。后世有一种论调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我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准确地说这场变法是利弊相生，胜败参半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的成功，不消多说了，北宋中叶以来的财政窘迫得以缓解，以“三冗”为代表的“国用不足”的现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翻了四翻，从1600余万缗增至6000余万缗。正如北宋学者陆佃所说：“造元丰间，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虽然部分改革措施加重了民间负担，但是由于宋神宗——宋徽宗在位的这六十年间，宋代经济正处于一个发展高峰，所以这种负担大多也是在老百姓可承受范围内的，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王安石的经济改革，“聚敛生财”“剥民兴利”确属事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赵宋的经济命脉。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其实蔡京变法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虽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他们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路人，在人品道德上是两路人。
王安石有政治抱负而缺乏政治手段，蔡京有政治手段而没有政治抱负，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道德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在经济改革理念上，王安石与蔡京虽都会理财，但有所不同。王安石搞什麽都喜欢一刀切，他在经济上是“有利必取，尽泽而渔”；蔡京这个人要比王安石灵活多了，蔡京的经济改革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在国家垄断经营的厚利行业（榷茶、榷马、榷酒、榷盐、榷矿）上把文章做足，虽然也是“争利”但只争大利。至于民间反对强烈，在现实中也没有多少可操作性的方田法、青苗法、市易法则裁撤不用。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多“硬板”；蔡京的经济政策多“取巧”,比如进行金融改革，铸“当十钱”，强令货币增值，以便榨取民财于无形。王安石与蔡京推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也有所不同，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之初宣扬的“为天下理财”，完全是掩人耳目，其实真正目的是无非是“为天子理财”罢了。虽说王江宁与蔡元长推行财经改革的初衷都是一样，但他们两人的最终目的是不一样的。王安石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蔡京追求的则是“丰亨豫大”，一个是为了“强国”之理想；另一个则是为了“富官”之实惠！北宋变法名为“为天下理财”实则“为天子理财”名为“富国”实为“富官”至于“强兵”“取才”则沦为末流空谈。以前有一种论调，大意是说王安石变法帮了腐败的忙，其实只有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才能帮上腐败的忙，而失败的经济改革只能是“玉石俱焚”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获益，即便是推行改革的统治者也如此。从这层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在经济上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功并没有成功的转化为国家富强的动力，而通过变法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刺激了腐败的蔓延，反而加速了北宋王朝在政治上的总体溃败。经济成功与财政增长，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这个教训之深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安石变法除了“富国”外，“强兵”也是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王安石的军事改革其实也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令北宋统治者伤脑筋的无非是“冗兵”问题。王安石推行“将兵法”虽然包含了整合军力，汰减老弱的精锐化建军思路，但是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无非是减少中央募兵的财政负担，将养兵之费转嫁民间，实行财政节流罢了。至于“保甲”“保马”两法，原意是“寓军于民”“以民养兵”“兵民合一”的动员体制，在现实中也无法执行。两法虽说是军事动员体制，但真要实行起来，也存在诸多问题，就拿“保马”法来说吧，民间养马没有问题，但是民间所养私马在幼时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将来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军马，作为军事运输尚可，如果用于作战显然难以胜任。公元十一世纪，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发展已臻成熟，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战术的发展与运用可谓日新月异，当时为了完成各种战术任务，对军马的整体素质与演练水平要求很高，已经远非汉武北击匈奴时的弩弓骑兵可比了，从民间购集的私马显然难以满足当时作战的实际需要了。因此，若让我看来，赵宋即使推行“保马”法，也难以扭转宋军骑兵在质量与数量上的劣势与不足，更何况“保马”法还没完全推行下去呢。至于“保甲”法也像“保马”法一样，也面临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推行下去，即使推行了，其在军事上的成效，恐怕也是欠佳的，顶多也就是强化保甲制度，巩固基层统治罢了，其在军事层面上的功效也就无须细论了。
总体来看，宋朝推行军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冗兵”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对西夏与吐蕃的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是这种“军事改革”其实是被“财经改革”牵着走的，一些深层次的军事问题基本上没有触及，比如军事制度，指挥架构、人事体制、兵种配置、奖惩机制等问题，动员体制其实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宋军事改革以“将兵法”为主干，以“保甲”“保马”两法为辅翼；主干强而辅翼弱。军队缺乏民间保障，民间缺少利益驱动，军民不一，根基不固。
王安石曾言“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其实北宋变法奉行的是富国为先，强兵为后，富国制约强兵，强兵屈从于富国的一套理念。富国与强兵不是平行的，是有主次关系的。这种照顾财经利益的军事改革，从短时间看是有利的，可以扭转军用不足，但是从长远来看，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动员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就大量裁兵，北宋军队“精锐化”远没有达成，以往数量上的优势也丧失了。由于，“将兵法”实行后，禁兵与驻泊禁兵实行严格的定额制，兵员数量已成定制，但禁军的精练化并没有真正实现。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太平日久，精简后的兵员素质也呈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导致了北宋末年内外俱轻的局面，以至于金兵南侵，京师无御敌之军，州县也莫不溃散。所以说，宋朝推行的以“将兵法”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其“强兵”的“军事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淘汰“冗兵”的“经济目的”基本上达成了。但是一旦军事改革被经济利益所左右，那麽这种军事改革其成功的几率注定是非常渺茫的。
以前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是“唱着旧调子亡的国”还有人说：“唱着新调子亡的国”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其实都未必贴切。准确地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之所以这麽说，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前后五十多年，涉及到了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军事改革，涉及到了科举改革，触及到了军民万姓的利益，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到宋朝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触及到北宋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官僚体制这是变法的禁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谁也不敢真正触及。王安石嘴上发狠，其实不敢趟雷区，蔡京不仅不去触及，在打击元佑党人与清流物议的同时，反而用“丰亨豫大”的“利益均沾”的福利政策，广泛的笼络士大夫官僚阶层，扩大既得利益集团以堵悠悠之口。在这种收买政策下，赵宋的“冗员现象”与“机构重叠”“事权不一”“人浮于事”“相互制肘”“效率低下”的诸多政治弊端，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整个官僚集团也日趋腐化奢侈堕落，党争营私逐渐呈现蔓延的趋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北宋统治基础的作用。以前有一种观点说：北宋实亡于“胡该乱改”，这个结论未必正确。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多少涉及到政治体制的内容。北宋变法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改良，凡是有关赵宋国体与政体的根本性领域一律不作改动，北宋政治机构改革基本属于叠加式的，旧的不去，新的就来，正所谓：有所改有所不改。怎莫能说是“胡改乱改”呢？但是这种不涉及，不触动是在政治体制与官僚体制滞后的基础上的，所起到的效果并不比涉及与触动更好。新旧两党，貌似水火不容，其实也是只争枝叶，在维护旧体制上是一致的。新党以“适当改良”来维护旧体制，旧党以“一成不变”来维护旧体制，谁也不比谁更好高明一些，无论哪派掌权，天水一朝都不可能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虽然只是一场财经改革，半场军事改革，但是它投射到政治领域中，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有人说北宋亡于“政治腐败”，其实这只是表象罢了，腐败虽然很糟糕，但并不足以亡国，北宋其实是亡于改革不彻底以及党争内讧而演变出来的“政治无能”。无能促使腐败，腐败又加速无能，腐败与无能相长，腐败为肘腋之患，无能是心腹之疾，最终动摇了北宋的根基，这个也就是我说的“唱着半调子亡的国”了。
王安石变法与北宋亡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以前的观点大多持肯定态度。其实客观公正的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并不是北宋亡国的主因。宋朝“靖康之难”，其祸源在外不在内。将北宋亡国完全归罪于变法，难免有失公允！但是并不是说，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灭亡，没有丝毫影响。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北宋的政治堕落与道德沦丧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竹西花草弄春柔”“一鸟不鸣山更幽。”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江宁，他博学逸才，风格高雅，文章恢宏，诗词佳美而意境恬淡，但其“位高权重”之时，又多有急躁近利之举，不知是政治扭曲人性？还是人性扭曲政治？不知是文如其人，还是文不如其人？真是可叹！也更是可悲！也许，真如安石诗中所说的那样：“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但是他又如何不会成为东坡居士笔下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记得，安石下野居住于金陵时，感怀南朝旧事，曾作《桂枝香》一首，其中有：“叹门外楼头， 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的句子，他登高怀古，看故国晚秋，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画图难足的无限风光，感念繁华竞逐，伤心六朝旧事随流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期望的北宋王朝，在他去世之后，仅仅三十年就覆亡了。有人说，安石的这首《金陵怀古》透着一股亡国之音，若让我看来这难免不是附会之词了，不过这世上事，流水落花，也未尝随人愿～～～！
记得，有人总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王荆公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性格上的悲剧。我想政策面的失误，就不去谈了，所谓性格上的悲剧，无疑是指王安石“刚愎自用”而已。也就是王安石缺乏一种与不同政见者沟通的能力。“当世之人不解我，后世之人当谢我。”自负的王安石也不屑同别人去沟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王江宁的清高与傲骨。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孤梅，无非是孤芳自赏罢了。但是“孤芳自赏”的人，不得志则已，一旦得志，这种“孤芳自赏”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让别人难以忍受的“刚愎自用”。应该承认，王安石志高存远非苟且之人，但为人处事多自相矛盾，他“急功近利”却“不谋私利”；他“不恤人言”而又“求万世名”！
总体来看，王安石是一个实干家，与大多数改革家一样，王江宁不喜欢辩论，也没时间辩论。不要辩论，不要争论，而要实干。王安石认为“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他坚信只要实干就会出成效的，只要苟力于国家，士大夫终究会理解的。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坦然言道：“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同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的用词“不量敌之众寡”一句，显示了所谓的变法一开始就是一场实力悬殊且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也许这段时间王安石表现出的“刚愎自用”恰恰是出于孤立弱势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刚愎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脆弱，而刚愎恰恰是一种掩饰罢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王安石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很焦急！对官僚士大夫阶层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享受着朝廷优厚的待遇，而碌碌无为，很愤恨！这种焦急与愤恨是真实的，更是发自内心的。正如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正如斯言，他要辅佐神宗当“大有为之君”，自己要成为“大有为之臣”，这是王安石终身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殚精竭虑，夙夜忧叹；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得罪朋友，得罪同僚，得罪天下之人，大有舍我其谁之慨！有人说，王江宁对待反对派打压，只能使政见之争，最终演变为意气之争。安石的门徒蔡京继承变法遗志，更使君子之争，演变为小人之争。这话看上去颇有道理，但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演变成一场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这场围绕变法的轩然大波，一开始就是既“不合”也“不同”。既然是无法调和，无法妥协，无法苟同的政治斗争，政见之争与意气之争，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又有什麽区别呢？政见之争、意气之争、君子之争、小人之争，相互交错，错综复杂，又怎能完全区分得清楚呢？王安石与司马光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喜欢把政治道德化，或者把道德政治化，如果真要把政治道德化的话，这场元丰党人与元佑党人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的旗号一个是“为天下理财”另一个是“为天下请命”，要论其实质，一派是不择手段想“大有为”，另一派抱定决心想“不作为”。一派是急功近利，另一派是抱守残缺。新党实为“投机”旧党多为“无用”。“元丰小人”与“元佑乡愿”之间，谁比谁会更高明一些呢？而真正的“君子之争”又在哪里呢？在这样的争斗中，除了政治胜利外，在道德领域里，无论那派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北宋变法在道德上的悲剧大抵如此！这种悲剧导致了北宋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分裂与对立，两派政治上的怨恨往往转化为道德上的鄙视，最终加速了党见之争与政见迫害的不正常政治风气的形成，新旧两党政治倾轧所带来的心态上的扭曲与主观上的成见又充斥其间，这从内部瓦解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元气，促成了一种政治堕落思潮的蔓延。
记得王江宁在变法之初，说过“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理财为先”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至于“人才为本”无非是“用人唯党”的幌子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之人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有才不用用不才”。变法者只求“先”不求“本”其急功近利，可见一斑！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以利惠民，举国一致，开疆拓土，变法终成强国之基；北宋变法求利为先，敛财富官，天下攘攘、舍本逐末，变法犹如无本之木。由于缺乏社会支持度，其根基非常脆弱。由于赵宋统治者在变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理财为先”，“笼地利，穷地宝，取利太甚”“上有其好，下必顺焉。”这直接导致了官府争利，士大夫言利，老百姓趋利。北宋变法反反复复，翻云覆雨六十年间，主流知识分子礼仪廉耻之心日趋淡薄，以讨巧取媚为荣，原有社会道德与是非标准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其说北宋在变法中丧失人心，还不如说在变法中搞乱人心，更为恰当！王安石变法给北宋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也莫过如此。对此我们能否下这样一个结论呢：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没有在“经济”与“财政”上破产，这要得力于变法之功;北宋最后的五十年，之所以在“道德”与“政治”上破产，这是受害于变法之过！
如果，没有突然来临的“靖康之难”，那麽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大国也许不会灭亡，但是一定会在物欲横流的陷阱中继续沉沦下去。或许一个王朝的式微，往往从“礼崩乐坏”开始！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最好的一种诠释。
往事越千年，萧瑟秋风，换了人间，昔时“功过是非”早已烟消云散。但是面对历史的这份积淀，今人的智慧不一定能超越先人。读罢青史，掩卷沉思，一声长叹，往日不可追，今日如一梦，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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