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很能绞尽脑汁给我派活的那种，学龄前的我总是提着菜篮，带着父亲用毛笔写的字条，到马路对面那家食杂店，去买酱油、糖、香烟、肥皂 ……
带着字条外出采购，是一种不太动脑的美差，其中，我还可乘机兼顾管管路边同龄人的鸡毛蒜皮。
好景不长，父亲开始口授安排我去买酱油，尽管那是一个常去的地方，还是甚感肩负重任，顿感忧心忡忡，唯恐自己忘事，于是一路叨念：“一毛二的酱油一斤，一毛二的酱油一斤……”
这种活的确很烦心，再也关照不了路边那些鸡毛蒜皮小事，外出一趟也觉得无趣。
不想，父亲还是得寸进尺，接着安排我买两样以上的东西，我更加惶惶不安，一路叨念：“ 白糖半斤，红霞香烟一包…… 白糖半斤，红霞香烟一包……”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回，我从三楼叨念着走到一楼，突然全忘了！无奈，只好返回三楼问父亲，接着又一路叨念而去……
一个周六下午，暴雨刚过，母亲让我去菜市场，按她的意思我买了一点猪肉杂碎。那是肉摊上的最后一份。
晚餐前母亲大肆表扬我，告诉父亲，说我太能干，会到菜市买菜。
几天后，父亲不甘落后，也差我去买青菜，这回我按照自己的爱好，买了韭菜。可是当我把半篮子韭菜提回家，父亲迎面来审视我的杰作，一向胆小的我，昂着头盯着父亲的眼睛，等待他的认可。只见他正盯着篮中的韭菜，直摇头，说韭菜太老，要摘掉很多，浪费钱。
在家里，父亲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绰号“苦行僧”，是母亲赠与。父亲总是把手头的钱，尽量发挥到极致，在学校食堂里，他只吃一分钱的菜，而对我和母亲，他从来都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吃。
附近有个街道食堂。到食堂打饭菜是我的日常作业。一个周日中午，我正去食堂打饭，父亲掏出一张五十元钞，要我顺便买些饭菜票。令我大骇的是那张钞票，之前我压根没见过那样花色的票子，心想，父亲是不是糊涂了，把国民党的钞票拿来用，正犹豫着，父亲把钞票塞到我手里。令人欣慰的是，食堂那个卖票窗口，还是接纳了这张花钞票。
这恐怕是我对父亲最早的不信任，至于是什么缘故，无从说起，只是从他那双时而充满警惕、恐惧的眼神，感觉到神秘、不安，继而引发我的疑心。
与父亲截然相反，母亲教我用自己的嘴巴，开拓一条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通道。
逢轮到我家收水电费的前几天，母亲开始在我眼前眉飞色舞地大肆宣扬，说这是我挨家挨户亮相自己上门收费的本领，我因此被煽动得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临行前，母亲还千叮万嘱：“不能推门，要敲门”，隆重推出这场独角戏。
收回一座楼用户的水电费，母亲继续把我独自走到公园南门乘车去中山路、轮渡交水费电费策划到底，要我学会问路，说什么：“长着嘴巴，就要学会开口问，礼貌些，人家会帮助你的。”
每当我外出归来，楼道上的那些大人们总是窃窃私语：“ 这孩子又出去办事了。” 不知他们是赞许还是困惑。
暑假，望着厨房楼道一角的几箱煤灰，无暇顾及家务的父母，开始打我的主意，安排我捏煤球。
周围的邻居大人，有时会打趣地对自己孩子说：“太空闲，就去洗木炭。”这话怎么就这么巧，歪打正着地落到我头顶，不过，我似乎也很乐意做这份手工游戏。面对着一箱箱煤灰，我忙乎了好些日子，才发觉捏黑丸子其实很不好玩。
我家的厨房多半是我在打理，煮粥、炒菜、烧开水…… 逢居委会常通知检查卫生，家家户户开始大清理，我也模仿邻居大人洗地板…… 我是一个很糊涂的孩子，有一次我居然拿母亲的毛巾去洗了地板！
在幼儿园时，
我们年轻漂亮的王园长，则在一次大会上严肃地对我们说：“为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正在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下一代，你们就是下一代。”
这些话我几乎都没懂，先是“和平演变”就够我伤透脑筋，现在来个“争夺下一代”，就更乱，是嘛，人家美国在很远很远，连见都没见过，怎么来争夺我？老师好像不太乐意回答我这种无厘头的问题，经常会借机撇开我，去回答别人的提问。
我们那时的“手工课”，是很政治挂帅的。高个、严肃的
我和同学都有些怕
这还了得，男的怎么可以动手去摸女的裤子！这
在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各大街头墙壁上的标语口号，是我最早的识字板块。这种标语千篇一律，都是“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
我知道“美国”是一个国家的名称，但不知这个“主义”是么事，还警告要从台湾“滚出去”。后来在小学，老师说“美帝国主义”，又添加了“修正主义”，我自作主张地认为，凡是“主义”都不好。郁闷的是，在入队宣誓大会上，辅导员率领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 ,文革后，我们高歌“马克思列宁主义”……
哎呀，我的神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