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社评又指出，“这封公开信宣称八零九零后受了‘欺骗’，到国外留学得以无限制上网，才了解了1989年‘真相’。众所周知，网络遮罩阻止不了人们接近海外万展的敏感资讯，并非真能对人们看什么和不看什么做出完整设计。写信这像是在把个人的闭塞当成整个社会的闭塞来抱怨，如果这封信真是个别大陆留学生写的，只能说这些恰恰是在国外被洗了脑，成了留学生中思想和感情都很偏执的少数异类”。随后不久，这篇社评被删除，而其他网站转载也均无法打开。有观点认为环球时报的社评被撤稿，或许是当局还忌讳“六四”这个话题，不希望有任何有关“六四”的只言片语。

其实，“六四事件”本就作为中共历年来敏感话题，本就“禁言”无可厚非。可是《环球时报》一味的抨击“境外势力作祟”的观点未免太过偏激。有分析认为，首先，纵观前文所述，《环球时报》的社评讥讽有力，然而它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世界已然步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否认，因为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令世界各国之间产生了与以往时代不一样的涟漪，也不能否认因为互联网，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民众联系的更为紧密。然而，《环球时报》的言论在如今这一个讲究多元的互联网时代继续沿用旧的论调显然不合时宜。

再者，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对于敏感信息的过滤是众所周知的，而这无疑使人们不能完整、充分的获取信息。26年以来，“六四”事件始终是敏感词，被屏蔽在公共话语空间之外。其三，中国包括执政党，并不能“绝对化”的将问题全部责任推至中国留学生身上，或是一味抨击外部势力。从客观而言，回顾中国近些年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方式，不难看到“去政治化”、“非政治化”的教育无不充斥在年轻一代的课堂里、生活中。或许，从另外一方面解读，亦可认为这是造成当下青年人容易受到海外观点影响的一大主要原因。

“去政治化”教育

倘若仔细观之中国留学生的那封公开信，内容上确实也有偏激之处。只是如果将问题的根结归咎于留学生自身显然不合适。那么究竟是何样的原因才导致现今中国部分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抱有偏见的呢？有观点认为，这主要因中国的去政治化教育使当下的年轻人对中共的历史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相伴随的无论是学术理论，还是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去政治化”的现象，并且渗透在不同学科中，引起程度不同的争论。因此“去政治化”话语，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学德育大纲在不断地改革，大致经历了整顿调整、正式确立、深入改革、新课程改革四个阶段。从最初的单一政治化培养，到不断注入社会公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等新元素，更多地关注学生社会生活品德培养，政治化趋势不断减弱，呈现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这其中就包括“六四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当局并未做出太多“解释”和“回应”，甚至后来彻底“禁声”，仿佛从未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所以，通过“六四事件”可看见当代的年轻人对历史、对政治是处于模糊不清且一知半解的状态里。有分析认为，年轻人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是归咎于“去政治化”的教育方式。正如文章开头所谈到的海外留学生的“六四”公开信，《环球时报》在发文批评的时候却未能去反思为什么留学生会受到海外观点的影响。

当下年轻一代的青年们又是如何理解“六四事件”的呢？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国内回避历史，留学生能这么容易像一张白纸一样被影响吗？其一，官方“屏蔽”信息，回避历史，对外界不言、不语、不解释，以中共历届领导人为例，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的“存在”，在他们对中共的了解，关于国家领导人也是不熟知的，甚至对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基本情况也不甚了解，更何谈如何了解中共的历史呢？

其二，流传在坊间的各式各样的“版本”又不约而同的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思想，众所周知，当中国的网路防火墙越建越高，过滤及屏蔽的信息越来越多时，年轻人需要获取信息无疑是不全面的。然而这就造成当年轻人踏出国门后，对外界已经定型甚至偏激的观点包围和影响，他们毫无防备的全盘接受，甚至根本未有思考的余地去分析外部信息的“好与坏”。

其三，以上的这两点，在直观中无疑造成了青年人普遍抱着“残缺”的视角看待历史，而这亦成为中共执政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现状——一方面，对年轻一代人的培育无法达到原有的目的，反而令自己的观点失声；另一方面，这样的现状导致中国政府、或是执政党的公信力下降，致使年轻人与中国当局之间的“误会”愈加深。引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1984》中提到的记忆焚烧炉——“那些被删除的事实被放入‘记忆洞’里，让风卷进焚烧炉烧毁。”因此，如果中共也将曾经“瑕疵”丢进“焚烧炉”，无疑是对未来年轻人不负责任的做法，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