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初，母亲要我离开楼下那间闷热的小白屋，到红屋去做作业。我是个手“贱”的孩子，时常会背着父亲，反复拆卸组装他抽屉里的一只派克钢笔和两把手电筒。
夜里，宣传车呼啸而过，高音喇叭呼号：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世界是我们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这时母亲会自言自语：“嗯，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学习几十年，就研究出这条道理？”
在公众场合，常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照片，还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因为有两个是大胡子，我常闹不清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张冠李戴是常发生的。
第二个口号，很是令人费解，我问身后的母亲：“他们要说什么、做什么? 造反是什么意思啊?”
“小孩子听就好，问那么多干什么？”母亲责怪我。
我蹲在桌脚旁摆弄一个抽屉，嘴里说个不停：“我就是想要知道嘛。”
“死孩子，死孩子，这个死孩子喜欢咬文嚼字！” 身后的父亲开始有节奏地发话。居然冒出了第三个人的声音！我太粗心，以为此时这个房间里就我和母亲两人。
“你！可—以—休—已！” 他的声音逼近。
“你没有长耳朵啊？不准再问！你要学会用耳朵听！再问会死得快！” 父亲低声有力地警告我。
“ 这是个祸根苗！” 最后，父亲忧虑地对母亲说。
父亲这么一喊，顿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所措，突然，一个抽屉猛地跌落到地面,里面几个小东西蹦了出来。听着父亲的呵斥，我几近僵直，后背一阵发凉，心怦怦直跳，低着头、蹲在桌脚旁 ……
虽说被父亲肃整过一次，但还是旧病复发。几天后放学回家，没等书包卸下，我就神秘地对母亲说：“ 江青以前是演员。别人说的。”
听过，母亲立刻神情惊慌，制止我：“ 你啊！不知道厉害啊！跟他有关的事，你可以听，但千万别说啊，即使是真的也不要说啊，说不得啊。” 母亲说着说着，声音开始颤抖。母亲不会像父亲那样呵斥我，她费尽口舌、比划着告诉我：“ 以后你就会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袋，你到哪里，档案袋就跟到哪里。档案袋就是一个用牛皮纸做的大口袋。说了，你就会被人记录起来，放进你的档案袋里，你一辈子都完了，以后就别想再读书了，连要工作都困难！你宁姨就说过这句话，现在精神分裂啦。”
几天后，母亲在自己单位给我看了一个尚未使用的档案袋。这是文革后母亲给我开的一剂专针对我这样话唠的特效药。至此，我的嘴巴开始收敛。
文革前夕，“土豆烧牛肉”常是我们低年级的课内中心话题，它出自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口，曾一度家喻户晓。这恐怕是我记事以来，最大的一场跨国口水战。
老师给赫鲁晓夫下一个定义，说他是“修正主义头子”“背叛了斯大林”，并说“我们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他“撤走苏联专家”“讨债”而形成的。真是事态急转直下，听母亲说，他们那时流行“苏联老大哥” “爸爸”之类的说法。很奇怪，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竟然还有辈份之分。
当时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关系，亲热得说是“兄弟般的友谊”。至于“我们的朋友遍及全球”， 最早出自《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一度风靡整个六十年代。也有过这样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像金日成、胡志明、波尔布特、霍查、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
没有什么能像歌曲那样，能如此深刻地烙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丫丫学语时，大人们在唱“要古巴，不要美国佬，中国人民和你在一起”，更难以忘却的是，环绕厦门市的那几场空前盛大的“声援”游行示威，期间，“踩高跷”节目，是最街头的一幕。今天北朝鲜的平壤盛大游行集会，一幕幕，皆能勾起我们对往事的重温。
阿尔巴尼亚的总书记霍査的名字，在儿歌里反复出现，歌词里还有“亚得里亚海上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当时与霍查亲热得直说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虽然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说他是铁修，大概是指“铁托修正主义“吧。
北朝鲜是我们的盟友，电影院里不停地放映它的电影，一片《卖花姑娘》反反复复地放映。那是一个全场浸透泪水的故事片，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很心甘情愿地，带着手帕，频繁进出影剧院，与那个女主角同泣咽。
看着自己的“蓝色海洋”，再看看纪录片里平壤人的节日盛装，我们一度羡慕起那个盛开金达莱的国家。
除此之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收听他们的电台就是“听敌台”，“听敌台”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就得被逮捕、被判徒刑、入狱。他们的亲人就要被株连，后代升学、就业都要受到威胁…… 如此千丝万缕。为了安全，父亲坚持不给我买收音机，免得还要去公安局登记。
此后，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纪录片,成了我们学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去电影院的前一天，班主任郑重其事地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再三叮嘱我们，在影剧院看记录片时，要跟随领号人呼口号。我们专注地听着,不知觉中都站了起来，激动得眼角湿润，闪烁着幸福之光，很快，整个教室沸腾起来 ……
第二天，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集队步行到电影院。一路上，我们挥舞着拳头，高呼“毛主席万岁！”，唱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电影院里，全场肃静，静候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稍后，一阵庄重的奏乐声中，屏幕突然发亮：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时的城楼，有如一艘翘首待发的航母，在百万红卫兵方队浪潮里，毛泽东向一波又一波的红卫兵欢呼热浪挥手…… 广场上，金水桥前，红卫兵小将热泪盈眶，雀跃欢呼，“万岁！万岁”声，此起彼伏，击节而起……
记忆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以往我们只能在照片上看到。这一幕幕最后定格在一张大家都熟悉的纪念邮票上，被题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颇受鼓舞，把这张照片解读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招办！”
文革前，经常可以从有线广播听到：国家主席刘少奇…… 邓小平 …… 感觉邓小平的名字似乎很年轻。文革开始，突然听到一个新的名字：林彪。他成了我们的副主席、副统帅，中国第二号人物。报纸上宣传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跟得最紧…… ”我不懂什么是“跟得最紧”，只是在电影里看到他总走在毛泽东后面，离他最近。
为这事，我问母亲：“毛主席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为什么周恩来不跟紧啊？每次他都是最后一个出现。”
“你要注意看，毛泽东身后出现的人是按次序，林彪跟在后头，证明现在他的地位是第二。刘少奇本来是第二号人物，现在往后挪，说明他要出事啦。” 母亲耐心解说。
兴奋之余，母亲问我：“ ‘万岁’是来自哪里？” 我摇头。她笑着为我解释：“封建社会的皇帝让百姓称自己是‘万岁’。”母亲还说：“ 每一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都有新内容，你要安静看、思考。千万记住，只看不议论！”
第一次看到江青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影院里冒出一个声音：“毛主席的老婆！” 顿时，整个影剧院一片欢呼，我不由自主地起立，那个兴奋劲啊，没说的！江青还真是风度翩翩，腰板直挺，微笑着，一身男式军装，戴着眼镜…… 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声音真响亮 …… 我们热爱领袖，我们当然会无缘无故地去爱江青。可是母亲却说：“江青亮相天安门城楼，这是一个信号，她正式参政！”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电影，分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 学校组织我们一场一场看下去。后来，毛泽东乘敞篷车穿行在红卫兵方队海浪里，真有着在辽阔大海航行中的舵手气魄，舵手的一支手臂永远是举着，程定格状态，随后是林彪、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 不久，刘少奇消失了，邓小平消失了……
就这样，毛泽东一场又一场地接见红卫兵，尾随他的人，渐渐地一个个消失。不时有长相古怪的新面孔出现：普通话不敢恭维的、话音浑浊的陈伯达出现了；细长、尖嘴猴腮的眼镜张春桥来了；硕大鼓眼的姚文元，神态颇似深山里鼓腮帮的石蛙，几年后他的一篇文章《江河》闯进了我的高一语文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