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中华独立战争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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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发生保路风潮成都血案，激起骚乱。清廷为扑灭保路风潮，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湖广地区（湖北湖南）革命党人见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开始策动在武昌和长沙伺机起事。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联合，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有成语“八月十五杀鞑子”）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就在革命党人9月24日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士兵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马队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刘公、孙武逃入汉口法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领导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由于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小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0余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10月10日白天，清军警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勸谕党人自首。

10月10日傍晚6点左右，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起义士兵向武昌城内楚望台军械库进发。10月10日晚七时许，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排长）陶启胜查夜，看见棚正目（班长）金兆龙抱枪仰卧，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对陶排长不满，对骂道：“造反就造反！”并和陶启胜扭打起来。士兵程正瀛过来帮金兆龙，举枪将陶击毙[1] ，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相继被程正瀛击毙。军营大乱。

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武昌城内的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起义士兵强制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

起义军攻打都府，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府，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镇压。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镇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覆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