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变

引言：为劝善惩恶描绘的地狱图，叫作地狱变。这种震撼人心的地狱描绘图，始自印度阿旃多石窟寺。西域、中原也有地狱图流传至今。我国自唐代以后即盛行着这 一种绘图，张孝师、吴道子等人，皆为著名之高手。其中，又以吴道子最为有名，他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景公寺”墙壁上绘出“地狱图”时，京都长 安的观者惊惧万分，不敢食肉，两市屠夫为此而转业。

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个正当壮年，对日本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却自寻短见的天才的作家，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芥川龙之介（1892-1927），一个是三岛由纪夫（1925-1970）。

芥川龙之介，本姓新原。他因为健康和心情抑郁的原因，自杀于三十五岁。那时正值裕仁继位，日本民主化开始崭露头角。然而，芥川却自杀了。这时，距离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罗生门》（1915），不过十二年。很多人可能就是通过由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这部电影（故事其实借用的是芥川的小说《筱竹丛中》），以及设于1935年的“芥川奖”认识他的。但是，芥川对日本现代文学的 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独特的冷漠悲情的艺术观。这一点，在当今的日本文化创作走向中，仍然可以见到遗痕。

在芥川的审美观中，所谓的文学绝唱，便是来自地狱的呻吟！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叩击死亡之甍与享受美丽人生的意趣，一直是他创作的意向。这种矛盾的创作心态，就像病魔一般折腾着他。这一点，可以从他写于1920 年的《秋山图》与写于1918年的《地狱图》中看得出来。在《秋山图》中，他假借元朝末年大画家黄公望的一幅《秋山图》的踪迹，将审美与生存的虚实契合在一起。那种弃除了空间与时间的顿悟之后，对审美的超然把握，荡漾着的正是对自我的重新 发现：幸福的生存错位。在《秋山图》中，芥川的审美心态与心境似乎也超脱了。

而在芥川稍前两年写作的《地狱变》中，其炙手可热的笔触，却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人生现象：美对人性的扼杀！这是一个足以让人颤栗的审美征象的对比！

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在他写作《地狱变》之时，他的唯美的感受能力，是被更多的梦幻破灭的忧思所困扰，因而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在《地狱变》中，他 肢解了很多他曾经崇信的的价值观念，就像快刀斩乱麻一般。因为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残酷情景，人在那里备受摧残，从而思想和性格都产生了异变。

然而，这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芥川龙之介始终没有突破他自己设定的那层地狱之网！
 芥川之前，主导日本文化的是传统的唯美意识。盛行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俳句，代表了那时日本文艺界的最高成就。但是无论从意境还是从操作的技艺角度来看，它都 可以视作是中国山水派诗歌的衍生体。日本诗歌的审美基础，实际上是由晚唐的遍照金刚奠定的，但《明镜玉府论》却与稍后于它的司空图《二十四品》的那种澹空清虚的审美观不谋而合。那种饱含禅心的超然物外的审美生态，对后来的俳句作业，我相信起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这种恬淡的美学格调，到了芥川 时，突然逆转而成了一种残破的悲剧。这也是一个作家从梦想回归现实后的悲剧。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审美突变。芥川的文学思想，代表的是明治、大正前后日本文人去意徊徨的失落倾向。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文学并 不总是代表着进步的时代，它凝结的也许更多的是某些看似病态的生存阴影。表现这些阴沉的现象与心理，有时成了文学家的责任。

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一般都是基于文化心态的错位与迷失之上的。这使试图穿越耸立于浓重的新旧文化移变荆棘墙前的芥川，恍如在地狱的边缘，只能艰难地朝向光明摸索。他们的精神包袱，显得异常的沉重。芥川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形象，更像是个苦行僧。

二十年代中期，芥川龙之芥来到中国访问。他从一踏入中国土地那一刻始，就难以抑制地流露出了他对触目惊心，满目疮痍的中国的失望。这时他在身心上都已经很虚弱了，他呻吟道：

 “这可真是个让人觉得没有活力的国家呵！你们就是要让我去喜欢它，也还是不可能呀!”

他看到的是悲难，贫穷，落后，甚至肮脏的中国，但他却看不到这些表象背后的恶性结构、良性结构的基础，是如此的坚实。因此他错过了一次认真检讨汉文化真正的魅力与耐力的机会。此时，疾病缠身的他，可能更想呼吸到的是，那些幻觉中的笔墨滴落在鲜艳的花朵上的气息。但是，现实让他有些绝望了。他嗅到了自身文化母体中发出的霉味与血腥味。这种痛苦，于他来说，无异于就像是来自地狱的呻吟！

而那时，从日本回到中国的诸多文艺人士， 正在一场躁动而肤浅的文化运动中，炒豆子般地蹦跳着。他们中很多人尽管不得艺术的精神要领，但是昙花一现般的恶作剧，看戏的跟做戏的显然都喜欢。好事者谓 之“五四运动”。他们骂来骂去，终于骂成了一场似是而非的文化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对于中国美学意义上的诸多问题，却根本就没有触及。它的政治色彩，远远浓 于对文化本身的探讨。说句实话，伪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延续并且甚嚣尘上，是因为人们精神的脱节，失落，而不是对新的信仰的忠诚。

在中国，所有的运动都不可能催化新思潮的诞生，只能带来一种政权的妥协，或者改变。文学其实是无须急于去充当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的，只要能在浓重的黑暗中折射出自身的光芒，便是文学的胜利！但是当时的当事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错位，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底蕴脱离了母体脐带，呈畸形发展。这一点毋庸讳言。

相比之下，芥川在岛国上幻想着大陆璀璨的古往今来，倒可以让他穿透过生死之间薄薄的黑幕，看到悲剧的亮光！它是芥川的审美观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投影。那种从黑暗中透出的朦胧的希望，既是微弱的呻吟，也是高声的呐喊。也许文人总是敏感的。芥川他可能早已预感到自己文化血液中的不安成分，有朝一日终将遭到另类文化的洗涤。而这一点，正与三岛的唯美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恐惧，始终伴随着他的短暂的创作历程。不过，体验生命的那种被剧烈扭曲的痛感，有时的确也是可以给人带来快感的。在从中国回去不久之后，芥川便因缠绕于身心的病魔的恶祟而自杀了，时年35岁。

次年，年方二十的、《斜阳》、《人间失格》的作者太宰治自杀未遂。此后，对死亡情有独钟的他多次试图自杀，终于在1948年与情人山崎富荣绑在一起殉情了。太宰治被认为是颓废主义作家，他对地狱的向往，是对黯淡人生的折射。

日本人对审美瞬间辉煌的热爱程度，远远超出了对理性的人生哲思的把握。这使得一些敏感的文人，在通达向审美的最高境界的过程中，犹如在地狱中煎熬一般！这是审美精神的分裂。

就在芥川自杀的同一年，二十八岁的川端康成登场了。他的《伊豆舞娘》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十年之后，他发表了《雪国》。十五年之后，他的《千羽鹤》出世了。又是十年后，他发表了《古都》。川端的这四部代表作，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结实的基础。日本的文学主流，也因此从芥川的阴霾中走了出来，开始重新体认日本民族的阳光之美。就像川端在《古都》的开头写的：

“千重子发现，老枫树上的紫花地丁开花了。”

可惜的是，在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昂然生机，却不能解决作家本身对生命的困惑。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作为工作室的公寓中，口含煤气管自杀了。

生命是脆弱的，不单只是在肉体上，还在精神中。审美的诱惑，导致天才作家对现实处境的理解，经常处于癫狂状态中。就像川端题字所言：佛界易入，魔界难入。

做为川端最看好的学生，三岛由纪夫的审美观，又是另一种极端。他本名平岗公威，主要传世作品是《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 关于三岛，我实在不好多说什么，想必认真读过他作品的国人都有这种想法。一想到他，内心底处便有一种遗憾与忧伤。我们对三岛有着太多的误会了。其实你如果读过《金阁寺》和《潮骚》，你应该看到一个集聚反叛与善良于一身的三岛。

说到表现东方文化之美的文学，至少五年之内（就以2015年为限吧），无人能达到三岛由纪夫的高度。我想，在对待三岛的作品时，必须与他的偏激的政见，分别看待。也许只有那条无形的文化脐带，才能让日本人重新发现、并且回归他们文化的生存母体？！

但这是需要相当的智慧和勇气的。
   

秦無衣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