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敌　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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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在接到本市有数的几个亿万富翁之一的郑学是的请柬时，忽然间发现，自己快要走不动了。这让我很沮丧。这些年来，我百病丛生，关节炎，胆囊炎，鼻炎，还有要命的糖尿病，折腾得我苦不堪言，以致刚六十多岁就显得老态龙钟了。但是我凭着一股与生命搏斗的毅力，终于还是熬过来了。

　　我的妻子伏风，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主动跟我离婚了，随后这个徐娘半老的女人，迅速嫁给了一个比我的年龄还要大的男人。那个男人头发半秃，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还经常给人拾掇拾掇衣领什么的，喝汤的时候，拿勺子的小拇指呈兰花指状。伏风原先可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男人的。不知道这个老男人是如何讨得她的欢心的。而我觉得自己除了脾气大了点之外，——自从患上糖尿病之后，我动不动就骂娘。我还酗酒抽烟的，所以老婆跟别人家跑了，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我跟伏风拥有一个长相清丽、乖巧伶俐的女儿，随我的姓，叫柳君。女儿大学毕业后，在省有线电视台谋到了一份时常抛头露面的时髦职业，每天只要工作半个小时。她要干的事，就是把那些整天上窜下跳的记者们搜罗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在荧屏上笑容可掬地向大众进行广播一下。有时候她也顺便主持一些节目，捞点外快。她在播音时就像一朵花，但是一离开播音的位置，她的脸面马上就冷若冰霜了，这就跟她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样，可能是一种职业习惯。

　　如今柳君跟着我过，更确切地说，是照料我的生活起居。她不喜欢她的母亲，可能是同性相斥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母亲抛弃了我。总之她是我的唯一的希望了。女儿曾经撮合过我跟伏风，苦口婆心地试图想让我们破镜重圆，再来一段黄昏恋。然而，最后我们两个当事人只在一起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欢而散了，其中还没有什么肢体的亲密接触。如果产生肢体接触，那我就成了实际上的第三者了。后来那个老头过世了，我仍然对伏风无动于衷。

　　柳君恨铁不成钢，她气咻咻地说：爸，你是不是还忘不了红月阿姨啊？！

　　那天，柳君把郑学是的请柬递给我的时候，我正躺在沙发上，闭着眼听一段赵燕侠演唱的京剧《白蛇传》：

　　“许郎夫他待我百般恩爱，
　　喜相庆病相扶寂寞相陪。
　　才知道人世间有这般滋味，
　　也不枉到江南走这一回。”

　　我抖抖索索地接过请柬瞄了一眼，就放在茶几上。请柬是邀请我去参加大富翁郑学是的女儿郑东风的出嫁喜筵的。我问柳君，请柬是谁送来的？柳君说是郑学是的儿子郑昌。

　　我听了，脸色忽然就有点不快了。——因为以前每逢重大的节日，郑学是和他的妻子吴红月，都会亲自上我家来看望我的，顺便大包小包地拎着些名酒名烟人参燕窝等。柳君笑着说，爸，你别耍脾气了，也许是郑叔叔正忙着呢。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省里屈指可数的大富翁了，整天东奔西跑的。

　　我说我不稀罕吃这喜酒。他给你妈送请柬了吗？柳君说也送了，听说好多从前的老同事、老朋友他都请了。我一听伏风也要去凑热闹，就说那我就不去了：我说小君，你最近好像跟郑昌来往频繁啊。柳君说这是她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爸你的脑子怎么还那么僵化呢？！

　　我说，你跟谁我都不反对，可就是不能跟郑昌！柳君说，要是郑昌也像他父亲郑学是对红月阿姨那样，一生痴情不改，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这年头还有几个痴情的男子？你还是死了这份闲心吧，富家子弟有几个不好风月的？我看你是看上了人家的家产了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在省城一个京剧团里当编剧，出人头地。我整天把头发梳成光滑的三七开样，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大头皮鞋擦得油光发亮。我的这幅形象在如今这年头算是大老土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年轻人的标准形象，时髦的要命。

　　当时省城里有两个京剧团，我是在二团。我们剧团里包括跑龙套的，共有三、四十号人。剧团团长张裕国是个南下的三八干部，不怎么懂得业务，但是却很懂得做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女演员的思想工作。我到剧团当编剧，完全是属于半路出家，本来我是想做行政工作的，那样前途比较光明。我父亲也说在剧团里混不是正道，他说剧团里的那些漂亮的女演员，差不多都是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意思是在外面有眉有眼的，而住的地方却乱糟糟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这些事的，后来我到剧团后才发现我父亲所言不虚。

　　可是因为我家庭出身差，土改时还在省城教书的父亲，莫名其妙地被划成了地主，所以我一直无缘入党。这让我很痛苦，因此我对我的父亲就没有什么好脸色。其实我父亲在乡下只有几十亩地的，顶多划个中农，但是49年我的小叔公听说共产党要来打土豪分田地了，他赶紧就把他名下的一百来亩地交给了我娘照看，然后自己就卷起细软离开了家乡，去悬壶济世了。于是我们家就成了地主。我每次在填表格的时候，脸上都火辣辣的，我不好意思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地主”两字，就填上“学生”。

　　我小叔公后来是要饭回来的，这倒不是他装穷，而是他跑到外面闯世界，但是又不精通此黄之术，把钱全都赔光了，输光了。这时的他一身赤贫，于是理直气壮地成了下中农。

　　57年“反右”时，我因为年轻气盛，好高骛远，就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差点被打成右派，从此噤若寒蝉。因此我也不指望在政治上有什么进步了。于是，我就通过一个徐姓的老上级的关系，调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京剧二团。

　　这位徐老上级是在省委工作的，是个举足轻重、然而却不显山露水的头目。我刚参加工作时，曾经在他的手下做过两年多的通讯员，因为我为人乖巧，又积极肯干，因此很得他的赏识。在省委机关工作期间，我曾经利用业余时间写过一个剧本，叫《古城春来早》，写的是解放初期沿海一带地下工作者反敌特的事迹。经过徐姓领导的推荐演出（他是剧本的顾问），一时在全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此到剧团工作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61年的时候，我考上了上海一家戏剧学校，但是最后我没有去学校报到，那时我正在暗恋剧团里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孩，她时常让我神魂颠倒，夜不成寐。后来，我非常壮烈地当着我们这位唱小旦的女孩的面，把入取通知书撕掉了。我以为这样做会赢得她的爱情，然而结果适得其反，这女孩根本就不买我的账。那时我想死的念头都有了。

　　这个女孩就是红月。那时我二十岁，而她只有十七岁。我在艰难地度过了通常的失恋郁闷期之后，就原谅了她。你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当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的，她需要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敦敦教导和照料。爱情这玩意，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觉得我应该成为那个男人的。

　　2

　　剧团里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非常融洽，其实背地里却是另一回事。用“勾心斗角”这个词，还是不能表达出其中微妙情状的。比如一个人正跟你拍肩膀聊天，一口一声哥儿姐儿亲热地叫着，但是一转身他（她）在跟另一个人聊天时，又会把你臭得狗屁都不是。男女都这样。大家都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把舞台搬到了生活中来。不过这些小圈子又多是松散的，因为某个小圈子里的人，经常又会跟其它的圈子里的人搭在一起，构成了另一个亲密的小组织，这有点像函数中的交集。大家乐此不疲。他们在台上演戏的同时，在台下也在演戏。后来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时候，我对剧团的人际关系做了一下总结，我觉得剧团中至少有五个世界。不过，我跟这些小圈子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深怕一不小心就要陷入到泥沼之中，难以自拔。但是我那时没想到这样可能更糟糕，每当我出现在哪个场合时，只要我不跟其他的人接触，他们话题的矛头，肯定就会凌厉地指向我。我成了众矢之的，说的难听一些是丧家之狗。这让我十分的痛苦。

　　众所周知，剧团里的男女关系一般都是比较随便的。打情骂俏属于家常便饭，要是剧团下基层、下乡去为工农兵演出时，有时候大家睡的是通铺，男女几十号人挤在一起，半夜三更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些出格的事，也是有的。因此我当着红月的面撕掉了录取通知书，以示求爱，也就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

　　有一天，我的那个徐姓老上级突然打电话来找我，要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那时剧团里实行的是坐班制，我说我得跟团长张裕国请个假，徐姓领导说不必了，回头他跟张裕国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他说，记住，小柳，你不要把到我这里来的事告诉任何人，这是纪律。

　　老徐是个中共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三十年代中期就参加了革命，五、六十年代在省委一个重要的部门任负责人。老徐一见到我，劈头就问说，小柳，我记得你家是地主成份？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很没面子的事，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嗫嚅着说，我早已经和我的家庭划清关系了。其实，那时我不但没有跟我父亲划清关系，而且那两年大灾荒导致口粮紧张，我父亲赚的钱又比我多，因此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要跑到他那里，义正词严地摊开巴掌向他要钱。我父亲小心翼翼地掏出老旧的皮夹子，给了我十块钱，想了想又给了我五块钱，然后就推脱说，他自己也没有几个子儿了，要我省着点花。我觉得我父亲的样子更像是小资，而不是地主。

　　老徐笑笑说，小柳，我不是要跟你清算你们家的历史问题，我们已经认真考察过一段你的表现，你的思想觉悟很高，要求进步心强。这次，我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希望你能接受组织上的考验。

　　我相信，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让我激动不已的话，我的眼圈一下子就湿润了。看来组织还是信任我的。老徐接着说，我们知道你很喜欢学习，政治性强，这很好。最近的国际、国内形势你是知道的，北方的老大哥跟我们翻脸了，而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趁着这两三年我们经济困难，正蠢蠢欲动，我们时刻都要警惕着。就像主席说的：“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时，我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了。我问说是不是要解放台湾了？老徐摇摇头说，台湾总是要解放的，不过不是现在。我们发现到一个敌特组织，以前我们还只是盯住了它的无线电台，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最近在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时，它跟台湾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了，也越来越猖獗了。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电台端掉？老徐说，经过我们分析，这个电台并不是单干户，它的背后有一个严密的敌特组织。

　　我忽然想到刚才老徐说的对我的“考察”什么的那些话，那么，我的行动不是全都在有关组织的监控之下吗？！想到这些，我的身上忍不住沁出了冷汗。我慌忙解释说，徐主任，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敌特组织存在着，我更不可能参加这个组织。

　　老徐看到我的窘态，就笑着递了一支烟给我说，你当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敌特组织，这个情况，只有我们局里三、四个人知道的。今天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个秘密，是因为我们打算派你打入这个组织。

　　我说，可是我对这个组织一无所知啊，我一打进去还不被他们给掐死了？！老徐说，其实你对它是最熟悉不过了：这个敌特组织就在你的身边。我吓了一跳，一时反应不过来，就懵然地看着老徐。老徐说，这个俱乐部的代号叫“野玫瑰俱乐部”，它的头目的代号就是“野玫瑰”。我说，我从来没听说我的身边有个什么“野玫瑰”。老徐笑着说，要是你现在都知道了实情，那么我们早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我这时有点明白了，敢情这个“野玫瑰俱乐部”就在我们剧团里，而老徐之所以敢于将这么秘密的事情告诉我，很有可能真是要让我去做卧底。一想到卧底，我马上就想到了老徐在解放前从事过的神秘而又富于刺激性的地下工作。只不过性质不同的是，老徐当初从事的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活，而我即将接受到的特工生涯，不过是有惊无险、旁敲侧击的任务而已。——毕竟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这时，老徐郑重地说，小柳，组织上正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你知道，出身成份并不能决定一切，这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我点点头，脑子里想的却是在我们剧团里，到底谁可能会是“野玫瑰”？听这个花里胡哨的名字，这“野玫瑰”显然是个女的，你想哪个正儿八经的爷们愿意娶个鲜花名，做为自己活动的代号呢？

　　我从我们团里的党支书记丁大姐，一直想到红月，觉得她们虽然平日里都喜欢凑圈子，但是怎么看也不像是敌特啊。

　　老徐见我有些走神了，就说小柳，我们之所以派你去做卧底，一部分原因跟你的家庭出身也有关系。因为你们家是地主成份，这样，你在跟那些妄图复辟反动人物接触的时候，他们多少会减少一些疑虑的。另外，适当的时候，你还可以在公众场合发泄一下不满的情绪，以便麻痹敌人。你记住了，小柳，现在是他们在暗中，而我们是在明里。你看剧团里有几十号的人物，还可能包括剧团外面的人。而我们掌握的情况，就是敌特的电台讯号和这个组织的代号。这里面的难度还是很大的，你就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楔子，你要靠智慧来进行斗争。

　　听了这些话，我心情越来越激动了，就问老徐说，我可不可以在我们剧团里发展成员？因为这时我想到了红月，如果红月成了我的助手，那么我们的爱情……

　　老徐坚定地摇了摇头说，不行！过几天，将会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你们剧团工作，她名叫伏风，是我们特意派到你们剧团去布疑兵计的，目的就是想让“野玫瑰”对她产生怀疑，好配合你的工作，但是你要记住，你跟她不能有任何的特殊联系，你们只是一般的同事，因为伏风她对整个计划都一无所知，只是起到影子的作用。当然了，她是在我们保护之下的。我们要对自己的同志负责。

　　那时我对女人的好感都在红月身上，对于这个叫伏风的女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何来的老徐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那时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我只考虑到我不会喜欢上伏风，却没有想到，她有可能一厢情愿地喜欢上我，毕竟我油光发亮的头发与皮鞋，还有一支笔杆子，在那年头就像时下的“奔驰”、“宝马”车一样，容易让女孩子们怦然心动的。

　　我问老徐，我的任务有没有一个期限？老徐犹豫了一下，手指头在木沙发扶手上快速地敲弹着，最后说，最近蒋匪军在我省东南一带的活动相当猖獗，我希望你能尽快地摸清敌特的情况，不要让这些蛀虫给我们党和人民造成无谓的损失。

　　接下来，就是我跟着老徐对着党旗与国旗宣誓，我热血沸腾，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宣誓之后，老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时他不再叫我小柳了，而是称呼我为柳东同志。“同志”这个的亲热称呼，使我的泪水流的更厉害了。老徐说，柳东同志，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的，我们也坚信你能坚守组织纪律的。说到后一句话时，他重重地攥住我的手，我疼的嘴巴都歪了。这不像是信任我，而更像是一种威胁一样。我说我知道自己接受的任务的份量。

　　老徐说，柳东同志，今后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单线联系，我是你直接的上级，有什么情况你就向我报告，除了我之外，谁都不知道你在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这主要是出于对你的安全的考虑。还有，你的代号是012。你是剧团的编剧，你知道应该怎么演戏的。

　　接着，他神秘地微笑了一下，点燃了一支烟，头昂得高高的，令人敬仰。在呛人的、袅袅的云烟里，我似乎看到，一幕精彩的戏剧就要拉开大幕了。

　　3

　　从省委大楼出来时，我的步履一下子轻快了许多。——想想看，我接受了一项多么光荣的任务！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要两个钱，好好给自己庆祝一下。另外，他那里还有一台机体庞大的上海131型7灯4波段的收音机，有着4个扬声器，声音洪亮优美，产于1958年前后，是“大跃进”时候的产物。这种收音机在那时，大都是配置给级别较高的干部，或者一些宾馆使用的。购买这种收音机需要特殊的证件等。我的身份不好的父亲，也不知道通过什么瞒天过海的手段，居然让他给买到了一台。看来人不可貌相。

　　那时，蒋匪帮在金门岛设有对大陆的广播电台，在F省沿海一带，轻易地就可以收听到来自海峡对岸的反动讯息。我方为了对蒋匪军进行心理战，于“八．二三”金门炮战的第二天，就成立了“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对蒋军进行政治宣传战。我想顺便想借用一下我父亲的这台宝贝收音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研究一下我附近的敌台情况。可是，刚开始时我爹死活不同意我借收音机。他是个胆小的人，说是年轻人容易被敌台的靡靡之音和反动言论所迷惑，而我们家身份又不好，因此不让我使用收音机。我软磨硬泡了好一会，向他承诺说只借三天：我说，三天时间里我总不至于被蒋匪帮给洗脑了吧？我爹这才勉强答应了：你要是三天后不把收音机还过来，以后就别想从我这里要东西了！

　　没想到我父亲老大不小的人了，还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时居然还唠叨着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说是他的一个同事的女儿，长相虽然一般，但是为人朴实能干，嗓音清脆，跟我很般配的。我父亲时常向我抱怨说，他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的太太，也就是我的母亲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过来的，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也就是，按照我父亲的意思，我是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我随口问说那个女的是哪个单位的？父亲说是“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的一位播音员。看来，他真的是迷上电台了：找儿媳妇的条件，居然是嗓音，而不是面貌。

　　我一听他说是个搞文艺的，就一口拒绝了。我自己吃文艺这碗饭都快吃腻了，到时候要再来个搞文艺的女人做老婆，那日子过起来还不是萝卜炖土豆，一清二白？！当然，我们剧团里的红月该另当别论，她是西红柿，不是土豆。我父亲说，看你也是二十岁的男人了，还整天还疯疯癫癫的，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跟你娘成亲了，你也该有个人管管了。我说你自己都说了，你那是包办婚姻。这次我爹气得只给了我十块钱，就挥舞着骨节细长的巴掌，将我打发走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才晃晃悠悠地回到剧团，我估计老徐已经跟张裕国打过电话了。那时还在灯光组跑腿的郑学是一见到我就说，东哥，今天你上哪儿去了？张团长正到处找你呢！这个时候的郑学是还不到二十岁，看上去花里胡哨的，平时一向不太正经，人有点过于精明，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给混进剧团来的。不过他在剧团里倒是混得开，如鱼得水。

　　我将收音机放到宿舍后，就慌忙赶到张裕国的办公室。张裕国劈头就问说，小柳，你今天嘎哈去了？连个假都没请，你眼里还有组织纪律性没有你？！张裕国是东北人，说话时候喜欢绕舌头，嘴里老像是含着一个热烫的鱼丸似的。我说我父亲生病了，赶过去看看他。张裕国说，你知道不？今天红月也没来上班，你们俩是不是整在一起了呀？我愣住了，半晌才问说，红月今天没来上班，为什么？

　　张裕国说，最近我们剧团里的情况有点异常，你们可不要给我整出哈麻烦来。

　　我琢磨着这个“异常”的意思，心想，张裕国对“野玫瑰”的事是不是也已经知晓了？张裕国语重心长地给我做了约有一个小时的思想工作，然后说，给你说一下，过几天我们剧团要到东南沿海前线去，为驻军演出。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你马上给我搞出个京剧小段子出来，内容主要是歌颂军民团结的。到时候我再帮你鼓捣一下。

　　听说要去前线慰军，我也很激动。我一回到我的单身宿舍，马上就摊开纸笔，准备创作京剧段子。但是今天我的思维，全都离不开红月和“野玫瑰”，因此灵感根本就上不来。我构想有一个女孩在强台风登陆时，掉落到了洪水中，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奋不顾身地跳下水救起了她。这女孩无疑就是红月，而那个解放军战士被我想象成了是我自己。但是这不是操蛋吗？我把笔一掷，心想，我还是先执行老徐布置的重要任务吧。

　　我先对我们剧团人员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剧团的编制共有四十五号人，女的是二十一个，男的包括我自己是二十四个。我先将男的排除在外，因为正如我前面考量的，这“野玫瑰”极有可能是个女的。在这二十一个女人中，有十七位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包括人缘极好的党委书记丁大姐。她们都不大可能是“野玫瑰俱乐部”的成员。剩下的四个女的，红月很快就被我排除在外了。我想，红月要是“野玫瑰”，那么我们京剧二团干脆就改成特工俱乐部算了。

　　现在只有陈燕玉，李芳和董淇三人的嫌疑最大了。陈燕玉是北京人，她是解放后从北京一个戏园子主动支前来到F省的，现年三十岁，唱的是青衣。她是个能说会道的女人，相貌不算很漂亮，但是挺有味道，眉眼比较会勾人，身材丰腴。像她这种身材，本来是不太好唱青衣的，我估计可能也就是解放后发的福。不过她的丈夫就是剧团团长张裕国，因此没有人胆敢去抢她的饭碗。

　　李芳是上海人，从中央戏曲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团里，算是科班出身。她现年二十五岁，是我们团里的当家花旦，长相可能也是剧团里最出色的，一双眼睛能把男人们整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没有结婚，估计是眼界太高，像我这样条件的，根本就不敢贸然问津。有人说她在学校时，曾经欲死欲活地爱上过一个男老师的。这话我信。

　　董淇是南京人，本来是在南京前线文工团的，后来随着丈夫来到F省。她的丈夫是二十八军的一个中校团长。她现年二十八岁，是典型的江南女子，眉清目秀，在团里是京剧二胡手。

　　她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各异：陈燕玉开朗豪爽，典型的北方女人脾性，嘴里留不住话。李芳平时不太跟人接触，有点孤芳自赏的样子，在剧团里也不搭小圈子，大家都说她傲慢，眼皮子朝天。董淇是表面上见了谁都笑，但是最喜欢在背后嘀咕人。而从年龄上看，她们三个人也最有可能跟“野玫瑰”沾边。

　　我决定先从她们这三个人入手，掌握线索。

　　4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地打开那台收音机，将频率FM调到蒋匪敌台。收音机里先是起劲地播放了一通反共宣传，鼓励解放军官兵们投奔自由，然后就是提醒散布于大陆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潜伏特务们注意，他们要发送密电了：XXXX号同志请注意，你的情报已经收到，3402，2357，6845……等，对于这些密码，我听得云山雾水的。

　　接着电波中就出现了叽叽喳喳的干扰声音。不过我总算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做为“野玫瑰”，她应该拥有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除了有一台隐秘的电台外，还应该有一台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二是有一个单独的、偏僻的住房。

　　我正猜想着，这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敲门？我像个敌特一样，赶紧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音乐台，这个台刚好正在播放裘盛戎的《赵氏孤儿》。我打开门，看见郑学是正歪笑着站在门外。

　　郑学是的家在省城，就在军区空军司令部的旁边，平时住在剧团的集体宿舍里，周末回去跟父母住一起，顺便蹭饭吃。他问我说，东哥，有烟吗？我打开抽屉，给了他几支那时正流行的“海堤”牌香烟，随后我自己也点了一支抽起来。我问他晚上在忙什么，这么晚了还想抽烟？郑学是说，是丁书记丁大姐找他谈心去了。我笑着说，她是不是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啊？郑学昌说，不瞒你说东哥，我想入党，不入党的话我可能就找不到女朋友了。

　　我心想，真是人不可貌相，连郑学是这种吊儿郎当的人都想入党了。我笑着说，怪不得最近咱们院子里的卫生扫除，你一人全都给包了，原来是要进步了。可是我就奇怪呢，丁书记为什么不找我谈心呢？我也递过入党申请书的啊。郑学是诡秘地笑着说，这说明你表现的不够积极。我问说怎样才算积极呢？难道就是扫大院吗？！

　　郑学是凑近我说，你呀，这事你得先主动去找丁大姐汇报自己的思想，——你别看她平时满脸严肃的，其实她为人挺和蔼可亲的，比死板的张团长要好多了。我打个比方吧，入党就像上餐馆吃饭一样，你拿了菜单，但是你不叫服务员过来点菜，人家怎么给你上菜？

　　我想想他说的这话有些在理。于是暗地里决定明天一定要去找一下丁大姐，告诉她我想点什么菜。——这些事，我给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来，他们可能会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如此，大家都想进步。

　　郑学是又说，东哥，今天红月没来上班，你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我说你这个消息灵通人士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郑学是于是笑了笑说，东哥，我知道你对她有那种意思，不然你也不会不去上海读书了。可是我呢，我现在要是一天见不到她，就心神不定的。东哥，给你交个底吧，我入党其实就是为了她。红月说了，她将来一定要嫁个进步心强的党员。

　　我心里一怔：没想到这小子也迷上红月了，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我突然间平空就冒出一个情敌来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在我们宿舍的楼道里碰到了吴红月。红月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已经发育的让男人们感觉到很要命了。她长相清纯，乌黑的眼睛，乌黑的头发，眼下虽然只是个唱小旦的，平时在台上给李芳，陈燕玉她们打打下手，唱红娘、青蛇等角色，但是凭着她的嗓子跟身段，两、三年后团里花旦的角色非她莫属。自从那次我当着她的面撕了入取通知书之后，我们俩见面时都有些尴尬，虽然我老是想单独跟她在一起。红月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内疚，而我则是出于自尊。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这时我们俩都迟滞了一下，我看到她的眼睛有点红肿，就问她说昨天上哪儿去了，是不是生病了？红月犹豫了一下说，我舅舅病重了。我心里乐了，心想大家找借口好像都没有什么创意，都是家里人生病了什么的。她随口敷衍着问我这几天在忙什么？我说过几天我们剧团要到部队去慰问演出，我正在写一个京剧段子呢。

　　红月张了张口，似乎想要跟我说什么，不过最后还是匆匆忙忙地低头走了。——如果那时我能猜到她想要跟我说什么，我即使去卖血，也会答应帮她的忙的。事实上是，她想跟我借钱去给她舅舅治病，但是因为她曾经拒绝过我的求爱的缘故，她羞于对我启口。后来这个机会被郑学是捕捉去了，我后悔得连肠子都发青了。郑学是的那个脑袋瓜，就像他摆弄的炽烈的灯光一样的精明：他一眼就窥透了红月那两天的窘境，然后随手一掏，就塞了一百多块钱给了红月。鬼知道他身上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钱？！

　　不过，那时我对细节的事倒是不太经意。年轻时的我有些含糊，反应慢，不像如今这般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天我夹着一支烟，晃悠着来到董淇的声乐组排练室。大家都在练习器乐，呕呀嘲咋的。他们看到我进来，几个大老爷们就起哄说，嘿，今天大编剧也肯赏光上我们这里来了。我笑着说，不就是要編段子，想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吗，说着我就朝董淇那边乜了一眼。

　　董淇正搂着她的宝贝京二胡在调弦。这时她看到我进来，就放下胡琴，笑着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柳，姐正等着你的回话呢，咱们到外面说去。——我忽然间记起来了：半个月前，董淇曾经提出要跟我介绍个对象。当时我的态度模棱两可，因为我不好意思一口回绝她，然后告诉她我对红月心怀鬼胎。那时，我的发型与皮鞋还有我的耍笔杆子的职业，使我在人前成了一个香饽饽。

　　我跟董淇一起来到了走廊上，董淇迫不及待地就问我，是不是考虑好了？她说，人家女方追的人多着呢，姐是看你人好，踏实，才帮你介绍的。

　　我因为一心都扑在红月身上，因此都记不起来，她介绍给我的这个女的是干什么的了。我说，董姐，这事让你操心了，我只怕高攀不上人家呢。这事还是等我们慰问演出回来后再说吧，姐，你最近忙什么呢？看你好像憔悴了些。

　　董淇像剧中的怨女那样，夸张地幽幽叹了口气说：想我家里那口子了呗，这段时间部队南下去了闽南，说是要演习，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真后悔当初贪慕虚荣，嫁了个军官。

　　我赶紧找个借口溜走了。我一听董淇的口吻，就知道她不可能是那个“野玫瑰”了。另外，那个时候破坏军婚可不是好玩的。我听说早年我们剧团里曾经有个女的，丈夫是个常年驻守在海岛上的军官，一年难得回来探亲一次。那个女的没有办法获得生理满足，只好偷偷地进行自慰。有一次，她激动起来，就把一个电灯泡塞进了下面的妍窟，没想到双腿过于用劲，电灯泡“嗙”地一下爆破了，引起了大出血。她不好意思呼叫，终于死在了床上。当时军区的政委知道了这事，给予了表彰，说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光荣的军人家属。你们想，要是我跟董淇眉来眼去的，那还不是把自己往死里整？

　　5

　　离开了声乐组，我又晃荡到了排练大厅。排练大厅位于食堂的隔壁，因为四壁都是大玻璃镜子，因此显得宽敞而又空洞。二十几个男女们正在咿咿呀呀地吊嗓子，弯弯曲曲地演练身段，热闹非凡。陈燕玉跟李芳也都在，而且练得比谁都卖劲。

　　我想了想，就探头进去，先笑着朝陈燕玉招了招手。陈燕玉矜持地跟身边的男女说了句，柳东这小子有病啊，找我干嘛？还嬉皮笑脸的。不过她还是满脸高兴地拿条白毛巾出来了。我说，陈大姐，昨天张团长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写个京剧段子。你看，你是我们剧团的台柱子，我这正想听你的意见呢。

　　陈燕玉亲热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替我捋了一下散落在额前的头发说，小柳啊，你爱怎么編就怎么編吧，我哪是什么台柱子？！你没看到吗？台柱子正在那边忙乎呢。说着，她眯着眼用下巴挑了挑正在练水袖的李芳。

　　我说我心中得有个数啊。你是在行的，得听听你的意见。玉姐，咱们这次去东南边慰问，是不是跟台湾那边有关系呀？陈燕玉蹙着眉说，这我不大清楚，你不知道，老张他什么话都不跟我说，我们俩就像是形同陌路。——小柳啊，什么时候有空到姐家里坐一坐？姐给你做好吃的。

　　我含糊地囫囵了一句什么就走了。我想，就凭陈燕玉这素质，将一部电台交给她，她能摆乎出什么来？

　　中午的时候，我忽然接到老徐的电话，他要我马上趁着午休时间到他那里去一趟。我匆匆忙忙地就赶到省委去了。老徐一见到我就说，柳东同志，你们团里昨天突然多了一台收音机，干扰很大，你赶紧打听一下是谁的？我慌忙说不用打听了，昨天是我从我爹那里借来了一部收音机，我想研究一下敌台。老徐板着脸说，胡闹！他要我赶紧把收音机退还给我爹，以免暴露目标。

　　我说，徐主任，说不定这样的话，我可以引蛇出洞呢。老徐点着一支烟，想了一会，最后微微点点头，算是默许了我的意见。

　　现在三个被我怀疑的女人中，就剩下李芳还没有调查了。可是我知道，我找她说话可不太容易。不过我知道，她跟郑学是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找郑学是，想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她的情况。我还知道，李芳的宿舍里有一台收音机，晚上的时候她经常在宿舍里大声播放京剧，自己也跟着唱，声调很凄凉。而且她的宿舍正好位于一楼最东边，窗外是几颗相思树，平时她很少让人进入她的宿舍。这些都是疑点。

　　我递了一颗“乘风”烟给郑学是，跟他说，我刚从我爹那里弄来的那台收音机不太趁手，不知道谁懂得调频？郑学是笑着说，东哥，没有什么事能难住我的，我可以给你调。我说我想调的是戏曲频道，这两天要赶个京剧段子出来，就想获得些灵感。

　　郑学是接过我递过去的烟，先在鼻孔下嗅了一下说，换牌子了哈。然后将烟在拇指甲上跺着说，东哥，瞧你这样子，瞒不过我的眼睛的，你是不是又看上李芳了？你如果真喜欢红月的话，咱们可以比赛啊。不过你如果你看上了李芳，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没戏！你知道吗，你到剧团以前，她还处过一个对象，是个解放军的师长，后来因为她的家庭背景，组织上不让他们结合在一起。她以前在学校跟一个老师来往的事，那是瞎起哄的。

　　我没想到郑学是会这么精明，心里一惊，忙问说李芳是什么家庭背景？郑学是吐着烟圈说：李芳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在49年随着蒋匪去了台湾。就凭着一点背景，她这辈子都该是个苦命人。

　　我听了这话，顿时又惊又喜。——这不正是我想寻找的线索吗？！但是不一会我就平静下来了。我想，连郑学是都了解的情况，老徐他岂有不心知肚明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老徐他也太低估我的智商了。于是我决定，我得直接找李芳去，凭我敏感的直觉，我想我很快就会做出准确的判断的。

　　6

　　下午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包，风风火火地来我们剧团报到来了。不用说，她就是伏风了。以那个年头的眼光来看，伏风长得非常的革命化：齐耳的短发，干净利落，大眼睛，薄嘴唇，圆白的脸蛋，一看上去就是精力旺盛的那种女的。

　　张裕国和丁书记马上就召集剧团里的全体人员，在透明的排练大厅里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因为镜子的缘故，大厅里好像坐了几百个男女。丁书记介绍说，伏风同志大家可能并不陌生，她是从“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调到我们团里工作的，以后她就是我们的报幕员了。大厅里响起了热烈如雷的掌声。

　　我那时心想，我父亲昨天想给我介绍的对象，不会就是这个精力旺盛的播音员吧？我有意无意地朝李芳那边看了一下，只见她面无表情，她拍掌的时候，就像是漫不经心地在洗扑克牌一样。

　　大家散去的时候，伏风忽然来到我的身前。她大方地朝我伸出手来，问说你就是柳东同志吧？久闻大名。我跟她握了一下手，有点温暖，然而忽然又想起老徐的叮嘱，我不能跟她有任何的特殊关系，于是寒暄了几句后就离开了。

　　吃完晚饭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就去了丁书记的家。她的家在我们剧团后院的一幢小楼里。这幢小楼就她跟张裕国两家人居住，一家一半。丁书记四十出头，风韵犹存。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如今只有个女儿在上初中。

　　我来的时候，她正在炒菜。她是四川人，那菜辣得够呛，我还没进门就打了几个喷嚏。她看到我来了，显得十分的高兴，问我吃过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就泡了一杯乌龙茶，让我在饭桌边坐下。

　　丁书记名叫丁映雪，这名字很有诗意，她人长得其实也算不错，细腰长腿的，就是身上似乎少了点女人的味道，因此大家平日里都管她叫大姐。此时，她一边炒菜一边跟我啦呱说，小柳，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这在瞎忙呢，别耽误了你的正事。

　　我说，丁大姐，我想向你汇报一下最近我的思想表现，我想入党。

　　丁书记笑了起来说，你看你，你半年前就已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是你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啊，大家都要看你的表现呢！你看小郑他多积极呀，整天忙上忙下的，人勤奋，业务也过硬，小柳，我说你这人呐，就是喜欢端知识分子的架子，有空我还真得跟你好好地聊聊。我说我那臭架子今后一定得改，请组织上监督我的表现，今后，剧团里各个办公室的开水我包了。

　　不一会，丁书记的菜就端上来了，我一看，是这两年来难得一见的麻婆豆腐，还有一个黄瓜凉拌干丝，一个肚丝醋溜白菜。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绿了。这时丁书记的女儿回来了。丁书记招呼我一快再吃点，我咽了一下口水就谢绝了。我想我是来汇报工作的，不是来蹭饭的。我匆忙地就告辞了。

　　伏风当天晚上就搬到剧团里来住了。她也是住在集体宿舍的。晚上，我正想硬着头皮去找一下李芳，探点口风，伏风叩门却来到了我的房间。她笑着说，柳东同志，我爸早就跟我提到你了，说你是个才子，我想跟你学习学习。

　　我只好笑了笑：我明白我父亲昨天要给我介绍的那个“嗓音清脆”的女人，肯定就是她了。我只好陪她聊了起来。她的话特别多，这可能跟她的播音员的职业习惯有关。她临走的时候，笑着说了一句话：柳东同志，虽然我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其实在爱情上，我还是相信缘份的。——不过这话，你可不能随便跟别人家提起。

　　直到二十年后，我跟伏风离婚的时候，她还是跟我说了这句举重若轻的话。不过在六十年代的时候，虽然我还说不清缘份是什么，但我对这话也已经坚信不疑了。人生的诸多无奈，只能用一些很玄乎的字眼来表达的。

　　等到伏风走了之后，我看了一下我那块从我父亲手上捋下来的上海表，都已经十一点了。倘若这时我再去敲李芳的门，显然是不太适宜的。我想，我还是把张裕国布置的任务先给完成了吧。于是我就铺开纸笔，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一边漫无边际地构思。这时，忽然有人敲门。我估计，可能又是郑学是来讨烟了，就把烟盒子藏进抽屉里，然后过去开了门。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李芳！

　　据我的记忆，这是两年来李芳第一次到我宿舍来串门，又加上此时我心中有鬼，所以我一下子就手足无措了。我勉强笑了笑说，啊，李芳姐，没想到是你呀，我正想去找你请教一件事呢。李芳冷笑着说，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在找我吗，还请教什么？！

　　我一下子傻了。我问她说，这话从何提起？

　　李芳说，你别给我装蒜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每天深夜的时候，我的窗前都有一个人影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搅得我睡不着觉，我一猜肯定就是你。——你们这些文人，就是无聊。——我说柳东，你如果真的喜欢我，你就不会直接开口跟我说吗？我又不会吃了你。

　　这时，我比被人剥光了衣服还要难受。我义正词严地说，李芳，你可别血口喷人，谁在你的窗口探头探脑了？！你是不是见鬼了？李芳冷笑一声说，是的，她见到的就是一个色鬼。你以为你做的很神秘是不是，其实我早就留心过窗口前的那些鞋印了，我们剧团里有几个人穿皮鞋的，我心里有数。像你们这些乡下的土财主仔子，劣根性就是改不了！

　　我的脑袋瓜就像被浇了油，马上就火了说，你还是蒋匪帮的亲属呢。李芳一下子语塞了，愤愤地咬着嘴唇。她的这个楚楚动人的动作，一下子又让我有点心疼了。我心想，我这时真是有口说不清了，我得选个机会，逮住那个每个晚上在她的窗口前探头探脑的家伙，才能洗清自己的清白。

　　李芳要离去的时候，忽然又转身问我，刚才想去找她有什么事？我说，我爹喜欢听京戏，本来想请她调一下收音机的频道的。李芳听了，二话没说，就返身来到收音机前，拨弄了几下，就调到了京剧频道。

　　我站在她的身边，闻到了她身上的玫瑰般的香水的味道，有点让人头晕目眩的。我说，李芳，我真的没去过你的窗口，你知道的，我喜欢的人是红月，我为了她连入取通知书都给撕了。这时，李芳难得一笑地说，柳东，我倒希望那个人是你呢！可惜你是个呆子啊！

　　她扔下的这句话大有嚼头，我登时就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