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们永远的楷模

（4）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也是兵慌马乱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决不是什么好日子。这一年一开始, 上海的造反派, 即为当时的左派领导人支持的群众组织, 夺了原上海市委的权, 在当时的中央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到处开展夺权，各地政府都被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父亲的工厂也和全国所有单位一样，由各群众组织夺了工厂党委的权。为了巩固新政权，当时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市档次和高度都是最高的锦江宾馆组织了学习班，让各企业和事业单位各派三个原领导人参加学习，让他们转变立场，支持群众组织的夺权。父亲也作为工厂里去参加学习的三个人之一，到那里去闭门学习。真是风水轮流转，当时的厂党委已经靠边站了，而一贯以左派自居的王书记因为整人太厉害，被所有的群众组织所抛弃，成为了被打倒的走资派了。这时，他被各群众组织轮流批斗，日子比运动初期父亲的日子还难过。

         在关禁闭式的学习班里呆了几个月后，父亲终于回到家里。这时，他想继续安静地呆在家里几乎已成为不可能。首先是厂里的三个中层干部来找他带头表态支持革命群众，造原厂党委的反。他们是一位姓刘的原厂党委宣传部长，原设计科长栗世荣和劳资科长张敬厚。父亲本来不想卷入厂里的政治运动，他从被批斗和劳改中出来就一直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但这几位老兄天天来动员，并向他保证一旦他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肯定会得到全厂的支持。他们还写好了一份声明，让父亲在上面签字。大概是声明里关于“造以王祈庚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字样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父亲终于没有拒绝这些人的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字，于是在全厂掀起了又一次运动的高潮。父亲的声明一旦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全厂所有的角落都出现了支持他的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这个声势远比他在一年前被打成“牛鬼蛇神”更要轰轰烈烈。当时，全厂每个群众组织，不管是属于两个对立面的造反派组织，还是属于所谓的保守派组织，或者是所谓的独立组织，即既不属于造反派，又不属于保守派，但又自我标榜为革命派组织，全部都表态支持父亲的革命行动。这时，父亲在全厂范围内再也没有人说他是“牛鬼蛇神”或是“走资派”了，他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技术干部，在运动初期已经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现在又得到了这样一边倒的支持和拥戴，这在周围的单位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父亲的情况无疑对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是一种鼓励和榜样。不多久，他的朋友，纷纷找上门来请教他自我翻案和摘帽的经验。其中有当时的四机部第十研究所的总工程师童志鹏，40信箱和6号信箱（都是附近的军工企业）的总工程师史继涛和吴祖恺等。他们经常来找父亲商谈，后来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申诉了文革以来知识份子，特别是担负重要责任的高级知识份子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定给国家的科学技术以及军工生产带来很大影响。这封信是否被毛主席收到不得而知，但对他们四位在信上联名签字者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

文革进入第三年即1968年后，全国的局面更为混乱，到处是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混战。在四川省的各个城市，双方甚至出现了动用坦克，重机枪，炮艇等重型武器来交火。父亲的工厂里 也停了产，所有人都离开了工厂，车间里到处是空荡荡的，除了机器外，一个人都没有。有一天我们几兄弟到车间里去，开动了砂轮机，用几把锉刀磨成了几把匕首，也无人过问。回到家里，父亲看见我们手里的匕首，就问我们哪里去了，我们告诉他在车间里看到的情况，他气得直摇头。我们兄弟中，老大表现得比较热衷于参加文革运动。他曾经参加了他们中学群众组织的一派，经常到外面去参加活动。有一次，他所在的一个广播站被对立面的武斗队攻下来了，他只身从二楼窗上跳下，受了一点伤，好歹逃脱了，其他来不及逃的人都被抓了俘虏，每人屁股上挨了一刀，跪在地上举着悔过的标语牌被照了像后才被放回。这还是武斗初期的情况。父亲认为，他必须让老大明白对有些事情的是非观念，不能再参加运动了。于是父亲开始了一次对老大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谈话。

父亲先介绍了两本书让老大看，这是当时内部出版的“军事无线电技术”的（1）和（2）。父亲说，你先看看这一套书，从一个侧面了解世界技术发展的情况。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发展工农业生产。生产力发展决定其他因素的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我们很难想象的地步。如在美国，3%的农民生产出了足够全国人吃的粮食。在日本，一两个最大的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比我们全国所有钢铁企业加在一起还多。等等。他们的发达主要不是靠人的干劲大，而是靠技术。从这套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依靠电子计算机做的工作，一年相当于40亿个人辛苦工作一年的工作量。如果这些事都由人来做的话，这好比全世界的人一大半人都要为美国人工作。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做的事太多了，而最不该做的就是大家放下自己的工作去打派仗。你说你们有些同学很勇敢，半夜提着冲锋枪去袭击对方的堡垒。其实这些人是在干傻事。你们学校那位姓张的头头不是已经被打死了吗？他的父母亲不知有多难过。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勇敢不得的。你们三兄弟现在都在家，这很好。老三刚上初中，还小，他还没到做错事的年龄。老二现在已经对无线电非常感兴趣了。他从单管机装起，已经在装八管机了。我看他的技术能力已相当不差，连我的老朋友，量具刃具厂的王总工程师都自己买了晶体管收音机的元件请他安装。他的路肯定是对的。将来国家最需要的人就是干实事，钻技术的人。现在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你了。你从小学习成绩不错，但考虑到你对技术或是动手的事不是很感兴趣，我和你母亲本来希望你能继承你外公的事业，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外公小时候小学还未毕业，因生活所迫，只好去当学徒。后来他全靠自学成了有名的学者， 被聘为大学教授。现在继承外公这个计划是不能执行了。但你也不能无所事事，更不能加入那些打砸强的队伍，你应该自己寻找学习的机会和目标。

父亲的话无疑是对的。的确，“文化大革命”两年了，无数人挨了批斗，许多人惨死在皮鞭，棍棒，刀枪下，而另一些人成了批判专家，打人高手甚至是杀人凶手。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机关不办工，整个国家处于空前的混乱中，把自己投身到这样的运动中，说不定把命丢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几兄弟和几个职工子弟在球场上玩时，突然几十米外的二环路上响起了一阵爆炒豆子般清脆的枪声。所有人都本能地趴在地上。两分钟后枪声骤停。过了一会，人们到马路上一看，只见一辆吉普车上和其周围的十米内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年轻人，全部中弹而亡。一问，才知道这是一支小小的由中学生组成的武斗队去附近的一个工厂食堂去胡闹，他们枪别人的肉和馒头，还打炊事员。昨天他们去得逞了，今天还去，就中了埋伏，被那家工厂的武斗队全部打死。所以，应该远离这个倒霉的运动，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学习什么好呢？他不知道该学什么好。在当时，要学文学历史之类科目几乎是不可能，因为文革中被批的最惨，处境最倒霉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人。父亲想了想说，从现在的形势看，如果学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或学历史，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搞不好不是成为牛鬼蛇神就是成为御用文人，倒不如学一些将来有实际用途的知识。你在中学里学的外语是俄语，但我看来，俄语的用途不如英语的大，如果你用现在这段空闲时间跟我学习英语，说不定你哪天可以用得上。我们要想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首先要懂别人的语言文字，这是最基本的一步。父亲的想法在那个狂飙时代真可以说是匪夷所思。那时，所有的舆论和宣传都在批判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文革中，由于学外语而收听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而被打成特务分子的大有人在。但是批判归批判，父亲说的事实和道理是千真万确的。老大认为应该听父亲的。这样从那一年的一个炎炎夏日，父亲开始教老大初学英文必须要掌握的四十八个音标，然后又开始教最基本的语法。几个月后，老大可以借助词典阅读最浅显易懂的英文读物了。从此以后，他对学习英文有了一种快感，不管是他后来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下到了四川省最边远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干着最原始和艰苦的体力活，还是参加了一个建筑企业当了工人，他始终记着要把父亲教给的英文拣回来。四人帮倒台后，他终于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对技术人员的英语训练班，然后被派往国外工作了几年，后来又碰上机遇，靠着熟练的英语再加工作经验，成了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主要施工单位之一，由三国四方组建的HCCM合营公司的中方副总经理。几年前，他将自己的经验编写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建筑施工实用英语会话”，由中国建筑出版社出版，已印刷了八次，相信这是国内唯一的一本由施工企业的人编写的中英文书籍。这时父亲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他仍拿着放大镜用他当时仅有的单眼视力看完了这本四百多页的小书，微笑着对老大说：“还好，中英文都没有多少错误”。这时，他一定感到了欣慰：他在那遭难的岁月中对子女们的教育没有白费。

可惜的是，那一年父亲和全家人由于躲避武斗而团聚在一起的平安日子没隔多久，全国的政治大气候又变了。“文革”的发起人用“乱”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的务实领导人，夺得了权力，现在要巩固他们的权力，要“治”了。他们派工人进驻学校，军队进驻企事业单位，开展起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其目的是要找一些活靶子，好让所有人的箭都朝他们射，这样“革命派”就能大联合了。这些活靶子，主要是运动初期揭发出来的牛鬼蛇神，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头目及新查到的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工厂那时的第一把手是军管会主任，第二把手是被军管会选中的原厂党委会王书记。他们一上台，马上把父亲搞进了被清理的人中去，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调查父亲的历史。于是，长长的被揪斗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们被批斗得比在文革初期更惨。父亲被加的罪名除了运动初期的几顶帽子外，又加上了在上大学时参加过一个叫无线电协会的所谓反动组织，在文革运动中支持造反派，为给自己和同类反动分子翻案而给伟大领袖写歪信等等。总之他又一次成了被揪斗的核心人物。而且这一次，批斗得更为猛烈和凶狠。每一次揪斗，不像过去，直接从台下押到台上进行批斗，而是要从大会场的最后一排座位开始，由四个人扭着双手，扯着头发，在长长的过道中快速地冲过去，一直冲到主席台下，即进行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然后，才押到台上进行批斗。有一次，父亲在被坐“喷气式”的速度太快，一下子倒在地上，那些扭住他的手和头发的人也跟着扑倒在他身上，使他的脸撞到地上，撞出了一大块青记。每一次风暴，总有一些人被认清了其真面目本性。例如，过去那位来劝说父亲站出来亮相，支持群从组织反对王书记的劳资科长，现在经不起几次揪斗，就出来痛哭流涕地揭发说，他是拥护王书记的，是父亲把他这个13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动员到造反这一边的，等等。而父亲在被揪斗的态度却是从来不推卸责任，凡是自己说过得话，自己办过得事，从来不往别人身上推。他的这种品德，许多年后还被那些当事人称赞着。而且，这一次，父亲得到不少人的内心同情。当父亲的工资被宣布冻结时，就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政策，于是这项要命的决定执行了不多久就停止了。

1969年开始了。这一年是我们全家最难过的一年。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将要下乡插队的三兄弟到父亲那里去告别。他被关押在厂里的临时牢房里，没有床，睡在冰冷的地上。所有被关押的人都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我们顺便给父亲理了发。父亲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你们要走上社会了，你们要全靠自己了。”他还说，我们全家都有可能搬迁到乡下去落户。现在报纸上已经在造舆论了，要把城市的闲散人口迁移到农村去。父亲的话被一个讨厌的声音打断了，原来是关押父亲他们的一个所谓的“群众专政大军”的头目要给我们几兄弟训话。这是一个摸样十分让人讨厌的家伙，更不用说他的傲慢态度，使得我们这些当时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恨不得给他两巴掌。但考虑到如果我们使他面子上下不来得话，他一定会以更暴力的方式折磨父亲，所以我们一句话不说。等他讲完了那些套话，然后我们再向父亲告别。这时，我们父子四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倒霉结局在等着我们。

三个大孩子离家到农村插队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年幼的四妹和五弟。过不多久，厂里就通知他们搬家，让他们从这套三间房间的房子搬到厂里标准最低的一栋房子里去。这是一栋在58年大跃进时期用干打垒方式盖起来的房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危险建筑：因为其承重的砖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承重墙。为节省材料，每一块水平砖上砌两块竖直的，中间是空心的，用的砂浆含水泥量很少，用手指甲都挖得出洞。特别不方便的是每一层四五家住户只有一个小厕所和一个水龙头。这次搬家真把母亲，四妹和五弟三人整苦了。那时他们是阶级敌人的家属，谁都不敢出来帮忙，他们只好一件一件自己搬。把每个物件从三楼搬下来，扛着，抬着穿过好几栋宿舍楼，除了身体的劳累外，还要经过一些人的白眼和嘲笑，最后在经过狭窄的楼梯，到达在那栋危险建筑的三楼上两间十分狭小的房间里。

这段时间，除了被批斗外，父亲的劳改也比以前繁重了。那些左派们不再让他们干打扫食堂等稍微轻一点的工作，而是让父亲这一帮年龄在中年以上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人当建筑小工，用人工搅拌混凝土，在用肩膀把两只装满混凝土的铁桶一步一步挑上脚手架。父亲咬着牙干了几个月，终于病倒了，得了黄胆性肝炎，需要隔离，这样那些掌权者不得不让他回家治病。

这一段度日如年的日子直到1971年林彪集团倒台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