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羊和狼

     在利比亚生活的两年中，我有一半时间是和测量技术员老冯住在一间房里。老冯是个有趣的人，他个子不高，很瘦，他对我说，他出生在长春市，那年正碰上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那里拼死恶战，他一出生就没有东西吃，几乎饿死，所以起名叫艰生，就是在艰难中出生的意思。我们俩人同岁，经历差不多，对事物的见解和看法也类似，所以在晚上睡觉前经常聊天。

     “我看那些外国人哪，”老冯操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不管他们是欧洲人，阿拉伯人，还是北非的黑人，一个个看起来都挺壮实的，就连和我们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韩国人，虽然不如欧洲人高大，好歹也是挺健康，挺精神的。而且，就凭利比亚满地跑得都是日本制造的汽车和机械设备，处处的工程都握在了韩国人手里，他们能不神气活现吗？看看咱们中国人，怎么都这么矮小，瘦弱，显得精神气不足呢？”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经济是基础，想想我们在国内这些年来吃的都是什么？每天早上能吃上稀饭馒头就很好了，哪像老外，每天吃的是牛奶，面包，鸡蛋，牛肉，能长的一样吗？想想我们中国人从50年代起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花在生产上和生产力的提高上，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体力上，特别是在竞争能力上，处于弱势了。”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前几天我们俩跟着老华老谢到阿布巴克家作客的情况。

那天，阿布巴克把我们几个经常和他打交道的人请到他家里去吃饭。好家伙，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一只大肥羊绑在两棵树之间，阿布巴克正在那里把它开膛破肚，去头砍尾，准备下锅。不多久，比我们洗脸盆还大的两大盘羊肉烧土豆就放到了围坐在地面上一圈人面前，主人家是阿布巴克两夫妇，他的父母，一个15岁男孩和一个10岁女孩上了席，还有几个小孩没有来。据说利比亚人是阿拉伯人中比较世俗化的，当地妇女可以和西方人一样穿着，也可以见客人。开始吃起来后，我们4个以素食为主中国人，吃着碗里拳头大小的羊肉块和土豆块，又没有什么佐料在里面，膻味很重，我们都在心里说，阿拉伯人的烹调和我们中国人的真是没法比。我们四个人谁都不能把已经盛在碗里的吃完，可是看看主人家的每个人，连10岁小孩都比我们吃得多，更不用说大人了。最后，两大盘羊肉烧土豆都吃完了。阿布巴克拍着他挺着的大肚子，笑着问我们：你们中国人的胃是不是生的特别小？我说，我们的胃和你们的一样，都是和身体成比例的。阿布巴克和他老婆，一个一米八，一个一米七，体重都在200斤左右，他们的胃能不大吗？相应地，只要他们是健康的，他们身上发出的能量，也肯定是不会小的。

说起这件事，老冯最后做了结论：我们中国人好比是动物界里的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鹿，等等，从小靠吃草长大，还经常吃不饱；而那些老外，特别是欧美人，他们就好比是动物界的食肉动物，比如豺，狼，虎，豹，从小吃肉喝血长大。所以从体力上看我们和老外相比，就象是动物界里的羊和狼，单个相斗，绵羊肯定是斗不过豺狼的。我说，古代中国人也是长得高大健壮的，你没看西安出土的兵马俑，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唐朝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只是近几百年我们中国落后了，近一百年来更是落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后面。说到底，还是整个民族的路是走对走错的问题。接着，老冯又说了他近来的所见所闻和感想。他说，他经常去班加西市里去走走。那里有一个叫做超级市场的大楼，里面大得很，好几层楼，人站在自动电梯上，它就自动把一排排的人运上运下，真高级！大楼里所有的货品都是放在架子上随便让人拿，然后去统一的柜台付钱。这种超市，连北京城里都没看见过。可惜的是，我们中国工人是只能看，不能买。因为，兜里没钱。

说起钱的事，当时我们中国工人在所有外来务工人员中，按个人收入，肯定是最少的，大概不到每月50第纳尔，折合成130美元左右。这笔工资数对我们是保密的，更不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记在账上。到两年期满回国时发给每人一张账单，上面是个人的总收入。到北京后，拿着这张单子去出国人员服务处提取自己选中的货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录像机，摩托车，照相机等8大件当时的稀罕物品。由于这些商品的价钱比在国内当时工作二十年的收入还高，每个出国人员都是满怀希望，同时也是战战兢兢的在国外努力工作，生怕犯了纪律，被中途遣送回国，取消购买8大件的资格。所以，理论上我们每个人在这两年中，兜里应该是一个子没有的。

不过，好歹我们每月总还是有20第纳尔发到手上，这就是每人每月从40第纳尔伙食费中节省出来的伙食尾子。为了给大家省出这点钱，除了大米和面粉不能节省外，其他食品都是选择最便宜的，如多吃鸡肉，鸡蛋，少吃牛羊肉，极少吃鱼虾等等。这里穆斯林地区禁食猪肉，也禁止喝酒的，在每天5次祷告时也不得在公开场合下抽烟，也为大家省下了钱。可以想象，兜里揣着20第纳尔的人在街上逛商店，和月工资几百第纳尔（如总包绿山公司的吊车司机等就可拿到每月500第纳尔的工资）的人有多大的差别。可以说，当时我们中国人基本上就是只看不买，或者是要买点小东西也要讨价还价半天。后来，当地人都知道中国人是小气鬼，经常发生不让中国人进商店，或是进了商店也不搭理的场面。更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出去办事，在路上一个黑人骑着车迎面而来，就在和我擦肩而过时，这家伙冷不防啪的一声把口水吐在我脸上，气得我赶紧掉转车头朝他追去，但这人骑的是一辆跑车，我越追反而越远，只好自认倒霉。回来后和老冯说起此事，他气得比我还厉害，发誓以后要揍那些黑鬼给我报仇。

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聊天时，老冯又和我谈起，过去我们所受的宣传教育，总是说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现在到了国外，才知道我们自己才是那三分之二受苦人之列。估计当今世界上比我们中国人穷的人怕是很少了。谁要是再让我们中国人掏钱去支援那些比我们富的多的黑鬼王八蛋，那他就是典型的吃里爬外，没安好心！

我说，算了，别光说黑鬼的事了。这个世界上，我算看清楚了，还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除了在身体体能上我们不占优势外，在工作和生意的竞争能力上，我们中国人更是处于劣势。我现在再来说说白鬼的事吧。我说的这个白鬼，是业主请的雨污水工程的顾问公司驻工地高级工程师，MR TODD。他是个英国人，瘦高个，金发碧眼，样子像个演员，说话也有礼貌，不像阿布巴克老是骂骂咧咧的。但实际上，TODD对我们中国公司十分苛刻和恶劣。在这里，顾问公司的权力很大，他不签字，承包商不得开工，或是干了活拿不到工程款，所以连阿布巴克也要让着他。本来，不久前，我们正式的项目经理到位了，工地上也进了两台新的挖沟机和四台自卸卡车，应该可以开工了，可他就是不签开工令。不能开工，我们两百人窝在这里一分钱不挣，用程经理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日子没法过。

为此，我几乎天天跑到市里顾问公司办公室去找TODD，请他签开工令。开始，他说你们虽然设备有了一些，但尚未按合同提供驻地工程师的现场办公室，驻地工程师不能在现场办公，就监督不了工程，所以不能开工。过了不久，我们从的黎波里运来了一栋很大的活动房子（就是前经理部总经理买的马耳他活动房子中的一栋）建在了工地里，这栋房子里面有好几个房间，还有厕所和洗澡间，家具也配好了，给驻地工程师用足足有余。我想这下应该可以开工了吧，TODD还是说不行：你们还没按合同给驻地工程师配一台新的小轿车。在利比亚，汽车进口不是件容易事，我就说先用我们租来的车接送驻地工程师，等我们进口手续办好后就会提供，还是先开工吧。TODD见我是死缠硬磨，一定要让他颁发开工令，他就干脆把矛头指向了我本人。

他说，他不希望我再来找他了，因为合同规定的交流语言是英语，他认为我不是个合格的谈话对手：我说的英语他听不懂，他说的话我不明白。他将建议我们的领导换一个英语水平高的人来和他打交道。我想，这个英国人不地道，竟把我的英语水平当作不让开工的借口。我就对他说，“实话告诉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本人都是你和我们工地唯一打交道的人。你想找个英语水平高的人来代替我，起码半年内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要找他要求的英文翻译，就只有从大学里去聘请，办护照，办签证，买机票，少说也要几个月，这是我们耽误不起的。想到这里，我就急了，这一急，反而说话流利了。我说：“不管你想不想和我打交道，你都得和我打交道，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交流稍微慢了一点，就作为不开工的理由的话，那我们去市政府评理去。”我之所以提起市政府，是因为我心里稍有了一点“底气”。

几天前，我和程经理谈起TODD不让我们开工的事，程经理的判断是他可能是被韩国人收买了，故意阻止我们开工。因为不管我们现在表现怎么样，凭着中国人的低成本，我们迟早是韩国人的竞争对手，所以有可能让与他们关系好的英国顾问故意找我们麻烦也说不定。我们要想办法来过TODD这关。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市住房部碰见一位叫MERJOWAY的官员，他是一位来自科威特的工程师，曾对我说起过，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解决。程经理马上就叫我去找MERJOWAY工程师，看看他能否帮我们尽快开工。MERJOWAY说他可以马上给顾问公司写信，说承包商已经具备开工条件，应立即开工。但是他希望我们以官价用美元换他一些利比亚第纳尔。原来，外国人在利比亚挣的第纳尔不能用官方汇率换取美元，他们要想把美元拿回家，只能去黑市用远高于官方汇率的价用第纳尔购买美元。回来给程经理一说，他马上给班加西分经理部打招呼，让我去那里拿了几千美元去换了MERJOWAY的第纳尔。MERJOWAY拿到美元很高兴，顺便从他口袋里拿出几张钱，大约有两三百第纳尔给我，说是给我的报酬。我从来还未遇到这样的事，就把他的手推了回去，说我是给公司办事的，个人不要报酬。他笑着摇摇头，说中国人很奇怪，给钱不要。然后，他保证说，你们工地将在7天内开工。果然，几天后，TODD派人将开工令送到了阿布巴克的办公室，我们的工地总算活起来了。

后来，我又去了TODD的办公室多次，他好像忘记了那天对我说的话，又和以往那样坐下来和我友好地讨论问题来。当然，我也更加知道我当时还不是个很合格的翻译，就更加紧熟悉和练习承包合同和工程语言。每次参加了住房部召开的进度会议，我都仔细阅读会议记录，把它翻译成中文，再把中文写成英文，比较原文和我写的英文的区别，找出差别和错误。我还花了35第纳尔托当地人买了一部收音机（这里外国人不得买免税的进口商品）加强我的听力。另外，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阅读和背诵一本“外贸英语对话”。这是我在临出国前在北京书店里买的。我当时很想买一本建筑方面英语会话的书，但走遍北京的书店找不到。这也是我在十几年后打算编写一本建筑英语会话书的起因。当时，经过半年多被动地唱独角戏和刻苦训练，我总算完全能胜任工作了。而且，我不但可以与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还能听懂来自各个不同国家，说着带其浓重本国口音的杂牌英语。后来我遇见一些专业英语人士，也不由得佩服我这方面的听力。因为专业人士，没有人愿意向我这样，当一个与任何人相处的“滚龙”：每天面对不同国家的人，不管他们是文雅的还是野蛮的，是讲道理的还是横蛮不讲理的，对我是俯视还是平视，我都得与他们打交道，办交涉。在一段时间里，我曾把这样一句话作为座右铭，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开工后，我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顾问公司派了一位驻地工程师BROWN每天来工地检查施工的各个程序和质量，只有他签收了上一道工序，下一道工序才能进行。顾问工程师只管质量不管数量，而阿布巴克则是天天催着我们的进度，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为我们好，他骂人也是因为恨铁不成钢，但我们心里明白，工程量完成的越多他的公司得到的利润就越多。说起我们经理部与阿布巴克签订的施工合同来，我们越投入施工就越觉得里面陷阱很多。据了解，最初阿布巴克去的黎波里与我们经理部谈合同时，把价格压得很低，双方未谈成。后来，阿布巴克再次去经理部，鼓动他的如簧之舌，不知怎么就把我们的经理们说服了，谈成了合同，不仅总包所有对业主的责任都转移到我项目头上，而且价格一点没变，仍然低得可怜。知道了我们合同签订的情况后，我们才感到阿布巴克真是个老狼，估计他在签了我们这个工程合同后，不知半夜里笑醒了多少次。我们在施工时，深感到我们的报价是多么荒唐可笑。例如,一个深达5米，边长2米的钢筋砼结构的污水井，要修建在距离海边很近，地下水位不到2米深的地段，我们的标书上价格为600第纳尔，当我们实际施工操作时，包括机械，材料，人工等直接费就超过6000第纳尔，整整超过预算十倍。类似这样的单价在合同中还有不少。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注定要输的局。但是，即使知道了前景不妙，工程还是必须要干，合同还是必须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