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快乐时光：回国了

在108工程接近尾声时，我们多数人都已在国外工作了两年，按规定我们应该回国了。有一天，程经理那边来了通知，我们工地的15个人可以在半个月内回国了。那天晚上，宣布了这批人的名单，他们欢喜如狂，又是笑，又是唱的，都说，谢天谢地，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可是，过了两三天，程经理又来了通知：这批人的飞机票时间延后了，还要留下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突击完成市政府给绿山公司下达的工程变更指令。超过两年工作期的人，每人增发奖金。公布这个消息时，使我非常吃惊的事发生了：这些小伙子，平常显得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时听到了暂不回国的命令，竟然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其中有个身强力壮的靓仔，是国内二局付局长的儿子，他边哭边嚷，我要回家，给再多的钱也不要了！原来，他新婚后不几天就出国了，两年来的思念和盼望，就要变成现实，所以接到回国的通知后，他就一天也等不下去了。现在来了不准走的通知，无疑是当头一棒，几乎使他崩溃。当这些人都聚集在会议室里哭闹时，周围的那些外国劳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围在外面看，甚至有人去报告了阿布巴克。

阿布巴克家离营地不很远，不一会他就开着他的甲壳虫车来到了我们驻地。在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他就说只要你们在10天内完成一条改线管道，就可以回家。我就说这是小菜一碟，并请他把这个意见告诉程经理，不用把这批人的飞机票延期。这样，这伙人才转悲为喜。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我感觉是我们工地自建立以来，工人们干劲最大的时期，他们几乎从早干到晚，让他们休息一下，到树荫下喝点水也不肯，硬是把每天的事干完，顶着天上的星星回去吃晚饭。终于，要抢的工作按期完成了，这批人高高兴兴地回到原工地，拿了飞机票，就去的黎波里经理部结算这两年的收入，然后从那里回国。

第一批人走了半个多月后，第二批回国人员的名单来了，里面有我。我的办事信条是：“好事抓紧，坏事拖延”。我怕又发生第一批人那样临到头突然生变，就立即把我的工作交待给了一位比我们晚来的工长，又从程经理那里找了一位新来的男性阿语翻译到我们工地来，两天后，我就和我们这批要走的十几个人回到了原先的1070工地。这里已经走了好几批人，安顿好每个人的住房不成问题。这天晚上，我想着很快要见到离别两年的妻子和女儿了，心情真是高兴和激动，很久才蒙蒙睡去。

突然，我被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外面黑洞洞的站着一个人，这不是我们刚离开的108工地的木工庄师傅吗？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一脸痛苦的样子，说：“你们走了没几个钟头，我们大家正睡得香，突然营地里来了很多利比亚警察，把我们的二十几个人全部押上汽车拉走了。我是躲在最里面一张床的床底下，才没有被发现。我一直躲到外面没有声音了才赶紧走回来报告。”我问他是什么原因抓人，是光抓中国人呢，还是什么人都抓，他说他曾听见有外国人吵闹的声音，他跑出来路过埃及人住的房子时，一个人都没看见，估计也被抓走了。

我赶快去找程经理，看看想什么办法去把这些被抓的人找回来。程经理的态度使我感到奇怪，他说，真是奇怪，你在那里的时候，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前脚走，后脚你的人就被抓了。我说先不管奇不奇怪，还是先救人要紧吧。他就把他的小车派给我，让我先去找中建班加西经理部的新经理罗工，再去找阿布巴克，这两个人是我们108工地的官方领导。

这天是星期天，我先去找了罗工，他年龄比我小，据说是某局党委书记的女婿，听见我们的工人被抓走了，毫不迟疑就和我一起去找阿布巴克。这一天，我感觉阿布巴克是自我认识他以来，表现得最好的一天。他一听说有这样的事，马上开车和我们一起先去108营地，只见整个营地空空的，除了有几个利比亚本国人闻讯赶来外，所有的其他各国劳务人员，全部被抓走了。阿布巴克骂了一句：“Fuck the policemen!” 就带路和我们一起到警察局去打听。班加西警察局的楼比FARAJ所在的电力局办公楼小多了，也寒酸多了，阿布巴克带着我们跑上跑下地找人，时而态度和气，低三下四，时而怒气冲冲，大声吵闹，折腾了有一上午，终于有了解决办法：警察局要求中建班加西经理部出证明，证明这些中国工人是为施工1070住宅区来的全部手续齐全的合法工人，同时，绿山公司也出证明，证明这些中国工人是临时从1070工地借到108工地去从事短期工作的。有了这两个证明再到警察局办一个放人证，就可以去集中营把我们的工人们接出来了。于是，罗工和阿布巴克分别回去办各自的证明。下午，我们拿着证明又到警察局，直到下午5点，我们才拿着警察局的放人证，带着接人的汽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关押所谓非法劳工的集中营去。

在去集中营的路上，罗工也和我开玩笑，说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你刚走还不到一个整夜，你手下人就都被抓进了集中营。我说我的运气就是这样的，过去我在十年文革的倒霉时期，曾多次遇到过危险，却都化险为夷了。那天，罗工和我一起为营救我的工人们跑了一整天，互相印象不错。十年后，罗工成了中建驻香港海外集团公司的副总，他向我在深圳工作的领导要求把我调去香港工作，虽未成，我还是感谢他的好意。

我们到达劳工集中营时，天已经黑了。那是个很大的集中营，围在铁丝网里有许多栋活动房，估计关押了有几千人。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我们刚下车，就听见远处有人用中国话喊：“我们在这里！快把我们接出去！”那正是我们的工人们。我们赶紧过去，隔着铁丝网，和他们握手问话。有人急着要抽烟，但罗工和我都不抽烟，阿布巴克赶紧把口袋里的香烟都掏出来给他们。在把证件交去让看守审核的一个多钟头里，我们一直站在铁丝网两边聊着。工人们告诉我，你们走后大概半夜两点，突然来了很多警察，不由分说就把大家押上汽车，谁要不从，抡起警棍就打。到了这里，关在活动房子里，里面什么都没有，坐在泥巴地上，昨晚被蚊子咬了一夜，今天上午每人给了一个面包和一杯牛奶，直到现在。那位才到108工地的第一天晚上就被抓来的阿语翻译，使劲抱怨我把他弄到这个破工地来。我说，你就当成一次磨练吧，象孟夫子说的，天将降其大任，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们安慰着他们，说很快就会出来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了一个警官，将所有关在里面的中国工人点了一次名，就把他们放出来了。阿布巴克对罗工和我说，让他们都回1070工地去吧。我问他那108工地怎么办，他说，那些来自周边国家的工人都将被用大巴遣送到各国的边境线上，让他们各自回家。108工程也干得差不多了，现在就算完工，大家就此散伙吧。然后，我们握手告别。从此，我就再没有见到他，这位两年来打交道最多，我们之间发生的是非也最多的人。

在老工地过了几天最悠闲的日子，我们上了去的黎波里的飞机。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陈书记等15个老工地的员工。我们一起到了的黎波里经理部，每人拿到一张单子，上面有这两年来记账美元的总收入。我的单子上写的是共3250美元。我没有核对也没有计算，就揣在身上了。老冯是个仔细人，他对比了108工地和1070工地两边人员的收入，发现我们的收入平均只比原工地的人平均只多5%，而不是按程经理保证的，我们多交和他给多记账20%的收入。这样我们白白多上交了15%的记账美元。老冯和几个工人很生气，和经理部的会计理论，经理部的答复是他们按工地项目部报来的金额发放每个人的账单，谁有意见，自己买飞机票去班加西原单位去更正。我就对老冯说，算了吧，即使能改正过来增加点收入，这来回的飞机票就花掉不少，更何况程经理他们是否认账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认栽，吃了这个哑巴亏。然后，大家把收入的第纳尔奖金拿出来换人民币。经理部不是按官价1第纳尔=9元，而是用1第纳尔=6元兑换给我们，并说，这已经是照顾大家了，否则，去黑市用第纳尔换美元，再回国换人民币，吃亏更多。所以，大家也只好认了。不管怎么说，比起国内当时没机会出国的人来说，我们已经是大赚了。

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我们手里的记账美元，可以购买超过官价十几倍的家用电器。于是，上面所说的那点小小的不愉快都可以忽略不计了。那几天，我和到北京来接我的妻子，欢天喜地的把那张美元账单换成了一大堆货物，包括三个20吋彩电，三个收录机和三个电冰箱，分别托运到了成都我的父母家，重庆岳父母家和唐山我们的小家。我们这三家都成了所居住的宿舍区里首先开始使用这些家用电器的家庭。相对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我们这帮回国劳务人员，成了为人羡慕的姣姣者。例如，曾经因工伤缺了一根手指的小万，本来是既无身材又无人才的，在施工企业，成了解决个人问题的老大难，回国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婆，老冯的一个测量工徒弟，娶了他所在的土建公司团委书记，一个能歌善舞的靓女当老婆，等等。我呢，更是觉得，从利比亚回来的那一段时期，每天和妻子和女儿在一起，什么都不愁，快快乐乐的，而且，通过我和妻子分别在国内外艰苦打熬了两年，为我们三家做了些贡献。可以说，那段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