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勤奋工作

父亲在1946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先在一家名为中国纺织公司的企业当助理技术员。可能是因为这家公司的主业是纺织业，而父亲是学电机的，在那里他的专业只能用于维护设备，所以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父亲加入了私营的大成电机厂。在新的工作环境，他的专业可以充分派上用场。敬业、努力工作是父亲的本能。刚进厂时, 父亲是助理工程师, 在工厂试验室工作。他很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 总是很快地做出试验报告，并能分析产品通不过试验的原因。他的试验报告被工厂的老板，一位姓何的老交大毕业生所赏识，何老板立即提拔父亲为试验室主任，让他负责这个五个人的小单位的工作。 父亲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不到一年，有一天何老板宣布要把大成电机厂全部搬到老解放区的山东省淄博市的博山区去，成为公私合营的工厂。这个消息使全厂都炸了锅。 这家工厂在上海干得挺红火，所有工人和技术人员都住在上海，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可在上海就地解决，这老板不知是哪根神经短了路。全体工厂管理和技术人员都不愿去山东，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是荒野地一片，远比不了上海。在一片疑惑声中，父亲是第一个报名的知识分子。他分析说，咱们这样厂在上海比比皆是，在同行中既当不了鸡头，离鸡尾也不太远了。可到了山东这样的厂就是老大了，咱们的技术和装备都将是那里最好的，肯定大有发展的。在他的带动下，技术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报了名，多半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工人中有一半以上报了名。父亲在报名前，曾和母亲商量过此事。当时母亲已生了老大和老二，和爷爷他们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为在家照顾着这两个相差一岁半的男孩，她不能在外工作了。她听说要到外地去，自己要当小家庭的主妇，顿时就很赞成。因为她和孩子们整日和十几二十号人的大家庭住在一起，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她说，一到了山东，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两间房子虽然采光不好，也比较小一些，但心情舒畅，快乐得就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那是1949年底的事情， 工厂的名称也由上海大成电机厂改为公私合营博山大成电机厂。从繁华的上海搬往“荒野一片的山东”，这在别人眼中绝对不干的事情，年轻的父亲又一次重演了他大无畏奔赴重庆求学的拓荒精神， 凭着他天生具有的基于理性分析得出的坚定信念，举家前往山东博山，执着地坚信那里将是他的用武之地。 父亲在新的博山大成电机厂里除了主管产品试验，又兼管了产品质量检验。他以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而闻名于全厂。后来，他成为质检科科长。有一段时间，产品销售不太好，老板又让他负责销售科。父亲认为要增加销售量，首先要获得客户的信任。而要得到客户的好评，必须做好售后服务，即要把客户买去的出了毛病的电机修好。于是他抓紧检修已卖出的电机，经常自己带着几个技工，到省内外的各使用单位给别人诊断电机的毛病，并及使修理。在经常修理电机的实践中，父亲了解了电机损坏的原因，提出要改进电机制造的一些工艺和设备。后来他又成了工厂的工艺科长。没当多久，又让他改任计划科长。按照那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科长是所有工厂部门中最重要的部门。总之，父亲的十几年的跨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远远把那些一辈子蜷缩在一个岗位或一个部门的单调职业人士抛在了身后。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他几乎负责过工厂的所有重要部门，渐渐地，他全面的工作能力得到发挥，他对整个电机厂的生产和管理过程都已了熟于心。 随着父亲在工厂的工作不断进步，我们的家庭也在不断发展壮大。1951年老三在博山出生了，因而他的名字中有一个字是博字。老四是妹妹，1953年出生的，老五小弟弟是在1956年出生的。此后，父母亲都认为不能再要孩子了。我们的外婆在她的一生中生过十五个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个。这样的事不能再重演了，于是母亲在那时开始采取节育措施。此事被山东省的《大众日报》知道了，让母亲写了一篇文章宣传计划生育。因为当时在当时“人多力量大的”年月里，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可是件稀罕事。记得那篇文章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五个孩子。”想必是母亲当年在访问中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豪语吧。 在建国初期的数年里，父亲在工厂里的事业也随着新成立国家的兴旺而发展着。他除了白天努力工作外，晚上还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因为他从解放前后的中国状况对比中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国家搞富强。父亲在他的青少年时代, 亲眼目睹和身受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老百姓受气遭殃的情景他此生难忘。父亲在上中学时的一天，亲眼看见上海虹口公园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人小志大的他认为这是国人莫大的耻辱，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走那条挂着耻辱之牌的路。这恐怕也是一个热血少年在那种环境下唯一能做的无声的反抗。那时，他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学救国。现在，终于盼来了兴业强国的好时代，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工作和学习上。由于他对参加政治学习的态度和对业务工作的精通，他成了当时厂里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在1954年成了山东省淄博市第一届人民代表，淄博专区工业劳动模范。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工厂成了国营企业后，电机制造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成了华东地区同行业的领头羊。那时领导班子中需要有一位懂业务的知识分子副厂长，于是父亲就众望所归地成了抓生产技术的副厂长。那年，他三十二岁。当然，那时厂领导中几乎都是三十多岁的人。厂长，厂党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是三十出头，他们都是十几岁参加游击队的老革命。 如果说，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企业一直朝着以生产，经营，利润或社会的需求为目标前进，那么中国的社会和企业不知道现在有多发达。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发达程度还不如上海，广州等内地大城市。可是三十年后，就是瞎子也感觉得出香港与内地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相差有多大。这说明，五十年代后半期, 我们的社会走上了一条现在看来是很不该走的左倾之路。 父亲所在的工厂在1957年也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 开始了反右派的斗争。开始是大鸣大放，可以给随便什么人写大字报。 估计那时父亲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和生活作风各方面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对他本人写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但是对他的儿子们倒是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就是“俞厂长的儿子”。说得是俞厂长的儿子们经常在外调皮捣蛋，打架生事，甚至与市委的子弟打架，暗示他们是仗势做坏事。实际上那时老大九岁， 老二不到八岁，老三才不到六岁，他们几乎不知道父亲的职务和工作情况。平时，他们不到吃饭时间是不回家的，放了学就在外面和厂里其他子弟瞎玩，其中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就是摔跤和打架，不管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谁的力气大谁就是好汉，可以在小孩中威风一阵，但也威风不了几天，不久就又开始争霸。父亲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后，把我们弟兄叫在一起好好地教训了一通。再次给我们讲了人和人必须平等友爱的道理。他还说，好孩子不光要在学校里表现得好，回家也要表现得好，否则，不就成了京戏里的人，戴着一个假面具。这时老大心里在想，爹爹怎么知道邻居女同学骂我是假面具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暗下决心：要作表里如一的人，在学校老师面前和在校外要一个样。 过了不久厂里反右斗争的矛头转了方向，父亲再没有被帖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的矛头都指向了厂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一天，我们宿舍附近的一个会议室传出了许多人的愤怒的叫骂声和拍桌子声。几个孩子好奇走过去看，原来是人们在批判党委副书记的反党罪行。人们的愤怒表情和叫喊声是我们孩子们前所未见的，被批斗的人低着头站在那里，听着别人的骂声像污水一样泼到自己身上，却不得有任何申辩和解释。孩子们注意到批斗的人和被批斗的人中都没有自己父亲，就松了口气。回到家附近，他们看见邻居老太太，即那位被批斗的副书记的老母亲正在伤心地哭泣。这为老奶奶平时经常拿些自己包的饺子给邻居家孩子们吃，哪怕是素韭菜饺子也是特别香。但现在她是伤心欲绝。后来，这个老奶奶被作为地主婆遣送回乡下。 这是孩子们所见的第一个阶级斗争的场面。后来，从父亲和母亲支言片语中，他们觉察到父亲对他这两位同事的同情和他对上面让他参加揭发的抵触情绪。原来，厂党委书记对资格和自己一样老的市委书记不服气，有所冒犯，于是市里就指示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的哥们副书记也就稍带着成了右派。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由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工厂领导人变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 难忘的1958年来到了。我们全家七口人从山东淄博搬迁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在途中，我们路过了北京。我们全家在天安门前照了一张全家像。我们几兄妹穿着七上八下的衣服，像一群从农村来的土孩子，天安门广场灿烂的阳光使大家几乎都眯着眼睛。这张照片现在珍藏在我们每个小家庭中。父亲的新工作岗位是成都电机长（906厂）的总工程师。工厂带上了编号即是与军工生产有关。按照计划，这家工厂将不再生产普通电机，而是生产为军备服务的微型电机。当时中国还没有微电机，所以要由前苏联老大哥来援建。父亲得知他将到苏联去考察学习几个月的消息后，就在业余时间抓紧自学俄语。和他一起执行考察任务还有两位工程师，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工程师。 关于父亲在前苏联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只知道他住在离莫斯科几十公里的一个小镇里，每天到一个工厂去学习。到每个车间和科室去了解和熟悉微电机的设计和制造过程。那时的苏联对中国的确很友好。只要是本行业务问题，父亲他们想知道什么就可以得到有关的资料。除了定点的那家工厂外， 父亲还参观了其他类似工厂。总的感觉是，当时的苏联的工业的确比中国发达的多。不少人已经买上了自己的小汽车，公路建设也很好，到处是柏油路。父亲最惊奇的是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加油站，这对一个来自工业不发达的缺油国家的人来说， 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在业余时间，父亲也观光了莫斯科的各名胜古迹。他那张在莫斯科大学主楼的罗蒙诺索夫塑像前照的照片，看起来真是很神气：头戴皮帽，身穿有一个很大皮领的大衣，年轻英俊的面容上戴着一副眼镜，平静而又充满信心地注视着前方。难怪父亲他们回国后，其中的一位同事和我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了一个故事：他们在一个工厂实习时，有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苏联女工程师想和父亲交朋友，当父亲直率地告诉她， 他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那位女工程师就吓跑了。父亲在那里也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挤公共汽车，被小偷把他的大衣口袋割了一个口子， 里面的护照和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被盗了。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他补发了这些被盗物品，但告诉他不得将这件事说出去，说是怕给苏联老大哥脸上抹黑。我们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已是在二十年以后的“文革”时期。 父亲的工厂在大跃进的1958年里不用说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有一段时间, 厂里的一帮干部在我们宿舍旁的一小块地方建起了一座炼钢炉，那里不分昼夜地吵闹着，忙碌着。几个昼夜下来，一个个都是脸青面黑，焦头烂额的。厂里的文书小刘，一个平时总是穿戴整齐的奶油小生，这下几乎变成刚从煤矿里出来的老矿工，他一边擦汗一边说，累得几乎分不出东南西北了。他拿一块黑呼呼的直径在10厘米左右的圆柱形东西给父亲看，让父亲鉴别一下这个“宝贝疙瘩”的质量。父亲不便多说，只说，你最好去鉴别一下含碳量就知道这是块铁还是钢了。这句话在十几年后的“文革”中，成了父亲反对大跃进、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从那时起，父亲对各种运动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早些把国防需要的各种微电机设计并制造出来。下班以后，他很少再拿政治书籍回家了，总是拿着俄文的，英文的技术书籍或杂志回家。 来到成都这家工厂后，有一件事对父亲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好领导和同事，即工厂的行政一把手宋厂长。这位宋厂长也是在山东抗日游击队出身的，他身材魁梧,而且心胸也象他的身材一样坦荡。宋厂长刚解放时担任浙江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不久就调到一家国营企业，很早就从事工业建设了。在到成都这家工厂来之前当过哈尔滨电机厂的副厂长。他是一位有见识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他作的报告生动有趣，富有煽动力，人们喜欢听。他知道工程技术人员对于办现代工业的重要性，所以技术上的事就放手让父亲去主持，去操办，决不横加干涉。父亲当时最热衷于新产品试制。他在完成必要的生产指标后，集中了主要的技术骨干研制新产品。 他知道我国在整个行业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要花大力气才能缩小差距。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不管是来自名牌大学的，还是来自普通中专的，不管是不是党团员，只要积极工作，不讲价钱，能出成果，谁就是好人，能人。在59年反右倾运动又来了。当时上级有管领导要求厂里一切都实行机械化，包括食堂的掏米，切菜，做馒头都要实行机械化。父亲反对把技术力量抽去搞这些事。他说，我们的资源有限，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至于食堂的机械化，放在几十年后也不迟，我们有的是人，多招几个炊事员就是了。他的直来直去的性格使得当时的党委书记下不了台。但是，由于宋厂长对他的支持，当时的大环境使反右倾在基层不了了之，他可以继续按自己的计划执行。在61年中苏关系恶化，来父亲工厂工作的三位苏联专家回国了，父亲的研制工作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和厂里的工程师们已经掌握了专家们肚里的技术。那时，尽管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有人都在饿肚子，父亲一个月的定粮只有19斤，厂里食堂经常靠卖蝉豆皮饼，米糠馒头或麦趺窝头等来填充人们的肚子，父亲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新产品研制。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力气没有白费，后来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击落了美制的U2高空侦察机，父亲所在的工厂因为其研制成功的零部件装在了这种导弹上而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到了1965年，整个国家由于实行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路线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了，父亲所在的工厂也到了鼎盛时期。这家工厂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微特型电机制造厂和研制中心。尽管当时上级主管部门定板的研制中心不是这家工厂，而是授给了一个研究所，但是父亲他们的工厂却用自己业绩搞成了一个的事实上的研制中心。而且，父亲根据他的经验和学术研究， 认为微特电机从其使用性能和研制方法上都已和传统的电机大不一样，应从电机这个传统行业脱开。当时，父亲是全国微电机小组的副组长，与当时该小组的组长即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展开讨论。本来，这仅仅是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到了一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就又多了一条所谓的争夺全国微电机行业的领导权的罪状。 实际上，父亲在工厂里的日子从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就不太好过了。那一年，上面给厂里调来了新的党委书记。 这位书记个子很小，小绿豆眼睛，大鹰勾鼻，姓王。 这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原来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的军衔为上校的处长，本来在北京过得好好的，不知怎么来到了外省的一家工厂当了书记。本来，他本人或许也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在壮年时离开要害部门下放到外地，可能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做老婆的缘故。但是实际上，他是以整人为职业、为本能的，就象受过伤的狼，照样要咬人。总之，这位“左” 得要命的书记一来，使得工厂发生了巨变。 首先，他以各种方式宣传本工厂自建厂以来就是执行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四清运动中，他组织了厂里那些不懂业务从军队专业来的中层干部攻击以宋和俞为领导的厂领导班子是只专不红，重用坏人，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不是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他们找了一个突破口，就是把父亲手下一位得力的姓杨的工艺科长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这位杨伯伯在上海时就和父亲一起工作，后来一起到山东，就住在我们家隔壁。然后一起到了成都。这个人不是党员，对政治可以说从来不感兴趣。但是他的技术是一流的，而且非常敬业。他的习惯就是把工业装备搞得完善齐备，生产出的产品要求精益求精。 对这样一个生产骨干，厂里政工部门动员了人力物力，跑到他江苏老家去调查。他们查到他在上学放暑假时，曾在老家与一个农村姑娘好过，但最后未与那位姑娘结婚，就硬把他说成了一个漏网恶霸地主，比电影演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还坏。有一次晚上全厂职工在大食堂兼会场开大会批斗杨伯伯。已上高中的老大从学校回来路过食堂门口，听见里面传出了惊雷般的口号声。他进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越往下听他越是出了一身冷汗：这么熟悉的人原来是坏人，原来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阶级敌人真是就在在眼前。当时，全国所有地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把所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给搞得完全没有脑筋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杨伯伯的清查出来，作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厂，遣送回乡，正是准备拿父亲开刀的前奏曲。 在这样的气氛下，尽管父亲已为工厂呕心沥血地工作，仍要进行所谓的“洗澡下楼”，即作检查，说自己的革命警惕性不高，被坏人钻了空子，让“革命群众”谅解。好不容易，父亲总算是“下了楼”了。在那个时候，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搞建设的依靠对象，而是所谓“团结，帮助和监督”对象了。除了所谓的路线问题外，父亲对于新来的王书记的个人品德十分鄙视。这个人的外表与内心一样丑陋。他总是在嘴上说团结，在背后捅别人一刀。相处了一年左右，心中有数的宋厂长知道和这样的书记无法共事，就打了报告申请调动工作。他的领导能力和业绩使上级将他调到了一家规模更大的军工企业当了厂长。他离开父亲所在的工厂后，那位心怀叵测的书记就把父亲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需要整倒的第一对象了。这时， 整个中国已到了风云变幻，狂风暴雨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前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