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殇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台湾大爷

冷明

台湾人龙应台说，你应该学会不相信。亲爱的读者，我想说，请相信我一回，这一切都是真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父亲满怀希望回京申诉，在公安局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得到了十分明确的答复，文革前的反革命不在平反之列。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才得以平反。

父母从乡下回京落户后不久，街道转来一封信，是父亲解放前的一位世交，现居住在美国的周姐姐托人辗转送来的。“周姐姐”年事已高，她的先生曾是国民党要员，幸亏我们家住在四川会馆几十年不曾搬家，否则在北京城里大海捞针，想找一个人还难呢。谁也没想到，信是二大爷，父亲在台湾的亲哥哥写来的。

文革过去没几年，中国人一改家风，不像过去，谁家有个海外亲戚，藏着掖着唯恐让人知道。改革开放了，人们以有个国外的亲戚为荣，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港澳台的也好。

79年的时候中国人真穷，几十户人家的大院里只有一家有台小电视，我们家更不用说。文革中一家八口人，除了大姐二姐参加了工作，老祖母年龄太大侥幸躲过一劫，其余五口悉数离开北京到农村去修理地球。平反回京了，家里人没房的没房，没工作的没工作，我弟弟一家三口回京落不了户，更惨的是他既不属于知青也不属于被平反人员，没工作没工资没住房没学历没技术没户口。我干脆不敢回京起这个哄，乖乖留在草原工作。

文革过后，从境外来人就意味着美钞外汇卷日立彩电东芝冰箱飞利普剃须刀还有许多国内难买到的紧俏货。

解放前，父亲和他的二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二哥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的电台培训班，当了国民党兵，撤到了台湾，从此沓无音信。父亲跟着地下党，风里来雨里去，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直到北平解放。北平解放了，这些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成了公安战线的主力军。

父亲那时年轻气盛，近一米八的个子，瘦溜的身材，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云集的歌厅舞会，说他风流倜傥也不为过。刚刚解放的北平城内，国民党特务组织不堪一击，很快一个个落网，父亲屡立战功，但他不会说谎，把二哥去了台湾一事一字不落地对组织说明了。主要因为这一条罪状，父亲很快被清洗出公安队伍，三年困难时期又被打成反革命，让我们一家堕入了无底深渊。

父亲年轻时披肝沥胆，入狼窟虎穴，是地下党的得力干将，是公安战线优秀的侦察员，俗称反间谍人员。可是他的虔诚无法赢得党的信任，无法绕过英明领袖一手遮天为每个人安排的金光大道，他最不情愿的是，因为他的不幸连累了我们家所有的人。

接到台湾来信那年，我奶奶年近九旬。她老人家年轻时丧夫，孤身一人含辛茹苦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二儿子上了台湾，生死未卜；小儿子好歹是个在公安局吃官饭的，文革中又死于非命；指望老三养老送终，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先是被打成反革命，工作工资全无，文革中一家四口又被轰回四川老家，在荒芜的大山里，没粮食没住处，被人看不起，贫病交加，好似永无出头之日。

操劳了一生的老祖母，从不敢流露出半点对亲生儿子的思念。也许她认为那个儿子早死了，却始终记得只要说出有一个儿子在台湾当特务，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大爷与我们家取得了联系可谓是双喜临门。先是父亲平反回京，晚年总归有了保障，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生命复活了。他用几十年的苦难，终于证明了自己：他是人民的公安战士，而不是什么“反革命”。

二大爷与我父亲通信之后，马上寄来数额不菲的美元。

父亲平反后幸亏当年的老上级健在，证明他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定为离休，他曾经魂牵梦萦战斗过的公安某处升格为安全局，上级把他离休关系落在了安全局。

父亲一生挨整吓破了胆，但他不撒谎。虽然五几年就离开了公安战线，几十年后仍旧牢记党的纪律，赶紧找到当初地下党的老上级，现今的老局长，如实汇报了二大爷的情况。领导们特意派人来家探访，叮嘱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做好统战工作云云。

从69年到79年，父亲一人在四川大山中整整生活了十年。

做饭没粮食，炒菜没油，十四岁的妹妹疾病缠身。望不到头的困苦使母亲心灰意冷，不断地埋怨父亲。母亲生在山西的大户人家，自从嫁给了我父亲，好日子没过几天，担惊受怕成了家常便饭。抗战时期，唯恐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杀头。临解放又怕残暴的国民党给抓了去正法。好不容易盼来了当家作主，没几年的功夫又成了这样。

在酉阳老家，出门见山，农民祖祖辈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一年要缺半年粮，四口人，手无分文，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恐怕永远走不出偏僻荒凉的大山。贫穷与疾病是双生子，小妹数度病危，据说有一次拉了一脸盆的蛔虫。在母亲几度自杀未果后，为了度命，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从四川接到了草原谋生，将就着一家人没在贫困中饿死。

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哥一直生活在酉阳，他大学毕业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好歹挣着工资，十年之中从没给过我父亲一粒米，唯恐与反革命兄弟划不清界限。

住在成都的德骝大爷，自从我们家倒霉以后，一直力所能及地给予一些帮助，其实那时的人都很穷，能帮什么呢，一句问候的话会使人温暖，后来他拼命攒粮票，五斤十斤一直不间断地邮给我父亲。

那是怎样的十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二十年）一年年望一年年盼，一天不如一天，望眼欲穿，不知何时是个头。后来我们已经绝望了，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不想回城的美事，也不想挣工资的美差，什么都成了奢望。我娶了个农村姑娘，总算没打光棍；弟弟也找了个农村人，娶妻生子，在草原上扎了根。

家里有了冰箱彩电外汇，父亲不用再到外面打工补贴家用。1987年台湾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二大爷第一个报了名。四十年骨肉分离，年愈花甲的大爷早已满头白发。那一天，我们一家人激动地望着母子俩四十年后的重逢。大爷磕过头后，老祖母拉着他说话，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没娶太太。老祖母头脑异常清楚，她望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

二大爷精神矍铄略显削瘦，我们惊叹他与我们冷家人长的如此相像。说他长的像我父亲，不如说我就是他年轻时的翻版，或者说他把我老了以后的模样提前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父亲高我半头，年轻时要比我魁梧多了。我与二大爷一般高，身条体重惊人的相似，连爱好习惯也别无二至。他不抽烟喝酒不打麻将，我也如是。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他爱好体育，喜欢打球，更是与我不谋而合。后来说起他十七岁离开的北京，离开的家，竟然让我目瞪口呆，天下还有如此的巧合——我也是十七岁远离北京远离亲人去内蒙草原插队。

文前的相片是台湾大爷六十年代照的，二大爷神采奕奕，置身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林里。另一张是我八十年代的留影，那时的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堪称风光无限，插队时家徒四壁，如今站在没膝的草丛中，终于成了身后这偌大一群牛的统帅。

父亲对二哥说自己是一名工人，现在已经退休。至于如何挨整，如何轰回了乡下，几十年的坎坷经历闭口不谈。那些年国门刚刚打开，一名台湾人的到来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二大爷对自己的经历也是轻描淡写，更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他以侦察员敏锐的目光察言观色，猜测说，估计二大爷不是中统军统也得是国防部情报局一类的特工人员。

一个是共产党的侦察兵，一个是国民党的大军官，亲兄弟俩貌合神离，惴惴不安。

毕竟是亲兄弟，后来二大爷看到父亲疑心重重，详细地对他说起了到台湾后的变化。当年在军队学的电台发报，后来因为军队大裁员，他以校级军衔六几年转行到一家印刷厂当了高级职员。二大爷简单扼要地说了他的履历，闭口不谈为什么不娶妻生子。文革初期，二大爷的照片是我亲手烧毁的，我清楚地记得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大盖帽的二大爷是何等的英俊威武。

父亲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早嘱咐了家里人不要说漏嘴，连老祖母也没泄露出一个字。其实老祖母只记得他一直挨整，不是打成了反革命就是成了劳改犯，从没把他当成什么无比荣耀的公安战士。

二大爷不愿意去我叔叔，也就是他的亲弟弟家。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我那刁钻刻薄毫无人性的婶子百般虐待老人，先是不给赡养费让老人住到她家，短短的一个月，老祖母忍气吞声忍饥挨饿，实在受不了她的虐待，又回到了我家。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她竟要把每月十五元的赡养费减到十元。

九十多岁的老祖母把这些事一一告诉了她的儿子。

善恶有报。

我婶子听说台湾的哥哥要来，一直在做美梦，金戒指金项链彩电冰箱或是美元港币。等了数天未到，请了数次还是没来。婶子让刚结了婚的儿子儿媳找上门，几乎是强行架着二大爷上他们家吃了顿饭。

她哭诉道，那死鬼一走，我们孤儿寡母过的什么日子，这个死鬼坑死人。饭也吃了，苦也诉了，话里话外就想要钱。二大爷临走从兜里掏出一百美元，当时差点让贪心的婶子背过气去。她心说，您一个海外的大富翁，一出手怎么也得万八千的……她想起我父亲一再叮嘱不要透露他的身份，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暴料道：你知道他三大爷是干什么的吗？我们那死鬼是公安局的，他也是公安局的！

回来后，着实让我们家紧张了一段日子。那一刻我们感觉国共争斗了几十年，这分歧一直延伸到了家里。

好在二大爷没太较真，父亲搪塞说他是在公安局领导下的一个工厂里上班。其实这话不假，只不过那是个劳改工厂，我父亲是劳改犯。

不知老祖母是不是见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终于放下了心，她在第二年夏天以九十多高龄无疾而终。

说归说，二大爷的汇款还是源源不断，从根子上扭转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的贫穷危机。

二大爷再来北京是1990年，那年我们一家从内蒙草原迁回北京，当我们夫妻俩走下火车的时候，没想到二大爷亲自来接站，他把一枚金戒指交给我媳妇，算是给未曾谋面儿媳的礼物。

深夜，躺在老祖母睡过的床上，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她的呼唤：明儿，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我从草原回到北京，没房住，在郊区一直租住农民的平房。一位远房表亲大爷听说了我的情况，好心好意要帮忙。这老爷子回忆起过去，那时候你爷爷家大院有一百多间房子呢，就在鼓楼，挨着段祺瑞，我们家穷，在北京没房住还借住过一间呢。老人可能想起了我爷爷的种种好处，知恩图报，一定要让在郊区的儿子把自己小院里的一间偏厦无偿借给我们。房子看过了没住成，人家儿媳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怕我们不给房租赖着不走，找辙把我们打发了。

时光荏苒，回到北京转眼快十年了，我们惦念着二大爷，他更惦记着我们。我曾写信劝他回北京长期居住，他说不习惯，台湾温暖潮湿，受不了北京的寒冷和干燥。说话他就要到八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写信又不敢深说，怕亲戚朋友说我财迷心窍惦记他的财产。

终于有一天他来信说要回来。

他近二年住在荣军养老院，经常要回到台北板桥自己的家里看看，但走远道已经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心脏有些问题，住过几次医院。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对老兵的政策比较优待。据说退休老兵都是一次性发足一生的养老金，再加上各种军龄职位等补贴，数量相当可观，足以让一个老人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二大爷在台北有一套房子，有相当可观的存款，他生活俭朴，说军方每月发给老兵的补贴基本就够用了，但在一年前他却含混地说，他的存款被人劫去了大半。

买好了机票，第二天台湾荣军养老院来了电话，说二大爷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

又过了数天，一个自称是二大爷生前战友的孩子来电话，一再说老爷子的钱有的是，房子你们没法继承，钱由我来办，准能让你们得到。后来通过荣军寄来的死亡证、户口本等分析，二大爷的死存有许多疑点，而凶手多半就是这位亲密战友的孩子。

这名男子说二大爷心衰死于医院，死亡证明上明明写着他家的地址，他不能自圆其说。联想到二大爷生前曾说存款被劫一事，我们分析多半是这人穷凶极恶，或者是雇凶，或者自己下手，把二大爷的一部分存款先搞到手。听说二大爷执意要回北京养老，眼看到手的财产化为乌有，借着请老爷子吃饭送行的机会，先下手为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想加害于他，不需吹灰之力。

这男子后来又多次来电话，反复说一定要由他代理我父亲办理继承遗产一案。虽然我们高度怀疑，可惜台湾与大陆来往不便，想告他，鞭长莫及，只得作罢。父亲坚决拒绝了他的请求，让他想独吞二大爷遗产的梦想总算没得逞。

老街坊马思影生来眼睛高度近视，基本上就是睁眼瞎。三年困难时期我母亲看他可怜，没少照顾他。为他烧开水，点蜂窝煤炉子。马思影的父母兄弟姐妹全是大学教授，文革中被整得不亦乐乎，文革后全都移民去了美国。他听说了父亲正为继承遗产一事着急，自告奋勇说，他哥哥（或妹妹，记不清了）的女儿嫁到了台湾总统陈水扁家作儿媳，他可以让他哥哥找他们帮忙。我们将信将疑，不相信会攀上总统先生。电话打到美国，果真如此，人家陈家大公子还真是开车跑到荣军养老院联系咨询了一番。答复是确有其事，但台湾的继承都要走法律手续，都要通过法院判决，当中的手续一点不能少。总统的面子也不给。

为了办理继承手续，父亲跑遍各处寻找故去的兄弟姐妹的证明。

以前从未听家里人讲起父亲有过一个姐姐，知道她还是近几年的事。父亲说，你们的这个大姑是冷家最有能耐的人，人长的漂亮不说，北京大学毕业，敢说敢道，兄弟姐妹中谁也不如她。父亲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大姑就好似来无踪去无影的仙女，虚无缥缈若隐若现。

父辈五人，两个大爷一个姑姑大学毕业。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叔叔大爷家的孩子足足有十几人，文化最高不过初中。小弟小妹刚上初中，就被轰到了乡下，充其量小学文化。北大毕业的大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找到大姑的死亡证明父亲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四川遍访亲友，探听到了她的一些信息。大姑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位江南才俊，那青年工作努力才华出众，在四川某地为官不几年，成绩斐然，国民党政府推崇备致，特授予他模范县长光荣称号。解放了，不知他为什么没跑，也许他以为他是抗战功臣，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没有血债民愤。他错了。四川解放不久，姑姑姑父双双殒命。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德胜门外北太平庄的庄稼地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寸土寸金，在命运的轮回中我们竟奇迹般地回到了这里。站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我望着窗外爷爷当年曾长眠过的地方，默默地说，爷爷奶奶还有二大爷，我守护着你们，你的子孙永远守护着你们。

老祖母的墓地四周栽满了梨树，每年的清明节，一家人前来祭扫墓地，悼念已逝的亲人，远远望去，那一团团云絮般绽放的梨花，好似飘飞的漫天雪花。今年因了这春寒和一场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梨花是否会姗姗来迟？清明这一天，天空是否清朗洁净还是会洒下几颗伤心泪？

数年后两岸开放，我们去台湾旅游，专程到板桥市板桥路瞻仰二大爷的故居。在狭窄的马路上仿佛看到二大爷从那栋公寓楼走出来了，他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一个老兵把全部的爱留给了大陆亲人。子欲养而亲不在，二大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201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