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一个决定
有时记忆会把人带入到过去了的时光里流连、顾盼。是想那逝去的年华，想那年华中发生过的往事。而跟在后面的，必定会是一声叹息，带出更多感慨，也许还有无奈。但里面未必没有更多的是值得怀念的往事。如烟，却总也缭绕不散；如歌，却断续了旋律；如文，却朦胧着月，朦胧着人，朦胧了记忆。便就在那瞬间里，萌生出写的愿望。
当我面对这片草地的时候，还是在四十年前的初冬。也是在那年，我第一次来到了乃林郭勒。眼前除了白，还是白。只有高低起伏的远山和平坦的草滩，被大雪掩盖住真实的草原。
那年我十七岁。而我人生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是1967年的秋天。文革开始一年多了，平时学校里几乎没什么参加运动的学生，大部分逍遥在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学生们返回学校，派来了军人。同学们也互相转告，纷纷返校。不过课一时无法恢复，每天坐在教室里，围着那个从张家口来的小兵，缠着他要烟抽。
兵来自农村，不知道城里的孩子不会抽烟，第一次见面，就掏出一包劣质烟，分发给在座的我们。开始被他的举动惊讶了一下，却猛然回味，顺手接过那被白色的纸包裹住的黄色烟草。那是第一次抽烟，也不算是抽烟，不过是让烟在嘴巴里过一下，就被吐了出来，是想体验喷云吐雾的感觉，并没有觉得有多么美好。那时，我们跟指导员和带我们的排长关系很好。我还记得，带我们的排长叫贾庆林，是驻张家口4619部队的。到了后来，吃饭时，我们时常溜到指导员的住处，去偷他的山西老陈醋。指导员是山西人。
那年秋收，学校联系了牛栏山公社板桥大队，全校同学去那里帮助秋收。我是在那次农村劳动中，在新闻连播中听到了北京十名中学生，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消息。回来后，就在学校革委会前的小黑板上留了条消息：有愿意到内蒙古去的同学，请报名。就这样，我们学校五名同学，于1967年11月16日离开了北京，开始了我们的插队生活。到今年，时隔近四十年，很多往事犹如昨天，就这那片苍穹下，绿色的杭盖，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人生故事，也就从这条河，这片草地开始了。
很多人喜欢浪漫，喜欢潇洒。也有那些歌，在唱着草地和草地上的蓝天，还有白云下面那跑着的马。当我们也被那片蓝天所覆盖后，也骑着马儿在草原上跑时，感到了的却不是诗情画意，而是那襟怀，是草原在容纳，原谅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们。也在这同时，她又把我们培育成为一条汉子，可以顶天立地站在那里，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草原，有过草原母亲的锤炼，于是我们也就坚强地活着，没什么再让我们感到畏惧的。我们在草原经历过生与死，面对白毛风和草原大火；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人在马群下夜，耳畔听的是四野狼嚎，此起彼伏；冬季里外出迷失了方向，树林里伐木，大树倒下时砸飞了手里的锯。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晕，醒来发现一只脚还挂在马镫上。死神离开我的距离很近，但每次都不过是站在那里观望，似乎是要考验我的勇气，面对死亡的勇气。
我想写，写出记忆里没被遗忘的往事，也不希望往事如烟，只有记住了，才可能避免历史重演。是片段，是点滴。如同百纳衣，东拼西凑，成就一片辉煌。
很早就想到农村去，算是一个愿望。
我本来不是一个能吃苦的孩子，从内心里也不愿意过苦日子。可是我却从上中学起，就抱定了要去当农民的想法。最主要是家庭，是家庭给我带来的那个沉重的包袱。我从没有抱怨过我的父亲，好像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会反*。想去做农民，从我开始，不再会由于出身影响自己的后代。我没想到的是，最终会把自己流放到了那么边远的地方，那一片冰封的世界。
1967年11月16日那天清早，有车到学校把我们接走，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到那里时，整个广场早已人山人海了。如同重大节日，彩旗飘舞。几十辆大客车排列在广场，各所学校欢送的队伍拥挤在以客车为中心的广场上。我们下车后，寻找着自己要上的车，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从人群夹缝中挤出一条胡同，艰难地上了车。由于人太多了，在无数激动的面孔中发现了家人，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姐弟。只是挥了挥手，算是打过招呼，他们便消失在人群中再也看不见了。
原来是要在天安门誓师的，没想到的失控，使组织者无法控制局面。车也就在群情激奋中，离开了广场，带着我们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之路。那时心里没有担忧，好像就是要到一个地方，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的地方去，至于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心里根本没有感念。想到做多的是那首学校里不知背诵过多少遍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荡的车队行驶在京昌公路上，道路两边整齐排列着两行枯褐色的树。半路上下车，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东民讲了几句话后，我们继续超内蒙古进发。从下花园开始，沿途各个地方的民众夹道欢迎，高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欢迎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突然觉得身上被压上了使命感，觉得自己变得神圣了，好像真的是要献身给那个事业，也为了那个事业去奋斗，去培养，去磨练，一切都为了做合格的接班人。任重而道远，“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的确，当人处在一种特殊的境地时，好像会身不由己地投入到那个激荡的环境里，好像是被拥进了激流旋转着的漩涡，波涛滚滚被夹裹着，随波逐流。
当年最感动我的两条语录：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向中国留学生讲话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下面是流传在民间的一段最高指示，而我在初次看见这段文字后，也确实想到了使命这个问题：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尤其是在展望未来的前景时，也就想起诗词中的那些逝去了的当年“百舸争流”“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玉宇澄清万里埃”。浪淘沙，沉积清洗出的才是真金，尤其想到的我们将亲身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每当这时内心激扬澎湃，真好似有热气涌上头顶，好像什么困难也都不在话下。
时隔四十载再回味，也曾努力去寻找那些“苦”，却发现自己好像从未知何谓“苦”。记得那时在张家口停留了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而我却在那动荡的岁月中，在张家口的兵营里走进了我人生第十七个年头。从天安门广场离开后的第二天，是我十七岁生日。我没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一天。
记得那天，我们学校的几个男同学懒散的有躺有坐，还有的趴在兵营后面一个小土坡上，在那里遐想，也可以说是胡想，没有边际，因为也无法找到边际。天那一头的样子谁能够知道。有人说，到了那里，每天做饭是要烧牛粪的，也不知道牛粪点火后会是什么样子的。说着，有人在坡地上找到了几块半干的牛粪，就聚拢成一堆，找到几根枯枝，架火烧牛粪。过了一会儿，牛粪冒烟了，跟着一股奇臭无比的青烟缭绕在兵营后面的坡地上。我们捂住鼻子，赶快把火熄灭，感到一种茫然——如果每天都要用这奇臭来做饭，也真算是一种锻炼，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可是要革命就不会一帆风顺，而到牧区去，也还是带了使命去的，就是要改变那里的贫穷和落后，而这股奇臭，也许就包括在了改变的项目之内。
在张家口的兵营里领到了进入内蒙古草原前的第一套装备，也可以说真是齐备，从上到下，羊皮帽子、蒙古皮袍（得勒）、皮裤、毡靴。别的还好说，那毡靴穿在脚上奇硬，咯的脚没有不疼的地方，试着走几步，真想架起双拐，做个残疾人。可是不穿怎么行，据说棉鞋在那里如同布鞋，根本不御寒。看见有人请司机用汽车轮子压毡靴，过去打听，当兵的说，毡靴是要把它弄软才能穿，要不然脚会坏的。可是压过的毡靴，穿一冬就不行了。听见这些说法，后来决定还是豁出去了，要不然毡靴只穿一年就不行了，哪里有钱再买新的。后来，居然就是硬穿，靠双脚硬是把硬梆梆的毡靴穿软，这也是后话了。
还记得离开军营开始进发蒙古草原时，沿途的各派和组织都出来夹道欢送。在人群里，突然看到了到学校支左撤回来的一班排长和我们班的贾排长，他们向路过的每辆车里看着，寻找着，是想看见我们。我们大声喊着，向他们招手。好像后来还让他们上了车，跟我们走了一段才下去。
上坝，也就是从华北平原进入蒙古高原。从下面看，仰视，群山叠嶂，汽车开到山顶后，却是一马平川，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大草原展现在眼前。有些激动，眼前看到的景色，如画，我们就要去做那画中人。
冬天的雪原，白茫茫的大地上挣扎着露出焦枯的草茎。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草原，也只是记住了沿途那白色上面的枯萎，感觉有些凄凉，与离开张家口，夹道欢送时那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形成强烈反差。
夜晚投宿在宝昌，由于是天黑时到达，黑暗中隐约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和街道上昏暗的灯光。印象最深的是宝昌的晚饭。由于那里当时还是一个很的小村镇，一下子来了四百多人，连住都成问题，吃饭也是分批在一个昏暗的饭馆里，几张大圆桌上点着煤油灯。刚一进门，就被一股呛鼻子的味道顶住了。说是顶住，一点也不夸张，真不知道羊肉的膻味居然会有这么可怕。可我们今后的主要食物就是羊肉，牧区不生产粮食，牧民自古以来都是以肉食为主。看来到草原后的第一关就是要对付羊肉的膻了。那时每次吃饭前，都要集体背诵语录，围绕在几张饭桌前的红卫兵小将们，不约而同大声背诵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看来，为了对付这一桌丰盛的晚宴，需要的不是食欲，而是比食物更为重要的精神食粮，是靠着一股豁出去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在闭著呼吸的短暂瞬间，吃下那除了膻似乎没有其它味道的羊肉，最难受的是羊肉经过喉咙的时候，也许那里是味觉神经丛最发达的部位。这顿饭吃的如同闪电战，居然一桌的饭菜全部被囫囵吞进了肚子。吃完了，满嘴的膻味只叫人恶心想吐。不知道谁第一个端起了桌上的醋瓶子，往嘴里猛灌，别人纷纷效仿。酸一入口，驱散了口腔里的膻味，也许是酸勀膻，倒也是一大发现。
第二天清晨出发，下一站是锡林郭勒首府锡林浩特。对路上的记忆不太清晰了，只是满眼洁白和大片的沙窝子。那时还不知道内蒙古草场退化问题，只是感觉沙漠与草原是那么接近。
快到目的地了，迎接我们的是马队和彩旗，牧民们骑在奔驰的马背上狂呼着，紧紧追随着我们的车队。心情激动啊，那一刻里感到了草原在张开臂膀，把我们这群无知的年轻人拥入胸怀。
当时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还派了摄影记者，全程拍摄了我们到内蒙古沿途的情景。不过后来听说，资料拿回北京后，就忙于派性斗争，那些电影胶片没有及时处理，最后等想起来时，发现全部报废了。
在锡林浩特，我们住进了当地最高级的宾馆，那时知青走在街道上，会引来孩子们的围观。锡盟乌兰牧骑演出队还专门为我们演出。第一次看见蒙古人的舞蹈，被粗狂和柔韧所震撼了，也喜欢听蒙古民歌。还有在我们之前来的十个北京知青给我们做报告。最难受的还是进餐厅。第一天的晚饭我没吃。记得那是在进入餐厅前。从楼上下来，刚刚拐到通向餐厅的通道，就像两道墙壁间又增加了一道看不见的隔断墙，往前一步，就是横在前面的膻味，退后一步，就什么也闻不到了。那个感觉很奇妙。
还有一事，印象也很深。白天外出，到大街上散步。也是好奇，几个人相约，在锡林浩特唯一的街道上闲逛。走出宾馆，才知道了什么叫冷，什么是严寒。脸刚刚接触到冰冷的空气，就好像一块冰凉的玻璃贴在了上面，而呼吸，一吸一呼，喉咙里都会发出尖利的声音，嘶嘶啦啦的隐约中好像有丝线在轻微地通过嗓子。那感觉不太久，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好像以后也再没发生过。看来，是一次接受，是我进入草原后，草原的空气在洗涤我的污浊。她就用这种方式接纳了我，使我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锡林浩特到东乌旗并不是很远，听说是四百里地，天还亮着就到了。到了了牧区，欢迎我们的仪式全部是马队追汽车，让我们看着心里会产生一种冲动，很想也早早成为马队中的一员，驰骋在茫茫草原上。
每到一地，都要稍作修整，地区政府要象征性的召开个欢迎大会，表示对领袖的热爱和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就是跟当地人联欢。联欢嘛，就是大家一起表演节目。当时每辆车就是一个小队，以小队为单位献艺，每队都给了一个表现的机会。我们小队是由北京七十二中、八十五中。地安门中学，还有河北北京中学的同学组成。前面三个学校都是男生，河北北京中学则是几个老大姐。凑在一起，老大姐教小弟弟跳舞。《北京有个金太阳》。扭了一个够。男生都没有跳过舞，那时还不兴忠字舞什么的，所以都没受过什么熏陶或训练，反正是在那里跟着音乐瞎蹦达，藏族舞蹈的动作也好学，到了晚上，头一次在舞台上表演，也多少有些紧张。不过音乐响起来后，很快就找到感觉了，跟着节奏，用脚使劲儿在舞台的地板上砸，倒也跳出了激情，然后是糊里糊涂的鞠躬下台，迎来台下一片掌声。后来听说，还是那次反映最好的节目之一呢。
说来也奇怪，东乌旗的羊肉非常好吃，一点膻味都没有了。还知道一件事，草原的牛是吃草的，而内地的牛要吃料，也就是吃粮食。所以草原的牛粪烧起来没有臭味，甚至还带有一种草的味道。看来，不仅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连牲口也是一样的。水土变了，羊肉的味道也跟着变了。后来才知道，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有名，就是用内蒙东西乌旗的羊。每到秋季，羊抓膘后期，就有人来收购，把精选出的羊，一路放牧回北京，然后饲养在北京南苑，涮羊肉的肉都是当天宰杀的新鲜羊肉。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了。
东乌旗的全名很好听，那片草原叫乌珠穆沁草原，分成了东乌珠穆沁和西乌珠穆沁两个旗。旗相当于内地的县。去西乌旗的那些知青，在离开锡林浩特后，就与我们分别了。
我去的地方是个公私合营的牧场，据说也是边界线最长的牧场。满都宝力格——丰盛的泉水。多美的地方啊。那天还没到场部，就看见彩旗和马队，牧人们呼啸着从一座高坡上骑马冲了过来，然后调转马头，在车队的两边，跟着我们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当兵的，他骑了一匹青色的马，速度非常快。后来才知道，他是边界派出所的所长。还有一个牧民，身子斜跨在马背上，潇洒自如。他后来成了我的草原哥哥，大队的贫协主席。我下队后不久就到了他家，那一个冬天都是在他家度过的。
我的草原母亲老额吉对我非常好，真的把我当成了她的儿子。
原来牧场革委会没准备让我们马上就下到队里去，因为草原的冬天异常寒冷，平时的温度在零下30度。最冷的时候可到零下50多度。而且知青的安家费刚下来，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连起码的住处——蒙古包都没有。后来，由于知青们一再要求，最后才妥协了。没想到的是，我们小队居然被分到了离边境最近的牧业队，白音高毕大队。这个队一年四季都在边境上。其它的牧业队，比如白音乌拉队，就一直都在比较靠里面的地方。
记得那天，我们是坐马车下队。天地间到处白茫茫的，草原也不是一马平川，我们在起伏的丘陵中，翻过一座座山坡，下午到了牧业队。牧民早就在那里等着了，队里也早就安排好每个知青的家，各家人纷纷把安排在自己家里的知青带走。我被一个牧民带走了。这个牧民我们都认识，他是搭车，从锡盟跟我们回来的。可以说非常简单的汉话。当时不知道，他原来是四清下台干部，叫额斯勒格，看样子很憨厚的一位老人。是原牧业队的大队长。他去北京看病回来，正好在东乌旗遇到了我们，就顺路搭车回来了。我是他指定要去的，谁知道怎么就这么青睐我。说也很运气。我在草原那些年里，有些牧民很喜欢我。还有一个老马倌，也是锡盟摔跤冠军，那年冬天，他来看我们，把我发的羊皮帽子拿去看，然后戴在自己头上，把他的狸猫皮帽子给了我，说太热了，要换成羊皮的。我开始还不好意思，推脱着不要，狸猫皮的帽子多珍贵啊。可是他却不高兴了，还是民兵指导员，我的草原上另一个哥哥（贫协主席的弟弟），他当过兵，会说汉话，也坚持要我接受，我才收下。
额斯勒格把我带回家后，天就黑了。那是我在草原蒙古包里的第一夜。女主人做的是面条，用手把肉汤下面。非常好吃。我也是好对付，给口饭吃就觉得香。他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跟我年龄相差不多，长得很好看。她在昏暗的羊油灯下看着我，常常腼腆地在笑。可能也是好奇吧。吃饭前，女主人从碗架上拿来饭碗，从头上摘下头巾，在碗上使劲儿擦，可能是怕不干净。然后给我盛了一碗面条。饭后，额斯勒格磕巴着用汉话跟我聊天。好在他能听懂不少。我问他，怎么去的北京。他说，先到锡林浩特，然后“批几”到呼和浩特，再到北京。那个“批几”可把我闹糊涂了，好半天才明白是飞机。
草原第一夜就这样过去了。从此开始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也是一辈子的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