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尤其是诗词，要的是境界。不是说毛说的便都是错误的，也不是说上帝说的就绝对是正确的。如果说一个罪恶滔天的犯人死前信奉了上帝，他就可以入天堂，那么满世界的犯罪却如何去消弭？据说薄所吟两句诗收于陈明远1988年出版的《劫后诗存》，毛生前从未发表过此诗，只是陈作颇有豪气，故文革中被误传为毛诗。我去陈的博客上闲逛，此类境界作品不多。如今的看客评论当中，许多已经摒弃了客观与公正，看不顺眼的上前直接咬人。这里除了立场的问题，更显示了文人的浅薄浮躁和自视甚高。一事一物各具正反性质。如果说重庆唱红打黑有好处，便是为广大劳苦大众出了口恶气，提振了精神，是替天行道！路人对小悦悦的冷漠尚不及贵妇对宠物的怜惜，广东乃至国家社会之道德殒丧，国人都漠然接受，这难道是中国追求的公平社会吗？如果说重庆唱红打黑有坏处，那就是李庄案直接触及了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是打狗震主。李庄的老板即彭真的儿子付洋（背后可能还有邓朴方）以牙还牙，王立军中招受陷，其时机之巧力度之狠是三十六计之借刀杀人的最高境界。在此次王立军事件中，资本控制舆论媒体的能力令人不寒而栗。民间的挺左派在各大论坛中厚积薄发但迅疾被过滤得七零八落，而资改派与买办普世派联合围剿左派的言论却能畅通无阻甚嚣尘上，努力实践着他们的座右铭：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然而这显然是掩耳盗铃，老百姓不说话和说不出话并不代表他们接受你拥护你。在这被和谐、被尊严、被富裕的年代，老百姓只是被控制的对象是会思考的牲口而已。但是，就是因为会思考，资改买办们就注定要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