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视剧《蜗居》深有感触。很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都有类似海萍的经历。只是我们我们那时还没有能力自己买房，连这个想法都不敢有，只能靠单位分配。往事不堪回首，这也是当年很多在大学里教书的青年教师选择出国的原因之一。现在回想起来，也总算是在上个世纪消逝之前体验了一把作为上海人独有的《七十二家房客》般生活。

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东北角的一所高校教书。最初我被分到一个筒子楼。楼道在中间，光线很暗，但你能看清每家门口都放着个绿色的煤油炉。至于水房在哪里，你可以顺着厕所里传出来的特有气味很快地找到。不管住宿条件如何，总算有了一个安生立命之地。可是我入住宿舍的方式却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从房产科拿到宿舍钥匙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今后将要生活的小天地，但是锁打不开。再联系我的室友，她拒绝与我谈话。后来才知道学校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每次有新人分进来，老住户就把锁给换了。房产科有时斗不过，就给新教师另找宿舍。可是我没有等来幸运。房产科不想得罪人就把我变成了强盗。在几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房产科让我撬锁而入。我不可能露宿街头，只好如此行。结果就是被原房主一顿破口大骂作为见面礼。工作后的第一个住处就是这样暗无天日，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身旁还睡着一个从来不见笑脸，从不和我说话，还时刻都想把我赶出去的母老虎。所以每次回宿舍，我都很紧张，深怕迎接我的又是一场恶战。好在她是上海人，周末回家。总算让我有个喘气的机会。后来听说她是物理系的一位实验员。有一次她的一个好朋友在火车上心脏病突发，身旁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结果不治身亡。这件事把她变成了一个想要报复任何人的黑天使。

当时的上海高校规定：上海人若家里房子超过多少面积，就不再参加分房。而若双方都是外地人，结婚就可以排队分房子。我们正好符合第二条。被前男友（现老公）一忽悠，我就赶紧和他去领了结婚证，以便早日脱离苦海。谁知苦海无边。结了婚的我们仍然各自住着集体宿舍。好在他的室友比较友善，我每天按时爬五楼到他宿舍去吃饭。他的宿舍一间房子也是两人合住。两张床挨在一起，中间用一块大木板隔开，一边一对鸳鸯。两口子的情话四个人一起听。毫无私密可言。有一年青年教师们实在忍无可忍，就联合起来到房产科要房子。提出反正是两人一间，就给每家分一间呗。房产科不同意。于是大家就把楼下毕业班学生搬空了的宿舍给占了。其中还包括即将临产的女教师。可是毫无人性的房产科甚至派人把我们各家的门板给卸了。造反失败，鸳鸯们又被分开。当时上海高校青年教师的待遇逼走了多少人。

怀孕了，我的宿舍再也无法住下去了。经系领导多次出面与房产科交涉，我们才分到了外北渡桥附近东长治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那是有人在学校分到房子，把自己的原住房交出来的结果。我们的房子和海萍住的很相似。只是那时的石库门里还没有煤气。家家都烧蜂窝煤。一进门就是公共厨房，各家只有放一个煤炉和几块煤饼的地方。并且若是你的煤饼烧完了，你必须立即放个什么把位置占住，否则一会儿就成了别家领地。这也是我们的邻居教我们的。我们住的还是这石库门中比较好的一间：楼上朝南的一间，叫作前楼。楼梯的坡度至少有75度，非常陡，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上下楼。黑洞洞的楼梯走到一半突然有一个亮光。原来是右边有一扇小门，门里还住着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鲁迅小说里的亭子间。晚上大家都会出来做饭，厨房里人挤人，浓烈的煤气味令人窒息。里面住户：三教九流，有在小菜场卖菜的，有剃头的，也有在区政府工作的。第一次进门看到门口的水龙头旁围着一堆人，洗菜的，聊天的，我们没敢抬头，匆匆上楼。结果引来他们一顿议论。于是赶紧下楼作自我介绍。其实处长了，邻居还是对我们挺友好的。不会生炉子，他们总是帮我们。拿一块生蜂窝煤跟他们换一块烧得红红的煤饼，放在炉子里，上面再放一块生煤饼， 把眼对好，很快火就会旺起来。每次我们放假回家，他们都要问“回乡下去啦? “, 回来又会打招呼：“乡下回来啦？”。楼下有一家夫妻俩是从新疆下放知青。都在黄浦区政府工作。和我们挺谈得来。两个儿子大的上技校，小的上初中。我们免费为他补课。后来我们搬回学校，他们的小儿子依然来补课。大家成为朋友。有一次我生病，他们做好饭，送到医院来看我。邻居们都亲切地喊我们“大活（学）生“，后来又改喊我‘肚（大）肚皮’。 其实时间长发现他们对我们“外地人”还是挺友好的。只是习惯地把所有外地都叫作‘乡下’，不管这个外地是北京还是其它大城市。

我没有《蜗居》里海清演的海萍那么泼辣，敢跟邻居为油盐酱醋吵得热火朝天。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睡觉，等厨房从锅碗瓢勺交响曲中安静下来之后，我们才下来做些吃的。第一次知道这种石库门的房子是从鲁迅的小说和赵丹主演的电影《七十二家房客》。当时搬进来的时候也有一点好奇。想体验一下这种市井生活的酸甜苦辣。

如厕之事是很私密的。但在这里却没有私密可言。家家用马桶。每天早上一大早总是被楼下刷马桶的声音吵醒。媳妇们穿着碎花的睡衣，踏着拖鞋，端着痰盂或马桶往弄堂口跑。公共厕所在大街上。晚饭后是高峰期。内急不分时间。有时你不得不‘轧闹忙’（凑热闹）。先拿着纸在外面排队，进去了还要接着排。用老公的话说是先看别人拉，然后别人再看你拉。一长排蹲位没有隔墙，一字排开，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若不能忍受公厕就只能依靠马桶。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家只有一间房。我们邻居中基本都是两代三代共处一室。有一次我去楼下一位阿姨家。她家上中学的儿子正坐在马桶上办事。我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就只好装作没看见。

住在这里的好处是方便，离闹市区近，过了外北渡桥就是流光溢彩的外滩。出了弄堂口就是菜场。地道的上海小吃都藏在弄堂里。外脆里嫩的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汤，飘着着虾皮紫菜，辣油的豆腐脑，咸菜肉丝面。一毛多钱就能吃到十分地道的阳春面，清清爽爽的面汤上飘着翠绿的葱花，面条一根一根的非常劲道。

搬走的那天，楼上后楼的阿娘拖了地，木楼梯湿漉漉的。老公从楼梯上摔下来，手里捧着的电表摔扁了。眼镜摔坏了，脸上还摔破了一块。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与石库门告别了。

后来抱着儿子去地段医院打针，特地去看了街坊。楼下的阿奶奔走相告：“肚（大）肚皮回来了“。大家跑过来看大肚皮的儿子，有的抱他，有的亲他。好热闹呢。

住过石库门，你就理解了上海人的斤斤计较。螺丝壳里做道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彼此没有空间，不是你碰我，就是我碰你，不精明哪行。《蜗居》里宋思明的一段台词总结得好：原本这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化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焦点，都会聚焦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华美壮丽的一面，可这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是有灰尘，甚至死耗子，谁又会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