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活着

 

 

 

 

 

 

 

 

 

 

 

 

 

 

 

 

蔡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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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并非事实，它有待于证明为事实。

 

 

 

 

 

 

 

 

 

 

 

 

 

 

 

 

 

 

 

 

 

 

 

 

 

 

目录

 

 

 

1. 那个时刻

2. 号子

3. 政治犯

4. 逃走？

5. 看守

6. 家

7. 姑娘

8. 大哥二哥

9. 着陆

10. 梦境

11．迷惑

12. 生活

13. 父亲

14. 那片纸

15. 出门

 

后记

出版后记

 

一． 那个时刻

 

六月五日下午两点我挨近天安门，我想探究一下天安门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一堵军人和坦克筑起的墙壁挡住了去路。坦克的大炮像昂起的龟头。墙壁东端的街道上只有少数行人在出示证件后才得进入。我有军人通行证，我是不是也可以进去？想到这里，我有些紧张。这是哪里啊。我犹豫一下，还是走出围观的百姓，推着自行车走向那个把门的军官。许多枪对准了我。我只得往前走。走近那军官，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出，只掏出证件给他。军官年轻和善。他看看我的证件，又看看我，吃惊地说：“你也是当兵的？你还敢在街上走？快进来。你最好换换衣服。出去后千万别让人看出你是当兵的！”他招手让我进来，帮我把车子推进来，又嘱咐：“千万当心！”

 

就这么着我进了军事禁地。

 

我憋得难受。军队应该保护人民，只有日本畜牲才杀百姓。可如今我们的军队却为保护一小撮国家蛀虫枪杀百姓。他们毁了军人形象……我推着自行车，想找人说说话。路边树下几个百姓正跟一群军人谈论什么。他们可能正谈论军队的残忍不智。这是个机会。我走向他们。他们看我走过来，都调过头来看着我。

 

“我也是个当兵的。” 我挨近他们，“看到我们的军队向百姓开枪我很难过……”

 

“你说什么？”一个红眼的瘦军官对我喝叫。

 

我说：“ 看到我们的军队开枪打老百姓，我很难过。”

 

他们全定住了。那几个百姓想逃开。那个红眼军官从头到脚搜索我，好像我是怪物。他突然厉声喝问：“你怎么混进来的？”

 

他凶狠的口气让我紧张，我摸出证件给他，“我是空军。”

 

“你是空军？啊？我看你是个特务！等会我来收拾你！”他转向一个士兵，“把他带到那边看好，别让他跑了！”然后他调头去跟那几个百姓说话。那几个百姓窃窃看着我，眼里充满恐惧。一个呆头呆脑的士兵走过来，用枪口对着我，喝道：“走！”

 

我冒了一身汗。我一下就没了自由。我不得不在枪口下朝北墙走去。我竭力保持平静。那个红眼家伙可能只怀疑我是个军人。我可以跟他谈谈消除它的疑虑。可有个问题：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的照片没加钢印—-我交相片交迟了。要盖钢印得等好几天，我拿了通行证就没在意那身份证。更要命的是我背包里有很多从北大拿的传单。这些比炸药还危险。但愿他们不开我的包。他们没有权利开我的包。可如果他们发现那些传单，我就完了。最好是把那些传单处理掉。兴许我能哄这个傻兵网开一面，让我到那边红墙下的树后把这些传单藏起来？跟我的兵像个白痴，黑粗黑粗的，眼半睁半闭的。他拖着脚走路，全身脏兮兮的。要是他是我湖北老乡就好了。老乡肯定会在那红眼来对付我前让我如愿。不幸的是，这家伙听口音是西北的。西北出傻兵。如果我不得他同意就在那树后丢传单，他会说我散布反革命传单……。 我的脑子有些昏乱，过去两天两夜我都没怎么睡。我只希望那个红眼只核实一下我的军人身份就放了我。我要赶五点的火车。

 

我被命令站在那红墙边。许多士兵都背靠红墙坐着。一个个像伤兵样没精打彩。街南，红眼还在跟百姓谈着什么，手上下挥舞。那几个百姓终于走了。红眼朝我走来，身后跟着一帮士兵。他们越走越快，一会变成小跑。我希望他们不是冲我而来，可他们却是冲我而来。

 

红眼跑近来，吼叫着：“你哪儿来的？”我重复说我是空军的。“你哪儿弄的这车？”我浑身开始冒汗。两小时前我从北大出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赵姓同学送我，到处都不通车。怎么办？搞辆车子吧。我们在路边堆积的自行车里发现一辆没有上锁的破车，车轮子都不圆，骑起来比跑还费劲。但还踩得走。看来是没人要的破车。我便骑了它，别了小赵。

 

哪来的自行车？我只好说是路边捡的。

 

“捡的？我看你是偷的！你就是那打砸抢分子！老实交待，你是谁？”

 

我再次把身份证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说：“我们的身份证都有钢印。你想骗我？怎么没有钢印？”我说我没及时交相片，所以没来得及交给司令部盖钢印，有通行证就够了。他突然狂吼一声，“你是个冒牌军人！ 立正！”我只好立正。“瞧瞧，他像个当兵的吗？”他踢了踢我的脚。旁边围观的士兵都哄笑起来。“稍息！”他又喊道。我只得把脚分开。我感到口里发干发硬。“立正！” 我又站直了立正。“你不是个军人。要是，也是个臭兵！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了我部队番号和居地。“我没听说过这个部队。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是个特务！冒充军人！――刚才你说什么？”他当胸一拳打过来，“你说什么？嗯？！”他又给我一拳。我退了一步，站稳。他要发泄，不要回答，我只有沉默。“你看到他们烧我们的弟兄？看到他们把我们的弟兄吊在桥上？你知道我们多少弟兄在坦克里活活烧死了？你难过，为谁难过？你是个畜生!？”他掏出手枪，用枪口戳着我的胸部， 声调越来越高。“你哪儿弄来的这套军衣？是不是从我们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你杀害了我们多少弟兄？”他咬牙切齿，“搜！”他挥着手枪，“你要是个特务，我就亲手毙了你！”

 

天哪，千万别搜我的背包！天啦。我的汗炸了。完了！完了！

 

几个士兵开始搜我的背包。两个士兵蹲下来摸我的裤脚。搜包的发出一声大叫：“有反动传单！”他们把传单递给红眼。红眼抓着传单，咆哮起来：“你肯定是个特务！你那身军衣肯定是从我牺牲的弟兄身上剥下来的!” 他一拳打在我脸上，“说！是谁派你来的！”我的鼻子打破了，血喷了出来。我吓傻了，只往后退，可后面的士兵戳我的背。我朝左躲，左边的士兵用拳头和枪托把我砸回来。突然有人高呼一声，“打死他，为我们的兄弟报仇！”

 

呼声刚落，所有士兵都扑上来。拳头，枪托，靴子。一团乱。我只是躲，两手护着头。我被打倒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 昏乱一团。我双手招架着不让打到致命处。

 

“吊死他，给我们的兄弟报仇！”一个士兵喊着，晃着一圈白绳。他们突然都一齐停住。红眼接过绳索，用绳子做了个套圈，士兵们让他过来把那套子套在我脖子上。

 

天要塌了，地下开裂，我就要堕入无底深渊。我架起手，不让套子套到我头上。我被踢坐在地。我挣扎着站起来，又被踢得跪下去。我缩着头，挥着手，拼尽全力不让那索子套到我脖子上。我拼尽全力吼：“我是当兵的！ 放开我！放开我！” 只要那索套套住了我的脖子，什么就都完了。他们两边一扯，我一会就会翻出白眼，吐出舌头！他们全疯了。他们的仇恨已被煽动起来了。天啦，救救我！天啦！救救我！我突然聚焦全部力量，站起来，推开面前所有的手，跑出那一圈人！

 

朝哪儿跑？三十米外走来一个穿上校服的威严军官。我跑过去，扑在他脚下，抱住他的双脚，“求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是空军。我说错了话，他们要吊死我！求你跟我们部队联系！”上校立定了，俯首看着我。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面貌和善，眼里有些怜悯。“站起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平静而严肃。红眼追了过来，“他冒充军人，诬蔑戒严部队，还想散布反革命传单！” 我哭着说：“请联系我们部队！要不就直接跟空军联系。他们会证实我的身份。”红眼拎着那绳子要凑过来。上校说，“好了！去调查核实一下！” 我抱着上校的脚不放，“请把我带着。求你救救我！求你！”如果我留在这里，这些疯狂的家伙会折磨死我。上校说：“我们会调查。”他转向红眼，“把他带过去。”又转身跟红眼说了些什么。两个士兵走过来把我拖起来，拖到红墙边，然后端枪站在我身边。

 

红眼一会过来，狠命地踢我，叫我坐下，然后蹲下来用那索子捆我的脚。“要不是政委，你早上了西天。我们白天不能弄死你，天黑了我再来用刀割你。我要亲自一刀刀把你割死！”他叫一个士兵帮他扯白索子的另一头以让小绳子切进肉里。他把我的双手扳到背后捆起来。离开前他说：“夜里没人时我们再来结果你！我去弄些汽油来当街把你烧成灰！等着吧。还让你多活几个钟头！”

 

我坐在红墙边，浑身冒汗。我有点糊涂。这是场噩梦？我的衬衣被撕得破破乱乱，沾满血滴。嘴唇肿起来。身上四处开始发痛。但不一会所有的痛都被绳索的勒痛压过了。而绳索的勒痛又被一波一波走过来的士兵对我的踢打压过。一个黑红脸的家伙蹲下来，将烟头按在我的腿肚上，“我要让你尝尝被烧的滋味！”灼痛如针刺，我忍不住叫出声来。这个畜牲笑得像个野人。烟头按在肉上，烧得要熄了，他又猛吸几口，弹掉灰，再按在我脚上。直到烟尽火熄。他把烟头丢在地上，啐了一口：“等着，我们天黑了再来把你弄死烧成灰！”

 

一会，一个斜挎把轻自动步枪的中年精干瘦猴走过来。他脸如刀削，两眼如突出的刺刀。他的穿着显示他有特别权力：他穿非常轻薄的消闲短袖绸质衬衫和发亮的皮凉鞋。由两个兵带着，他径直朝我走来，好像是专为我而来。他眼里充满对死敌的仇恨。见到他我浑身绷紧。他走过来，用那黑黑的枪洞顶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地喝问：“说，谁派你来的！你胆敢说谎，我立马给你一梭子。”他的话铿锵有力，像石头打着我。他看来有这个权力。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我的全部注意，我的全身都紧张起来准备迎接子弹。我的心架在了弓弦上，备好弹出身体。我盯着他扳机上强有力的手指。我舌头发硬，不能发声。他一脚踢过来，踢得如此有力，如对我抡了一大铁锤，紧接着他突然抡起铁枪把砸在我头上，我感到脑袋发木。“说！” 他肯定受过特别训练，他的动作迅猛如电，力大无比。我被打得歪倒在地。他黑洞的枪口仍然直逼我眉心。我坐不起来，我歪着身说我是个当兵的，身份证上忘了盖钢印，他们正在调查核实。我说得结巴。我心里暗暗求乞，求他别扣那扳机，求乞那枪口转开。“这么简单？嗯！” 他又一脚踢过来，说话时仍咬牙切齿。“我真想立马给你一梭子！”又是当心一脚。“我留你一会。夜里我来亲手收拾你！”又是一脚，然后走开了。像是一辆火车从我身上碾过，我被碾成了泥。

 

一拨拨的士兵三五成群走过来，踢我几脚，骂几声，但都没有那个精干瘦猴的踢打恐怖有力。而所有的踢打的痛楚一会就被绳索切进肉里的痛盖过了。绳索如刀，直切肉里，不断咬进。痛如针，直往心里刺，越刺越深，我无法阻挡。我咬牙强忍那不断切进肉里的痛。那痛如坚硬的海浪一波波击打我。我的汗一波波涌出来。太阳烧烤着我。不一会我就汗干了，心里火烧火燎。我眼前一阵阵发黑。我感到黑烟就从我烧干的身体上升起来。我的魂正随烟飘出，绕在我身上。我强睁开眼。我必须睁开眼。我得用全力留住我的灵魂。我不能放弃我的肉体。我必须清醒，在有人来要我的命时能全力保护这个肉体。我半闭上眼，开始深呼吸，缩在一块，让最少的太阳照到我。

 

我盼着时间快快过去，盼着太阳快快离开，又怕太阳落下。他们会在天黑后处理掉我。终于，阳光没有了，街灯亮了。街道上头戴钢盔脚蹬皮靴的大队士兵成方阵一拨一拨从东向西迈进。方阵前带队的手持闪亮的铁棍，如行进的乐队的指挥。皮靴砸在地上，发出威武齐整的夸夸声。他们高喊着“一！二！三！四！”喊声惊心动魄。他们威严雄武，一个个铁面无情，仿佛刚征服这座城市的外国军队正向被征服的百姓耀武扬威。这喊声，夸夸声和铁面的士兵让我发抖。

 

天黑了。忽然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小兵来到我面前，“老乡，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一个年轻的问。他们是广济的。“要帮忙吗，老乡？”我烤干了。我感到血在脑子里凝固了，我的喉咙干硬了。如果他们今天不杀我，我也会干死。水至少会让我再多活几个小时。我说：“有水没有？”他马上打开腰上的水壶，对到我嘴上，“慢点喝。”　这清凉的水有多甜多美！ “你也饿了吧。对不起，我没吃的给你。我们从进来后就一直没吃的。夜里我们会发吃的。” 我一会喝干一水壶。“还要吗？” 我点头。他马上跑向街边的水管，一会又抱着一壶水回来，对到我嘴上，双手举起。我又干了一壶水。干裂的地面湿润了，枯干的禾苗开始复生。我用老家话说，“你能帮我个忙吗？”他望望看我的那个傻家伙，说，“他跟我是一个部队的。说吧。”　“请转告我的女朋友你在这里见到我。”我告诉他玲玲的地址姓名。其实玲玲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知道她最关心我。她的地址也好记。我必须让她知道我在这里被抓，在这里被弄死。他说：“在部队时不让那样。我退伍后一定通知她。”他刚重复了一下玲玲的地址，那个看我的就吼起来，“走！还没说够！”他回嘴说：“他要喝水！”我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他说：“老乡，对不起，我得走了。我们班长叫我们别呆长了。他也是我们老乡，也想来看你。好。保重。”我说：“保重。”他们跑开了。

 

街灯有些发绿。我在滑向地狱。我没法中止下滑。我被捆死了。一个面如黄土的士兵挎着冲锋枪看着我。我能不能劝他把我的绳索松一点点，甚至放了我？这也许是我唯一逃生的机会。他放了我，会受惩罚，但不会有死刑。如果我的手脚没捆，我可如别的士兵一样走在街上。我可翻过街南面那堵墙，几秒钟内就逃出地狱。干吗不试试。

 

我对看我的士兵说：“你好。你老家那儿的？”

 

他没理我。我又重复一遍。

 

“关你什么事？”他恼怒地说。

 

没指望。“能不能把我脚上的绳子松松？”

 

“少废话！我们还弄死你就是好的！松什么松？”

 

跟这样的傻瓜没法谈。还是省着点，准备应对那最后时刻。

 

夜里十点左右，两个便衣来到我面前。一个背上扛个很大的带灯的录像机。听口音是北京人。那高个开始录像，另外一个举着强光灯照着我。那高个叫我自述我的姓名，哪里来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了。他把我背包里我印的十几种诗集扇形摊开，一一拍下――他们将把这些当作我反革命的罪证。在处理掉我之前，他们得存档。想到这里，我口里发苦。最后时刻逼近了。我不能自控，我开始发抖。这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录下这些，他们会知道谁被处死了。拍完，那个穿黑色短袖衫的问：“你有什么要求？”那些被判死刑的在处死之前可以满足一个要求。我想哭。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我还是说：“能不能给我松松？”　我不知我的手脚是否还是我的。他放下像机，蹲下去给我解绳索。“这样捆了多久？”我说：“两点多钟捆的。”他说：“我可以给你完全松开一会，可我警告你，千万别跑。到处都是真枪实弹的，你一跑他们就会马上打死你。明白吗？”“明白。”“好。我陪你一会，让你轻松一下。”他解半天解不开，“操！怎么捆这么死！”他终于解开了。他把索子丢在地上，叫我伸伸脚。可我动不了。脚完全死了。他帮我拉直脚。一会，一股刺痛从捆处穿进来，如一铁针，直穿心里。好一会后，一股舒服才慢慢渗入。我的脚还是我的，手也还是我的。

 

“你撞枪口上了。”高个挨我坐下，叹了口气。他知道我会马上被枪毙。“你饿吗？”我说不饿。他说他有些压缩饼干。可我没有半点俄的感觉。他让我感动得要哭。他说他是北京公安局的。“你撞枪口上了。你跑这里来掺乎啥！”他沉痛地责怪我。我不知如何应对。他问我抽烟不，我摇头。我们就这样默默坐着。

 

坐了一会，他说：“我得再把你捆起来。我会捆松些。”他一边捆一边问：“痛吗？紧不紧？不舒服就吱声。我就不捆你的脚了。”他对看我的士兵喝道：“他的脚就不用捆了，听到没有？你有上膛的枪，还怕他跑了？”说完他才走开。

 

这时只有两个士兵看着我。许多带枪的士兵都歪倒在墙根下，有些在南墙边走动。我双手捆的很松，我的双脚还是我的。要是我能挣脱捆在手上的绳索，从看我的士兵手上夺过他的枪，打死另外一个，然后跑向南街，谁挡道就干掉他。到了南墙，我一跃就跳过那边。许多士兵会朝我开枪，如果子弹在我翻过南面那堵墙前没打中我，我就可能逃生。许多士兵不能轻易翻过那堵墙，而也只有少数士兵敢翻过墙去追我。南墙外的民居里一定有很多小胡同。幸运的话我可能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如果我想活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不行。我会死得更早。我挣不脱这绳索。我能抢到一把枪，可里头有多少子弹？在跑过街道到达那堵墙前我不可能不被子弹击中。

 

枪响声不断传来。在绿幽幽的街灯下，偶尔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过。绿幽幽的光照在士兵黄黄的军衣上，照在黝黑的树和干枯的街面，使这里如同地狱。

 

这时，在大地的终点，在远方的深山里，人们都入睡了。我却被绑在这绞杀人的机器上，机器的轮子正转动着，把我带向那个绞杀箱。我该跳起来冲出去，死命尖叫，在雨点般的子弹中倒下，让我的灵魂蹦出我的血肉之身。可我动弹不得，只得老老实实呆在这个死亡机器的带子上。

 

如果父亲知道我死了，他还能活吗？哥哥们会以为我能躲过一切灾难，甚至流亡国外。他们会安慰他们的孩子说我会多年后荣归故里，正如父亲谈及伯父。伯父在六十年前参加革命。如今，许多在家乡同时参加革命的正睡在这我背靠的这堵红墙后的某间房子里，也许与我只相隔几百米。李先念是政协主席，秦基伟是国防部长。伯父失踪时只十八岁。据说他在田里干活干得好好的，田埂上来了两个人叫他去开会。他去了就没回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此音讯全无。父亲说伯父常这样唱国际歌，“起来，鸡巴塞在你口里（饥寒交迫的奴隶）！”　要是有人把这报上去，他肯定要被“肃反”。那时一句话就会招致杀头。红军在我们老家杀了数以千计的自己人。那时他们没有子弹。肃反靠砍头，用锄头砸后脑或活埋。伯父是怎么死的？他死时经历了痛苦没有？那刀割进脖子，那锄头砸在后脑的锐利痛楚只有他自己感觉到。而他被捆绑，被宣布死刑后所经历的恐惧没人知道－－除了现在的我。我被绑着，无处可逃，静等死亡，一如六十年前的伯父。我比伯父强。现在他们子弹多的是。

 

明天，太阳升起来时我就不再带着我这个身体从这里移到那里。我的眼睛没有了，这天空和那曾经让我心悸的明亮的阳光于我将不复存在。而此时，我可想象自己游走在未来的任何地方，我可以走在我曾经千百次来回走过的去小学的路上，一如我的孩提时代。我可以并肩和未来的孩子们一道在那路上行走，同样的温火般的阳光在我四周波荡跳跃，一年后，百年后，千年后，只要那条路还在那儿，只要路边的草还继续生长。可这个我却不会在那儿了。

 

这个我已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了亿万年。他曾经存活在一滴水里，一粒微尘里，存在一个细小的生物里，存活在我千万年前千千万万的祖先的生命里。我千千万万的祖先与猛兽搏斗，在暴风雪中本能地护着我，在暴雨中缩在洞穴里用双臂紧紧地围护我。春天里父亲犁地时捡了几个花生，舍不得吃留下来带给我，只为了给我点更多的营养；我常常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去跑步锻炼以使自己有个强健的身体，我在北风呼啸的深夜在那丁点大的油灯下读书来充实自己　……..。我所有祖先父辈和我自己为这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个我，这个有着灵魂的身体被一颗子弹瞬间摧毁，变成一缕气消散？

 

也许我没什么悲哀的。我迟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生命结束于今天，这只不过缩短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留。难道今天就死和七十年后再死有很大差别？

 

可是天哪，我还没准备好如此唐突地死去！我没准备好！我的这个身体，我的灵魂，我这思考，写作，行动的能力还根本没有发挥过。我从他人那儿吸收的生命还没有传输出去。我应有更多的时间把我的生命寄存在哪儿。我从空气，水，阳光，从所有天然物质中，从我吃的穿的从书本等所有人为创造物中获得生命，建成了这个我。我渴望将我的生命存储下去，存储在我的创造物中。千百年后，一个有灵魂的人，会品味我的文字，陪我流泪，陪我震颤。他能感受我这个生命，知道我曾经存在于这个时间，这个地方。如今，我的生命却要被就此砍断。没人知道这个我，这个样子，挣扎过，爱过，梦想过，哭过，活过。这个我，由肉骨构成，就要变成气体，飘到空中，随风消散！

 

当我的身体被子弹洞穿的一瞬，我的灵魂会弹出身体吗？它能变成一只小鸟或飞蝶？－－它必须变成什么！我如此强健的体魄，如此活跃的灵魂如何能就此消亡！他必须变成什么飞到我心系的人那儿，落在他们身边的树上，发出声音或挥动翅膀让他们知道那就是我！我必须从我的骨灰中升起，以鸟或蝴蝶或小虫的形象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就此灰飞烟灭！我的生命得变成什么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它要变成一缕自行不散的气，飞向空中，独立于云尘之上。它能凝聚成各种形状，能降落在不同地方，能变成各种颜色，永不消散！

 

不，我的生命不能就此终结！我还未证明我活过！我必须逃脱！可我不会魔术，不能解开手上绳索，不能隐形，不能飞过那堵墙，飞过那屋顶。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等待屠宰的鸡。

 

时间终于到了。一辆军用卡车开过来，停在街南。卡车上跳下许多头带钢盔脚蹬皮靴的士兵。他们下来，在墙边列队，看齐，纷纷嚷嚷，喊叫声一片，很急很忙。一会一队士兵奔我而来，喊叫声奔我而来。

 

“把他捆起来，用刺刀把他捅死！”他们围过来，吼着，叫着，靴子在地上碰出卡卡声，一派混乱，叫嚷不断。“先把眼睛蒙上！”“站起来！”许多人在吼叫着发布命令。附近被拖过来的百姓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饶命！饶命！――”――时间到了。准备好了？给这个世界说再见。准备好了？

我被拖了起来。我站不直，两腿绵软如泥。他们抓着我，可我直往下坠。我口里发苦；舌头发硬，象是一根木头塞在口里，不能转动。“跪下！”有人踢着我的腿窝，我被踢到跪下。他们先蒙上我的眼。那蒙布勒进肉里。世界黑了。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个拇指被绑在一起。－－要执行死刑的犯人就是这么绑的。这样也许更好。我看不到枪口。

 

枪托狠狠地戳在我胸口，腹部，砸在我背上，手上。“谁有刺刀？让我先把他的喉咙割断再枪毙他！”有人吼着，接着有人抓我的脖子，我拼命缩着我的脖子，结果是挨了几拳，刀子并没有切入脖子。我想尖叫，狂吼，可别人已替我吼了，叫了。准备好，别怪我，父亲，玲玲，所有关心我的，我就要这样离开。你们决想不到我会就这样离开。他们会把我带向南墙，在那儿短距离枪毙我，他们会把我丢到野外他们备好的坑里， 把我埋了或把我烧成灰，没人知道这一切。

 

我突然想爆发我全部生命，打碎这个世界！－－我为何遭此结果？这是我命中注定？天啦！我的天啦！

 

他们拖着我走过街道。然后我感到他们把我朝上拖，应该是拖上了卡车车厢。――他们要带我到个僻静的地方去近坑枪杀。一个士兵用竭尽全力用枪托砸在我胸上，“枪毙便宜了你！”他吼着，充满仇恨。我感到胸骨被砸断了，里头的东西都挪了位置，痛得不能喘气。我绷紧，头缩着，胸勾着，准备承受打击，可我只能绷紧部分身体，我不知他们会打到哪里。我确知我这身体马上就不再为我所有，马上就是一摊废物，对它的损害多少大小已没什么了，可我还是本能地护着它。我坐到卡车上，士兵两边夹住我，一人扣住我的一只手臂。在别的同赴刑场的人的尖利叫声中，我不再发声。命运早就被决定。此时求乞只是枉费精力。让整个身体，全部精神准备好，让身体和灵魂紧密相连去应对那最后时刻；哭叫只会把自己的生命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撕碎。

 

突然一声尖利的叫声传来，那尖叫声如猪被刀捅进喉管时发出的，“救命！”紧接着就没声了。叫声让我发颤。那人定是被刀割了喉管。一个士兵问：“我们是现在干掉他还是等会？”　他们会把我们一个个地干掉，我等着轮到我。迟早已没多大关系了。我已在他们推我跨过那道门时先期跨过了；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不再会有更多疼痛。

 

卡车开动了。一个士兵咬牙切齿地说：“要活埋你！活埋前我要用刀把你的脸皮剥下来！”－－剥吧，我不在乎。

 

－－他们是把我们拖到郊外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在那儿干掉我们然后就地埋掉。我感到卡车向左转了一下，又右转，又向左，然后直行，然后左右转了很多回，停下了。我被拖了下来，丢在地上。

 

嗵！啊哟！一声踢，一声惨叫。一个四川口音的咆哮着：“老子踢死你们这些反革命！”“反革命！”嗵！啊哟！“你们想推翻政府？”嗵！啊哟！“推翻共产党？”嗵！啊哟！他一人一脚。他的脚力巨大，我感到靴尖插进我的背骨，疼痛直戳心窝，一脚踢过，我也忍不住一声啊哟，半天喘不出气来。轮踢了一遍，然后他问我们为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我说我是空军的。他一下来劲了，“叛徒！内奸！你长得壮！部队喂养你是为了让你参加反革命！啊？你是个好沙袋，让我练练！”嗵！嗵！嗵！我绷紧背后让他踢。可每挨一脚，我都忍不住发出哼声。一会有人过来问我老家哪里的。我说我是红安的。那个踢我的家伙轻声说：“我是荆州的。”他再也不踢我了，马上拿别人当沙袋去了。

 

有个武汉口音的说：“够了！别踢了！”那家伙才停下。他好像是个军官。然后他问我些问题。一会我听到他跟什么人在低声说话。我只听到“将军县”“大学生。”　－－他是在谈我。一会，他挨近我，小声问：“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你有什么要求？”　－－看来他们一时半刻不会毙我。我说：“手上的绳子太紧，能不能松一点？”　他说：“我们正要换绳子。”一会就有人解下我背后的绳子，重新捆上，捆得松多了。可我一动，才知道我们是捆在一根长绳上。

 

－－他们把我们丢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挖好坑？我还有逃生活命的机会！

 

“老乡，你红安哪里的？”突然有人用我家乡话跟我轻声说话。一问才知他是个新兵，距我们家只十里地！我看到了活命的希望！我忙用老家话说：“求你！你可以救我的命。你们部队有没有红安的在当大官？有就给他们传个信，说有个空军来的老乡在这里。让他们设法救我。求你了！”他说：“老乡，我们部队有好多老乡当大官。我是个新兵，哪能去见他们？他们根本不让我见啊。”我忙说：“只要这个部队有个有权的老乡他就能救我！求你，我只有靠你了。明天早上他们就会枪毙我。你只跟他们说有个老乡被误抓了。只要个有权的当官的就行！”我知道部队的规矩。一个小兵可直捅到当司令的老乡家去跟他聊天。可这小兵得机灵，胆大，能说会道。可这个老乡胆小。我正跟他说着，有人吼了一声，“你跑这里来干吗？滚！”他一声没吭就慌忙逃走了，连个再见都没敢说。

 

希望又落空了。

 

远处传来嗵嗵的枪声。一会又沉寂下去。坐我旁边的在低声啜泣，他竭力不哭出声来，但那压抑的啜泣使其更觉悲哀。那个踢我的和那个对我和气的军官都走了。很静。我们可能是坐在个走廊里，风很大。刚坐下时那冷风让我浑身烧痛好受了些，可坐久了冷风就让我汗湿的衬衫和裤子冰凉。六月的夜风怎么这么凉？就好像坐在冰凉的河水里。冰冷的河水流过，冰冷渐渐切入肌肤，切入骨头，钻进心窝，它要刨走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余温。――这时，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开始熟睡。所有控制这军队，掌管屠杀的国家领导也都在距我不远的温暖柔软的床上酣睡。有的正做着美梦，口水从歪斜的嘴里流出来。此时，许多人相拥而眠，有的正在交配，新的生命正在制造中。我却在被捆绑在这儿着等死。－－别胡思乱想，得聚集全部意志来堵住这步步深入的冰冷。我勾头缩背屈膝，把身体缩到最小，让那寒流只冲刷到最小部分。我一阵阵绷紧肌肉来抵抗寒冷。我盼着这寒冷的夜晚快些过去，可又想早晨晚些来到。――他们会在早上把我们拉出去干掉。

 

突然又有了混乱的嚷嚷声。我们被踢着站起来。我站不稳，脚麻木了不听使唤。最后时刻真的来到了。我们被踢打着，推搡着，被喝吼着，“走！走！”临死的恐惧使我害怕前移，而眼被蒙上我也不知如何动脚。他们戳打着我，喊叫着，“走！快点！快点！”我们被换上连着的铁链，从背后铐上。我不得不挪动。突然我被人猛推一下，脸撞在铁硬的墙上。嘴唇又被撞破了，血流出来，有些咸。蒙布错动了，从蒙布下方我看到血滴到血迹斑斑的破衬衣上。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郊外，埋在野地里。我的血将归于黄土，这时流些又何妨？

 

我感到他们在把我们向上推。从蒙布缺口我看到我们正被赶到一个带斗蓬的小货车的车斗里。我被踢倒趴在车厢冰冷的地上，有人趴在我身上，又有人趴在我身上的人身上。我们就像劈柴一样层层码起。一个屠夫坐到顶层，他的靴子靠着我的头。我脸上的蒙布挪位了，我看到一张跟我一样压在铁皮上歪扭发紫的脸。我的胸在变形。我的所有骨头都在变形。我不能喘气，不能动弹。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向心窝。我用全力挡住，不让这些尖刀插入我的小腹，插入我的肺部，插入我的心窝。我拚死挣扎着呼吸。多吸一口气是一口气。－－这是我生命的最后旅程。我们死定了，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决不会让我们再活着出去。我们被这样憋死和到那坟坑前枪毙都是死。可让自己能多活一会就是一会。――天哪，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最后的旅程：堆在尸堆下面，顶上坐着我们的屠夫！

 

“听着，” 一个屠夫用钢盔敲打着我的头。“开车后要是哪个发出半点叫声，我立马把你掐死！听到没有？”没人应声。他咆哮着：“听到没有？”“听到了！”回应伴随着女人腔的哭声。我发不出声来。他一脚踢在我脸上，“听到没有？”我只得竭力发声：“嗯！”“大声点！”他用钢盔在我头上猛敲一下，那钢盔打出嗡嗡声，打得我头发木。我用全部力气吼叫：“听到了！”

 

我的嘴紧压在铁硬的地上，血和地上的灰土混在一起。我闭上眼。身上压得越来越重，我的胸骨肯定全被压断了。我活不过这趟路。他们该有点人性，一枪打死我再往外运尸！

 

车子开动了，他们打开音响，歌声刺耳。他们要用这音响盖过我们可能发出的惨叫。车子正开过北京的街道，可以听到喇叭声。他们害怕我们发声惊动行人。那歌声连绵不断，一曲接一曲。唱歌的充满激情。我的手被反捆在背后，粗硬的铁链将我们反锁在一起。我所有的痛苦一会就将结束。明天我们将在永恒的黑暗中。我不再可怜自己，不再想父亲，哥哥或玲玲。歌声从前厢浪过来，在黑暗中，在我们层层叠起的肉与肉的缝隙间如水流动。它肯定也漫溢在卡车开过的街道，有人会看看卡车，车道旁骑车的人们或许会跟着哼唱。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车厢里我们像被宰的猪层层叠叠码着。

 

 

二．号子

 

车停了，歌声也中止了。我身上的人开始挪动。他们踩着我。身上压的挪开后，我被拖得站了起来。好一会我站不住，过了一会我感到四肢还是我的，我有点惊喜。我还能活动，我还活着！胸骨也没被压断！

 

我们被推打着，拖着向前，一片混乱。哭叫声，吼骂声混成一片。我们正被赶到他们昨夜挖好的坑旁。他们会先枪毙我们再埋还是会像日本鬼子对付游击队一样把我们活埋？哪个死法好受些？天哪，有人得为我们报仇！可谁知道我们就这样被弄死？就是有人知道，他们找谁报仇？

 

我突然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闻到地下坑道里发出的阴冷的潮霉。我听到各种声音的回音。我们可能被拉到个地下坑道。他们要在这里处理我们？他们把我们手上的大铁链换成绳索。我有些糊涂：这是哪儿？我被推坐在地上，地面坚硬，潮湿，冰凉。有人问我姓名，单位。然后我眼上的蒙布被解开了。好一会我什么也看不到。渐渐地我看到我在一个四面铁栏的笼子里，坐在小桌前黑幽幽的人在记录什么，许多黑幽幽的人站在旁边。有个黑幽幽的人上来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了。有人命令我把衣服脱光。这是间地下室，这里的人全像鬼。这是个秘密监狱？墙壁黑幽幽的，顶板黑幽幽的。他们要干吗？

 

“起来，跑！”一个黑幽幽的人狂吼一声，对我挥舞着根黑棒。我的衣服鞋子都被丢在我怀里。我站起来抱起衣服鞋子，不知往哪儿跑。铁门打开了，对着一个阴森黑暗的长廊。我浑身发抖，牙齿打架。 我只得往那长廊里跑。“快！快！快！”我跑到走廊尽头，墙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黑衣人守在门边，我一跑近，他就抓住我的肩膀，在我背上猛击一拳，吼一声：“进去！”

 

我被推进一间屋子里。背后的门关上了。

 

我抱着衣服鞋子，看着这间屋子，好一会才明白我是被收监了。许多眼睛如灯泡对着我，那灯泡都镶在一付付鬼脸上。他们盯着我的目光让我害怕，象是饿虎正打量着丢进笼子来的一只怪兽。我不知所措。他们也像被我吓呆了，都只盯着我，好半天没人吭声。

 

“把衣服放下！”好一会有人憋足气对我下达命令。我看着他，这家伙眼睛发亮，胡子连鬓，有点胖。我把衣服放下。这是个号子，看来一时半刻我不会被处死，我得跟别的罪犯呆一阵。

 

“站直了！”我立正。罪犯常常欺生，我得打好地盘。“向后转，转！”

最好是先听他吆喝，他吆喝必是有点权力。先别跟他计较以惹麻烦。我转了一圈，转过来，堆上笑。

“你哪来这一身肌肉！”他好像乐了，可马上又变换了腔调：“招了：你为什么进来？”　他死盯着我。

 

打码头的机会来了。“我是当兵的。这是个误会。我进了戒严区，我身份证上没盖钢印。他们没权关我审我。我要是犯了法得由军事法庭处理。”

 

“你是解放军？”大胡子眼瞪大了，环顾四周，许多人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多脸上都有了笑意，大胡子也笑了。“难怪！从现在起，你得听我指挥，按监规办事。不然你就日子难过。我叫大胡子。以后就叫我大胡子。明白了？”

 

我双手抱拳，对着大家行了个武行僧的大礼，“各位，以后请多多关照。”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少废话！听我的：把衣服穿上！”大胡子恼怒地喝叫。

 

我突然感到一股火从心底直冲头顶。操你妈！你以为你是谁！你再敢跟老子吆喝老子扭断你的脖子！我盯着大胡子，大胡子也瞪着我。我半天没动。算了，别跟他计较。他们那么打你你还手了吗？忍了吧。这是监狱。他可能是监狱里安插在这里管我们的。我挤出傻笑，然后哈腰捡起衣服穿起来。

 

大胡子靠墙坐下。紧挨着他的有四个，一边两个，像是一伙的。

 

我穿好衣服，大胡子又下达命令：“把监规大声读一遍！”墙上贴着“拘留所守则。”那“守则”说的是要服从管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散布谣言，制造是非，要揭露他人罪行，要向监管上级及时反映违反监规动向等等。

 

我读完，大胡子给我介绍了那靠墙的四个。一个是指导员。指导员曾在陆军当过连指导员，三十五岁左右。他面貌和善，老成持重，有竭力维护尊严的样子。他好像是这个号子里的主人。他说他是因经济问题进来的。挨着他的是小白脸。他的脸确实很白，非常清秀漂亮。他来自四川。他说他是因为给工厂卖高音喇叭不给工厂钱进来的。另外一个叫眼镜，一个瘦高的戴眼镜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是个售货员，因为把收的钱装了自己荷包进来的。大胡子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像是有些得意：“我偷自行车。小事。我靠偷车过日子。他们休想搞清我到底偷了多少车。我不承认，他们拿我没治。”他轻松玩笑的坦白让我有些迷糊。他说：“记住了，我们这里只叫绰号，不叫真名。你就叫‘解放军’”墙的另一边还有十几个人，他们没有绰号。一个躺在地上，他的背伤了，坐不了。大胡子说他们都是政治犯。

 

大胡子说：“不许谈政治。一切行动听我的，叫你睡你就躺下；叫你起来，你就站直了。有一个马桶。只许拉尿，谁也不许在这里拉屎。人人早上都得去外头的大茅坑。要是在这屋里拉屎，拉自己裤裆里，用裤子打包。”　说完，他叫我坐到政治犯那别。

 

大家都坐在离地半尺的木头板上。那木头板盖住四分之三地面。另四分之一是水泥的。在木板边的水泥地上放着一排鞋子。木板上红线画出十二个铺位，一边六个。几张薄被叠得齐齐整整放在屋角木板上。毛巾都摊在木板靠墙处。在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挡着的小窗洞。那个小窗洞是唯一的进气口。也许那小窗洞可容我钻过去，当然得先去掉那几根铁栏杆。我可沿墙爬到小窗上，可那铁栏杆我扳得断吗？那外面是不是有人把守？

 

从被抓到现在，我没尿过。我的尿道没坏吧？我忙到马桶边去试试。只滴下黑黑的几滴，像是尿火，有股灼痛。尿完，我在靠墙的地方坐下来。我得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这里，我如何才能转危为安？

 

我被关在铁笼里。他们随时都会把我拎出去宰了。这是个直通地狱的过道。但奇迹还会发生。现在关键是得在这里站稳脚跟，不被欺负，也不跟任何人打斗。

 

我坐下来不一会，有人敲门。大胡子和指导员忙站到门边。门贴地的地方有个洞。塑料碗，一桶汤和一大堆窝头从那洞里递了进来。大胡子负责接收分发。每人一碗茶色的汤和两个窝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窝头。那窝头黄灰色，像个大竹笋。我咬了一口，糙硬如沙，我嚼了很久，没法下咽，只得把它吐了。我把窝头还给大胡子。指导员说：“就这。一天两餐。不吃会饿的。试着嚼，慢慢来。” 我一点也不饿。我尝了尝那汤，有点咸味，便喝了一碗。

 

晚餐我也只喝咸水汤，夜里就睡在那木板上。我们十几个人挤在六个人的位置上，只能侧身睡。我肩膀太宽，压着一只膀子侧身无从入睡。一早，刚要入睡时大胡子就叫起来：“拉屎？每个人都得去！不然就拉自己裤裆里！”他踢醒还睡着的。有人醒了，说没有拉的，大胡子喝问：“要是在这屋里拉，我要你吃了！”

 

我只想到号子外去看看，也跟着跑出去。茅坑在走廊尽头的左边。在茅坑门口坐着一穿湿黑衣脸白得像鬼样的人。茅坑里地是黑的，墙是黑的，顶板是黑的。地上有六个条形坑。要走运就会抢到一个坑，可二十来人，总得有人共坑。共坑不能屁股对屁股，那茅坑只两尺来长，只得先到的就蹲前面，后到的蹲后面。谁都不能等。只有十分钟。地面潮湿滑脚，茅坑里臭气熏人。我刚蹲下，那个幽灵样的守门人就站起来喝叫：“五分钟，三分钟，起来！起来，走！走！”他挥舞着根黑棍。那个赶我们进来的也冲进来，踢还蹲着的人的屁股，“起来！孵蛋啦？走！走！”那些还没拉完的只得提了裤子往外跑。在走廊里有许多看守，每个人都挥舞着根黑棍，谁落在后面他们就抽，“快！快跑！快跑！”在号子门口，一个看守守在门边，把跑近的一个个赶进号子里；前面号子里的都已等在他们号子门口，等着冲向茅坑。

 

连着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只喝汤。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饿。有时想拉，可每次蹲到那茅坑上却拉不出来。我习惯了独自一人悠闲地蹲在那儿，一蹲蹲半个小时，常常蹲在茅坑上看书看报。那茅坑里却到处都是人，前面人的屎气如白烟腾起直冲鼻孔，后面人的尿溅到屁股上，臭气直往脑里钻。没法拉。

 

第三天早上，我刚蹲下去，那人就叫起来，“走！走！”我正要站起来，突然黑了天，什么也看不到，声音也突然没有了， 我跌在地上。我要死了？可我还清醒，我忙趴在地上，闭着眼，不敢动。慢慢地，我感到有一缕清水流过我脑中。好一会后，我睁开眼，又看到东西了！我站了起来，提起裤子跟着往回奔！

 

回到号子不久，小腹绞痛起来。我要拉了。我没法坚持。我对大胡子说：“我要拉。要用下那个。”如果大胡子不许我用那便坑，我非打得他认爷不可；如果他那帮人谁敢出来帮他，我就连他们一起打，天塌下来再说。

 

大胡子盯着我看看，又望望指导员，“你看呢？”　指导员说：“这是头一回。早上他去了大茅坑。下不为例。”　大胡子马上高声宣布：“快拉！你是解放军。你去了茅坑。我们今天就破例一回。下不为例！”我很感激。忙蹲到便坑上。满屋的人就都捂上鼻子。

 

拉完后我感到饿了。我开始嚼那窝头。我居然嚼下去半个窝头！接下来的一餐我吃下一个窝头。再下餐我能吃两个窝头，然后两个都不够了。大胡子立了规矩，每餐发饭前他都重复：“人人都得一是一二是二，不然我就饿死你。吃不了两个就上交。不许私藏。要是两个不够就举手，我们按需分配，决不让你挨饿！”每人就两个，可很多人吃不完。那吃不完的就都归大胡子和他们那帮人。每次按需分完后大胡子都会高声问：“有没有不够的？”喊完他就伸着脖子探找。从没人举过手。

 

每周吃两次馒头。还是一人两个。我吃罢两个馒头还饿，看别人慢嚼细咽我难抑口水。我举起手，“我还要一个。”大胡子没听到。坐我旁边的代我叫：“解放军还要！”大胡子大声喝问：“谁还要？”听口气我便想作罢，为多吃个馒头打一架不值。可坐我旁边的抬高声音：“解放军！”大胡子坐在靠门，我在人堆中。他喊叫：“谁？站起来！”没退路，我只得站起来，“我。”他亮玉玉的眼望着我，“是你呀。我说哪个能吃三个！”他举起一个馒头，“递给解放军！按规矩办，吃多少拿多少，保证不亏你！”坐我旁边的都有些得意，仿佛与我共同获胜。我刚拿到馒头，眼镜也举起手，“我也还要一个！”眼镜还在啃第二个。大胡子高声宣布，“给眼镜一个！”

 

饭后，大胡子满脸怪笑，凑到眼镜身边，叫眼镜给他点地。眼镜挪了挪。大胡子坐在眼镜身边，开始在眼镜身上摸索。“这是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一耳光抽在眼镜脸上，眼镜的眼镜打飞了。眼镜号哭起来。 “操你妈！你想糊弄我？你什么东西？你要三个！拿出来，给老子吃下去！”他摸出那个馒头，戳着眼镜的嘴，右手左右开弓，猛抽着眼镜。眼镜扭头躲避，大声嗥叫。大胡子边打边吼，“吃呀！吃下去！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玩老子？吃！吃！吃！”大家呆呆望着，没人吭声。只有大胡子的怒吼和眼镜的哭嚎。眼镜边哭边求饶。大胡子并不饶他，站起来狠命地踢他。眼镜缩作一团，任他踢。

 

我惊呆了。眼镜怎么不还手？他怕什么？这是他们内斗，我也不便出面。大胡子踢了好一气指导员才起来制止。大胡子还骂个不住。指导员对眼镜说：“这是你的不是了。吃多少拿多少。”眼镜嘤嘤啜泣，哭得像个小姑娘。

 

当夜，眼镜就被赶到我们这边来挤着了。只能躺在地板上的老马睡到他的位置上。老马有些胖大，他说他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还立了二等功。他进来是因为对戒严部队砸石头。他被打的很惨。肋骨被打断好几根，内脏也坏了。血水从口里鼻里不断流出来。他的饭是单独送进来的。

 

人越来越多，有的来了几天就走了，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有时屋里有三十多人。而一般犯罪占了一半铺位，所有其它人都得在仅给六个人躺的位置上挤。很多时候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很多人都得站着，更不用说睡下了。夜里为解决睡觉问题，只得让更多的人站着值班。每夜号子里都轮流值班，犯人看管犯人。值班由大胡子安排。每班两个小时，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七点。每班由他们中的一人领班。领班可以坐下，别的就都只能站在水泥地上。水泥地上可站十来人。人多了就让更多的人值班。这样就解决了睡位不够的问题。

 

一天夜里我跟大胡子同班，十点到十二点。他干坐了一会，就从木板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拿出一个馒头，掰下一片，正要往嘴里塞，抬头看到我。他便勾指头叫我过去。我过去，他叫我坐下，然后把馒头一分为二，递给我一半。我摇头不接。我羞于在人背后偷吃――其实是当着人偷吃－－那么多的同班的在看着我们。他满脸微笑，用馒头碰我的手。我很感欣慰－－他只邀请我与他共享这美味佳肴。我很饿，可我说：“多谢。我不饿。”“真不饿？”我点头。他笑了，这才开始吃。他把馒头撕成一片片往嘴里塞。有些碎末掉在他腿上。他从黑毛上捡起那碎末，把嘴张得老大，伸出红红的舌头来接着，然后合嘴开嚼。脸上的肉便鼓动起来。

 

刚值完班躺下，门开了。有人叫：“蔡铮出来！”　大胡子说：“提审！”我感到突然被吊了起来。我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不提审即意味着没有问题，只等着出去，要是他们老审你，那就大事不好。我刚进来时已经审了一遍。

 

我开始哆嗦。我忙忙找衣服。我的上衣刚洗了。大胡子递给我小白脸的西装。我光背穿上西装和条短裤，慌忙跟着那人往外走。过了几道门，到了一间小屋子。那里已有四个人等着我。有一个是穿武警服的，是个中校。他脸如生铁，脸上有很多疙瘩，像铁皮上钉的钉子。一个面目和善的中年人拿着笔坐在中校旁。一个满脸黑肉又矮又胖的坐在屋角，手上拿根大棒。他脸上的肉多得打架，一双小老鼠眼在黑肉中翻动。他上着黑短袖衫，手臂粗壮，肉爆出来。他是那种典型的五短身材：身子短，手短，脚短，脖子短，还有就是那话儿短。还有一个穿白衬衣的站在武警中校后边。

 

他们叫我坐到靠墙的凳子上，刺眼的灯都对准我。那个和善的拿笔的说：“坦白交待。我们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指着那个武警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来问你些问题。准备好没有？”

 

这些天他们已经详细调查过我干了些什么。他们可能还有录像。我在街上做了些什么他们全知道了。他们可能到北大去过，也到我部队去过。他们知道我以空军战士名义给戒严部队写的公开信吗？如果他们知道，我不坦白，那就更被动了。天哪，要是他们知道那事，我就彻底完了！我可以告诉他们一切，但绝不能提那封信！

 

我点头，全身绷紧了。

 

“你怎么被逮住的？”

 

我说我是去赶火车回家路上，因为身份证上没钢印，又对戒严部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才被逮的。

 

“这么简单？”国安局冷讽着问，“按你的意思这全是个误会？”

 

我说：“主要是误会。”

 

“我看你不老实！”他突然大吼，“给他点颜色！”　那团黑肉咆哮一声，跳过来挥舞木棒猛击我的后颈。白衬衣冲过来，拿根电警棍就往我脸上戳。我抬起手，扭头来躲。可那黑棍还是碰到我脸上。一个炸弹在脸上爆炸了，我大叫一声站起来躲那电警棍。国安局和黑胖子扑过来一齐把我按在凳子上，我死命叫着，“别――别――我说！我不敢撒谎！”

 

他们突然住手了。我的魂吓掉了，我浑身剧烈哆嗦。

 

“你还敢不敢撒谎？”国安局问。

 

“不敢，不敢！”

 

“你必须合作！不然我要你成植物人！你是个反革命！你想不想活着出去？怕不怕脑子失灵？”

我点头。我知道他们什么都能干。脑子坏了比死还糟。

 

国安局递给我一支烟，“你是个聪明人。你得跟我们合作。吸口烟，好好想想。”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烟。我浑身抖得厉害。书记给我点着了烟，我没吸。

 

“休息一下，好好想想。从你到北京的第一分钟说起，你干了哪些事。你休想骗我！我干这行二十年了！你以为你骗得了我？”他把灯调得对准我的眼睛。那灯光刺眼。

 

好一会后，书记说：“准备好了？”　我点头。

 

“你不会再耍花招吧？”国安局又问。

 

“不会。” 我精疲力尽了，我被烧干了，我残废了。我羡慕电影里的共产党。他们能忍受烙铁烙，夹指头。我不能。我怕电警棍。只为现在不被废掉，我得什么都说。明天要杀要剐是明天的事。

 

“这才明智。告诉我，你属于哪个军自联？”

 

这个蠢问题哪冒出来的？他想让我钻套子？

 

我说：“我没听说过这类组织。”

 

“你们部队有没有军自联？”

 

“没听说过。”

 

“撒谎！”国安局大喊一声，“给他提个醒！”那一摊黑肉如旋风窜过来，对着我的脖子就是一棒。我恼怒地大叫：“我没撒谎！我没听说过军自联！”

 

国安局挥挥手，那摊黑肉又滚到一边抱着棒子坐着。

 

“你杀了几个军人？”

 

“我从没看到过军人被杀，我也从没动过手打过军人。”

 

“别给我撒谎。我们有录像。承认了省麻烦。等查出了我们就剥你的皮！”国安局说。

 

“你不信可以看录像嘛。”

 

“我们会看的。好。现在告诉我们从你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捕，你到哪里去过，坐的哪趟车，你住哪儿，见了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不能错过一分钟。我们知道你干的一切。休想撒半点谎！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让你生不如死！重复一遍我说的！”

 

“告诉我们从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你干了些什么，每一分钟，不能撒半个谎，不然我们废了你。”

 

“用你自己的话说！”

 

“告诉你我到北京后的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半点不漏。”

 

国安局走过来，抓住我的下巴，他的爪子扣进我的牙，他字字钉钉地说：“看着我的眼睛。”他拨起我的脸，让我看他的眼。他有双象瘟猪般的眼睛。“你撒谎就等于自杀！我马上把你的脑子废了。明白吗？”

 

我只能嗯嗯。

 

“好吧，开始。”他松了我，坐回去。

 

我突然浑身冒汗。我得理理。哪些当说，哪些不当说。我做的哪些事会让我脱不了身？我说了这，他们会追问那。他们会顺藤摸瓜。他们会用我说的来判我死刑。我得解释那传单是怎么进到我背包里的。说是北大学生给的，可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不然那学生就会倒霉。我得说那自行车是怎么来的；他们可能有录像，所以我得告诉他们我在北大门口高举床板摇晃的事，反正我没碰过任何人…….

 

我开始述说我这几天的经历。

 

当我说到六月五号早上我在木樨地看到坦克被烧时，国安局问：“你烧了几辆？”

 

“我根本就没靠近。我怕汽油味和烟味。”我说的是实话。我感到庆幸：我没烧坦克。那时我真想去烧它几辆。烧它几辆坦克才解心头之气，才算为保卫百姓做了点实事！我看到有人在旁观者的欢呼声中举着火把，钻到坦克底下，点着火，钻出来，站到坦克顶上欢呼，被围观的人鼓掌，多么英雄！可我没去，我怕闻坦克被点燃后喷出来的烟臭。怕油臭烟臭是唯一阻止我去点坦克的原因。

 

“撒谎！”国安局大吼一声，“把电警棍拿来！”像通了电，那黑肉又跳起来。我也跟着大声抗议：“你可查看录像！要是我烧了车枪毙我好了！”

 

国安局挥挥手，黑肉又退回去了。“我们会看录像。你知道撒谎会有什么结果。继续讲！”

 

我被蒙上了双眼。他猛推着我向前快走。我必须快走，我不知下一步会踏到哪里。前面可能会是万丈悬崖，我一步就会要了我的命，而另一步又可能踏在一个满是小鸟的窝里，毁灭无辜的生命。他们推着我，鞭打着我，踢着我，不让我掂量言辞。我必须说些殃及他人的些什么或殃及自己的些什么。我竭力避免那样，可我要踏脚，不然我会摔倒；我不知哪儿是鸟窝哪儿是悬崖。我得小心不说出牵涉到他人的事。可我被吊的时间太长了，我太累了，我无法细心选择。我往外吐着，吐着，有时竟沉浸在对经历的叙述中。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所见所为的一切。我所见所为的一切此时压迫着我的神经要奔跑出来，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样才让我感到松快。我筋疲力尽，无力去选择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我的神志被摧毁了，我无力思考。我放弃思考。到最后，我连在部队给政委信箱塞传单的事也说了出来。

 

他们对我的坦白很满意。审问结束后都快五点了。他们叫我在笔录上签字。我完全瘫痪了。我只想他们快点放我走。“签字前你得念念。”书记把一大叠纸塞到我手里。我眼不能聚光。我没有精力去关心我的未来，我没有未来。我叫他把笔给我。“有记错的没有？你得看啊。有误就吱声。”书记叮嘱。我只假翻了一下，“没错。”我签了字。

 

回到号子里，难友们正在酣睡。我在一个大学生身边躺下，浑身剧烈哆嗦，牙齿打颤。我全身被烤干了。我紧紧抓住那个学生的双臂，他醒了。我说：“我完了！”他抓住我的双臂，“你说了什么？”“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给戒严部队写信的事在我脑子里越长越大，越来越重，像个巨大的石头，我承受不住它的重压。下回我要把它抛出去，以免受这重压。“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你杀了当兵的？”我摇头，“你烧了车？”我摇头。“那就没什么怕的。别怕！再也别承认什么，死不承认！睡吧，别担心。没事的。”“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说：“要是你都受不了，那谁还受得了？”他笑了，“睡吧，别担心。”

 

是啊，我没说什么要命的。我害怕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要向他们坦白我写了封“告戒严部队书”的事。那事扯出来就大了。可我什么都说了，这事我没跟他们说呀。

 

可我平静不下来。我是强人，大学生们都围在我身边，从我这里找安慰。可我不强，一下电击就把我催垮了。我忽然想起杨秀清。他被俘后写了坦白书。历史书上说：他成了可耻的叛徒。他是在铁笼子里写的。头露在笼子外。那时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已越过了生死之界。他将述说他人要他述说的一切，那于他也许是个解脱。

 

好像土匪绑架了我，要我交出一切，可我拒绝交出钻石。那才是他们真正要的。那钻石在我脑里越长越大，它挣扎着要蹦出来。吐出它，我心里就松快了，没什么藏掖的，他们就不会再来压榨我。我只等着他们再提审我。再提审我我就把这事吐出去以求解脱。

 

三．政治犯

 

他们把人像赶羊一样赶进来。每过一会，门就开了，几个人像鸭子般丢了进来。一个学生进来是因为他在宿舍楼前喊了声“打倒李鹏！” 一个是捡了个催泪弹藏家里了。他老娘也同时被抓被打。他看不过眼就跟当兵的理论，当兵的把他被打烂了。他脸上见不到眼，见不到嘴，见不到鼻子，全是鼓起吊着的乌紫肉泡泡。我不知他怎么还能喘气，发声，进食。他喘气时发出啸声，像强风吹过窟窿。他言语不清，可他还大骂不止，“这些牲口！都不是人养的！”　一个瘸腿的黑瘦汉子，一只残废的手勾在胸前，身子歪向一边，根本就站不直，只能像摇船样一摇一摇地向前挪动。他说他进来是因为帮忙推军车。“你怎么推？”大胡子哈哈笑，歪着身子，一只脚勾着，像只断腿的鸡，向前拱着身子，拱了几下，歪在地上，“你就这样推军车？”他学瘸子推车的样子很滑稽，许多人哄笑起来，那个瘸子自己也笑了。一个北京理工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正赶去新单位报到，他给站在路边的戒严军人做了个鬼脸。他们马上揪住他，打了一顿，把他抓起来了。他不断地摇头自责，“我真傻。我的工作怕保不住了。报到期限是七一。但愿他们延长报到日期。我真犯昏！”

 

一天一个小孩被丢进来，他光身进来，满脸恐怖疑惑。“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抓起他的短裤让他没什么遮羞。他蹲到地下让人看不到他的小鸡鸡，可他那又白又嫩的屁股翘了起来。大胡子哈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拍出一声尖叫，像杀了他一刀。大胡子命令，“站直了！”他站了起来，满眼恐怖，双手紧护着小鸡鸡，好像防人抓走它。“手举起来，立正！”听到这命令，他满眼惊恐，环顾四周，好像要找人救命或问人该怎么办。没人吭声。他突然哭了起来，把手慢慢举起来。许多人都笑起来。他的下鸡鸡缩得像个小肉丁，那地方平平白白没一根毛。大胡子也偷偷笑了。他把衣服扔下，又命令，“不许哭！”小孩就一声不发了。

 

“你怎么进来的？”大胡子语气温和下来。小孩说他是天安门敢死队的。“你是敢死队的？”大胡子掐了一下他肚子上的白肉，小家伙又发出挨刀般的尖叫。“这点痛都怕，还当敢死队员？”大家又都笑了。

 

大胡子细细盘问，一会小孩就说了他的来历：他还在上初中，是背着父母打山东来的。他一来就到天安门加入了敢死队，得了一百块钱。他只十五岁。

 

指导员叹了口气，叫他挨他坐下。“别怕，不会枪毙的。”大胡子问：“饿不？”他连连点头。大胡子说：“你这么多肉，要饿饿减肥。”可他还是从床板下拖出那布包，摸出一个窝头递过去。小孩接了，疑惑地盯着窝头，一脸哭像。他也许以为大胡子拿这东西耍他。大胡子大声说：“吃！没毒！”小孩这才慢慢把窝头放到嘴边，开始咬了一点点，嚼起来。咬了几下后，他就快嚼起来，两手紧抓着那窝头，像是防人抢去。大胡子说，“他真是俄了。”指导员也满眼怜悯。小孩很快吃完窝头，吃完他就在地板上找掉下来的渣渣。他用指头沾起渣渣，抬头看了看大家，犹豫了一会才把渣渣按到嘴里。“还饿？”指导员问。小孩连忙点头，一边舔着嘴唇。“没有了。等开饭再吃。”　他便在指导员旁边躺下，眼睁得大大的。可转眼功夫，眼就合上了，打起鼾来。

 

有一个军人模样的让我们迷惑不解。他被丢进来时手和脚被个丁字形的大铁链连锁着。他穿着白衬衣和黄军裤，看衣着他是个当兵的。他很壮实，皮肤红黑。左脚膝盖以下肿得老大。膝盖下三寸地方有一个小窟窿。血从那红黑的窟窿里渗出来。他被丢在水泥地上歪倒着。他就那样歪倒着一动不动。我们把他拖到靠墙坐直，可他一会就歪向一边，溜倒在水泥地上。他的眼眯缝着，一眨不眨。那眼神让人害怕。他是不是个精神病人？只有疯子才有那样的眼神。有时好像他也试图把眼睁大一点，可他睁不开。血水从他口里流出来，直流到地上，他也不吸吸。

 

大胡子问，“你怎么进来的？”

 

那人没有半点反应。大胡子吼叫：“说，怎么进来的？”那人要么是蔑视，要么是太累无力应声，反正没半点反应。大胡子踢了他一脚，可那人一动没动，眼还是那么半闭着，没有半点反应。大胡子抬起脚还要踢，可他突然停住，“是个白痴。”

 

大胡子过来问我：“解放军， 你看他是不是个当兵的？”　这人的头发平短，那是典型的军人发型。他的白衬衫是纯棉的，但一年前我们已经不发纯棉衬衣。可我们是空军，陆军我不得而知。他的黄裤子是军裤无疑。他肌肉发达。从衣着和样子看他是军人。但百姓也穿军衣。鞋帽腰带很关键。他赤脚没帽。我们的腰带都是特制，上有番号。但腰带都被没收了。他也可能是个农民，他的肤色显示他来自西北。农民不会来北京革命，这么看他该是个当兵的。如果他是个当兵的，他应该很有文化，可他的样子就像个白痴。他那白痴样是被打的结果还是他意志坚强，特能自控的结果？

 

我没法确定他是否军人。大胡子很光火，对那人大叫：“你不说我们就饿死你！”我看着那人。他眼里仿佛有股轻蔑，回应只是更多的口水流出来。大胡子又抬起脚要踢他，可那脚没踢下去。那红肉翻转的伤口和血水肯定也吓住了大胡子。

 

大胡子又问我他脚上的伤是否枪伤。我没法判断。那个窟窿可能是子弹打的， 也可能是刺刀捅的。挨近了看它更像子弹穿的。我奇怪他们为何不做包扎？他们怎么能让那伤口敞着？未必他们觉得他马上要被枪毙，没必要费那个手脚？或者他们要给他取出子弹，包扎会使手术更难？

 

我想既然到了这里，他必定还有神智。我太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我能赢得他的信任。我也是个当兵的，他也许会信任我而告诉我他的秘密。饭来时我主动去喂他。我替他难过。他很可能跟我一样只是个老实军人。他太直太爱逞英雄。他们弄残了他的脑子，他没知觉意识。我想喂他，可我一人没法弄。他得坐直。我叫人帮忙。我们把他扶起靠墙坐着。我用勺子把那咸汤往他口里送。我叫他张嘴。他不张。我看着他。他眼里的光很怪，像死人的，没有半点活人气－－这就是国安局说的“植物人”？我不敢看他的眼。我只求他张嘴，可他没反应。我把勺子塞到他嘴唇里，可他的牙齿挡住了。我说：“朋友，吃点东西。你要吃东西。”　没有反应。他看到了我吗？他没动嘴，也许他控制不了自己，不能让嘴张开？还是他根本就没听到我，没看到我？也可能他对大家失去信任。我说：“你也是当兵的？陆军的？我也是当兵的，空军。”他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话。他脸上仿佛流露出一股轻蔑，那轻蔑样很傻气，让人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或白痴。我没法喂进什么，东西都流出来了。小林，诗人郭小林的儿子代我来喂，搞了半天，他也没法让他开口。

 

他脚上那窟窿上下越肿越大。整个脚变紫变黑。他的那只脚恐怕是丢了，他的命也可能因那个窟窿完蛋。我叫大胡子通知监方治他的脚－－大胡子常去跟看守谈话，他可以反映问题。可一直没人管他。

一天看守送人进来，大胡子问这个家伙犯了什么事，看守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不当问的不问！”大胡子做了个鬼脸。那个神秘犯人呆了三天。三天里他滴水未进，也一声未吭。谁也不知他是谁，犯的什么事，他被带到了哪里。

 

大胡子说凡是戴三角大铁链的都是死刑犯和好动手的。

 

隔天又进来一个带三角大铁链的。他哈腰齐腹才能走动。这使他走路像个大猩猩。这人精瘦，枣红脸，站直了恐怕不只一米八。一进来大胡子就问：“犯啥进来的？”　那人对答如流。

“烧公车。”

“几辆？”

“两辆。”

“有科吗？”

“有。”

“几年？”

“三年。”

“干吗啦？”

“偷。”

“哪来的？”

“沈阳。”

“成家了？”

“离了？”

“干啥的？”

“没活干。”

“怎么被逮了？”

“大早上我去烧车，当兵的就躲在车里。”

“哪年的？”

“三十五。”

“完了。你活到头了。”

 

指导员也说：“你到头了。戴上这链子就是要枪毙。”

 

大胡子说：“就要砰砰了！”他把右手做成手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啊－－”大叫一声，仰倒在地。他的表演很逗。大家都笑。那人也咧嘴笑，露出白牙和乌牙龈。

 

一会饭来了，烧车的两膝并在一起，用两手将窝头固定在膝顶，然后低头去啃。他扭动头，从上，从左，从右，从各个可能的角度多快好省地啃那窝头。他吃时没掉半点渣。他吃得飞快，嚼得响亮，像是参加快吃比赛，眨眼就吃完。大胡子问：“谁还要？”“我！”他抢着叫。大胡子说：“操你大爷，要死的人，撑那么多干嘛！”他咧嘴笑笑。大胡子递给他一个窝头。他接过来又飞快地啃起来。

 

可他没法喝汤，他没法把汤碗平放在膝上。我帮他扶着碗。他把嘴埋到汤里，快速喝起来，喝得咕咕发响。

 

他叫王连举。王连举是“红灯记”中的叛徒。我们只叫他“烧车的”。

 

一天进来一个白痴。他一进来就蹲在门边地上，惊恐地看着我们。他紧抱着自己的衣服，一动不动。他满头满脸满身都脏污至极，像是他刚从垃圾桶里或煤坑里趴出来的。他浑身发出熏人的臭气。他一进来很多人就都捂上鼻子。他可能是个讨饭的。黄得发绿的鼻滴双双流下来。他的头歪向一边，嘴半开着，可以看到要掉出来的舌头。一双惊恐的眼就那样惊恐地张着，眼珠一动不动，眼睛也一眨不眨－－好像他不会眨眼。他又瘦又矮。很显然是个痴呆。他看起来二十出头。

 

“过来！”大胡子吼着。他不动，只是慢慢地扭了扭头。“穿上衣服！”　他还是没动。大胡子跳过去，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还是没动，只是慢慢地扭头望上，满眼惊恐。“白痴，你犯啥事了？”没有回应。“哪儿的？”　终于白痴发话了，一字一顿，“刘，　庄。”大家一阵哄笑。“刘庄在哪？”“不知道。”“你多大？”“不知道。”鼻滴流下来，他也不擦擦，还紧抱着他的衣服，像是怕人抢去。“干啥的？”“做鞋的。”小林笑起来，“我们同行。我也是作协的。”我们都忍不住笑。

 

白痴刚蹲在地上套上裤子，就发出一声屁响。他脸扭成一团。“巴，拉巴。”他傻呆呆地嘟哝着。“拉裤裆里！这是规矩！”大胡子吼着。他可怜巴巴地仰望着。“没长耳朵？拉裤裆里！这屋里不许拉屎！”白痴蹲下，褪掉裤子，露出屁股。大胡子慌忙大叫：“穿上裤子，拉裤裆里！”他只好提起裤子，蹲下。我刚想说话，只听噗的一声！所有人都蒙上嘴鼻。拉完，他还蹲在那儿不动，像要孵蛋。大胡子吼着，“把裤子脱下来洗洗！”指导员连连摇头，“这样的人也往里抓？”白痴挪到便坑边，脱下裤子去洗。洗完指导员让他坐到他右边，对他特别照顾。我们都叫他白痴。

 

他确实是个白痴。他的头总是歪着。他只能发一两个简单字音，说话就像两三岁小孩。后来指导员从看守那儿打听到他们不管怎么打他，他都说不出他的家庭住址，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哭腔，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断流出来的浓鼻滴都表明他是个白痴。他老不知如何是好。拿到窝头他只呆看着。指导员说，“吃。”他咧嘴一笑，才开咬。大胡子一对他吆喝，他就尖声号哭，全身缩作一团，眼泪直淌，口水和鼻滴齐流。他自哭自个的，哭得像个小娃娃，根本不管还有旁人。他一哭，指导员就来安慰他，好一会他才慢慢止住哭。白痴只被提审了一回就再也没人来找他。指导员叫他等着回家。

 

每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娱乐时间。有一副扑克牌和一副象棋。娱乐时间一到，大胡子就高声宣布：“娱乐时间到了。打扑克的举手！”打扑克是最好的娱乐。大家都想参加。我想忘却焦虑，便决定下象棋。“谁想下棋？”只有白痴没人要。他拿起象棋，坐在地板上朝我磨过来，黄鼻滴吊得老长。见他要跟我下棋，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下象棋要脑子。跟他下不太掉价！见他挪过来，我就说我不想下了。他死盯着我。他的目光让我害怕－－目光里充满愤怒！他爬过来，紧捏着我的胳膊，用棋盘盒子戳着我，逼视着我，仿佛说：不下我跟你没完！我只好坐下来。他把棋盘铺开，把棋子一个个摆放好，望着我。我说，“你先走。”我懒得望他，心想用脚就够了，走完了事。他却不动，只死死盯着我。我只得先走。他仍不吭一声，歪着头，慢慢地挪着棋子。走了几着，我就感大势不妙：他的棋子过河将起我的军来。我忙设法防护，可已晚了。一会我就没棋走了。我不想下，可他不挪窝，又默默地把所有棋子重新摆好，歪头盯着我，还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一眨巴吓坏了我，就像个石像伸手摸了我一下。他直盯盯的眼光逼我再下。我想刚才是我无心下。这回用点心吧。我一下手就拿出我学的最厉害的几招。可我的棋子一落地，他的棋子就跟过来制住我，让我没法前进。他防得无缝可入。一会他就开始过河，开始将我的军。他的进攻环环紧扣，我不得不左支右挡。我正忙着防守，刚挪了几步，拿起棋子要放下时，他脸上浮起一丝怪笑，然后轻蔑地看着我。我忽然明白我没子走了。怪了！再来！可一如继往，几着下来我就被将死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脸上有一丝偷偷的得意。我只好冲他笑。我忽然想如果他是个白痴，他肯定是个比我聪明的白痴。

一天夜里进来一个蓬头的小伙子。他的头发烫得向四面八方蓬起。他推进来后就一直号哭。一会他又被带了出去，门开了一会，外面闪光灯闪耀不断，吼声叫声一片。一会他又被推了进来。他哭得凄惨。大胡子厉声喝叫：“再哭就用毛巾塞你！”　他便低声抽泣。他坐到我旁边。我安慰他，“没事。我们都一样，有谁哭？看看他，”我指着王连举，“他就要枪毙，可他天天照乐。你干吗这样？”他哭着说：“我担心我爸。我十七了。毙了我，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我担心我爸爸。”他突然打住哭，斩钉截铁地自言自语：“就是！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这话激励了他。他揩干泪，说他进来是因为藏了一支捡来的半自动步枪。我说：“你还没满十八？”　他说他刚过十六岁生日。我说：“我国法律规定，没满十八岁的不准判死刑。”　“真的！你怎么知道？”他双眼发亮。　我说：“谁都知道，不信你问问。”　他马上问肖振通，北京理工大机械系的一个学生。肖说：“按法律不满十八岁没有死刑。可他们不按法律办。这是戒严时期。”张军又马上变了脸。可转眼他就回过气来，宣誓般地说：“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这辈子吃喝玩乐过！北京的好馆子我都吃遍了！我不羡慕影星歌星！我不怕死！”说着他又突然哭了起来，“爸爸，我要走了，嗯，嗯。”　当夜，他睡我旁边。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卖摊饼的，原来是让科学家教授都羡慕的干活。我问：“你赚多少？”“一天三十来块。”我很吃惊。我一个三年老兵的津贴只有三十！我说：“我出去倒愿意跟你学摊饼！你能不能教我？”他一下来劲了，一拳擂在胸上，“我包了！你住到我家去！卖摊饼小窍门可多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秘密配方，有自己的摊点。我每天早上五点去买新鲜玉米糊和豆奶，把他们放在一桶里，加上发酦粉。这里有好多窍门。放多放少随时变。热天和冷天全不一样。要估摸好。要是调错了就摊不成饼了。每天要多少玉米糊都要算好，有时得两桶…….”　他滔滔不绝，讲得有滋有味。说起如何摊饼，如何卖饼，如何抢点，他兴致勃勃。他完全沉浸在教学中。他抓住我的手，发誓说要是他不死他要把他的卖摊饼的窍门全教给我，还帮我在北京搞起自己的摊子。我从没遇见如此热情澎湃的老师。他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叫我出去一定去找他。当大胡子宣布，“不许讲话，睡觉！”话音刚落，他就打起鼾来。

 

一天下午，一个穿着很整洁的三十岁模样的人被推了进来。他说他是开出租车的，可他白净斯文的样子更像个知识分子。他进来是因为组织工自联。他进来后竭力保持某种尊严。大胡子叫他读监规，他轻蔑地看了大胡子一眼，没有反应。大胡子吼着，“站到墙边，大声读！”他还盘腿坐那儿而不动。“你长耳朵没有？”大胡子大吼一声。可他只冷冷地回看一眼。“你敢不听我的？我抽你！”大胡子捡起一只鞋，举过头顶就向工自联扑过去。工自联就像甘地的门徒，只盘腿打坐。他那安然的神气会让敏感的人望而止步。可大胡子不是那中人。眼见大胡子的鞋就要抽在工自联头上，我跳起来，哈哈笑着，一下从后箍住大胡子，“别发火！都是朋友！算了算了！别计较！” 那时，我已在政治犯中有了点地位了。我知道让他不欺负新来的政治犯的最佳对策不是用拳头，而是用笑。当然，打斗本领是决定谁是主人的关键。可这屋里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怕大胡子。也可能大家都怕惹麻烦。那时我已很了解他了，他跟我谈了许多自己的事。他也当过兵。这时如果他跟我真打起来，他们一帮人会帮他，可我背后的一帮人也会帮我。而关键是我一拳就能把他打翻，尽管他又胖又壮。我也对他吹过，我练的就是徒手搏击。我一箍住他的腰，他就动不了。我哈哈大笑着，“别发火，好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回头看着我，然后挣扎着往前。我用力固住他，他动不了。我对工自联说：“好好说。读读嘛，朋友。我们进来都读了。”大胡子回头恶狠狠地看了看，可马上又冲我笑。“要不是看在解放军的面上，我抽乱你那张狗脸！你敢跟我较枝？”工自联还是不动，还轻蔑地扫了大胡子一眼。大胡子跳起来，咬牙切齿，“解放军，放开我，让我抠出他眼珠子！”我不放他， 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兄弟。兄弟们有话好好说。”别的人也开始去劝工自联去读监规，也有人上来劝大胡子息怒。大胡子骂着，唾沫四溅。我腾出一只手，把他手上的鞋夺过来防他丢过去砸工自联。然后我把他推到他的位子上。他对我说：“你瞧！你瞧那个王八羔子！他以为他是什么？狗屎！他敢违抗我的命令？” 他又转向工自联， “操你妈！我今天饶你一回。给老子念！”工自联在别人的劝说下，开始用很清亮的声音念起监规来。

 

小林是号子里唯一让人叫真名的。他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他是号子里最受欢迎的，也是唯一成天乐哈哈的。他进来是因为上班路上看到两个兵傻站在路口。他忍不住过去说：“兄弟，去找个凉快地儿歇着！”　两个兵自己不肯歇，还把他抓到这里来歇着。他哈哈笑着，“我得感谢他们。我不上班，来这里跟你们闲聊他们还开我工资。我的工作没半点意思。跟大伙儿呆这儿多好玩。我就想他们让我多呆几天。”　每天夜里大家就叫他讲故事，他便问，“要素的还是要荤的？”大家都要荤的。他的故事老让大家发笑。

 

听他的故事我会短时忘记身在何处，可不一会那恐惧与焦虑又漫过来。看着屋顶，看着结实的砖墙，看着那铁栏杆挡着的小窗，我焦躁起来，感到千百根绳索在勒着我。我的神经被拉着，拉着，就要绷断。什么时候才让我出去！我在这铁笼里呆不下去！我的胸要炸！――我想狂叫！我想砸破这墙壁！――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受不了！可我只得盘腿打坐，深呼吸，让自己安静下来，等着叫我的名字。我害怕提审，一想到提审，我就浑身发抖。可我又盼着早些被提审。再一提审我，我就把我还未说的全倒出来，一吐为快，吐完他们就再也不会来麻烦我了。

 

四．逃走？

 

一天，门开了，看守把着门叫，“蔡铮，收拾东西！”像被电了一下，我浑身哆嗦起来。提审？转监？大家都望着我。小林把我的毛巾和裤衩递给我，“快！快！”看守摧着。我手忙脚乱。我抱起衣服慌忙跟着出了门，没顾得上跟狱友道别。

 

看守一出门就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有点糊涂：“回家”什么意识？我哆嗦得更厉害。我一手拎裤子，一手抱东西；裤子一会掉下去，我忙哈腰去提起裤子，可毛巾又掉下去；我哈腰捡起毛巾，裤子又垮了下去。看守帮忙给我捡起东西。我被带到了一个审讯室。我看到身着上校制服的协理员。我喜得发抖，话都说不清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他的眉头皱着。“别说那，回家吧。”　他的冷淡让我不安。这回我是真要回家了。回家，部队是我的家。

 

他们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字。那个审问我时面目和善的书记员冲我笑着。在审问我时只他还像个人。签完字，我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他有点吃惊，犹豫一下他上前一步跟我握手。我紧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　他只是以和善的微笑作答。协理员也签了纸，为我付了十二块钱的伙食费――一天一块。

 

我跟着协理员和一个看守走出看守所。阳光耀眼。一辆军用吉普停在门外。司机为我开了门。我上了车才发现教研室主任老梁也坐在里头。他满脸怜惜悲伤。保卫科长也坐在里头。老梁让我坐到中间。一会吉普开动了。我看了看看守所，那墙是黑青砖砌的，有十米来高。门边一个石雕般的武警战士抱支冲锋枪站着。

 

老梁递给我一支烟，问，“他们打你了？”我说，“还好。”他把我的皮带递给我。我把皮带穿到裤腰上。他哈腰去给我穿上皮鞋鞋带，给我系上鞋。“这是怎么弄的？”他看着我的脚腕。深深切入的紫色疤痕好像脚铐。“他们用绳子勒的。”他摇摇头， 说：“我们当夜就知道你被抓了。院方马上催空军去要人；空军要北京公安局放人，可他们不放。后来直找到总参。别担心，会过去的。”我说：“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他说：“我们就不该让你离队。听说你还活着，没伤筋动骨，我们就很高兴！”

 

好一会，我的哆嗦才缓和下来。我开始对老梁讲我的见闻。我有太多要说的，我无法自控。老梁突然打断我，“别说了。回去再说吧。”他突然生硬的语调让我发懵。我只得住嘴。

 

吉普出了北京，开在北方平原上。路边田里的玉米刚放到，农民正烧玉米杆，路两边升起一缕缕青烟。田地尽头的天空晶蓝晶蓝的。阳光静静地流淌在刚收割过的黄黄的地上。这景色让我感动，让我平静。我又自由了！我会被赶出部队。我将拥有这田地，拥有这阳光，拥有这蓝天。我能在这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我要上哪儿上哪儿。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活着就是奇迹，自由是奇迹之外的奇迹。我不再需要什么奇迹。再也没有时间叹息，再也没有时间哭泣。我得用所有时间来享用生命，用每一秒钟来完成我的使命。从此我要享受我能享受的一切：这新鲜空气，这晶蓝的天空，这无尽的原野。――我得先找个好餐馆，大吃大喝一气！

 

吉普开近部队营房。高大的白杨清凉的树影，红红的砖墙和穿着制服走在路上的士兵都让我激动。吉普停在一栋平房前。他们叫我下来。三个小兵走过来。看到小兵，我呆了，忽然想哭。我感到嘴里发苦，两脚发软。－－我没有自由。我不想下去。可我只得走下来。保卫科长叫我把皮带和鞋带解下来给他。我站着不动。老梁说：“我们先进屋吧。”我跟他们走进一间屋子。失望和悲哀让我想哭。老邓说：“我们得把你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请把皮带和鞋带解下来给我。”－－他们还要把我当犯人看。我只感到腹中绞痛。我还以为我拥有了自由，他们解救了我；我空欢喜了一场。我刚有了享用自由的美梦，他们就把自由从我手里收回去了。

 

屋里有五张床。一个小兵指着角落里的一张，“这是你的。” 我呆立着，拒绝解裤带和鞋带。保卫科长又重复一遍他的要求。老梁说，“把裤带给他吧。没事的。我会在这里陪你。”我只得解下裤带。一个小兵蹲下去解我的鞋带。

 

老邓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住这里。他们负责看管你。你得服从管理。过会我来看你。”　他带着我的裤带，鞋带和自由离开了。三个小兵站在我身边。

 

老梁叫我在床上坐下，说：“我们只得这么做。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尽力保你。你千万别再干傻事，如逃跑呀什么的。要是你逃跑，那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那我们想帮你也难了。你要知道那样的后果。我是主任，可我现在是把你当朋友看。他们把我安排在这里，也是相信我们关系不错。我知道你重义气。我的命运由你决定。你跑了，我就完了。请相信我，耐心点，会有个圆满结果的。静下心来，悠着点，等着，千万别胡来。”我只有点头。他接着介绍三个小兵。

 

看守我的三个小兵中的杨华我认识。他跟我同年进来，江西的。他是小队长。老梁说完，他就站直了，正而八经地说，“我们得服从命令。你一举一动得听我们的。除了上厕所，你不能出屋。上厕所要先请示，我们陪你去。要什么别的，跟我们说。”另两个只微微笑着。一个是云南来的圆脸小个，另外一个是东北来的大个子。

 

老梁说：“我尽量陪你。有什么问题，别跟他们争，跟我讲。他们准备给你上脚镣手铐，我们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他们不用那些。那样你会受不了。我们相信你。可你也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千万别再闹出事来。你要是再闹出事来，毁了我，也毁了你老乡老康。”

 

我只得听他们的。老梁说的没错。他们会设法保护我。部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的事上面知道了，他们包不住，但他们会设法将事化小。

 

一会老邓拿来一张纸要我签字。那是要我确认我被“监视居住”，我签名空白处前面是“被告人”三字。这三字让我紧张。他们把我当罪犯? 可我只得签了字。

 

下午几个老乡赶来看我，他们不得进来，只在外面叫。杨华赶他们。招待所做饭的老乡汉平吼着，“傻X！别拿根鸡毛当令箭！你要对他不好，我要你吃屎！”杨华说：“你们搞快点。我们得听上面的。保卫科不让他见人。” 红卫哈哈笑着，大叫大嚷，“你个大傻逼怎么去支持学生搞动乱！他们要推翻政府！听说你参加动乱我气坏了！把我的钱还我！我借给你让你回家，不是让去参加反革命活动！” 他家跟我只两里地。我说：“少废话！”他马上用红安话问，“你要什么？” 我说，“给我搞点肉来！”“好！” 他忙走了。一会他从窗户里递进一包猪头肉，有两三斤。他说：“要是不够，我再去搞。汉平会管你饭。” 我一会吃光那块肉。

 

夜里汉平又来看我。他大叫着，“反革命！本来要把你关到空军拘留所，那儿满了才把你关这里。”他忽然压低声音用老家话说，“他们想判你十年。可老康和院里不干，正在跟他们杠。建武看到文件。” 老乡建武是政治部的小秘书。说完他又用普通话大叫，“你个害人精。毁了老康！他本来要升北空当将军的。如今你自己却当上将军了！有四个警卫！只有将军才有这么多警卫！红安两百个将军又多了一个你！”

 

天黑后有人敲窗。是汪冬，我理训处的同事。五月十七我们同去天安门游行过。他老爱拿处里的头开玩笑。戒严后的一天会议室里人民日报上李鹏的两个眼睛被烫成了两个空洞，李鹏的样子显得滑稽可笑。汪冬说：“这是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得报告！你们说呢？”我们都说应该。他便拿了报纸去找协理员。我们都跟在后面看热闹。在走廊里遇上协理员。汪冬拦住他，“我向你报告一个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一桩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有人挖掉了我们总理的眼睛！瞧！”他点着报纸，“我们怎能容忍反革命分子挖掉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眼睛！”协理员没上过大学，似乎有点怕年轻教员。他皱了眉，收下报纸，看了看，把报纸叠起来，说：“别嚷！我们调查一下。” 汪冬却严肃地大叫：“这是犯罪！要揪出罪犯！得把这事报告总理：空军有人挖了他的眼睛！” 协理员有些烦，“好了！我们知道了！谢谢你报告！”我们也都装出正经严肃样子。五月二十号我往政委邮箱里丢传单，夜里协理员带我去保卫科“交代”问题，汪冬就跟在后面。协理员停下来，“你跟在我后面干嘛? 回去！” 汪冬只得走开，走开时他丢了一句：“协理员，对他好点。别跳高了！”

 

我走近窗户，他低声说：“谁也别信。你想好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看我的小兵一过来，他就瞎说几句，骑车走了。

 

他暗示我跑掉？汪冬大概是我们相好的几个年轻人的代表。“谁也别信。”意即连老梁也别信。他们有可能用老梁来栓住我。大家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当官的会断你一条腿来护住自己一根小指头。我们都是80年代后大学里出来的。老梁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年轻幼稚，缺乏见识，稀稀拉拉。我们却认为他们没读过什么书，不配当头。可我却愿意相信老梁。因为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作品。尽管他没上过大学，比我大十来岁，可我们也很谈得来。他比处里的别的头们更接近我们。可汪冬的话让我有些惊心。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了解我，他们知道如面临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危险我会设法逃脱。他们希望我早早逃掉，他们更清楚我呆在这里的结果。

 

夜里，他们把我的床放正中，三张床围着我的床。一张床挡住门。三个小兵轮流值班坐在那床上。谁要出门都得把床挪开。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睡到床上。床垫柔软，床单发出皂香。可我无法入睡。我只躺在床上装睡。

 

如果他们们只关我三年，我认了，我该不该受此惩罚无关紧要。三年后我二十八。可问题是我脾气不好。关我长了，我怕我管不住自己。我随时可能大发雷霆，动手打人。判我三年，打几仗，刑期会因此延长；刑期越长，我越可能打架生事。这么一来我就得坐穿牢底。如果我能控制自己就好了， 三年就是三年。要是他们判我十年，出来三十四，半辈子就完了。没门。关哪儿我都得逃跑。只要我想逃跑，哪个监狱也关我不住。

 

我该现在跑掉还是呆下来等着宣判，如刑期太长，我再从监狱里跑掉？三四里外就有个火车站。要跑，最好时机是夜里小兵带我上厕所时时。厕所在这栋楼的尽头，我到厕所时卫兵会跟进去。趁他不备，一个横勾拳勾在他太阳穴上，把他打昏 。不能弄出一点声音。从厕所的窗户跳出去。但把卫兵打昏是真正的犯罪。下手重了还会把他打死。把他打死了就是我跑掉获得了自由也会终生负罪。我的自由与生命并不比一个小兵的生命更重要。我一拳下去，很难说只把他打昏而不致命。但击打头部是唯一让他们昏倒的办法。

 

从营房赶到火车站跑步大约需要十五分钟。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火车开过。我最好是上北行的火车。发现我不见了，他们会发紧急信号，紧急调拨人马。那发信号，调人马得至少半个小时，那时我就可能上了一列火车。他们紧急派出的人追到火车站又得至少二十分钟；那时我坐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或还停在站台。赶到火车站追捕我的人会要求所有列车停开，但地方对军方的态度使他们不会停下列车来搜查一个“军人罪犯”。火车一开动，我就在最近的一站下车，跑到乡下哪个地方躲起来；躲几天再乘火车南下。他们追我时定会以为我会坐南行的车。被抓的概率很低。可从此我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会跟家里失去联系，他们会以为我死了。老梁会受到处分，他在部队算是完了。他会原谅我。我十年的自由比他涨点薪水更重要。我可跑到那个穷乡僻壤躲起来，等到风平浪静后再出来。我得自我囚禁。我也可以泅渡到香港。我可游七八公里。问题是如何应对冷水和边境巡逻；再或者偷越国境跑到印度或俄国或南亚小国。我体力没问题。可谁知结果会如何？也许一动不如一静？屁罪没有就当个逃犯，成天提心吊胆的过下去不值。还是等吧。

 

第二天老邓又送来一打纸，叫我写下我在北京那几天干了什么。纸的顶端又有“被告人自白”字样。一看这几个字我就恼火：他们怎么把我当个罪犯了？我不写。老梁说保卫科没有别的公用纸，只有这个，这只是他们通用的公文纸。他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汪冬的话。他也在帮着套我。可关在这里，我无事可做，纸笔对我是个诱惑。我只想写点什么。吃完没事，我就坐下来写我多日来在北京的见闻遭遇。从早到晚，除了中饭歇了一会，我不停地写。我没法控制自己，我只想记录下我所见所为的一切。写时我非常激动，一时悲哀，一时愤怒。我希望读我写的东西的人能与我同感，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么做。我一气写了四十页，两万多字。写完，我如释重负。只是想着我描述的还不细，明天再修补。

 

夜里老梁来了。我给他我的坦白书。他看了几页，然后叫小兵们去看电视。小兵都高兴地出去了。老梁摇着头，“你真幼稚。这不是写诗，不是写小说，这是坦白。他们会据你写的来判断你有罪无罪。谁也不知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全凭你说。多些自我批评。别提任何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细节。这是决定你命运的主要文件。要严肃认真对待。重写。我没看前别给任何人看。”他根本不看我写的东西，这让我有点失望。我以为他们都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我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会于我有利。我问：“要是他们知道我做的，我不说，那不会‘抗拒从严’吗？”他说：“开动脑筋，用心想想。每句话，每个字都要特别当心。”他把我写的全收起来，撕成片片。然后把我带到厕所，用火机打着火，一页页地烧。烧出一屋青烟。

 

第二天我又重写了坦白。字写的很大，写了八页，只不到两千字。一半的篇幅是自我批评。老梁夜里回来，替我划去一些。第三天我又重写，直到它变成空洞无物的“悔过书”。里头没有我任何错误的行为或言论。老梁看过后，叫我等老邓来时交给他。

 

坦白书交上去后不几天，我被带到保卫科办公室。那里有两个生人。我一进去，邓科长就笑望着我。他的笑让我心安。王付科长可能是唯一认为我有罪而得判刑的人，他一脸秋风。小明，一个军校刚毕业的科员，坐在桌后做记录。他冲我挤了挤眼。

 

邓科长指着一个上尉说：“这是古参谋，北空保卫处的。”我便走向古参谋，伸出手去跟他握手。他铁着脸，不跟我握手。我只好收回手，说：“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实在惭愧。请你们多多原谅。”老邓面露微笑，好像对我的礼貌表示赞赏。他看起来有点怕这个铁面上尉参谋，虽然他自己是个中校。邓科长又介绍另外一个参谋。我又走过去要跟他握手，他连站都没站起来。邓科长说：“他们来调查你的案子。现在请你告诉我们你在北京做了些什么。事实求是。你已经坦白了许多，我们只是确认一下，明白吗？” 我说明白。他叫我坐下。

 

古参谋问：“你在北大门口砸碎了汽车玻璃？”

 

我呆了，忙说：“没有啊。根本没这回事。我看到人把车窗打碎了。”

 

“什么？你想抵赖？”古参谋吼起来，“你在西城分局承认了。现在你胆敢抵赖？”

 

我火了。我以为他想套我，让我承认我做了根本没做的事。我也提高声调，“我根本就没砸什么车子，我怎么会说我砸了！我说的就是事实！我什么也没抵赖！”

 

“你想翻供？”

 

“翻什么供？我什么时候说我砸过车窗玻璃？”我问。

 

“你在西城分局承认砸碎了一辆汽车的玻璃！”

 

“我根本没说这话！”

 

他一拳擂在桌上，“你要我们把你带回北空才承认？我们都看了你的坦白！”

 

我有点害怕。要把我带到北空拘留所，他们会用一切手段逼我招供。我四处看着。邓科长很不安。他说：“不许抵赖。做了就承认。你在西城分局承认你砸了车。”他与其说是劝我还不如说是安抚那个气急败坏的参谋。

 

“我从没砸过车，我也没说我砸过车！”我几乎吼起来。

 

“给他看他的审讯记录。”

 

我看着那几行，大叫起来，“这不可能！他怎么这样瞎写！我以为那个做记录的是个好人。他怎么能这样！这是个笔误!”

 

“笔误？你读了，你签了字。我发现你很狡猾！那是不是你的签字？ 你还想抵赖！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承认的！”古参谋吼起来。

 

邓科长看看我，像是求我给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又看着古参谋，像是求他息怒。可我火了，“是我的签名。可我签名前只瞄了一眼，根本没读。那时太晚了，我筋疲力竭，一个字也看不下去！再说谁会想到他会这样瞎记 ！――这是瞎记！”我忽然想到那个书记叫我读，我不读，有点想讨好他的意思：我相信你，你不会出错。谁想这笨蛋会这样张冠李戴！砸了车可就不是个小罪！

 

“念念。”古说，“‘我用我举着的大木板打碎了车玻璃。’”

 

我火了。他们都盯着我。邓好像在期待着我说些什么洗清我自己，也开脱他。

 

我直冒汗。对“打砸抢”分子的惩罚很严厉。砸车就使我变成一打砸抢分子了。有我签字的记录，我如何说清？我只得静下来，想了一会，说：“好。这很容易搞清楚。去问问审问我的。那个做记录的说我说了这话，再问问在场的其他人听到我说这话没有。如果他们都说我说了这话，还有办法，那就是到北大去问。有好多学生都在那儿。去问问他们见到人拿着个大板子打碎车玻璃没有。我看到有人用石头把车窗打破了，也有许多学生出来制止。请原谅我说话太冲。听人说我做了我没做的事我忍不住。我说的都是实话，要是有半点假话，你要判我多少年都随你。”

 

“你说的都是实话？”老邓问，看着古参谋。他好像要我给出一个更满意的答复来满足古参谋。古参谋开始前后走动。

 

我平静地说：“我说的全是事实。你们去一了解就会知道真相。很简单，那天根本没人用木板砸车。”

 

“那你用石头砸了？”古又问。

 

“没有。那不可能。我双手举着那个大木板，腾不出手来。那么多人，我根本没法靠近那车子。”

 

那家伙安静了下来， “我们会调查，看你是不是撒谎。你要是撒谎，你知道结果。”

 

我忙说：“要是我撒谎，你们可以枪毙我。”

邓科长如释重负。

 

接下来他问我给政委信箱里送传单的事。古参谋问：“你为什么给政委送传单？”他还是很动感情，也许在这些同情我的人中他想逼我承认犯罪不成而有点挫折。

 

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嘴快，要三思而后说。他问这个问题干嘛？怎么回答才会没事？我半天不吭声。

 

“说！为什么？”

 

不能不吭声，我便说：“我忘了为什么。”

 

“你比狐狸还狡猾！”他大吼一声，转向邓科长，“他想糊弄我们。我们得把他带回去审问。”

 

邓很不安，望着我，“你不是承认了嘛，说是为了让政委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他在提醒我给出正确回答。如果那是目的，就不是煽动反政府情绪，就不是“反革命。” 我忙说，“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听了政委做了关于北京形式的报告。我想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方面的消息。我碰巧有两张传单，我想让他听听另外一种声音会很有意思。就为这。”

 

邓忙说，“所以你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委听听另外一种声音？”

 

我说，“是呀。我觉得那很好玩，没想到这是个严重错误。要是知道，我根本不会干。我很后悔。”

 

他们又问了些问题。显然他们已没多大兴趣问下去。问了一会他们就叫卫兵来接我回去。

 

此后的许多日子，我日夜斗争：到底是跑还是不跑？打昏小兵是唯一的逃跑办法。但这对我和小兵都太危险。我只得等，等到他们警惕放松时再说。同时，我得准备为自己辩护。

 

如果他们判我十年，他们得找到借口。我决不再承认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只能从我的坦白中找罪证。往政委邮箱里放传单可以说成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可是，“反革命”罪是基于意图。如果不是意在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定为“反革命”罪。我送的传单不过是几个老将军的信，他们反对戒严部队进京，还有就是别的几封告军人书，叫人认清事实，不要作历史罪人等。我已申明我的目的是要让政委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们已接受我的解释。另外一个借口就是我被捕时骑的那辆破自行车。他们可以说我是“抢”或偷了那辆自行车。在这特别时期，那是大罪名。我叫老梁给我搞了本法律书，我找到这两个罪行的基本定义。“偷”的法律定义是“以秘密手段攫取他人财物并非法拥有之”；“抢”的定义是：“在物主面前以暴力手段攫取其财物” 他们要判我，得开庭审理，他们可能还会在大礼堂里公审以让更多人受教育。他们会给我配一个“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能把证明我有罪当他的首要任务。我得自己为自己辩护。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首先，我没“抢”。那破自行车的主人不在现场。其次，我也并未拥有这辆自行车，我只是用了一下那破自行车，我计划把他丢在火车站（他们会说我强辞夺理）。最重要的是，那破自行车一文不值，是个废品。你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看看（它已被当垃圾处理。他们没有物证。）。一看它大家就会明白它只不过是废品。它全坏了，等着清洁工处理。它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作为废品，任何人都可对它加以利用。我想最后一点会堵住他们，让他们无法拿自行车来做文章。

 

日子过得很快。再也没人提审我。只有政委找我谈了次话，不是到他办公室，而是夜里到他家里。两个小兵护送我去的。我曾是政委的座上客。原来每次去他家就高谈阔论，而这回上他家我却浑身发抖，话都说不清。我骂自己没用，可我没法控制自己。我以为他要从我口里套什么。他问我在北京游行理训处有多少人参加。我只重复我说过的：我与同事们到了北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们游行没有。他问我对我的处理有什么意见。我说只求让我自由，别的处罚都无所谓。他叫我安心等着组织处理。然后让小兵来领我出去。

 

过了些日子，我可以绕着那房子散步了。一个小兵跟着我。过了几个月，那个小兵就只坐在门前，让我自己绕着房子走。老乡们不时给我送些好吃的，我自己也用我的津贴叫小兵们去买些零食，让杨华与我同享。因此我有了更多自由。冬天来了，我还可以在天黑后到理训处前的苹果园里去散步。有时小兵懒得跟我，我逃掉的机会很多，我却不想跑了。老乡们告诉我最新消息说他们决定劳教我三年。原来决定拉我上军事法庭，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三年劳教是对够不上判刑的人的最重惩罚。

 

一天汪冬突然跑来，满脸严峻，“你知道罗马尼亚的事？军队调转了枪口！现在对军方参与六四的惩罚会更重。” 没有小兵在旁。我忙问：“我是不是得跑掉？”他慌张地看了看左右，说：“你自己看着办。要快，越快越好。”说完，他匆忙离开。那天夜里他们又突然把床挪到我的床四周。我又不能单独去厕所。第二天我出外散步，两个小兵跟着我。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这回我害怕了。听说罗马尼亚军方参与暴乱，推翻共产党和其政府，枪决了总统。我们的政府因此紧张起来。他们不能容忍军方有半点反叛苗头。他们要杀鸡吓猴。我就是鸡。他们可用战时特别法判我死刑并立即执行。如果一纸命令下来，“对蔡铮立即就地执行枪决”，我就死了。给政委送传单可以说成是煽动反革命叛乱和在军队里制造混乱，对戒严部队说那几句话可说成是搞反革命煽动宣传 。按特别时期军事法我的任一言行都够判我死刑。为了这个庞大的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们必须杀鸡吓猴。几个军人的生命在这个庞大的机器面前小如蚊蝇。我看那些法律书没半点用。最好的办法是逃掉，可我已错失无数良机。如今，谁也救不了我。老梁不能，老康不能，没人会救我！我被拖出去枪毙，走过他们面前，没人会站出来吼叫：“你们不能处死他！他无死罪！”没人会冒丢掉自己前途的危险来说些无用的话。他们知道救不了我，只会同情地看着我，有人愤怒，有人恐惧。我会被推进一辆铁皮车，带向刑场。天啦，我真后悔没有早些跑掉。

 

就在那天夜里，老梁很晚才来。他脸色铁青。他的样子让我更加恐惧。我完了。他什么也没说就上床了。他可能也不知该如何安慰我。我也不愿问他，我怕问他。我得在他们把我装进铁皮车带走前逃掉。可能铁皮车明天就来了。我也有些怪老梁。他说他们会帮我，实际上那全是自欺欺人。到了时候他们都无能为力，只能自怨自责。而我却得付出生命。我也怪我自己犹豫。我那帮在理训处的朋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他们希望我逃掉，逃出这铁笼。而如今我只得再等时机。如果逃跑时机再来，就是他们说明天会放了我我也决不等到明天。我要马上逃掉。

 

我一夜未睡。我听着外面。每一辆车子开过来都让我的心提起来，等车子开过去，声音去远了，我的心才放下来；可又来一辆车，我的心又提起来。我害怕那辆冲我而来的车。它就在路上。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坐在窗前看着窗外路面。一辆铁皮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持枪穿迷彩服的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戴着头盔，端着枪，穿着靴子，朝这栋楼的大门口走来。我的天黑了。我全身硬了，我动不了。他们终于来了。我不敢再看外面。我看着木头地。只有这里裂开一条缝，让我钻进去我才能得救。地上没有裂缝。我瘫痪了。我坐在那儿，等他们来拖我出去。等了好久，没有吵嚷声，没有人进来。我再鼓起勇气偷偷看看窗外那铁皮车。怪了，那铁皮车变成了一辆吉普。车旁的人并没钢盔靴子，他们只不过是住在这栋楼里的几个军人。一会吉普开走了。好像列车从我身上碾过，我浑身酸软如泥。我慢慢捡起自己。我用手指梳了梳头，摊开手一看，手指缝里夹满一缕一缕的头发。再梳，又是满手落发。我的头发要掉光了！我不敢再梳了。

 

几天过去，并没人来带我走。过了些日子，看守又松懈下来。我逃跑的机会又来了，但压力又小了，我又不想逃跑。 我老希望他们不至于罚我太重。我时时责怪自己：要是我最后被判处决，那全是我自己不愿冒险所致。

 

 

五．看守

 

三个小兵日夜陪着我。就在我回部队的第二天，那个东北高个说他不信我会武功，要三个人对付我。我说：“我要动手，你们三个人也不是我的对手。”他说：“别吹牛! 我一个人就对付得了你！”我说：“那你来试试。” 我站到屋中间，“我站着不动，看你能不能把我摔倒。”他说怕伤着我。我说：“那你来试试看能不能从后面抱住我。” 他看着老梁，老梁笑着算是同意。“我抱不住你？我在我们连摔跤是第一！”他蹲起马步，从后面拦腰抱住我。我说：“准备好了？”他说：“好了！”我说：“我数三个数，我数到第三个数时你就会躺在我身下。”“别吹牛，数吧！”我扣住他的手，“一，二，三！”我突然勾头，朝前滚翻, 一下把他翻起来，摔到地板上。我跳起来，骑在他身上，手指扣住他喉咙。他躺在地上动不了。老梁和两个小兵哈哈大笑。我把他拉起来，“没事吧。” 他红了脸，不正面看我，“没事。” 他嘟哝着，“你还真行。”过了几天，他就回连队去了，换了个江西兵来。

 

云南小伙子老一脸调皮的笑。我们叫他小白。他是新兵，我外出散步多半是他陪着。跟着我时他常拿个拳头大的收音机听。那收音机老发出猫叫，有时也可听到一点新闻。回部队后的第三天我就听到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烧杀分子死刑并立即执行。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王连举。小白也偶尔弄来张过时的北京晚报。有回我忽然看到张军的照片。他的蓬头独一无二。他正被武警按压着。照片下面的文字说：“人民警察抓获了一名打砸抢分子。”恐怕只有我知道那些照片是在拘留所过道里拍的。张军的样子太像个“反革命。”。

 

有时小白会教我们跳云南的踢打舞。他的舞步非常灵巧。他打着响指，唱着拍子，踢打踢打踢踢打。他的脚在地板上灵巧地变换着步子，踢踢打打的。他的舞步有点娘们，可很专业。那舞步看起来简单容易，学起来却很难。他反复教我们，我们还是跟不上节奏踢打。

 

杨华是小组长。他真拿根鸡毛当令箭，把看我当个光荣使命。他瘦长脸，脸上布满红黑斑点，像落了一脸的燕雀屎。他嘴唇发黑，眼珠混浊，眼白不白却发绿；眼黑不黑却发灰。要多得自由，我得把他哄好。是他决定我是否过得舒服。每回吃完我供的东西，他就会发令：“小白，带他去放放风。”

 

哄他只有供他好吃的。要么老乡们给我送好吃的，要么我自己用津贴买好吃的，还有就是认识我的人偶尔给我送来些好吃的。有回两个我办的补习班的两个学生骑车靠在外边敲窗，我走过去。一个学生递给我一大瓶啤酒，“蔡老师，你能不能喝酒？”我说，“你们哪来钱买酒？快拿回去！”他脸红了，“我们专门给你的。”他把酒放在窗台上，骑车离开了，一会两个人都不见了。他们肯定为给我酒计划了好长时间：买什么酒，怎么送给我。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和杨华喝完酒，杨华说：“好酒！叫他们多搞些来！”我无言以对。跟这样的蠢驴能说什么?

 

 

 

我知道不能常供他好吃的会有麻烦。可我的津贴只一月一次；到了年底，老乡们都退伍回家了，剩下的没几个。我连钱都没地方借。多天没什么好吃的给他，他的态度就变了。我当然可以对他更俯首帖耳，可我最低声下气也抵不上一两猪头肉。如隔一段我没给他好吃的，他就来事。饭是他们从招待所给我带回来。白天老梁常常不在。我吃完，不够，要他们再去取。小白端起盘子要出门，杨华却不让他去，冲我说：“你吃那么多干嘛？你妈的不知浪费国家多少粮食！吃那么多长膘卖？”小白说：“不让他吃饱老梁要说的。”他喝叫，“你听我的还是听老梁的？”小白就站住，脸上挂着怪笑，冲我挤眼。我忙对小白说：“下餐多带点吧。” 饭后我要出去散散步，他就吼道，“你吃饱了撑的？你吃得比猪还多。少吃点！散什么步。”我只装出一脸傻笑，不再坚持。

 

有回他不在，我就带小白出去散步。他回来看到了，问小白：“你带他出去经我同意没有?”小白说：“他叫我带他出去的。”他吼起来：“他是什么?是个将军？他听你的还是你听他的？你搞清楚：他听你的，你听我的！没我批准，他不能出去！”小白冲我撇嘴挤眼，手插在裤袋里，说，“明白。我听你的，我们都听你的。” 说完他坐到床上，塞上耳塞听他的收音机。那蠢驴然后冲我吼，“操你妈，我不在你跟我老实点!” 他那雀屎成堆的脸扭成一团。他的声音刺耳，就像锈铁磨擦发出的唧唧声。

 

大哥老说对你不喜欢的上级，你得装作喜欢。就是你恨不得他死，你也得想千方设百计来讨他喜欢。有人把自己的孩子蒸给皇帝吃了，因为他知道皇帝的癖好。在位上的蠢人很容易就给收拾了，只要你投其所好。我知道杨华爱什么。他每次见到好吃好喝的就来劲。可我越来越讨厌他，鄙视他。这傻逼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还真以为自己就是个什么官。我没法老按大哥教我的去做。下回等我领了津贴，买了好吃的，我只邀请小白和另外一个看守与我共享。他们对吃的不感兴趣，或认为这是杨华的专利，顶多只尝尝。我就当着杨华的面大吃，让他闻香流口水。我吃不了的就用报纸包了，丢到屋角垃圾铲里，连渣都不给他。

 

一天早上，我用手指梳头，几根头发落到地板上。他吼着， “别让你那狗毛掉在地上！扫了！”我便拿了扫帚来扫。他盯着我，“这里！看，操你妈！这里还有。你个傻逼连地都不会扫？”我只是陪笑，继续扫整个房子。他突然一把夺过我的扫帚，“操你妈！滚！看你让人恶心！连地都不会扫！”我只笑笑。

 

他的事越来越多。有回他们带给我的饭凉了，我把盘子放到暖气片上加热。不小心，筷子掉到暖气片里去了。杨华跳起来狂吼，“操你妈！你个傻逼！你连个筷子都拿不住！给我掏出来！”他声嘶力竭，脸变紫了，声音发哑。我望着他，半天不动。 “给老子捡出来！快！操你妈！傻逼！还等什么？”他跺着脚吼，脖子上的黑筋暴了出来，唾沫喷溅到我脸上。我抹了抹脸，只盯着他看。这傻逼怎么了？就两根筷子掉到暖气片后面去了，用得着他这么狂吼乱叫？他得了什么病？是不是想死？他还真以为他是奴隶主我是他的奴隶？ 我只想一拳砸在他嘴上，把他那张丑脸砸烂。可我只小声说：“就双筷子。你那么激动干嘛？” 他吼着，“操你妈！少废话！给老子捡出来！快点！”

 

老梁叫我有什么问题就跟他说，这些怎么跟他说? 谁也不喜欢多事。自己遇上的事自己处理。更何况这是个锻炼自制的机会。我必须学会忍受各种侮辱，忍受各种各样的人，否则我将坐穿牢底。我哈腰去掏那筷子。他还骂个不住。小白和小江西都劝他别骂。

 

那之后他每天得空就骂我过瘾。屁大点的事也让他发作。他无端骂我时我常感到脑袋里有个炸弹的引火被点着了，我要不掐灭它，它就会爆炸，我就会扑过去，三下五去二把他打翻在地，双手紧掐他的喉咙，一会他就舌头伸出来，翻出白眼。可我只得自己给自己灭火。不值。这是个没脑子的畜牲，不理他，就像什么也没听到。他要骂要吼随他高兴。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忍者为上，忍者为强。就像在北京街头挨打时一样忍了。他骂他吼，只要不往心里去，能伤我什么？

 

我尽力控制自己，他却变本加厉。老梁有时问我他们待我可好，我只能点头。有时想叫他换个正常的来，又不好开口。要是我叫他换人，他也许会劝我忍忍，还可能找那个傻逼谈话。而这样他可能在老梁不在时对我更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必须忍受。站到空中，站到屋顶上，从上往下看，看那个傻逼表演，就像看个小跳蚤。笑笑。生活就是这样。微笑着面对一切。这个功夫我必须练就。

 

一天夜里十一点了，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老梁还未回来。看守们坐在一张床上打牌。他们大呼小叫。我无法入睡。我说：“我想睡。别打了吧。” 没人理我。过了一会，我又说：“请别打了，该睡了。我再次求你们了。” 没人理我。他们仍然叫着，吼着，锤打着床板。我脑子里岩浆乱窜。过了一会，我大声说：“别打了！我要睡觉！”这回，那个蠢货大叫，“操你妈！你看我们还是我们看你？我们睡不睡关你屁事！操你妈!”

 

我感到什么在脑子里爆炸了，火星飞溅。我一跃而起，抓起一张椅子，狂吼一声， “操你妈！”就 冲过去，抡起椅子往那家伙头上砸去。他正坐在床上，见我扑来，忙双手抱头。椅子砸垮蚊帐，落在他头上。“老子要送你这个婊子养的上西天！”我又抡起椅子，对准他的头。另外两个忙抓住椅子。那个家伙爬起来，冲到门后抓起一根铁棒，朝我打来。我迎上去，抡起双手，接过铁棒，一脚过去，夺下铁棒。我要砸死这个狗娘养的，要打得他在地上乱弹。另两个看守都过来拦我。那傻逼马上抓起一张椅子，跑到屋角的一张床上，吼着，“反革命！反革命！” 我扑过去，一棍子砸过去，我要砸碎他的狗头。他忙把椅子顶在头上。椅子被砸碎了，他跌坐在床上。两个小兵过来抓我，边叫着，“蔡铮，别打了！别打了! ”我挥舞着铁棒，吼着，“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他跑到走廊里，大叫着，“救命啦! 救命啦! 反革命杀人啦！”我提着铁棒追出去。另两个小兵也追出来。我说：“老子今天非结果你不可。”走廊那头锁死了，他只好跑到电视机房。我追进去，他又从另外一个门跑出去。我追出来，他又跑进去。没地方躲，他就爬到乒乓球台上，继续叫, “反革命！反革命！” 我一铁棒砸在乒乓台脚上，台子塌了。他跌到地上，马上跑起来躲到电视机架后。我一棒打过去，把电视机木盒顶打碎了。他跑出机房，跑到走廊尽头。招待所的许多门开了，很多人把头伸出来看，有的站到走廊里。他叫着，“反革命！杀人犯！你要枪毙！你活不了几天！” 我说：“老子先结果你再说！” 一个军官穿好衣服，走出来冲我喝叫，“蔡铮，住手！”我歇下来。那军官问：“怎么回事？”　那贱货忙别过来，“反革命要杀我！”他躲到那军官背后。听到“反革命”这几个字我就又火冒万丈。我抡起铁棒就向他扑过去。他忙往军官背后躲。那军官吼着，“蔡铮，你干什么？” --- 我要把这垃圾清理了。就是国防部长也休息拦住我。小江西抓住我的一个胳膊，说，“蔡铮，你太过分了！你要我们一起对付你？”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冷冷地说：“你以为你们几个是我的对手？” 我肯定捏痛了他。他只得静静退到一边。我对那贱货吼着，“你再敢叫一声‘反革命’！”他叫着，“反革命！反革命！”一边叫，一边躲。我抡起铁棒，朝他砸去。那军官大叫，“简直无法无天！把铁棍放下！”铁棍没用了。我丢了铁棍，扑过去。“老子掐死你个婊子养的！”那军官伸出手来拦，不让我抓住那家伙。他挡不住我。那贱货跑开了，跑到走廊尽头，大叫：“反革命! 反革命！”走廊里有很多人了。大家都在抱怨。那军官对那贱货吼道，“别说‘反革命’! ” 那贱货不说了。我也就停了下来。

 

那军官问怎么回事。那个家伙别回来，站得远远的，手摸着头，“我要打电话叫保卫科长来！我们要给你戴脚镣手铐。等着瞧! 要关你禁闭！”我懒得理那个军官，只让小兵们去解释事件经过。我回到屋里，坐到床上。怒火烧完了。我很松快。

 

一会他们都进来。那军官说：“安静！什么事明天再说！”可那贱货哭起来，“我要打电话叫保卫科长！我们管不了他。要带枪的警卫来。要给他戴脚镣手铐！保卫科长叫我有紧急情况就通知他。我要上医院急症。我头破了，我头发木。” 然后他转向我，恶狠狠地说，“给你戴上脚镣手铐，我们要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等着。” 我说，“我等着。现在你别打搅我睡觉。”我放下蚊帐，躺下。他却不让我安睡。他哭着跟另外两个小兵争吵，说要马上去叫醒保卫科长，要马上去医院看急诊，要医生写报告，把他的伤当我犯罪的记录。另两个小兵坚持要先报告老梁。

 

我躺在床上深呼吸来让自己平静。我有些害怕。怎么就这么了？他们都是我犯罪的证人。他们这么一来就有理由给我上铐了。那会多狼狈！要是这家伙真伤重了，我就会有大麻烦。该有人教训他，可轮不到我。要是他将这事报告给保卫科，保卫科又报告给老康那就闹大了。

 

我只想老梁早点来，只有他可能稳住这个家伙不让他马上去报告保卫科。

 

老梁终于来了。他脸色铁青。我忙打开蚊帐坐起来。他先训我，“你以为你是谁？你是被监管对象！你想再多坐几年牢? 打看守！你好大胆！谁给你胆？” 我只低头认罪。我知道他说我一半是为了抚慰那个家伙。那家伙这时很安静很礼貌。他只低声说：“老梁，对不起，我得报告科长。我们管不了他。我要去急救室。我的脑袋打坏了。我的头还是木的。”我对老梁说：“老梁，对不起又给你添麻烦了。是我不对。”他吼起来，“当然是你不对！给他道歉！”我忙转向那家伙，“真对不起。我有点失控。你该知道我这脾气。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他打断我，“说这些没用，晚了！你打断了我的指头。我要让所有认知道你的罪行！你得尝尝戴脚镣手铐的滋味。我们对你太好了！”老梁说，“让我看看，伤着哪儿。”那家伙便低了头让老梁看他的头，又撩起裤脚让老梁看他的脚。他突然呜呜哭起来， “我长这么大，没人下这么毒手打过我！我手指断了，脚的骨头也打了……。我饶不了你！就凭你把我打成这样也够判你十年！……。”老梁声调又升高八度，对我吼着，“你好大胆！你竟敢这么打人！下这样毒手！你想戴脚镣手铐？你想关小间？” 然后他转向那个哭成一团的家伙，“我也很难过。我们去外面谈谈。”他叫那两个小兵看着我，然后手搭在那家伙的肩上领他出去了。

 

我很着急，想知道那个家伙会不会真上告。我盼望老梁能劝住他。要是他半夜去叫醒科长就很麻烦。要是他的手指真打断了，他的头真伤重了，为这个我就得坐好几年牢。那会是我真正的罪行。我焦虑不安，便跟这两个小兵闲扯。小白笑得露出两个酒窝，“啊呀，你就像个疯牛啊，谁也拦不住。杨华有些过分，你也不该这样啊。你差点就搞出人命来。”小江西说：“你麻烦大了！我不知道这怎么才算完。我了解他。他要闹得人人皆知。要是他到医院去验伤取证，那就够你坐好几年，更不用说你别的罪。你连我也打了，瞧！”他伸了胳膊让我看，那胳膊肿胀发紫。“我怎么打到你了？”他说：“椅子啊。要不是我拦着，你那一椅子下去，不砸死他也会砸昏他！你疯了! 疯了！”小白也笑着，“我吓晕了！你怎么能拿那铁棍砸他！用拳头就够了！那一棍子下去，他完了，你也完了。”我说，“我的拳头不比棍子轻。一拳打中也会要他的命。――我真伤着他了？” 小江西说：“他左边脑袋肿起老高。三根指头都肿了，脚也肿了。但愿他的指头没断。”我说，“要是他的指头真断了，他会哭个没完。”小江西说，“他还木着呢。他脑袋怕打坏了。我要回连队了。谁敢看你？谁知你会不会再发脾气打我们？”

 

我盼着老梁回来，希望他能告诉我他跟那家伙谈判的结果。老梁终于回来了。那家伙没跟着。我的心提紧了：他去科长家敲门去了？我看着老梁。他对小兵说，“你们睡去吧。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们不要张扬这事。我来处理。”他叫我跟他出门。

 

我跟他出门。我很着急。我怕科长被叫醒，怕他马上带些警卫来。他们会把我捆起来，关在小屋里。我罪该如此。我的待遇全在那家伙报与不报。而更在于老梁，看他有没有哄住那家伙。我可以求那家伙私了，我可以给他我几个月的津贴。

 

老梁好久不吭声。我忍不住问那家伙在哪里。他还是不吭声。他在一栋空楼前停下，叫我在台阶上坐下。我坐下，想也许他会安慰我。在小兵面前责怪我只是为了给他们看。

 

他终于说话了，“告诉我，你今天干了什么？”他审问的口气使他变成了个保卫科的人。我的脑子不转了。我得听令。我只干巴地叙述事件经过，并想解释我为什么发火。他根本无心听我解释，他打断我，“不管他怎么说怎么做，你能这样下毒手打他？把他打成那样？”我还想解释，他又打断我，“别说这些！告诉我，你今年多大？”这问题荒谬可笑，他简直拿我开涮，我只得说： “二十四。” “就是说你不是个孩子。十八岁就得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你二十四了。你知道你干那些的后果吗？你给院里，处里，给老康，给你家，给你自己带来的麻烦还少了？你干了些什么？你太放肆了！谁给你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是个成年人，不是个小孩！做事前先想想！原来我没说你，我佩服你敢作敢为。我现在看到全是你自己的错。你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怎么说你？你给身边的每个人都带来麻烦！你要打破他的头，打断他的脚，打断他的手指会有什么结果？你动手前用脑子想过没有？我该怎么说你？”他越说越激动，越说声音越高。我只说，“对不起。”我想起入伍前我对哥哥，对父亲，对老家邦我入伍的人，对我自己发的誓：“什么我都能忍。谁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会笑着自己揩干。” 我又破了自己的誓。我如此软弱无能，不能自控！这么着我只会失败，失败再失败，什么也成不了！只有能自控的人才能成事！我所有的恶运全在于我不能自控……我突然忍不住哭起来。一哭动了，我就无法控制。老梁继续数落着，“我待你怎么样？我跟你说过没有叫你有事对我讲？你听过没有？你干了些什么？想想吧。你很聪明。你该知道好坏。这还要我来教你？你给人人都带来麻烦，你还不够？”听他这么说我哭得更厉害。

 

老梁停了一会，给我一支烟。“好了。我可能说重了点。别哭了。杨华回他们连队了。他答应我不去找科长，今夜也不去医院。他要好好想想，明天再决定。我跟他说他要告科长就是毁了我。这事都怪我。我该陪你。我就今天呆晚了点，你就闹出这事来。算了，事已至此，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他语气缓和下来。露弱大哭让我难堪。我竭力控制自己，止住哭。我接了烟，他给我点着。我还是止不住抽泣。我说：“对不起。”他笑出声来，说，“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发现你老说对不起。你得吸取教训，别闹出些事来搞得自己身陷困境。”他笑得更温和了。“你太野了。杨华说他不知道你是这么个人，要是他知道他不会这么待你。我告诉他你多半一直都在控制自己。他伤得很重，头上，天哪，肿得像个小馒头，连帽子都戴不上。几根手指也肿了，弯不了。他脚上也肿起老高一块，连走路都带跛。我吓坏了。你差些打死他，打残他。要是他残废了，你完了，我也完了。――你用什么打的？”我只说我很抱歉。“道歉没用。要是他跑到急救室去，所有人就会知道被看管的打了看守。你有千万个理由也是你的错，该你受罚。算了，发生了就发生了。我会千方百计劝他不要上报。要是他上报，我是不能陪你了。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他待你不好你该告诉我，我会要求换人或叫他改变态度。现在弄的，他都哭哑了。希望他睡一觉起来会平静下来。唉！”

我们又成了同事。我们坐在石阶上吸烟。外面寂静幽凉，路灯都熄了。白杨树枝撑深蓝的天空。三个哨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路上走过。有点凉了。我们就那样默默坐了很久。我无话可说，老梁也不再说什么。我就想惩罚自己，在那凉风中罚坐一夜。老梁却叫我进去睡觉。

 

第二天老梁陪着我们。下午他叫小白去叫杨华来见他。杨华来了。他的眼肿着。他不看我。老梁说：“我批评了蔡铮一夜。希望你能原谅他，你们能和睦相处。请你给我个面子，留下来。”我走过去，伸出手要跟他握手，说：“都怪我一时神志不清。我真是非常非常抱歉。求你原谅。”他不跟我握手，也不看我，嘟嘟着说：“要是我报了科长，你就会戴脚镣手铐关小间。老梁是我的朋友。我要上报会给老梁添麻烦。为了老梁，我不报。我要回连队去。我没脸呆这儿。”我松了口气。老梁说服了他。他不上报，他再也不在我眼前晃。老梁说：“我相信你。来新人我不放心。我们相处得很好。蔡铮保证他绝不会再那样。为了我，你得留下来。”“我没脸……。”老梁说：“我们再商量，别搬你的东西。”我堆上笑，“你一向待我不错，我很感激。我发誓那样的事决不会发生！我一定绝对服从你。” 他还是不正眼看我。他成了老鼠，他知道谁是猫。我有些窃喜。我该早些收拾他。“我得回连队睡几天。在这儿我睡不着。昨夜我一夜没睡着，到处痛。” 老梁说“你去医院看看没有？要是得住院就住院。”“他们给我开了些药。没破皮流血，医生只叫我用些药。” 听到这我更欢喜：我打得他到处青肿，可没破皮流血！部队处理打架事件是分等级的。流血了就是大事。他没流血！

 

他拿起牙刷毛巾出去了，老梁跟着。

 

一会老梁回来，他笑着对我说，“我劝他留下来，答应请他吃饭，还把给我的看守补助全给他。他下个月就退伍回家了。要是他现在就提出不干，老邓会问缘故。好，他还给我面子。”

 

两天后杨华回来了。他不再发号施令。他一进来就睡觉，然后出去，回来后又上床睡觉。他不断地说他一句话就会让我戴脚镣手铐，为了老梁，他不说。他身上的肿胀一直不消，他常抱怨肿处作痛。一天他撩起裤子给我看他膝盖下面骨头上的肿块。我用指头按了按他的肿块，笑着说：“你脚很硬啊。我用那椅子砸你，那椅子都散架了。”他放下裤脚，“换了谁谁都不会放过你！遇上我算你运气。”

 

他呆了一个月后就退伍回家了。

 

春节后换了三个新兵看我。小组长是个结实精干的江西兵。他时时哈哈大笑，露出一口白牙。他几乎从未穿军衣。他穿皮鞋，黑西服，戴只贵重的手表。他的头发每天都由专业美发师吹得竖着，像小歌星的模样。有回我问他：“你家里每月给你多少钱？”他惊叫起来，“你开什么玩笑！我家里从未给我一分钱！”“那你的钱打哪儿来？”他哈哈笑着，“偷的。”我忍不住跟着他大笑。“你不相信? 我银行里还有存款！”我问他偷什么。他说：“我什么都偷。这些时我偷得最多的是羊皮袄。我们修理队人人都有羊皮袄，保暖耐穿，老百姓愿出高价。”我说，“要是抓住了你就得坐牢。”我们刚到新兵连时就见过一次公审，一个战士偷皮衣被判了六年。他哈哈大笑，“他们怎么抓住我？我虽说是个初中毕业，我偷的水平相当于博士。我从小就偷，偷了十几年，从没被抓过。我可老练。”我问怎么选他来看我，他说：“我聪明啦。我给指导员一条烟。我看你一个月的补助就捞回来了。我来看你就不用去修理厂干那苦差事。”他笑得满脸生花，“我告你吧，给指导员的烟是我偷了他的皮靴卖了买的。他发现皮靴丢了，让全连紧急集合点验床头柜。笑死人了！那时他的皮靴早成了我银行帐上的数字，他在我床头柜里哪找得着！”

 

过了春节，我有了更多自由。偷博士便常带了我翻过院墙到院外的地里散步。偷博士会放开喉咙高歌。他说城里的小姑娘说他有点像歌星，问我他像不像歌星，我说很像。他看到路边骑车走过一个漂亮姑娘就会手做成喇叭，用西北口音声嘶力竭地发出一声尖叫，“轮子着地了！”姑娘吃一惊，忙翻身下车，问怎么回事。他憋住笑，用本地话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你轮子着地了！”有的姑娘红了脸骑上车就走；有的丢下一句：“废话！” 再翻身上车。看着姑娘离去，他笑得前仰后合。

 

我喜欢在北方的大地上行走。阳光普照着平坦开阔，一眼可望到天边的黄土地。落叶的树围绕的小村落宛如浸泡在佛尔玛林溶液中，一派安宁平和。阳光照得身上暖和和的，让人感觉舒畅。许多日子我都在焦虑不安，我担心我的大好光阴就在这无谓的焦虑中消逝。在这大地上走着，我可以短暂地忘却现实，忘却未来，只是尽情享受着这阳光，蓝天和纯净透明的空气。明净的阳光中几棵直楞光净的树，一堵土墙，一块收割干净的玉米地就让我迷醉。在那一刻，我好像自由了，我感到我拥有这明亮的阳光，这透明的空气，这玻璃蓝的天空，我拥有这宇宙！

 

我还得回去。呆在那间屋里，我老害怕车子开近的声音。我不断告诉自己说那来往车辆与我无关，可我还是害怕，总担心是冲我而来。夜里我常被过往的车子惊醒，醒来我就竖起耳朵听那车子开过的声音，直到它们远去。

 

 

 

 

 

六．家

 

我老期盼着在节日到来时我会被突然开释。我特别指盼着春节。春节来了，还是没什么消息。过了春节，我就不再指望马上被释。元宵节刚过，老梁叫我收拾东西。两天后保卫科长来正式通知我我被开除团籍，行政记大过，立即复员。一辆吉普将于第二天早上八点来接我去火车站。机械教研室主任老孔和一个志愿兵将护送我回家。

 

两个蛇皮袋装下我所有财产：一些书，一些旧衣服和一床军用棉被。我把东西带下楼时教员们都在门前扫地。他们都放下扫帚围过来。老崔走过来紧握我的手说：“我正要找你。我跟我城里的朋友商量过，他们都想帮你一把。你老家人不会理解你。回家看看就回来。这里好几所学校都缺英语老师。你回来我们负责给你安排。一定回来！”老崔语气诚恳。我很感动。我知道家里不是去处。但我已决定办完手续就直接去南方。我没脸见任何熟人。我会悄悄离开老家，谁也不见。我谢了他，说我也许会回来。他还想说些什么，老孔说火车九点半就要开。我慌忙跟大家握手告别。只有老潘，一个干瘪的老头，双手拿着扫帚不放。吉普开来。老孔和小赵帮忙把袋子放到车上。

 

到了火车站已九点了。车站人挤人。老孔和小赵帮我把袋子拖到行李室。一个穿制服的中年妇女拦住我们。她盯着老孔和小赵。老孔穿着中校制服，小赵也穿身中尉制服唬人。她冷冷地说：“把包打开。” 老孔说：“我们是空军的。看这印。我们已检查过。”部队和地方车站有协议，只要行李上有部队盖的红印，地方车站就免检。“打开！”那妇女提高声音。 老孔装出一脸笑，“车要开了，能不能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那妇女说：“我们要查的就是部队的行李！” 小赵只得开了袋子。那女人慢腾腾将袋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老孔堆出一脸讨好的笑，“只有几分钟车就要开，求你快点。”那妇女一付不慌不忙公事公办的样子，“把东西全拿出来，我要一件件地查。”东西拿出来，很难塞回去，这么一折腾， 我们肯定得误车。许多人都拖着行李从我们旁边匆匆跑过。老孔焦急地看表。显然这个妇女是有意刁难军方旅客。老孔看出这点。他凑近那妇女，低声说：“我们是遣送他回家。他卷进了六四。他是我们部队的教员。我们想留他，上面要他走。”听到这，那妇女停住了。她望着我，轻声问，“真的？”我点点头。她挥挥手，“对不起，怎么不早说。走吧。”小赵慌忙把东西往回塞。

 

我们一上火车坐定，火车就开动了。我兴奋不已。我自由了！我所有的处罚都只在纸上！都碍不着我半点！我年轻健壮，什么不能做？条条大路都铺在我面前，我可自由选择！

 

老孔坐定后说，“小蔡，你呀亏就亏在太直。对那些你看不惯，你能做什么？你只得忍。你想跟他们斗？这不是鸡蛋碰石头！你太理想化了。现实就是这样，看不惯你也得看，实在看不惯你闭上眼睛好了。只自个儿找条道活好。我真为你遗憾。在部队你很有前途。你毁了自己。你上窜下跳的搞什么?人生很短哪。你还年轻。太感情用事。凭感情办事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个人的大灾大难对于社会啥也不是。你走运，捡了条命。你该高兴。要是哪个兵扣一下扳机，砰，你就完了。谁知道你怎么死的？谁在乎？只你家人会伤心。将来说不定会平反，算你个烈士，可那顶屁用？你死了！唉， 管那多干吗？你管得了吗？我们国家的事就这样，全在人一张嘴，可这样说，也可那样说，谁也说不清。你还只二十出头，吸取教训。以后多琢磨怎么自己活好。”他摇着头，“你提干的命令已经下达，只等着你探亲回来宣布。你就在这节骨眼上被抓了。唉，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我只听着。我对在部队干下去早没兴趣。此时，自由让我兴奋。我只想跳起来大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我终日兴奋，直到天黑睡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望外一看，只见薄雾轻浮在田地小山间。低矮的房屋散落在荒凉的原野上，不时见些农民走在不远处的路边。田地间开始涌出些绿色。一会下起雨来。雨丝模糊了青翠的麦地和低矮破旧的房屋。雨越下越大。大滴的雨珠，如泪珠，抚摸着车窗一颗颗滚下。我又有些迷茫：我的前途在哪里？

 

车到了站，雨下得更大。下了车老孔买了几把雨伞。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上了去我们县的班车。班车出了省城，雨又停了。小山，翠绿的松树，红砖房屋，嫩绿的小麦和青青的白菜地散布在路边。车子要路过我家附近的小街。车子越挨近家，我就越发激动不已。

 

六年前我大学毕业决定回乡务农。那时从农村鲤鱼跳龙门上大学于农民是多大的事！上了大学就终生有靠。而城里犯罪的人才会被剥夺户口，赶回乡下。我生在农村，若不是考上大学，将永世为农。而我大学毕业却要抛弃国家户口，回家务农。

父亲说你要是这样傻我就喝药死了算了。我说你死了我也要这么着。校长亲自找我谈话，问我为何要回乡务农。他说只文革前有过这样的事，文革后那些人都找回来，给学校添了很多麻烦。我要回乡务农他们得请示上级教育部门。毕业了我就回家了。县委组织部专门派人到我家来劝我。他们以为我想从政。他们说你先教一阵书，我们再调你到行政部门。我们正需要干部。教育局也派人到我家找我，说你要种田养鸡，我们可以让你到家附近教书，你可教书养鸡两不误。他们都不知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要什么？我只想当个农民，种田，读书，写诗。

 

我打算多养些鸡来过个简单日子。秋天不是养鸡时候。家里没法呆，我就想到部队去。当年我想从老家入伍却四处碰壁，未能如愿。老有人来找我去他们那儿教书。我便只得打起行囊去荆门附近的一所学校教书。三个月后，一个同事竟然说我偷了他的饭菜票。我懒得跟他说，痛打了他一顿。打了人后我只得离开。我前往昆明，在贵阳因为没买车票被车站扣下了行李，我便滞留在贵阳。在贵阳混了十来天。有时靠哄骗在旅馆呆一两天，常被旅馆撵出来，只好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过夜。好在贵阳的冬天不算太冷。最后我只好去求贵阳站站长。站长是个面善的老头。他忙叫助手把我的行李找回来， 送我上了回家的火车。春节时我又回到家里。

 

春天里我买了五十只小鸡来做试验。我想五十只中至少三十只是母的。每天它们会下二十只鸡蛋。卖那鸡蛋的收入将与我教书所得相当。来年我再多养些。我还可以把我的经验教给他人，让他们跟我一样致富。同时我可看书写作。

 

鸡是最娇弱的生物！它们动不动就生病。它们需要阳光。春天是雨季，一连半月天都阴阴沉沉。可以用灯光照射。家里通电了，可电跟太阳一样稀有。还有就是小鸡得打好几次预防针，一针两块钱，而一只小鸡只两毛钱。先是一两只鸡不吃不喝，接下来它们的屁股就脏乎乎的，再接下来它们就躺下不动，发出微弱可怜的唧唧声，不久就没声了。一摸，它们已硬了。一个月下来，小鸡接二连三地死去，最后鸡笼里空空的。我靠它们的指望也落空了。

 

乡村无头无尾的阴沉天气，那村前村后地上四处深厚得让人无法行走的黑色泥浆和屋子里的各种霉臭，满地奔跑冲撞的老鼠，夏天如烟似雾弥满屋子的蚊子让我无法忍受。我只得离开家。而那时离家的唯一出路就是入伍当兵。

 

我入伍历尽了磨难。大家都说我会开枪杀人，会给我家和选派我入伍的武装部门负责人带来麻烦。我只得去对所有人发誓。首先我得向大哥发誓。我最瞧不起大哥，但他最会跟土皇帝周旋。我曾经不断鄙笑他对土皇帝的谄媚，老说他背驼是因为对土皇帝点头哈腰太多。现在我得求他去为我向土皇帝点头哈腰。为我丢掉铁饭碗他气坏了。他自己挣扎了十几年想捧上铁饭碗，不知求了多少人，不知请了多少客，还未转正，还只是个民办教师。我轻易得到铁饭碗却甩手丢了。他说现在要向前看。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将军。要成为将军，我得先学会驯服听话，曲己逢人。只有这样他才会动用他的关系来帮我。

 

那时镇上来了个新武装部长，姓邓。我很幸运。一年前他主管计划生育。我差点痛打他一顿。他到隔壁宗寿家来逼他交罚款，因为他们生了第四胎。他拍桌打椅，狂吼乱叫。宗寿在他面前吓得发抖，他老婆和孩子都吓得大哭。邓主任吼着，“我要把你捆起来，带到镇上关起来！给我根绳子！”没有绳子，他抓起把剪刀，把屋角一只箩筐上的绳子一刀剪断，直往外抽。如果他胆敢捆宗寿，我就会扑过去把他打翻在地！看着他，血如岩浆在我脑里碰撞。操他妈，谁给他这权力在人家当着老婆孩子的面这么放肆！我只站在人堆中冷冷望着他。所有人都在求他。很奇怪，他不断地看我，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跳着，跺着脚，像电影里找不着共产党游击队而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吼了一阵，他没动手捆人。他使自己免遭一顿痛打，也为我留了一条后路。

 

邓部长对大哥说他得保证我入伍后不会开枪杀人。大哥说我已发誓要改弦更张。他就叫我带五十根竹子去见他。

 

大约八九岁时我搞了许多竹根和竹苗栽在门前。我想尽一切办法让竹子成活生长，有时拣些鸡屎撒在竹根边，放学路上憋着尿回家来尿到竹子上。我常趴到地上看那刚冒出来的小笋。每看到一根小笋冒出来我就喜得心里发颤。好多年竹子都只冒细小的竹笋。我高中毕业那年突然数百根粗大的竹笋一夜之间冒出来，爆满一园。夏天里竹荫清凉，我常端了椅子在竹园中或躺或坐，凉风从塘面吹过，秧鸡在塘边树丛中叫唤；冬天一园密密亮眼的翠绿，常有许多小鸟栖身竹中。我太爱这一园竹子了，从来就舍不得动它。偶尔他人相求，也不过砍一根两根。从没一下砍这么多。如今这个土皇帝要，我只得割肉。我得挑最大的竹子砍倒，刨光，捆成一捆。然后扛着给老邓送去。长长的一捆竹子有一百四五十斤，在上上下下，曲曲弯弯的山路上扛着走起来让人痛苦不堪。它磕磕绊绊，碰东撞西。几次我把它丢在地上，咬牙切齿踢它，过一会我又只得鼓起劲来把它扛起来。大哥说我得学着对管我的人屈膝讨好。他说老邓想让我给他送竹子，看我是不是成熟了。

 

我把竹子扛到镇上邓部长的宿舍门口放下，他正好在家。一见我他就哈哈笑着说：“你通过我的考试了！”他马上留我吃晚饭。从此他把送我到部队当自己的事来办。

 

太多人想参军。竞争非常激烈。武装部长要帮我入伍，我略有优势。但他管不了体检。我很健壮，但还是担心体检出问题。全区两百多人只能走二十人；体检非常严格。六月份我感冒过一次，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二哥只得用粪车推我去村里看赤脚医生。我打了一针，第二天我就好了。那之后我常感到疲倦。

 

为参军我在家等了大半年。要是参军不成，我感到无路可走。为参军我日夜焦虑不安，老担心出问题。首先我得保证身体没问题。体检前我便去找个赤脚医生检查身体。他说我肺部可能有点炎症。为了保险，我便决定到县城去透视一下。要是有问题，我可先悄悄解决它。我不敢在镇上医院拍片，我怕万一有问题，他们会嚷得尽人皆知。

 

上县城得几块钱，大哥说你可以去卖点谷。

 

镇上只有一个粮食收购站。那儿的职员把卖粮的农民当猪当狗，把他们的谷当猪狗屎。他们老说谷湿了，谷湿了，然后压价。每年他们都发很多年终奖。卖粮是桩苦事。我怕去卖谷，可不得不去。一天中午过后我便和大哥一起推了两袋谷去卖。

 

到了收购站，已有许多人排着长队等着卖谷。烈日下无数的黑背油光发亮。卖谷的吵嚷着，叫骂着。收购站像个战场，尘土飞扬，让人没法喘气。烈日烤得人发痛。大哥说：“你想种田？看到了，哪个把你当人？要是你认识他们，谷都不用晒，队也不用排，你一来就收了，还给高价！”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只得把谷袋卸下来，坐在上面，前面的动了，便拖着袋子跟进。

 

收谷的每人手持个带槽的长铁刀。他们将铁刀戳进谷袋，带出些谷。没人敢抱怨他们弄破谷袋。要是不马上把那捅口堵上，谷子会不断流出来。那个收谷的黑胖家伙挨近我时我有点紧张。大哥忙上去给他递烟。那胖子面无表情，接了烟随手夹到耳后。他耳后夹满了烟，看起来就像个变烟的魔术师。他将长刀捅进我的谷袋，抽出来，抓几粒塞到嘴里嚼嚼，“太湿了。” 我说：“我们晒了整整一天。”“你自己来看看。”他走到一张桌前，把几粒谷塞到个小机关里，转了几下，说水份太高。面对那机关，我不知如何分辨。大哥的也同样。大哥说：“看到了。我们昨天晒了一天，今天又晒了半天，泥巴也晒成石头。他说你湿了，你怎么办？你要卖谷，不卖就没钱。收购站只这一处。”我们只得撤出来。我很恼火。卖一百多斤谷，也不过十块钱。为种这谷花了多少时间且不说，为卖这点谷就得花我整整一天！我一天值多少钱？

 

我们只得推车去找地方晒谷。在中学操场上找到一块水泥地，我们把谷倒出来摊开，然后坐到操场边上的墙边去歇着。四五点钟时我们收起谷，把谷再推到收购站。那儿围的人更多，队更长。我们只得重新排队。刚要轮到我们时，他们说下班时间到了。我后面还有很长的队。要是当天不能卖，我们就得把谷弄回去，明天再来。许多人都是等谷在下午的烈日下晒干了才往粮站送。天还亮着，这些狗日的却根本不管在烈日下把谷远道运来的可怜农民。我很恼火。我一手拎了一袋谷，走过去把谷放在磅上，对那个说我谷湿的家伙下令，“你得把我的谷收了！”他根本不理我，径直望办公室走去。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强抑愤怒，狠狠地说：“你今天得把我的谷收了！”他一手砍过来，挣脱我的手，“你算老几？” 我脑子里岩浆乱撞，我盯着他，狠狠地说：“你收还是不收？” “不收！”

 

岩浆迸发了。我当胸就给他一拳，“你个婊子养的！”他大叫一声，拿起长尖刀朝我刺来。我一把夺过那刀。他的好几个同行都拿着长刀吼叫着扑过来。我丢了长刀，退到没人的空地。几个围过来。我扎好架式，拳打脚踢，没人能挨近我。大哥扑过来，从后面抱住我，不让我向前。一个猴子摸样的家伙也丢了手中的刀，扎起个弓步架，显得很会武术的样子，挥拳踢腿打了几下空气，叫着，“你们都让开，让我来对付这个土包子！”他冲我勾着手指，“来呀，来呀，跑的是小人！”我忍不住要笑，叫大哥放手，“等我教训教训这猴子。”大哥吼叫着，“我得卖谷！别打了！我真不该要你来！你尽惹祸！” 卖谷的都欢呼起来。临村的好些人也过来拦我。哥推着我，我只得走开。

 

我在街边等大哥。好一会他才来。他大笑着，“你打了他们，我得赔礼道歉。他们都问这是哪个，敢打他们！说以后再也不收你的谷。我告诉他们你是哪个他们才啊啊明白。只有你敢打他们。他们以为自己是大爷。卖谷的都说打得好。这些狗日的就该打！他们根本不把你当人！明天你别来了， 我替你卖了。我得求他们。”他已把谷送到中学的一个老师家去放着了。

 

第二天大哥卖了谷，给了我钱。我就坐车到县人民医院去拍片子。

 

到了医院，我交了钱，拿了拍片的单子，然后到透视室门口去等。透视室的医生正跟另外一个医生在隔壁房里聊天。他聊哇聊，时时大笑。聊了半个多小时，好像没人等他。我只得站起来打断他，“医生，我要透视。”他很不耐烦地说：“急什么？等等！”过了一会，又来了个人。这家伙忙站起来跟他聊天，原来他们是熟人。他让他进去拍了片。一会他们出来，我想这回该我了。但那混账又跑到隔壁去接着聊天。我已等了一个多小时，那狗日的还没半点要给我透视的意思。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走到他面前，撕了透视单，把碎片丢在他脚下，低声说，“去你妈的！” 他转过来盯着我：“你说什么？” 我也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说：去你妈的！”“你骂我？”他跳起来，一把揪住我的手臂，“走！到拘留所去！你胆敢在这里拉屎！”那个跟他聊天的年轻医生也跳起来，一把抓住我另外一只手。这医生很有力，抓的很紧。他们把我的手反别在背后，推着我，就像武警押要处决的犯人。他们吼着，“走！到拘留所去！” 我只得哈腰低头像个犯人，听他们推我走向大门。快到大门口，我大吼一声，“去你妈的！”突然扭身，挣脱双手，朝门口跑去。他们追我。大叫着，“抓住流氓！抓住流氓！” 没人应声来抓；走廊里大家都定住呆看。那个年轻的脚快，他追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后衣襟。我回头一掌砍在他手上。 我的衬衣一下被撕下去大半边。我冲出医院。街道上满是泥巴。他们没跟出来。我跑到五十步外，对着他们大叫：“畜牲！来呀！来抓我！日你妈！没脸没皮的东西！把那白大褂脱了！你娘的就像大灰狗披着白羊皮！我要把你那羊皮剥了！让你显出狗形！你们只配吃屎！”那个透视的医生气得脸发紫。他叫着，“有本事走近点！ 我要你进闹房！”我说：“狗儿，来呀，你能咬得了我的鸡巴？”我朝他们勾着小指。他们走下医院门口的台阶，我往后退几步。街上许多人围过来看热闹。“土鳖，滚回去！别在城里拉屎拉尿！算你走运，要不你就在牢里了！”我叫着，“狗儿，你以为你是谁？来呀，我等你把我送拘留所！来呀！有种你来呀。”他们没有来，进去了。我只得放弃透视。

 

我们得体检两次。先是镇上的初检。接到体检通知我很激动，忙骑车往镇上赶去。我激动得心跳不止，为了平静下来，我买了瓶葡萄酒一气干了。体检时邓部长跟着我，寸步不离，比我还紧张。他生怕我出问题。当医生说我得心跳过速，血压过高，他愣了，眼都发直，忙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骑了一气车，喝了一瓶酒。医生不大相信，因为我脸未红，也没有酒气，说喝酒了倒真会出这问题。老邓忙求情。医生说好，他们可以一个钟头后再查。老邓喜坏了，忙把我带到他房里，端来一大盘凉水要我喝。我喝完一盘，他又去厨房端来一盘。我一气喝了三盘。三盘水下去，再查，一切正常。老邓喜得满脸生花，说：“下次你千万不能再喝酒了！”

 

正式体检那天娘煎了八只鸭蛋，下了一大碗面条要我吃。一早起来吃这么多，我吃得翻胃。可大哥说我必须多吃，把胃塞满。好多人都有肝大，肝大是医生用手摸出来的，吃多了，就摸不出来了。而这次体检是县里的医生，这些医生大哥够不着。体检到最后一关时，那个医生要在个表格上打个红叉或蓝叉。红叉即不合格。那把最后一关的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我一进那房就想跟他说我是大学毕业，这是我唯一的出路等等。可他根本没给我机会说话。他一本正纪严肃，只专心于检查身体。揉过我的肚子，他叫我穿上衣服。他慢腾腾拿起钢笔。我一边穿裤子，一边盯着他的笔。我的脑子要炸。我的命运就在他的笔尖上。一个红叉我的全部希望就落空了！要是他画个红叉，我会狂叫一声，扑过去，把他打翻在地！只见他慢吞吞地用笔在那表格上花了个蓝勾。

 

我离家前的一段时间，老邓已把我当将军待了。他请我到他那儿去住，给我打饭，给我打洗脸水，洗脚水；我洗完他抢着倒水。他说本区有个兵在北京军区当了将军。他把帮他入伍的武装部长接到北京去玩了一个星期，住在豪华招待所里，每天派人开车带着到处玩。部长从北京回来就升了一级！说完，他就笑着问我：“你当了将军，不会忘了我吧？”我说：“是你救了我！我怎么会忘了你！你放心，我会让你感到荣耀的！” 他说：“我信你。好多人说你会犯法。我原来也担心。你犯法就会连累我。七里有个兵拿枪打死连长。送他入伍的人武部长就被撤了职。认识你后，我觉得你人不错。你打架也不都是你的错。你正直，勇敢，又有知识。你是当将军的料。我们红安出的那些将军都跟你一样，都是好打抱不平，不怕死，身体好，人聪明。你比他们强，你有学问。现在当将军要有学问。你比他们更能成大事。”

 

县人武部向部队特别推荐了我。地区报纸还报道了我“投笔从戎”的事。我离家入伍前大哥还请所有帮我入伍的到家里大吃了一餐。我在部队新兵连受那傻逼班长的折磨时哥来信说镇上的医生很生气，说我没有请他们。说没有他们，我连初选都通不过。大哥只好说等我当了官回家时再请他们。

 

家乡人都以为我会成为将军。现在“将军”却被押送回来了。我哪有脸见他们？

 

 

 

 

 

 

 

 

 

 

 

 

 

 

 

七．姑娘

 

 

去县城汽车得穿过老家小镇街道。车开进街道，街边衣衫破烂的人们都扭头看车。，没我认识的。街道两边的房子低矮得让我吃惊。路边那个大礼堂像被被从天而降的炸弹炸过，墙垮塌了半边，那无遮盖的土墙像折断的像牙露出来，一根大树枝搭在屋顶上。街两边小店的墙壁白灰斑驳，黄色的雨痕一道道垂下；墙壁上凿的销售窗口就像骷髅的眼洞。街道终点拐弯处黑色泥浆和垃圾堆中坐着一排地贩，货物就摊在他们面前。所有人跟地上的灰泥一个颜色。看着这坑坑洼洼的道路，这街上的破衣烂衫的行人，那街边荒凉的田地，悲哀如浪一波波涌来。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家乡？

 

到县城时已是下午三点。阳光哀哀地涂抹在灰色的墙壁和黑色的街道上。街上挪动着灰暗的人们。我四处看着，希望有人能让这个世界亮起来。没人。

 

车站里满是冲进冲出的人，像是雨前路边蚂蚁。车站门口许多穿着厚黑的裤袄的苦力蹲在手拉板车旁。他们见人拉了行李就马上扑过来。老孔选中了一个老人。老人便骄傲地拉过板车。五块钱拉到县招待所。老人一过来就抢着搬行李，不让我们插手；搬完还叫我们坐到板车上。我们都不愿坐。他拉着板车，上坡时前倾得几乎挨地。我们帮他推一把，他便回头冲我们笑笑，脸上皱纹揪起。路边许多人都扭头看我们。我暗自庆幸没人认识我。到了招待所，老孔给了老头钱。老头接了钱后要替我们搬行李。老孔说我们自己来，老人才拉车离开。

 

我们住进了旅馆。一进房间，我就缩到沙发上。我感到精疲力尽。我只希望玲玲不知道我在这里。我只想快快把交割手续办了，摆脱老孔他们，马上折回省城，然后连夜搭车去南方。我害怕在这里见任何熟人。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我们一到旅馆，已经五点了，政府部门都下班了。我们只得等明天。我要催老孔早起去办手续，希望明天八点半我就可坐车离开。我得快快逃离。不然我就会被搅在这里，被陷在这里无法脱身。

 

晚饭后我又瘫到沙发上。我感到浑身沉重。这是我的家乡，我曾日夜盼着回来，我又害怕怕回来。前年我有三十天的探亲假，我很想父亲，可我没法面对他和那么多帮我入伍的人。我只到大连兜了一圈。

 

老孔安慰我，“事情发生了就面对它。这是你老家。从头开始。你还年轻，又有专长。我们也会尽力帮你。”他叫我去看电影。我只感到累，不想动，更害怕出门。

 

老家人完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即使他们不把我当罪犯看，在这个小地方我能干什么？我拒绝了分配的工作，我那么荣耀地入伍。他们把我送到那条光明大道上，我却跌回来了。谁能明白我是怎么卷进去的？玲玲本来可做我的女友，我却冷冷地拒绝了她。我只想做个诗人，她要个丈夫。我对那角色恐惧万分。如今这个样子如何面对她！在家，父亲正病得要死。唯一解脱的办法是去南方挣点钱。如何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忽然让我害怕。我得拼尽全力去杀开一条路。我只知道大致去向，却不知确切道路。未来让我有些畏惧。

 

我缩在沙发里，感到冷不可当。

 

突然有人敲门。我疲乏无力，懒得动，一只脚搁在沙发扶手上。老孔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穿蓝色羽绒服的鲜亮姑娘。她笑着；两眼如钻石晶晶闪亮，雪白的脸上有两个美丽的酒窝，两根黑黑的辫子搭在肩上。看到她，我心里发颤。我被她的惊人美丽击昏了，那是一种让人如汽油燃烧的美丽。我感到浑身发软。我慢慢站起来，站起来却呆住了。

 

老孔看看我，看看她，欢快地挥手，“快请来！”

 

“不认得我？”她盯着我，笑着。 那一刻，我感到她年为我而储存的所有温柔甜蜜，如巨浪向我扑来。

 

我极力控制自己，让自己平静， 说：“你更漂亮了。长大了。” 我又对老孔说：“这是燕玲。”

 

老孔大笑起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蔡铮有福气！ 请进！请进！”

 

可她还只盯着我，没动，“欢迎不？” 她像个战士，一双随时会落泪的双眼就是她的武器，在这通向我难以预测的未来的唯一通道上挡住了我的去路。尽管我戴着面罩，她还是认出了我。她好像在说：“你想躲我？”我别无选择，只有摘下面罩。我太累了。也许这是上天的安排。我想紧紧拥抱她，亲她，把她搂在怀里，让自己淹没在她甜蜜的温柔里。

 

我平静地说：“当然。请进。”

 

她走进来，满屋明亮了，温暖了。

 

她走近我，低声问：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要回来？” 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那今天呢？”我无言以对。她说：“我知道总有一天你要回来。我天天打电话问招待所。你终于回来了！”她忽然小声问，“你还好吧？”像母亲问生病的孩子。一阵悲哀突然涌上来，我感到泪就要流出来。我挡住悲哀，装出笑，站直了，“你看呢？”她从上到下看着我，笑了，“你高了。”

 

她跟老孔他们聊了几句后就要我上她家去看看。

 

我害怕去她家。我怕见人。我说：“我们手续还没办，我还不能随便见人。”老孔马上挥手说：“去吧，去吧，没问题！”我没有借口，只得跟她出来。

 

我们走到街上。海浪迸涌，击打着岩石，浪花蹦起老高。我竭力让自己冷静。我不能犯错。我得跟她保持距离。我要马上去南方。我得当心，不被缠在这里。我说：“我得马上回去，我只能走一会。” 她问：“我们上哪儿？” 我说：“随你。”她问：“他们待你怎么样？”我说：“不错。”我害怕她问我那些事。我担心一旦谈起那些，对她露了伤痛，我会控制不住自己。她问：“你怎么不问我怎么样？”我问：“你怎么样？”“我在一个工厂办公室找到工作，还算满意。”“你家里呢？”“妈也找到工作。爸爸还在那儿当头。妹妹在上高中。你想到我家看看吗？”我摇头。她问：“为什么？”我不能回答。我害怕见熟人。我见一个，就得见两个；见了两个，就得见三个，这样就没完没了，我就会被套在这儿动不了。

 

我们并行着。她又问：“为什么不去我家看看？很近的。”我怎么跟她解释？她将是这里我唯一会见的熟人，而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明天早上我就走了，就像我死了。我只想结束散步，早点回去。我不想让她有什么希望，不想让她失望。我突然停住，说：“我要回去了.。”她说：“你总得把我送到我家门口吧。这么晚了。”我站了一会，只得让步。我决不见她父母。我要让她冷下来，不让她幻想我会留下来。这是为她好。我不是她所要的那种人。

 

我们默默走着。忽然一块石头绊了我一下，我差点摔倒。她忙过来抓住我的手臂，“你眼睛还好吧？”“还好。”我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她刚见我时的那种激动兴奋被我的冷漠赶跑了。我对她有些残忍。我知道她难过。可我不得不这样。

 

我们走近了她们家住的那个院子。我站在院门外，说：“我就到这儿了。”“上去坐坐吧。我妈睡了，爸爸值夜班。妹妹在学校。”她站在门口不进去。我犹豫着。我不愿意见别人。不会撞上别人，为何不上楼去看看，免得她伤心？她是个天使。她盼了我这么些年，她不该受我的冷漠。“上去坐坐吧，就一会。”她抓着我的胳膊摇着。我有些犯傻，不知如何是好：听她的上去还是甩手走开。她不进去。我只好让步。她高兴起来，把我拉进大门。我就像个傻子一样跟着她。

 

看到他们住在一个很不错的三居室的套间里我有点吃惊。五年前他们全家都只住在一间破烂阴暗的平房里。这房子干净明亮；地板油光发亮。我进了屋，四处望着，不知该如何挪步。

 

“你洗脸没有？”我说：“没有。”她马上去厨房端来一盆热水，把毛巾拿过来，“洗洗吧。”我说：“回去再洗。”她说：“都弄好了。”我想马上下去，看到那水在冒热气，便说：“我不用热水。”在部队习惯了冷水洗脸洗脚。“啊。那我给你换。”她忙把水端回去，一会又出来，“一点点热可以吧？太冷怕不好。”我说：“热点没问题。”她把毛巾递给我。“这是我的毛巾。”我只得洗。毛巾上有股淡淡的香味。我洗完，她递给我一瓶油脂，“抹抹脸。” 我摇头，“我不用这些。”她说：“抹一点点。”她勾了点在指头上，把指头伸给我。我只得张开手。她用手指头把那乳脂按在我手心。“这很护肤。”我只得往脸上抹。香气熏人。她又换了一盆水，换了个毛巾，放到地上，“洗洗脚。”我完全听她的摆布。我已不是我了。我只得坐下洗脚。“你饿吗？”她又问。我要说饿，她就会去给我煮吃的，那么一来我这一夜就别想回去了。我忙说不饿。她说：“做吃的很方便。”我坚决说不饿。

 

我洗完脚后，她拿出她的影集要我看。我坐在一张矮椅上，她站我背后讲解里头的照片。我感到她香甜温暖的呼吸。我醉了。她就像一只蝴蝶在我身边翻飞，她的翅膀拍抚着我，抚着我的手，我的脸，我的心。我冷硬不下去。我渐渐融化了。我没注意她在说些什么，我没心看那照片。一股温泉流涌在这屋子里，渐渐淹没了我。我沉浸在那温润的泉水中。这温泉拍抚着我，我感到眼睁不开了。我忽然渴望就让自己沉浸在这温泉里，闭上眼，让这温柔抚拍我，让它带我到哪算哪。我长久的渴望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如此孤独？就因为我拒绝这温柔。她的温柔，温暖，甜蜜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累了。我渴望沉浸在这温柔甜蜜中。

 

门突然开了，打破了这让我迷醉的温柔。她父亲进来了。她把手从我肩上拿开。温热的泉水溜走了，冷风刺骨。我站起来跟他父亲打招呼。他双眉紧锁，见了我，他冷冷地说：“你回来了。回来到哪里工作呢？”这是审问。我感到伤痛。我不知道到哪里工作。我只想从这里逃开不被审问。我不会见这里的任何熟人。到她家来我犯了大错。我没回答他，只对玲玲说，“我得回去。”“你带些吃的回去吧。”我摇头。她说：“我送你。”她父亲说：“哪儿去？这么晚了！”她说：“送送他。我就回来。”她父亲站在门口档住路，提高声音说：“太晚了！” 她从他身边绕过，站到门口，叫我跟她出去。我只得跟着她。我想劝她别出来，可她已关上门，拉了我的手，说：“我们走。”我不想她为我惹他父亲不高兴，没必要这样。他不愿看到她跟我在一起，我也不愿她这么着。可我忽然感到伤痛。这就是现实。悲哀和愤怒一下涌上来。我在心里说：老家伙，我不会沾你女儿。我明天就走了，别担心。

 

他父亲的态度让我要对她更狠心。是她哄我上她家，让我撞上她父亲。到了楼下，我叫她回去。她不回去。我站在楼下，她也站着。有几个人走过我们身边。“站这儿算什么？我们出去吧。”我只得跟她出了大门。 “你父亲会生气的。你不怕他？”我问。“你怕？”我点头。他父亲很少跟我说话。他好像总在痛苦地思考什么。“别管他。我又不是孩子。” 出了大门，我又站住，叫她进去。她说：“我睡不着。我只想陪你走走。你就不能让我陪你走走？”“你父亲不放心。”她说：“你原来很果断，怎么现在这样？别管我父亲，走吧。”她抓起我的手，拖我走。我又傻了，呆了。我有点想哭。我不想见这里的任何人。我要快快离开这里免得受更多折磨。为了她好，我得跟她保持距离。想到这，我便快步走起来，把她甩在后面。我为她，为我们俩的命运心痛不已。

 

我们在绿幽幽的街灯下走着。她也快步走着，想跟上我。突然她问：“你今年多大了？”我犹豫一下，慢下来。“二十五。”“你有什么计划？”我说：“明天手续办完就去南方。”她大吃一惊，“去南方？连你父亲都不去看一眼就走？他还能活好长？你还想没想过这年纪该成家了？你怎么跟人想的老不一样？”我说：“我只能这样。”“你要干的事总会有办法干成。你原来那么自信，怎么现在这样了？”我想找几个石头踢踢，脚下没石头，只有黑幽幽的树影。她忽然说：“我也二十二了。我等个人。我不能再等了。大家不让我等。现在我有份工作。我不在乎别的。你要愿意就留下来。你我都不小了。现在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你个人的事？你怎么什么都不在意？怎么跟人想的老不一样？你想过我没有？”

 

她站住。我也只得站住，回头看着她。她的脸色凄冷。她像是要哭。我不知如何安慰她。我只得走近她，揽住她的腰。她的腰柔软温暖。她转过来。我亲了了亲她的头发。她仰起脸，嘴凑上来，我又只得亲亲她的嘴唇。亲过。我叹了口气，“我该留下来？”她说：“当然。你还能上哪儿？我不强迫你，你自己做决定。我想你留下来。你父亲你哥哥都想你留下来。”

 

我感到虚弱无力。我放开她，站到一边。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跨过了一道红线。我不该亲她楼她。这是个枯燥无味的吻。我们之间的初吻应该充满激情，应该点燃冲天大火，烧着我们的整个生命，让我们死在一起，融在一起。此时我心里却在下雨；我浑身冰凉透湿。我无意去亲她。我只是尽责而为。她会把那亲吻当做我对她的回答。我为吻她而恨自己。

 

“你看我该怎么办？”我得尊重她。“不为别人，为了你父亲，你得留下来。” 我说：“好吧，我留下来，为你。” 我说得干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突然做出决定。也许在两条路之间我选了好走的一条。也许我最害怕的不是别的，而是孤独，那种要命的孤独。我在孤独中挣扎太久了，孤独使我常常如在病中。也许她会赶走我的孤独。未来很可怕，可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她说：“不是为我，是为你父亲。你能在他病成这样时丢下他不管？我看你留下来是对的。”

 

我打断她，“好吧，我留下来。”

 

“你必须诚心诚意想留下来。不为别人，是为自己。”

 

“好，我留下来，为我自己。”我投降了。

 

“你真这样想？”

 

“真的。我怕离不开你了。”这简直不是我在说话。

 

“你留下来，我什么也不担心。我有份固定工作。我们总会有办法。我相信你也会有办法。”

 

我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我突然只想她让我单独呆一会。我说：“我知道怎么回去，你回去吧。要我送你吗？”她说：“我反正睡不着，我送你回旅馆吧。”我忽然感到疲乏至极。我不想跟她争让她别送。我不想再说什么。我们只默默走着。到了旅馆门口，我站住，“你一个人回去不害怕？”“我夜里常走这条路。别担心。”她转身朝回走。已经十一点了。街上行人稀少。我该去送她，可此时却不想去。我心里很乱，只想单独呆一会。

 

看她在拐角处消失，我开始沿街漫步。我感到沮丧。我感到我败了。我被她套住了。我犯了个大错。愚蠢的吻，吻后愚蠢的话。这就算我的决定了？我可以反悔说那只是个玩笑，只是那会儿为了安慰她。关于前途的重大决定不能草率。我得细想想。我如何能在这小县城里生活一辈子？我如何能面对所有如他父亲那样的冷眼？

 

走了好久我才回到旅馆。我又瘫到沙发里。老孔说：“你多有福气！这么漂亮的姑娘在等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把她搞定！结个婚，成个家。看得出她真心喜欢你—那看你的眼神啊。你跟她肯定会享福！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呆坐着。

 

从何时起我才开始注意她？最初印象是她的乳白的脸，一件带花点的白衬衣，一双蓝色布鞋。那时她八岁，如出水带露的荷花。那时她家刚搬到县城，她还住我们家，我看护她。那天她要玩水，我便带她到门前塘里去游泳。那时她刚病过一场，在水里泡了一会就嘴发乌，脸发白。我叫她起来，她不干，还趴在水里直扑打着水。我便只得把她往岸上拖。她尖叫，哭喊，骂我，踢我，往我脸上吐唾沫，抓我，挣扎着要往水里跑。我忍受着踢打和抓挠，抓住她不让她下水。白衬衣贴在她细瘦的身上，水顺着长发流下来。她哭叫得刺耳，骂得刺耳，她抓得我好痛，我忍着痛，决不松手。直到老娘过来骂我，打开我。她叫着，“我不要你管！去你妈的！我恨你！……”

 

我上大学时她还在一中念书。暑假我去她家。那时她十四了，美如天使！我要带她回我家，他爸妈同意了。下车后，她跟着我，打着伞，穿过绿绿的田地上我们家。在我家时，她老跟着我。我把她带去薅地。她戴着一顶小草帽，在地边陪我。薅了一会地，热了，我便脱了衬衣。她马上转过脸，说我不穿上她不转过来。我只得把衬衣穿上。地边有很多野花，我摘了一朵，别到她头发上，唱着，“摘一朵玫瑰献给你，它象征着爱情和友谊……”她红了脸，把花拂到地上。中午热时我便搬了两把椅子叫她坐到竹林里。我们要么瞎聊，要么就那样对看着。

 

第三天表哥来了。这个表哥是我六七十个表兄妹中唯一的大学生。那天下午他得去看他叔叔，我细舅。我们十年未见，我很想跟他在一起玩玩。我求她跟我一起去，她不干。我便求她让我跟表哥走一趟。她不让我走。我求了又求，最后她说：“好，你今天就回来。要是你今天不回，我明早就走。”我向她保证说我当天就回来。夜里喝了一点酒，表哥和舅父都坚决不让我回，说山路太险太黑。我便只得在舅父家过夜。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就走了十几里地赶回家。她已收拾好坐在门口准备回去。我求她留下。她却不理我。我怎么解释都没用。谁劝她都没用。她坚决要走。我只得送她去搭车。

 

那之后看到她是我大学毕业。那时她刚初中毕业，没考上。数学和英语卡住了。我去她家看她。她父母说她在个厂里做临时工。他们责问我为什么不教书， 说要是你到县城来教书，可把玲带去复读。你英语数学都好，还可帮她。她坚决不复读，要去打工养家。他父母叫我去劝她。我便骑了她爸的车，赶去那厂子见她。

 

车间里臭不可闻，臭气让我心里发痒，那机器的嗡嗡声震耳欲聋。她还只十五岁，怎么能在这里工作？我得劝她去复读。

 

她穿着宽大的灰色工作服站在台机器后面，双眼紧盯着机器。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站在她旁边。意识到我是来找她，那姑娘推搡着她。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脸如冰雪。她咬着唇，慢慢走过来，吼叫着让我听到， “回去，别这里站着！”我叫着，“我等你！”她又叫，“你先回去！”我只得到门外等她。站在门外，那车间的臭气和噪声还让我头晕。下班时间到了，一群群工人走出来。她也终于出来了，手上搭着工作服。她站在门的另一边，好像在等什么人从里头出来。直到所有工人都离开，她才慢慢走向我。我叫她坐到我车座后。她说她想走走。我便推车跟她朝回走。她脸上有几个小红点。“你怎么样？”我感到生硬，装出欢快。她说：“还好。”我说：“看来你不怎么好。那臭气和噪声你怎么受得了？你该回去复读。”她说：“我不复读。”“你能就在那厂里干一辈子？”她说：“你真在乎？”“当然！”“那你自己呢？你真想种一辈子田？”“你看呢？”“我不晓得。你的决定，有你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复读。”“我想了很久。我得帮我家里。”她家只有父亲一人工作，很困难。“你这里当临时工能帮家里什么？”“至少我能养活自己。不是人人能进这厂里当临时工的。我又做不了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得读书。你能不能再想想？” “你能不能再想想你回家种田的事？”我说，“不能。我已决定了。”她说：“我也一样。”我们没有话说了。我们只默默走着。我感到悲哀。我不知如何劝她回心转意。一路无话。在她家也无话。吃完，她要早睡，早上五点就得起来。第二天我醒来时她已上班走了。我感到无限悲哀。那时为回家种田我跟所有人都斗个不住。接下来我又忙着入伍。入伍不成我就逃乱般离开家。

 

后来她去跟她的一个姨妈学唱地方戏。她姨妈在当地有名。我入伍前她在家，她姨妈的剧团在我们县里演出。她在我面前唱了一段。我很悲哀。唱戏是得从小练的。她现在学已迟了。她注定吃不了那口饭。她父母也许仅仅是要让她去她姨妈家吃饭。在县城的那些天，她的一个表兄老跟着她，我们没有机会单独相处。我离开家前都没去县城跟她道别。

 

我入伍后她不再学戏，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常通信。终于有封信里她说她爱我。那时我只想做个诗人，想到结婚就恐惧万分。我忙去信说我喜欢她，可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求她千万别为我耽误自己。接下来她说她收到我的信，哭了好久，说她写着信时就打不住泪；她说她决定等我。那之后。她给我的信就短了许多，时不时给我寄些东西。前年她给我寄了一件毛衣，毛衣里夹着短信，她买了毛线，学打毛衣。这是她织的第一件毛衣，是按我大哥的尺寸给我织的，肯定毛糙，还可能不合身。我很感动。这毛线得她一个月的工资。我回信说毛衣收到，请告我这毛线多少钱，我把毛线钱寄给你。她没告诉我多少钱，我也就没给她寄钱。那毛衣很厚，很暖和。我现在就穿在身上。

 

上了床，我无法入睡。二十五岁了。该结婚成家了。梦想破灭了。世界如铁球坚硬，光秃，滑溜。在这滑溜的世界上我无处下脚，无处攀附，我不知我会滑向哪里。她是个抓手，她是个桩子。在这光溜结实坚硬的地球上，有谁会等着我去拥抱亲吻？有谁积蓄她的爱和温柔等着拥抱我？也许在这小城里呆下来不是坏事。结婚，生子，有间小房，把房间分成两半，一半做卧室，一半做厨房。可我这个样子如何能让她幸福？只要有爱，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为了她的爱，为了她饱满绽放的美丽，为了我自己，我得留下来。为梦想胡冲乱撞了这么些年，一无所获，只有头痛的不断折磨。也许在她温软的怀中，我会安宁平静。暂且抛开梦想，过过凡人生活。也许有根红线拴着我们。我飞了一圈，又跌落回来，跌落到这里，跌落到她温柔的网里。这也许是命中注定。接受命运吧，抓住她的手，再看看命运的下一步安排。

 

 

 

 

 

 

 

 

 

 

 

 

 

 

 

 

 

 

 

 

 

 

 

 

 

 

 

 

 

 

八．大哥二哥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县退伍办。退伍办主任说他们需要一份我的档案。老孔却没带我的档案。退伍办主任说：“作为一个部队干部，你应该知道起码的规矩！你怎能空手说白话叫我们把他接收了？拿他的档案来，别浪费时间！”老孔说部队规定档案不能随人携带，将挂号寄来。老孔求他们接收我再说，我的档案随后就到。那个黑唇的主任说：“对不起，我要去开会。”站起来就出门了。老孔一脸笑也凝固在脸上。我们只得跟着那主任出来。那主任在门口被人拦住，那人跟他耳语了几句。那主任抬头大声说：“他们押送回一个当兵的。”听到这我很恼火：他以为我犯了罪。可我只装做没听见。

 

一出退伍办，我就看到二哥。他站在街对面墙根下。他的脸发黑，头发黄黄的，破大衣上沾满泥浆。看到我，他脸上绽开了笑。他那细小苍老的脸皱纹堆积。他看起来四十好几。见到他，我突然感到心被什么扎了一下。我突然后悔我上窜下跳所做的一切！ 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打碎了他的梦，吹灭了他的灯。我在心里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见我们走出来，他站在那儿不动。他好像怕跟在我身后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话。我大步走过去。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大声问，装出欢快的样子。他说玲玲给他带的信。他搭早班车来的，说大哥过一会就来。“父亲还好？”“他好了点。他不信你回来了。他见了你肯定会好好多。”他也笑着，露出烟熏黑的牙。我挨近他，他低声问，“你没伤吧？” 我抬脚高高踢了几下， “没伤。”

 

老孔他们过来， 我便说这是我二哥。老孔和小姚便要跟他握手。二哥笨拙地伸出手来接着他们的手。老孔和小姚高大强壮，二哥瘦小低矮；老孔他们穿着干净明亮的空军军官制服，二哥却穿着沾满污泥的破旧大衣。他局促不安。我担心他怕老孔和小姚，便重复说他们是我的同事。老孔想跟他聊天，他结巴着不知应对。他不会说普通话。我代他答了，他便挨在我身边走着。在老孔他们面前我不知跟他说些什么。他挨着我走到了旅馆。跟我回房间也无话可说，免得尴尬，我便叫他先回玲玲家去。

 

回到房间，我又瘫倒在沙发上。我在心里骂着自己，为二哥悲哀。

 

过去五年里我只见过二哥一面。隔壁大红在东北当军官，听说他很有些关系，大红的弟弟便带二哥去投奔他找活干。大红给他们找了份在建筑工地帮忙的活， 十块钱一天，一天十个小时。他们就在工地旁的棚子里吃住。每天他们只吃洋葱和馒头，喝的水也苦咸，因为那里靠海。他们是吃米饭长大的，吃不下馒头。工地边上又没餐馆。他们终日挨饿，夜里睡不着。同事说话他们又听不懂。大红把他们送到就走了。那样干了十来天，他们商量说这样下去会饿死不可，走为上策，两人便捆起被子，买票回了北京。大红的弟弟找大红的朋友去了，二哥便上我这儿来。我便动员我所有老乡来款待二哥，把他安排在最好的招待所（一个小老乡在那儿当招待），各个灶上做饭的老乡都送来好吃的。可除了给他点路费，我也无钱给他。只有叫老乡们给他一些旧军衣以减少他跑这一趟的损失。

 

二哥总想外出打工。在外打工他几乎从没拿到工钱。工头要么说他们砌的墙倒了，要么他们沟挖的不是地方，反正没钱给他。他也没招逼工头开工钱。出外打工，他得自己掏路费，自己带钱米做饭。每次扛一袋米出去，一袋米吃完又回来了。可他还是百折不挠地去城里去打工。原来农民进城打工要一级级的证明，如今他却可以自由进出城市。也许苦差和工钱都不大重要。他只想生活在城里。在城里打工，他至少可见识城里人的生活。

 

他生在“自然灾害”之年，比我大两三岁，从我记事起他顶多跟我一样高。人们老以为我们是双胞胎，而我是老大。他的后脑锥形突出，打小他就得了诨名“霸瓜”（我头圆，诨名“汤粑”）。小时娘和哥姐都说他是面前山脚下捡来的，是叫花子娘丢下的。他一哭闹，我们们就说要他叫花子娘来带他走。他便四处张望，满眼是泪，叫花子娘没来，他便只低声抽泣。

 

上了初中他就比我瘦矮许多。同学常欺负他。一有人欺负他，我就出面打人。让我愤怒的是有时大人也欺负他。有回我，大红和他一起去偷西瓜。厂里那个傻儿毛花子狂叫着来抓我们。听到喝喊，我们便都朝山上跑。二哥跑得慢，落在后面。他便脱了裤子蹲在西瓜地不远处的沟里装拉屎。他真拉屎了。我们跑出老远，听到二哥的哭喊，便又跑回来当看热闹的。那家伙抽打着二哥，踢他，把二哥踢坐在屎上。看到这些，我头要炸。我想跳起来，抓起石头把这狗日的头打碎。我看着大红，大红看着我。只要我一动手，大红就会跟着上，二哥也会跳起来咬他几口。可我没动。毛花子高大壮实。我们只能用石头砸他，砸完得跑。我和大红都跑得飞快，可二哥跑得慢，他会抓住二哥出气。那时我还只十岁。三年后我就有力气跟大人打架了，可那傻儿早被厂里开除，不知上哪儿去了。我至今还为当时没出手打那傻儿后悔。

 

二哥虽然矮瘦，他却特别会抓鱼，会撬藕。他会鱼性。跟他到田里摸鱼，我慌来慌去，常常半天抓不到一条，他却一抓一条。一抓到鱼，他便两手定在水里不动，强压欢喜，望我眨眼笑，然后大叫一声，“出来！” 双手高高举起，手上攥着一条雪白摇尾的鱼！放学后我们到路边塘里去偷藕，他脱光衣服，钻到荷叶底下的凉水里，时时挖头钻到水下去起藕。我只趴在塘边树下给他放哨。一会他就从水里爬出来，抱着几根雪白的藕。我们便跑到离家近的树下去吃那甜藕。冬天队上藕塘放野让人去起藕，他在泥地里一锹锹铲下去，把泥巴高高甩过一边，一会就见肥大的藕。而我把锹杀进泥里就拔不出来，只得蹲在边上看。我就奇怪他打架不行，哪来那么大神力能把那泥一锹锹铲起来扔出老远！

 

我们上初二时父母老生病，家里只姐姐是个壮劳力。家里工分少，年终老欠队上的钱。大哥要找对象又借了不少钱。那时我和二哥肚子都大。家里常常没米。大哥在大队有些关系。大队养鸭子要个小孩帮忙放，六个工分一天。大哥便为二哥谋到这美差。二哥便高高兴兴地丢下书放起鸭子。我也有些羡慕他，因为放鸭子可以餐餐米饭，还管饱。他肩上扛着那根长竹篙，吆喝着驱赶着一群鸭子，神气活现。秋天鸭子长大，大队把鸭子全卖了；二哥便失业。大队不要小孩，在队上干活只两个工分一天，不值得。他又只得回去读书。耽误半年，他只得降级。

 

我上高二时他还在镇上中学读初三。开学不久，他感冒了，在家发高烧一个星期。好了后他还叫头痛。他不愿上学，说旷课太多怕跟不上，说班上同学老欺负他。我说掉的课我帮你补；我到中学去陪你吃饭，叫他们看看我，谁敢欺负你我打烂他。他说他怕老师逼他交学费，不交就到门口罚站。我便去找他的班主任。那家伙说他的成绩中等偏下，又掉这多课，更跟不上，将来也考不上高中，就让他在家干活吧。我听他说这话就来气。我知道初中六个平行班竞争，中等以下的他们赶走一个是一个。我说，他得回来。他掉的课我帮他补。那家伙说：“他还没缴学费。要来可以，把学费带来。” 我便去给他筹学费。只两块钱，可那对我是个大数目。最后我只好去求大哥。大哥说：“他将来肯定考不上大学，不是浪费钱吗。你要他读，你去给他弄学费。”我说我弄就我弄。我四处借钱，忙了几天，也没凑足两块钱。没筹到钱，我就不好叫他去碰壁。他就此失学。

 

那时开始分田到户，姐姐出嫁了，父母身体不行，家里得有人干活。家里只能牺牲他，保我一人读书。

 

二哥打小数学特好，他也许能进个中专，将来当个会计什么的过个小日子。初中都没毕业大概是他外出受骗上当的根本原因。

 

如今他已二十八了，错过了成家的黄金时期。他可能得一辈子打光棍。我发誓要帮他，可如今自己却落得这样。我只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这么蠢，逞什么英雄！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东西！我后悔前年没回家。也许回家看看，我就会老实许多，不会那么上窜下跳。

 

我正自责着，有人敲门。是大哥。他一进来就抓住小姚的手猛摇，半天不放，好像小姚是他久别重逢的至亲密友，接着又握住老孔的手猛摇。他满脸谦卑讨好的笑，别着腔调说普通话，称老孔和小姚“尊敬的首长”。他误以为小姚是主管，握过老孔的手后丢下，又捧起小赵的手对他满口奉承。小赵是个山西来的志愿兵，那身军官制服是借来吓唬百姓的。我忙介绍说老孔是我们处的一个主任，他又忙抓起老孔的手，“尊敬的首长，我代表我们全家对你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也为我兄弟给你们添了麻烦致歉！我们感谢你们对蔡铮的关心爱护！没有你们的关心爱护我弟弟不会有今天！你们是远道来的客人，要不是为了我兄弟，我们请你们都请不来。今天你们来了，我们乡下人没什么好招待的，也不懂什么礼节，我代表我们全家邀请你们到寒舍做客！请千万赏光！”

 

他的话我听得肉麻，“尊敬的首长”却像枯干的禾苗接了雨水般迅速滋润起来。老孔马上眉开眼笑，刚才在退伍办碰壁的懊丧烟消云散。老孔抓住大哥的手说：“我们也想看看蔡铮的父母。让蔡铮这么好的同志离开部队我们也很无奈，他干得相当出色。我相信他到哪儿都会干好。我们会向地方政府推荐他，让他的专长得以发挥。”

 

老孔急于办完交割手续好去别地游逛，可他却给自己安排了个份外工作：向地方政府推荐我。大哥大步跟上，“我们，作为蔡铮的家人，非常感谢你们向地方政府推荐他。我们县政府特别尊重部队领导的指示。他们不知道我弟弟在部队的成就。你们的推荐会给我弟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惊奇于大哥的体形变化：他变矮变小了，他好像缩了。在我印象里他又高又壮。他脸如枣树皮。他的衣服还干净。一片内衣破落的黄布条从袖口冒出来，他塞进去，那破布片又顽固地探出头来。

 

我以为他一见面就会对我大加斥责，可他没有。跟老孔和小赵热火地谈了半天，最后他说他得先回家。他坚决要求老孔他们到我家做客。老孔答应了。他离开了，几乎没跟我说话。

 

他一出门，老孔就说：“你要是从你大哥那儿学一点点就够了！他了不得！你以后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包你干什么都成！”

 

我没应声。大哥总能给在他之上的人好印象，可我打小就瞧不起他。

 

打小我就和二哥东跑西颠的去为大哥请这个土皇帝，请那个土皇帝来我家吃饭。我饿得肚子痛，布片腰带勒了又勒，肚皮瘪得搭了背脊骨，腿在发抖。那些该死的土皇帝请了一百回还不来。他们都想卖架子，最后来的最大，也表明他们根本不急于上你家里吃饭。我找到那些土皇帝就说：“请你到我家坐坐。”他们会说：“你先回去。我们就来。”到了吃饭时间，他们还没来。大哥就会骂，“怎么跟人说的？请的人到哪儿去了！再去请。请不来就莫回来！”我们只得再去。终于凑齐了。娘已把多天收藏的好吃的都拿出来了。我和二哥便跑进跑出，洗菜，把一碗碗的菜端到桌上。有时我从厨房送菜到桌上，忍不住抓一点塞到嘴里，一口咽下。娘看到便会赶我去外边，不让我送菜。我就只好巴在门边看土皇帝们狼吞虎咽。有时一个好心的吃客会夹一块好吃的要我过去拿着。看到人要给我递吃的，大哥就会喝叫我走远些，又陪笑对吃客说：“你们自己吃，别惯他！”有时我还不等哥出来拦就冲过去，抓起吃的塞到口里跑出门。

 

大队书记，副书记，会计，贫协组长等，公社任何干部，镇上到村里来支农的吃国家饭的职员，所有比大哥高一级的能帮他转正说话的都是我们家的座上客。他得常请客。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而下一回的客更重要，非请不可。每次请客全家就被动员起来。要借钱去买烟，买酒，买面，割肉；要找邻居借蛋，借油，借碗筷。二哥和我抓的鱼要留着不动，我们捡的花生或蘑菇也都得留下来待客。就是家里病死的小猪也得做成美味送到那些重要人物嘴里。一年到头，我们只有稀饭喝，秋天常没米吃，只有红薯。因为营养不良，我常头晕，父亲常常吐血，母亲长年头痛。我们全家都得配合大哥请客。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只要他转正了，我们家就会有一个铁饭碗。

 

我们叫大哥“洋大苕”。他老吹谁谁跟他关系不一般，而这人多么有权有势。有回他请一个回老家探亲的当兵的来家吃饭，因为他父亲是个驻扎在万里之外的将军。为了招待这个将军的儿子，我们全家进入战备状态。大哥多么荣幸！他能请到一个将军的儿子到家里来做客！那贵客只说我们听不懂的话，称哥哥为蔡同志。蔡同志待那个当兵的如最谦卑的奴隶待自己的主人，还要我们全家也跟他一样热情待客。

 

大哥用他的全部精力，智慧，搜刮我们全家的财力物力来讨好他人。他相信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好办法是舔人屁股。他常说谁谁升了就是因为他会讨好上级，谁谁遭瘟是因为他没哄好上司。他背有点驼，我便说那是因为他在别人面前哈腰低头所致。我上高中后我们每次谈话都是以争吵结束。他老挑我毛病。在他眼里，我太不懂世事，我被父亲宠坏了，被小说害了。他说要成功，得学会讨好上级，否则你最有本事，干得最好也是枉然。等你爬到了上级的位置，你下面的人也来讨好你呀。社会就这样。你对世事的无知会让你四处碰壁，碰得头破血流。我常冲他吼：你舔人屁股舔了这么长，有什么结果？他常气得脸发红，只说：我呀，是不走运。……

 

他确实不走运。多年请客并没让他转正。有一年他好像真捅动了某个机关。上面派来两个干部让他填一个转正的表格，然后对他进行政审，请贫下中农代表来证实我家历史。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村里一个老人关于我大伯失踪的证词出了问题。他说他不知大伯是被“肃反”了还是牺牲了。而根本问题可能是因为大哥从没请村里的老农到家里来吃饭。

 

七八年，快三十了，大哥终于有机会凭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参加中考。他日夜学习，还真考过了。可政审又把他审掉了。大伯的事把他卡住了。。那之后什么都变了。请土皇帝吃饭全白请了。他只有等着上面开恩给他转正。

 

尽管我不喜欢他，他对我却胜过兄长。小学时他让我进学校的宣传队拉二胡，学校选人到外地去学体操，他又把我弄进体操队。高中把我开除了，他又让我回大队初中复读。我在高中时，他动用所有关系去讨好老师，让他们对我好点。我要参军，首先他极力反对，后来他又动员所有关系帮我。我在部队时，他每隔几天就给我信，教我如何处事待人以求上进。他一心盼望着我能在部队出息。

 

我很难过。他四十多了。好几年没拿到一分钱。改革前大队给工分。改革后，大队得找农民讨钱来付教师工资。农民太穷，很多人锁起门跑了，村里就没钱。他只好靠撮空在家种点田养家糊口。

 

想起大哥二哥，我无限悲哀。

 

九．着陆

 

第二天，我把行李搬到了玲玲家。下午老朱带了我的档案从部队赶来。我们便去退伍办办手续。办完手续回到旅馆，玲玲已等在旅馆门口请我们上她家吃饭。她叫我去叫上我高中同学钟波。钟波在县教育局管全县的英语教学。

 

到了她家，我大吃一惊。他们准备了一大桌菜。他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热情大方，谈笑风生。他拿出一瓶酒，说是人送的，他一直舍不得开，今天就为远道而来的贵客开了。钟波很会喝酒，也很会劝酒。玲玲跑进跑出，端菜，给我们拿毛巾净手，倒茶，忙个不停。

 

回到旅馆时我们都有点醉。我却依然难以入睡。明天我就得回家。五年我都不敢回家。五年前我满怀雄心壮志，张开双臂飞出门，如今却像一块石头从天落下。我如何面对父亲，面对乡亲？

 

我害怕天亮，天还是亮了。我只得带着老孔他们去搭车上我们家。玲玲和她妈稍晚会带些菜去我们家。

 

下了车，到处都是泥巴。我们只得跳着走，一会鞋上就沾满泥巴。翻过那道堤埂，就看到小村了。小村房屋的低矮让我大吃一惊。房子的低矮只与我印象中茅坑的低矮相符。好像这些房屋在这些年都缩了。近了村子，可看见门前那口塘，那塘也只像一个小水坑，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不符。好像这塘也收缩了。我在这塘里练出了少有人敌的游泳技术。这是那口塘吗? 我有种奇怪的感觉。

 

狗叫成一片。好多人都聚到大哥家门前。好多小孩都沿着田埂跑过来迎接我们，见了我们，就又都羞怯地笑着站在路边。我认出侄女，她怯怯地站在路边，一个漂亮小男孩挨她站着，看得出那是小侄儿。他是我走后生的，已经两三岁了。时光如流，我却好像站在这流水的岸上。我招呼侄女，她只抿嘴不吭声，脸红了。五年前我天天带她玩，她胖乎乎，力大无比，时时逗得我们大笑。我问她身边的小家伙，“你叫磊？”他脆声回答，“我是蔡磊！你的枪呢？”我把他抱起来，他很重。他在我胸上摸着，“枪呢？都说你有枪，给我看看呀。”我说：“没带。”他说：“没枪，叫什么解放军？”

 

大哥扑出来迎接老孔他们，把他们请到屋。大哥的房子狭小低矮，屋里地面坑坑凹凹，又黑又湿。屋里只一张发黑的桌子和几张破烂的椅子。我简直不原意让我的同事看到他这个穷相。

 

老家规矩，长年在外回家的人回来得散糖志喜。尽管我回来并非喜事，我还是带了些糖回来。放下侄儿，我把糖给嫂子让她去散发。

 

一会大哥屋里就挤满了破衣烂衫的乡亲。大家都冲我说：“恭喜！恭喜！”我有些发懵：他们怎么说“恭喜“？世进娘忽然拨开众人，大叫着，“让我看看我儿！我们的英雄！让我看看！”她男人原来是我们的队长，她儿子在部队当官。她扑过来，抓住我的手，“恭喜呀儿！我们为你着急死了！我们都求菩萨保佑你！菩萨保佑了你！好哇儿！回来就好！几多人死了！这些狗日的， 连学生也杀！你还好吧儿？你回来了，我们欢喜呀儿！”她抹着泪，冲娘大嚷着，“这不，好好的！我说你儿有运道！有贵人搭救！担什么心？菩萨保佑好人！” 娘扯起衣摆直揩泪。志发娘，我叫她奶奶的，也摸着我的手，说，“儿呀，我们天天都说你。我们看着你长大。你心好，好打抱不平！你为我们争了光！我们喜欢呀！你爷娘养你这样的儿该得意！儿呀，你会有好报的！会的！”说着也用手背揩泪。宗寿大叫，“喜事！大喜的事！该笑！哭什么？我们晓得铮会安然无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冲我笑着，“我们垸就靠你了！”

 

看到她们哭，我突然鼻子发酸，头皮发麻，忍不住泪。我只让他们抓着我，看我，摸我。我一直担心他们会怪我参加“反革命”，现在放心了。

 

二哥来了，他的笑自然了。没见父亲。娘说他还在老屋。我便撇下他们赶去老屋。

 

老屋在垸子西头。去老屋得穿过垸后的树丛。路上全是尺来深的泥巴，泥巴混杂着牛屎猪粪，无法下脚。我顾不得鞋子，在泥地里走着，奔向老屋。

 

老屋门前的竹子一片深绿。那绿色让我稍感欣慰。门前那块地泥巴深厚，像弄好要播种的泥田。老屋的门半掩着。我推开门，一股牛屎臭气和霉臭扑面而来，屋里昏暗。我把门推得大大的放进亮光，见父亲正靠墙坐在一只矮椅上，低头抱着火坛。一条毛巾扎在腰上，捆住破黑棉袄。他还穿着十几年前韩先楚将军给发的那条旧军棉裤，那棉裤已经发黑；我初中高中时就一直穿它。他还穿那双老大的破黑布棉鞋，小时夜里起来尿尿我就老拖那双棉鞋。他裤脚用布带扎着，露出一截军棉袜。看到父亲，我心痛如割。

 

父亲好像半睡着。我把双手搭到他肩上。他回头看我。他面色发青，双眼昏浊。他的声音微弱如灰：“是幼哇？”我竭力装出高兴，大叫着，“是我！我回来了！” 我想用欢快的高声来驱赶四面八方涌来的悲哀。“你回来了.？”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大声叫着，“我回来了！好好的！”我蹲在他面前，抓住他的手。他的手又冷又硬，手上的皮像是一摸就会退掉。清滴从从他鼻尖上流下来。他衣服穿少了，那小火坛不顶事。我忙脱下军大衣，帮他穿上。他抬手用巴掌抹着泪，低声带着哭腔说自言自语，“是幼哇，幼回来了，吃早饭没有？”看到他流泪，我挡不住汹涌而来的悲哀。我大声说：“吃过了！去大哥家吧！” 我要带他到那人群中，让那里的欢快热闹赶走他的悲哀。

 

他说他没套鞋。我说，“我背你过去！”我不能让他在这里让孤独，悲哀，寒冷腐蚀。他不要我背。我把他拉得站起来，让他把火坛放下，然后让他趴到我背上，我双手从背后托起他。我们出发去大哥家。

 

路上到处是尺来深的泥巴，没法走。我一个人走时可以跳跳蹦蹦找地方下脚，现在我得一步一步地走。走了一会，父亲要下来自己走。我不放他。我不会放过这背他的机会。十二岁前几乎每天夜里都是他给我洗完脚，讲完故事，我在桌边椅上睡着了他再把我背上床。我病了，他背着我翻山越岭去找医生。现在轮到我背他了。就是最难走，我也决不会放下他。一路上我在心里叫在着：父亲，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

 

到处都滑。我咬牙尽全力不让自己带着他摔倒。一到大哥屋里，我的头发全湿透了，我鞋上裤脚上沾满泥巴。

 

大家马上围过来。老孔过来跟父亲握手。乡亲们接二连三地过来挨着他的耳朵叫，“你该笑了！你该为你养这样的儿子欢喜！”“菩萨佑护了他。莫担心，他会有福的！”“聋子！你儿给我们争光了！” “……”

 

父亲耳聋，但有些话肯定进了他心里。慢慢地他脸上有了笑。

 

邻居们送来些椅子，几个妇女过来帮嫂子做饭，很多人来跟老孔他们聊天。

 

一会玲玲和她妈也来了。她妈背着一袋菜，有大白菜，肉，蘑菇和皮蛋。她们又给大哥屋里添了喜气热闹。玲玲还只七年前跟我回来过，那时她是个清俊的小姑娘，现在却是个迷人的大姑娘了。大家都对她赞不绝口。屋里充满欢声笑语。

 

大哥准备了太多吃的。没必要如此铺张款待老孔他们。他们只不过来把我交给地方政府了个差事而已。大哥却好像我的前途命运掌管在他们手中。我没说破这事。满桌的菜所造就的喜气会是父亲最好的药，这喜气也冲散了我最害怕的什么。

 

老孔显然分外高兴。他说他已跟地方政府说我是个人才，他们应该把我当人才用，不能因部队的事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违反的不过是部队纪律。他们为放我回家十分惋惜。宗寿和年发被哥请来劝酒。宗寿凑到父亲耳边，大声翻译老孔的话。父亲竖起耳朵听着，脸上的苦相慢慢不见了。他只说：“是你们说得好。”老孔说：“我们很高兴革命老区的人民也理解这事。我们就担心这将军县，远离北京，不知真相，当蔡铮真犯了什么事。现在我们放心了。我会回去向部队领导汇报。部队领导也会放心。”

 

大哥说：“请转告关心我弟弟的部队领导，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帮了我弟弟。我们衷心感谢！现在由我们来照顾我弟弟。请他们放心！”

 

饭后，老孔他们走了。远近乡邻都赶来看我。他们都不相信电视里播的，都想知道天安门到底杀了多少人。我说我确实不知道。兽医国安说：“他们吓唬你不让你说？说了怕谁！谁敢拿你怎么样？贪官当道，学生造反，他们就开枪杀人！我们都火了！全国人民都来气！谁怕谁？”我说我没赶上那场面，他们都不信。他们说连秦基伟都反对开枪。他在六四前回老家来了，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枪，他说：请告诉老乡们，我们决不会开枪。

 

大哥说：“他们迟早要给你平反。现在你是罪人，将来你是英雄。哪个不知？连孔主任都说了。”

乡亲们不断对着父亲的耳朵夸我又夸他。父亲总是竖耳听着，有时闭一会眼，像是琢磨别人的话。他的脸渐渐像快断油的灯上了油，亮起来了。等人一走，他忽然问：“你回来靠什么过日子呢？”这是我最怕的问题。我不知答案，想到这我就头痛。我只是说：“莫担心。我会有办法！”

 

玲玲妈上她老伙伴家里去了。玲玲便跟我去老屋。在这世界她是唯一发亮的。我想她多跟父亲呆一会。只有她才能真正安慰父亲。

 

到了老屋，她就筒着父亲的耳朵笑着说：“你别担心哪，我们会有办法。看他多壮实！他什么都做得来， 替牛拉犁都没问题！”她冲我笑，她脸上现出那酒窝。父亲说：“他要是听你的，我就放心了。我担心他成你的负担。”玲玲说：“我会是他的负担。他肩膀宽，什么担子都挑得动。”她格格笑着，“他最听你的话。”父亲说：“他该成家。他该听他爱人的话。”玲看着我说：“你会听我的吗？”我说：“我什么时候没听你的？”她没回应我，又凑近父亲耳朵大声说：“要是他不听他爱人的，她会来找你帮忙。”父亲说：“看你俩在一起，我心里就舒服了，我就不操他的心了。”玲玲又对我说：“听到了？别让父亲操心。该服人管，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我们正说着，大哥牵进水牛来。就像一头非洲大象，那水牛喷着气，踢打着地，甩打着尾巴，呼呼开进来。我们忙起来给它大爷让路。它擦了一下桌子，然后走进了玲玲要睡的房间隔壁的房里。幸好天还冷，它还不很臭。

 

大哥系好水牛后出来。水牛在里头踢打地面，大声喷气打响鼻。我问大哥：“怎么能让水牛跟人混住？还让它从堂屋进出？”他说：“没地方放。我们好几家共这条牛，轮流喂。要是放在没人的屋里马上就被偷了。到处是小偷，哪敢放别处？”“不能在屋边上开个门，把这门闭上，不让它走堂屋？”“那还不一样。你睡不睡觉？小偷一下就从那门进去把牛牵走了。”我说：“就没公安的治得了小偷？”大哥说：“你说洋话。公安的哪管得了你家的牛？偷牛的一股水，哪管得了？”

 

我们正说着，那牛又开始在墙上擦痒。我担心它会推倒屋子。我问二哥，“你们怎么受得了？”二哥说：“家家都这样。冷天还好点，热天才难受呢。它招蚊子。那蚊子撞脸，叫得人睡不着。尿屎臭死人。”

 

玲玲没说什么。她照亮了这阴冷灰暗的屋子。她肯定让父亲宽慰。父亲相信好看的姑娘最会看人，她们只跟那有前途的男人。睡觉前父亲病色全无。他笑着对玲玲说：“看你跟他一起，我真喜欢。我担什么心？他这么大了，还没成家。要他成了家，我死了也口闭眼闭了。”我对玲玲说：“你能不能让他不为我担心？”玲玲说：“那全在你。”

 

夜里，我，二哥还有父亲同睡一床，跟小时候一样。我和二哥头朝东，父亲头朝西。有些挤。还是那张床，还是那床被子，被面是揉在红泥巴里染黄的。这床被子盖了几十年。跟原来一样，上床后被子里放一个小火坛。小时候冷天里父亲常抓着我的脚，“像生铁样！”然后把我冰冷的脚贴到他热乎乎的肚子上。如今他的脚冰冷如铁，我也把他的脚拉到胸前，让它暖暖。抱着他冰冷的双脚，我又难抑悲哀。

 

我睡不着。待二哥和父亲都睡着了，我起来，穿上衣服，出了房。

 

堂屋里很黑。我摸着坐到靠墙的一张椅子上，张望着这满屋的黑暗。五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又回到这里。一切如初，毫无希望。打小我就认定我一定会逃出这里，成番大事。我曾有我的五年计划：二十岁该如何如何，二十五岁该如何如何。现在我二十五岁了。我又回落到这里，又跟父兄一样，农民一个。路在哪里？

 

我开了门。门前的竹子像鬼， 跳纵着，摇摆着黑黑的长发，像是要跳过来用黑黑的长爪抓过来。我不敢看，慌忙关上门。鸡在屋角发出低哀的呻吟，牛在嚼草。我又坐到椅上。

 

此时，对面山上只有黑暗冰冷；门前小塘里的水也冰冷，鱼儿都缩在水下深处或塘边高坡树下避风处。门前竹林中栖息的小鸟把头埋在翅膀里睡着了。此时，除了我们身体的温热，那小鸟身体内的温热，这个世界哪儿还有温热？

 

就在这个屋里，六年前我养小鸡。我每夜都起来喂它们。它们一下都变得忧郁起来。它们不吃不喝，接二连三地躺下，我没能阻止它们的离去。就是在这屋里，我常在那丁点大的油灯下看书，写日记，做作业，直到深夜。父亲常爬起来，从房门边伸出头来，“什么时候了，睡吧。”母亲在叫：“还不睡？把油都点光？”我便把灯芯弄到最小最小。学好是我逃出这屋子，这破村子，这绝对的穷困和绝望的唯一道路。……

 

如今我又是农民一个。他们把我送了回来。他们也许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惩罚。他们到底剥夺了我的什么？我还有我这长年练就的身体，有完好的脑子，有自由，还有玲玲！

我敲了敲她的门。她开了灯，开了门。她穿着粉红色的睡衣，睡衣上还有个补丁。我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她温暖柔软。把她死命抱在怀里，我才感到温暖安全。

 

第二天一早，娘就专为我和玲玲端了两碗面放在桌上。玲玲刚坐到桌前，便传来啪啪啪水牛拉屎砸出来的巨响。那声音让我翻胃。玲玲装作没听见。母亲催我们趁热吃。面上有三只炸鸡蛋。我问：“二哥他们的呢？”娘说：“这是专门为你和玲做的。他们有面。”我要跟他们一起吃。娘便给二哥和爷端出面来。上面没有鸡蛋。我把我的鸡蛋挑到二哥和父亲碗里，玲也把鸡蛋都挑出来。娘忙上来拦她，说：“这鸡蛋是隔壁的专门送给你们俩的。”我对玲说：“你至少得吃一个。这是给我未婚妻的个仪式。”她看着我，“我吃了个鸡蛋就是那个了？”我说：“是啊。”她说：“那我就吃一个。”

 

我指着水牛在里头大声呼气的房门， “你愿意跟我们和那头牛一起住这里？” 她说：“只要你愿意，我有什么问题!”“我受不了那头牛。跟猪，跟狗，跟鸡住一屋没问题。我们怎么能跟牛住一屋？它一拉就拉堆成山的屎，一尿就淹了半边地！社会进步到哪儿去了？进步到让牛跟人住一屋了！”“那你怎么办？把牛卖了，自己拉犁拉耙？”“真不明白为什么还靠牛种田！卫星满天飞，飞船到了太空，我们却还跟牛住一屋！我受不了。我宁愿自己拉犁也不愿跟牛住一屋！”她笑出声来，“你可替不了牛！”

 

父亲不吃鸡蛋。我和玲玲都劝他吃。他说：“我吃好的有什么用？你们吃了长得健。”玲大凑到他耳边笑着说：“莫操心。他太健壮了，吃太好了他又有劲胡闹。你自己吃吧！”父亲叹了口气，又抹起泪来，说：“看你们俩个在一起，我多欢喜。我死了也口闭眼闭了！”

 

早饭后玲玲得回去上班。我送她去街上搭车。她是从我身上撕开。她叫我早些上她家去。

 

玲玲走后，全家人都聚在老屋里说话。父亲问：“会给你分派工作吗？要是分配了工作，你得赶快去县里上班，别在家耽误了。”他还没闹清我的真实处境。我只得说：“没人给我分派工作。”他大吃一惊：“不给你分派工作？那你怎么办？”我说：“自己去找。”他忙说：“那你还在家里干什么？快去找他们分配呀。”找“他们”？我有些茫然。他又问：“你要跟玲结婚？”我说：“不晓得。”他说：“我看得出她喜欢你。她对你知根知底，这多好。你哪找个对你知根知底的人？她又有正式工作。哄好她，叫她跟你结婚，那有多好。生一个，好养。她多好看，身体又好，后人身体也好，也好看。怕她爸妈不同意？我去跟他们说。她妈会听我的。她多好啊。难怪人人都说你有福气。你会讨姑娘喜欢。我不担心你打光棍。我只担心老二。”

 

娘说：“人人都说你俩般配！待她好些。别看她没上大学就瞧不起她。她不在乎我家穷。现时连种田的女娃都只看家势，哪个看得起你？她条件多好还要跟你。她配你有多的！都担心她娘不同意。要是她不同意，垸里人都会去劝她看远些。你有你的运道。算命的说了，今年你还在走恶运，明年就转运了。你真正转运要等到三十二。”

 

我只笑着听。二哥也说：“你要结婚，就用那个房。”他指着玲玲歇的那间房，“我帮不了你大忙，我会给你打一张大床。我去偷些树，找个木匠就成了。那要不了多少钱。那墙我用纸糊上，一糊上纸就像个新房。牛也不放上房。我去想办法找地方放牛。”

 

我说我还没想过结婚的事，还不知她妈同意不。大哥说：“她当然同意，不然她不会让玲玲跟你跑我家来。她跟我笑着说过这话, ‘你们再不用担心幼不听人话。他可听玲玲的了。他们俩个一起多好！’莫担心。她妈听她的，不是她听她妈的。有眼光的女孩不是为你今天跟你，她们是为了你的明天。今天你什么也不是，明天你会有出息。她要跟你结婚，答应她，别叫她失望。该结婚成家了。你们都过了婚龄好几年。结了婚，在县城安顿下来。政策允许城市户口的母亲生的孩子有城市户口。你可能以为她配不上你，你将来会如何如何，可现在你得靠她。她比你能干百倍！你要是不抓住这机会，你没前途。跟她结个婚。她会尽力帮你。现在是你不配她。你算什么？一个罪犯，连个种田的都比你强，都晓得犁田耙地，你会什么？”他哈哈笑起来，“你会写诗？我看了几行你写的诗，我揩屁股都嫌它脏！全是胡话。现在关键是怎么搞到一日三餐填饱肚子，找个地方过夜。要是没这个破屋，你哪去过夜？去见你得那帮难兄难弟？他们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要脚踏实地。她说她想尽快成家。你这时回来还赶得正好，不然她就跟人了。在县里她是少有的漂亮人，求她的排成队，最差的也比你强。人人都羡慕你，不知她迷你什么。别错过机会。”

 

听他们说着，我就想：我能扮演个丈夫角色吗？我没想过这个。我不敢想。

 

 

 

 

 

 

 

 

 

 

 

 

 

十．梦境

 

父亲的病又好了。他时时摇头叹气，痛心地责怪我：“看你多傻，怎么能跟皇家作对呢？那在过去是要满门操斩，连摇篮里的娃儿都不留的！你哪来的胆！”我想跟他解释，可他耳聋，有些事吼叫着说不清。我只尽力跟他多呆些，陪他吃，跟他睡一张床，坐在他身边听他抱怨，叹气，讲故事。

 

天老阴阴沉沉。黑云就在树梢上，使人觉得好像住在地底下。在这阴沉郁闷的天空下，我感到憋闷忧郁。

 

大哥说你不能在家呆太久，你得找份工作。去县里找人看能不能到哪里代课，也不能撇下玲玲太久。父亲也催我快去县城。我也感到整个世界都冰冷阴暗，只有玲玲那儿还温暖有光。除了她那儿我无处可去。

 

没什么东西带给她家。大哥叫我给她家带些米去。我们家谷多的是。我得自己去把谷轧成米。我便挑了一百多斤谷，到邻村去轧米。还在下雨，田埂泥泞滑溜，我拼尽全力，避免滑倒路边水田中。我肩膀怕压，只得时时双手举着扁担前行。轧完米，我把它挑回来，在门前塘埂上放上簸箕，就风把糠风掉。第二天便扛着七八十斤大米去镇上搭车。

 

从车站扛这袋米走四五里地才到她家。扛着米到玲玲家已是下午。到她家我已内衣全湿。放下米，我便站在她家阳台上望着院门等她。我焦虑不安。想出去路上等她，又怕错过她。去大门口等又怕人笑。只有站在阳台上等。她终于进了大门。我的心跳蹦起来。她没看见我，只低头走着。她进了单元门。我便忙站到门口。听到钥匙碰门，我一把拉开门。她进来了，照亮了整个屋子。跟他爸妈打了个招呼就给我眼色叫我跟她进她的房。一关上房门，我们就紧紧地搂在一起。紧抱着她，我的焦虑如冰片落入滚水中，瞬间消失了。

 

当她得知我带了大米来后，问：“你怎么把米从车站弄来的？”我说扛来的。她说：“你哥他们也困难。再别给我家带什么。我跟我爸妈说了。我额外给他们钱。要是你听他们唠叨，别往心里去。”我说不带点东西不好意思来。她说：“你得多为你二哥他们想想。”我们亲热了一会，她就去帮她妈做饭了。

 

我呆在她房里，打开收音机听轻音乐。我听到她在厨房哼歌。她的声音甜蜜欢快。不一会，她就跳进来，抓起我的手，拉我去吃饭。她已把我的饭盛好，筷子摆好。她爸妈却自己盛饭。我吃完一碗，她马上抢过我的碗去给我加饭。她妈趁她不在，低声跟我说：“从没看到她这么欢喜。”

 

一吃完，她就拿出一盆水，拿好毛巾要我洗脸。她妹妹咯咯笑着，“我要先洗！”她说：“铮先洗，你等会！”她妹妹说：“你干吗对他这么特别？”她笑着一把推开妹妹。我说：“让她先洗吧。”　她妹妹说：“我说着玩的。你先洗吧。”我一摸水，她忙问，“热了？”我说：“有点热。”“那我再加点凉水。”我忙说：“不用不用。”可她已端着盆到厨房去了。

 

洗完，我想帮她妈收碗。可我实在不会对付碗筷。她忙接过盘子，“我来，你去房里歇会。”我只得回房。一会她端着一杯绿茶进来，“你喜欢浓还是淡？”我说：“开水就行。”她端茶过来，挨我坐下。我说：“别这样待我。”她说：“我喜欢。”

 

七年前，我也曾想碰碰她，可我不敢。她也老警惕着，我一挨近她就躲开。如今她对我百依百顺。她坐在我腿上，抓着我的手，看我手上的勒痕。她摸着那紫痕，“还痛吗？”当然不。我说：“我以为自己要死时真想你。”她说：“听说你被抓了，我哭了好几夜。我一想起你就哭。”我便抱紧她，让她贴到我身上，好久我们都不说话。

 

一会她起身去给我备床。我跟着她。我帮她把干净床单铺到床上，我老盯着她。我看不够。我说：“夜里来我这儿！”她笑着摇头，“胡说！”“那我去你房里！”她咯咯笑着，“你要我爸妈叫警察来抓你？放心，我会闩上门。”我说：“求你别闩！”她却跳着出去了。

 

灯都熄灭后我躺在舒服的床上。我感到很安全。我的宝贝就在这个屋子里。我想她来我房里。半夜了，还没人碰门。我坐起来，听着动静。除了他父亲的鼾声没有任何声响。我下了床，走出屋。所有房间的门都关着。我轻手轻脚走到她房门口，耳贴在门上听了一会，没有动静。我转了转门把，门没闩！我感到汽油一下被点着了，火砰地一声腾起来。她特意为我留着门！她肯定一直在等我！我轻轻开了门别进去，又把门轻轻关上。在昏昏的微光中我看到她的床。她正平静地躺在床上，黑发散在枕头上。她好像睡熟了。莫非她忘了闩门？我站在她床边，不敢碰她。她气息平匀。不能弄醒她。这是老天为我而生的宝贝。是她挡住不让我从这光溜溜的地球滑向那无底深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甜蜜温软。我在她床边跪下，巴着床边，呆看着她，然后低头去闻她的被子。挨近她，啜饮她的温馨就让我浑身震颤。

 

好一会，我感到她的手指在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出去跑步。街道边小贩刚开门生火，青烟从路边小摊上冒出来。小孩们背着书包，匆忙赶往学校。我跑到城后的小山上，站在小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处一重重的青山。太阳正破云而出，把东边天空抹红。跑在小山的青松间，呼吸着新鲜凉润的空气，感受着自由和强健，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跑回她家，她父母已起来了。我开始拖地。进了她的房，她还躺在床上。她嘴唇鲜红，脸白里透红，鲜艳如花，让人禁不住要哈腰亲吻。亲着她，心里甜蜜荡漾。亲了一会，我出来让她穿衣起床。

 

她一起来就去厨房看她妈做什么。“只面条？我给铮煎几个鸡蛋。”我忙说：“千万别麻烦。”她说：“快得很。我中午不回来，你一会就会饿，饿了又没别的吃。”一会屋里就弥漫煎鸡蛋的香味。鸡蛋煎好，我很不安。我说：“别把我当客待。”她说：“客气什么？我怕这里吃的没有部队好。”

 

早饭后她要上班去。我送她到门口。当她父母的面，我们手都没碰一下，也没说什么。她出门前冲我眨巴一下眼，动动唇，就挠得我不忍让她离去。

 

她一走，时光就停滞了。我便坐到她房里等她回来。又孤独又难过，不知如何是好。

 

清平和名望都落在县城。我们高中时同睡一床，共米共衣共食。名望在一个厂里当临时工。清平因为跟家教学生的母亲粘上了被发配到老家。现在他在城关的中学教书。我们多年未见，我便先去见清平。那学校在城外的一个大坡上。教室都散布在山腰上。我到他们学校时他们刚上课。我找到清平上课的教室，从窗户里看到他。他丢下书跑出来，哈哈大笑着；“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又搞到一起来了！”他说他想去找我，可脱不开身。他现在要对付学生，等下课才能跟我长聊，问我愿不愿意进教室去等他。我便坐到教室里等。

 

他穿着袖口破线的呢子大衣，站在黑板前，一手拿书，一手拿粉笔，不时在黑板上写几个字。他的样子就像个教授。他口若悬河。一会他讲到人民民主专政和西方民主的差别。“大家都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我们有党代表我们，只一个党。西方的假民主是多党制。什么叫民主？就是一个由人民选举出自己利益代理人来行使权利的一种政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是吧？”学生们答：“是！”“现在我们要人来代表一百万人的利益，一个代表更好，还是十个代表更好？”“十个。”“那好。我们县里有个做鞋的，他说他的鞋做的最好。大家都爱穿他做的鞋，大家也只能穿他做的鞋。他把别的鞋匠都赶走了，不让别的鞋匠来卖鞋。你说他的鞋会好吗？”“不会。”“当然不会。我们要更多的鞋匠来竞争，来做最好的鞋，让我们来选择。如果只有一个有权有势不让人来竞争的鞋匠把持鞋市场，他会给你最贵最劣质的鞋。这样的话只有那个鞋匠得利，我们消费者都跟着遭瘟。这跟政治体制一样的道理。”他做个鬼脸，“当然，在答卷上你只能说一个鞋匠垄断市场是对公众最有利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他不笑。然后他叫学生读书，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跟学生点些什么。我不讲。他便带我到教室旁边的小办公室里。

 

我说：“你怎么敢这样讲课？”他说：“学生爱听政治老师拿课本开玩笑。你不这样讲就没人听。我又没说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不好教，学生不爱听。学生还爱听我讲课。”

 

一会他的好几个同事都赶来看我。清平忙说：“我们得开溜。老党棍们要知道我带个反革命到办公室来我就麻烦了。”我马上抗议：“我不是什么反革命。他们没给我戴这个帽子！” 他打断我：“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反革命。这不是个什么丢人的事，这很光彩。我们都很羡慕你，你革命革到了天安门！大家都把你当英雄！”

 

他住在挨厕所的一间平房里。冲厕所那边的窗户闭上了。有间小卧室，一间小客厅，一个小厨房。地上凹凸不平，屋子很矮，手可摸到房顶。他对住房很满意，说很少有人有这么多房间。他叫我到卧房坐，那里要暖和一点，里头有股霉味。他让我坐在房里唯一的一张带扶手的椅子上。

 

一会我们就谈到了玲玲。他说：“信不信由你，我敢跟你打赌：她绝不会跟你！你们成不了。”他的语气让我大吃一惊。听他那么说我心里很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话。“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还戴着英雄的光环。这光环不能当饭吃，还会让你没饭吃。你不知道现在的姑娘变得多现实！这些年你都活在诗中，活在天上，我活在地上。”“她跟人不同！”“她可能跟人不同，但她周围的人不容许她跟你！她父母不会同意，她同事不会同意，这个世界不会同意。你的地位不变，她不可能跟你。你得想条出路。最好是考研。莫为她浪费时间。考取了，她还有可能跟你，可你又不会要她。你们终归是成不了。我看得准得很。不信我们可以打赌。我坦白跟你说，她不配你。”我心里很憋闷，“你根本不了解她！”他提高声音，“我没必要了解她！我了解她生活的世界，这就够了！我就说到这：你跟她成不了！莫浪费感情！”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事……”他又打断我：“好了，我们不争。我不想伤你。就当我没说。当然，我也希望你们成。我们谈谈别的。”我想跟他争下去，说服他相信我们能成，他却拒绝再说这事。他的话让我心中刺痛。

 

一会，她媳妇回来。她细小活泼。一见我，她就大叫起来，“我们天天都说你！你终于回来了！恭喜恭喜！”我问：“恭喜什么？”“你安全回来，还有美女等着，你们几个死党又搞到一块了！清平老说这里没人说话，这回有了！”她说话快爽，满脸是笑。“昨天我去买布。两个卖布的在谈你和你那俏女朋友！我真想插一句，说你知道你们谈哪个？我可知道他！”她收了笑，说：“我也听到些关于她的谣言。”我一下警惕起来，“什么谣言？”清平忙说：“去做饭吧。”　她便打住。清平说：“别听女人的，她们就会飞短流长的。”　可我却心里不安。什么谣言？她跟别人好过？

 

一会他媳妇就做好一个菜。清平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便开始吃喝。他媳妇继续做菜。

 

清平说名望跟他吵了一架，从此无影无踪。那回是在名望那儿。名望请客。喝了几杯酒后说他一年后就会成为全县最著名的作家，五年就成全国最著名的，十年就成全世界最著名的。清平没喝酒，忍不住给他泼冷水。名望大发雷霆，要清平证明他为什么不能如期成名。清平不能证明。他便大叫：“哪有你这样的朋友？你这样的朋友少交为好！”

 

清平说：“不晓得他是死是活。他们厂倒闭了，几年都没发过工资。简直不晓得他是怎么活法的。有回他在厂门口，故意撞个骑自行车的，然后扯住人要人赔钱。直到人家赔了他十块钱他才放人！” “他哪会这样？”我没法相信。名望是那种别人肚子饿了他巴不得掏出自己的心做菜给人吃的那种人。清平说：“他亲口跟我说的。他得了十块钱，喜得不得了。他从来没一天挣那么多钱。穷极为盗。那骑车的是从乡下来的。我也不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来。”

 

清平说他们学校每月只给他们二十来块钱，其余的都扣下抵他们结婚借的债。二十块钱只够在餐馆买一小盘菜。他们一月全部花销就那二十来块。他父亲给他送来些米，学校给他们一块菜地，他们可以种点菜。他指着桌上那叠炒腊肉，“这是学校春节发的，挂在墙上舍不得吃，让来人看到我们家也不缺肉。我看着它天天流口水。今天要让它再也折磨不成我。”他大笑着往嘴里塞肉，“我们俩个人都大学毕业，在这里过成这样，有个破屋住，有口饭吃，就满足了。这里大家都是挣扎着为了晚上有个地方睡觉，白天有三餐饭吃。你想跟玲玲成家? 住哪儿？住她家？可能吗？哪来钱结婚？你得认清现实！”

 

我不知说什么。我不愿谈什么现实。

 

清平给我倒上酒，“你准备考研。对你来说考研是小菜一碟。我们考同一个学校！”对考研我一窍不通。他说他刚考过，会给我弄些资料。

 

下午我才往回走。一路上我批驳着清平关于我们的预言。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故事。我和玲玲不仅是朋友，不仅是爱人。我们错过了许多，现在我们要弥补。我们会手拉手不分开。只要我们决心在一起，谁能分开我们？

 

玲玲不在，她家冰冷阴暗。我只盼着她早点回来。快五点了，我便到胡同外的街口去等她。在街口站了一会，我怕邻居笑话，便又只得回到她家阳台上，看着那院门。天黑了，街灯亮了，她还没出现。我焦虑不安。她上哪儿去了? 她跟别人在一起？她正跟别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得分手？她跟别人在一起散步？在哪间房里？不会。看得出她没别人。可她上哪儿去了？六点了。五点下班，只半个小时她就该到家了。

 

她妈已做好晚饭。我想出去找她。上哪儿找？她可能在别人家。不，不可能在别人家。她全心在我。怎么这么胡猜乱想？她肯定有事绊住了。可她怎么不事先告诉我？

 

我盼望她在那院门外突然出现，举着她的光亮走向我。天完全黑了。我只得进屋。我禁不住去问她妈怎么玲玲还不回来。她说：“我以为你知道。她没跟你说？” 她妈的话让我更焦虑不安。我越来越焦躁。我有些愤懑。她这是在折磨我。她知道我在等她，盼她。

 

就在我再也忍不下去，准备出门找她时，她推门进来了。我的焦虑一下挥发了。我强压着见到她的惊喜，问，“上哪儿回这么晚？”她说她到布店里给我挑布去了。她进了她的房，“我看好了布，明天我们去买些。我给你找个裁缝。你得做些新衣裳。”我说：“我哪来钱做衣服? ”她说：“我掏钱。你穿西服肯定好。你肩膀宽。你那身军服该换了。天马上就暖和了。你得有些新衣裳。”我说：“我不在乎衣服。”她说：“我在乎。我要把你打扮起来。” 她忽然说：“我有个同事要来。”我笑着问：“追你的？”“你见了就明白了。多得很。你看我是不是到了君子来求的时候？我爸妈原来不让人来我家。现在他们担心我找不到朋友。”

 

我心里发酸。我怀疑她并没去看布料，而是跟那个家伙周旋。她得解释她为什么得跟他分手。这就是为什么有流言。她为什么不断然拒绝人家？为什么要人在我在时来她家？看她还是看我？是为了糊弄她父母？要让我明白她追者甚众，价值连城？

 

她接着说：“我们一个办公室的。我新去的，他以为他有追我的权利。你要愿意，可跟他聊聊。”她的话让我放心了。在这里，骚扰女孩被视作勇敢。勇于骚扰女孩的人很难拒绝，尤其是同事，闹得不好就危及工作。

 

吃完，她给我备好热水，拿好衣服，让我洗澡。衣服是她洗好叠得整整齐齐的。看自己的衣服叠得那么精致，我有些感动。我的衣服从来就是一抱抱的。

 

洗完澡回到她房里，那个家伙已经来了。他盘腿坐哪儿，一手拿茶杯，一手拿烟。他穿着县城时兴的黑呢子大衣，头发蓬了起来。那蓬头是县城时兴的美男发式。这家伙想来跟我争菜？我心里苦笑。一见我，玲玲就说：“这是蔡铮，他刚复员。”那家伙忙站起来给我倒茶，仿佛他是主人。我跟他握了握手，问玲，“这些衣服放哪？”玲说：“放这儿吧。待会我来洗。”我说：“我来洗吧。我最会洗衣了。”玲笑出声来，“我知道你最会洗衣服。我看过你的衣领衣袖，都是黄的。”那家伙问：“你们不用洗衣机？”我说：“我就是洗衣机，还要什么洗衣机？”玲说：“别吹牛!”

 

那家伙坐了一会就走了。我和玲一起送他出门。我跟他握手。他用很大力握我的手，可他的手太小太软。他一出门，玲就把他的手指放在我掌上。我们回到她房里。

 

她说：“明天办公室的就全知道你了。” 我问：“那是好还是不好？” “谁知道。至少他不会缠我。”“他要再缠你，我打断他的狗腿！”“怎么老想打架？你二十五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好打架闹事。”“说得玩的。”“我晓得你。我只求你能控制自己，别动不动发脾气。”“有你我哪还会有脾气？”“看吧。不是一天两天。”

 

她起身检起我的衣服。我说：“我来洗。”她说：“你不会洗。”我说：“那我总可以帮你吧。”“那好。你可帮我倒水。”我便跟她到上头房里去洗衣服。

 

房里只有我和她。她不断笑出声来。她妈探头进来问：“有什么这么好笑？”不等她应声，她妈替我们关上房门。玲说：“我就想有间我们自己的房子。那样我们要怎么笑就怎么笑。”我说：“你可到我家去住。”“那还不是我们的。你得跟你二哥他们共一屋。我不能在这里上班，跑到你家里去吃晚饭。”“你可跟我去种田。‘我耕田来你织布，恩爱夫妻比蜜甜。’”“你会耕田？你知道牛走前面还是人走前面？”她大笑着。我说：“我当然会！”“可我不会织布。”“你可学呀。你愿意跟我回去种田？”“愿意。只要你老待我这么好。”“怎么待你？”“就像现在。”“我保证永远把你当我的王后。”

 

我们又回到了孩提时代。

 

她坐下去要洗衣服，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又嫩又白。我想亲它。“有肥皂泡！苦！”她不让我亲。我说：“不管上头有什么，都很甜。”她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脸。我拉她起来，说：“把手洗了。我哪能让肥皂咬你那白嫩的手！”我坐到搓衣板前，抓起衣服在搓衣板上搓起来，肥皂泡泡飞起来。我说：“我比洗衣机快。这是小诀窍：拿最脏的地方跟最脏的部位摩擦。这样一会一盆衣服就洗完了。”她望着我，“想不到你会这些琐事。男人不该做这些的。”我说：“哪里话。这些都该我来做。哪能让你这么美的人干这些脏活？”“那我干什么？”“笑啊。我就只要你笑。”“咳，蔡铮，你怎么嘴变得这么甜？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嘴甜？”“一样啊，我哪变了？”她巴在我背后，把温热的嘴唇贴到我耳朵上，“我爱你。你不在时我好想你。我要你天天跟我一起。再也别走！”她箍住我的脖子。我说：“没你我怎么活？”

 

潮水涌起。我把手在裤腿上抹抹，回过身来。我犹豫着不敢碰她。她抓起我的手绕到她腰上，又箍着我的头，喃喃地说：“你是我的。我老担心你走。我没心事上班。我老想着你。我要把你和我锁在一起。今天我在办公室里自己就笑了起来，坐我旁边的老姐说我着魔了。我再也不准你走！”我说：“我干吗要走？我哪儿也不去！”“听到你要回来我多高兴！你回来得正是时候。我老得找借口拒绝人家。他们都给我施压。我的朋友都结婚了。答应我，跟我在一起，哪儿也别去！”她低下头，又开始亲我。我醉了。抱着她，把头埋在她柔软温暖的胸前，我的心化了，化成了水。

 

 

 

十一. 迷惑

 

我决心在家呆下来。我不知我能干什么。一天大哥从家里赶来玲玲家，说我可以到我毕业的学校去要求重新分配。这样的事很多。学生毕业后下放了，又找学校分配。学校如能帮忙肯定会帮忙。我感到这是奇耻大辱。我毕业时要求回家务农，学校要我写了保证书。校长都找我谈过了，他说文革前有很多学生毕业回乡干革命，后来又找了回来。我发誓说我决不会那样。我只叫他们把我的毕业证给我就完了。校长说三个月后他们会寄给我。后来我被迫到一所中学教书，那学校要我的毕业证，可学校却未如期寄给我毕业证。 我一生气就写信给校长，叫他把我那毕业证熬了汤，跟他夫人一道喝了。我现在还怎么去找那学校？这让我头皮发麻。我坚决不去。哥便搬出玲玲。

 

玲玲说：“去一趟有什么呢？成了就省了很多事，不成再说。你在部队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过。你也该出去走走，去看看朋友，散散心。我给你收拾行李。”

 

这是赶我去碰头撞脸。一个满怀自信昂头走路的我，现在却去求人。这就像让我脱光衣服到大街上去游行一样让我恐惧。我没法拒绝玲玲，我只得答应她我去试试。

 

玲玲给我收拾了行李。出门头天夜里我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 她起来给我做了吃的， 把我送到车站，嘱咐我不管成不成，早点回来。

 

我到了我毕业的学校，硬着头皮去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夫人见了我大叫起来，说从前的毛头小孩现在变成帅小伙子了！她忙请我坐，给我倒茶。我不想提我此行的目的。可我还是问了问他们有没有可能给我重新分配。校长夫人说：“你那事是教育部批的。恢复高考后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帮不了。不过你可以到教育厅毕分办去试试。他们有时会有些名额。你去找毕分办主任。”她给了我地址。

 

我便赶往省教育厅。我拿了地址找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教育厅毕业分配办公室。街道上的光刺眼，来来往往的车子让我发昏，那一栋栋高楼让我恐惧。我在那高楼之间转了一整天，查看了街上的每一块牌子，问了无数人，还是找不着那个毕分办。我想跺脚离开，可我走到车站又走回来。我得对玲玲有个交待，我必须去问问。我在一条街上来回找着。直到天黑，直到我眼痛头痛得不行，　我才离开。

 

第二天一早，我又赶到那儿。就在我昨天转来转去的地方，我看到了那块牌子。我找到毕分办主任。她是个四五十岁的红壮妇女。她一见我就说：“我已接到你学校的电话。你的事是我办的。我记得清楚。我们写了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特批的。大学毕业回乡务农是恢复高考后从没有过的事。这条鱼早死了。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你那时不愿教书，现在还想教书？现在机会很多，干什么不成？” 我懒得多说，谢了她出来。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可以对玲玲有个交待了。

 

出来后我就去清平要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大学。清平叫我找个在读的研究生问问该看哪些书。

 

我便到了那所大学，找到研究生宿舍楼。那是栋六层楼，我徘徊着想我该上第几层楼。上二楼吧。上午十点了，几乎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有个房门开了，我正想上前，一个学生穿着裤衩冲出来赶往厕所。我刚下定决心问他，他已跑回房关上房门了。我不敢敲门，我怕打搅他们睡觉，遭他们呵斥。要是遇上个生冷家伙碰一鼻子灰，我就可能会掉头走开，放弃考研。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不知我为什么这样害怕。我犹豫着，数着，一面有十七间房，我就敲那冲南的正中的一间。我鼓足勇气敲了门。

 

敲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瘦高个探出头来，“你找谁？”我结巴半天，说：“我找近代史的研究生，想问该如何应考。”他大笑着，“你算找对人了！请进！”我进去，说我刚从部队回来，犯了点事，想研习一下历史。 我刚说完，他说：“你等等。”他跑出去，一会领来一个壮实的红脸汉子，“这是汪公！”我便跟汪公握手。汪公听了我来的目的和经历后说：“你受苦了！我们会一起帮你！放心，你的苦难结束了。 你一定能考上。今天就不要回去了。我们晚上有个PARTY。童辉，我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帮他。” 我感动得心里发颤。我怎么这么幸运，遇上这么些已经准备好要帮助我的人？

 

听说我还未吃饭，童辉马上去给我打饭。下午我就跟他们一起谈天。我们就像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当夜有十来个研究生在童辉房里聚会。原来他们都是六四活跃分子。汪公向大家介绍我时说我是民主斗士。他们对我的热情让我感动不已。

 

第二天早上童辉给我找了一大摞书，他把书装在一个大布包里叫我带上。他叫我先看这些书，别的书他会寄给我。我跟汪公和刚认识的几个研究生告了别。临别童辉说：“你放心，明年你就会到这栋楼里来了！”

 

我回到家，告诉玲玲我找毕分办的结果，她说那我们再想办法；我说我准备考研，她没说什么。

 

四月底的一天夜里钟波来玲玲家。一进门，他就高声叫道：“好消息！河滨中学要你去代课！”钟波说他本想让我到县城外的一个很好的中学去，在那里我更有可能转正，但他想我跟玲玲挨近点更重要。

 

第二天我就去中学报道。先去见校长。校长是个慈眉善目一脸笑的老头。他说：“钟波推荐你。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来我们这儿代课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从没请过代课老师，也没有预算。很不好意思，只能给你一点点钱，一个月七十。你干着再说。”

 

我很感激，谢了他。报酬并不重要。这工作会让我不再在风中飘荡。父亲听说我在县城找到工作一定会欢喜。有了份教书工作，玲玲也好把我拿出手。

 

他们在一栋教学楼的三楼给我腾了间房。站在房前，可以俯瞰校旁的河流。河边有很多人在钓鱼。在下游几里外有座桥，桥上有人骑车或步行，也有人在凭栏观看。再往南，是接天的青山。

 

我很喜欢这房子。房里有张床和一张桌子。屋里有股霉味，我打开南北窗户，凉风便如清流穿过，空气马上清新起来。在这里有间属于我自己的房间该多美！可以把玲玲叫来，再不必在她家偷偷摸摸。我甚至可以在这房里结婚! -把这房子一分为二，里头做卧室，外头做厨房和客厅。我们可以坐在窗前，看青山碧水，让清流冲刷……

 

下周一我就正式上课。一进教室，学生们奔跑扬起的灰尘像刚爆过一个烟幕弹，我看不清学生，我没法喘气。我叫学生把所有窗户打开，好一会才尘埃落定。

 

教室里挤满叽叽喳喳骚动不安的小猴子。要控制他们就像在大风大浪中摇条小船。一个班七十多人，要吼叫后面的才能听到。一节课下来我就失声了。我一天有三节课。

 

夜里，我搬来被子，准备从此就住在这里。楼上没有厕所。解手要下楼，穿过一个操场，上操场边上的茅坑里。十一点后走廊里操场上都没灯。正是雨季，楼前的操场变成了个泥潭。我只得请教同楼的老师如何解手。他们说到屋子顶头的大窗洞边，对着外面尿。我只得跟他们学。月光下，只见一线白光飞落几十米下的河边树丛。看着那白光，我便仿作打油一首：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尿尿到北京去，

李鹏喝了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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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安顿后我想我和玲玲单独呆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她甚至可以在我那儿过夜。让我吃惊的是她不愿来我那儿。

 

她不去我那儿，没课我便还呆在她家。我问她我是不是该全搬过去。她叫我别在学校吃。我知道不能老在她家吃住，可我老想呆在她身边。我喜欢她家的安静，还有她妈做的饭菜。学校的米饭如沙，馒头如土疙瘩，都无法下咽。

 

我知道我的毛病都落在她爸妈眼里了。我吃太多。我一个人吃的比她全家吃的还多。他们有盘好菜，她妈可能想吃好几餐。当他们要我吃光腾出盘子时我便吃光。多少菜我都能装下。有时我怀疑她父母只是客气，便望玲玲，她就会笑着说，“要是你能吃完就吃了，我们好洗盘子。”大哥叮嘱我要客气，在她家吃饭要多吃饭，少吃菜，可我不愿讲虚礼。玲玲也好像喜欢我直来直去。看到我吃那么多，她总是满心欢喜地望着我。

 

她父母一定以为我太懒太浪费。他们下班回来还得做各种家务，而我除了拖拖地，什么也不做，也不会做，多数时间只看书或听收音机。在他们看来看书是消遣。他们多半看不惯我洗漱用太多水，看书用太多电。天阴时屋里阴暗，我便开着灯。有时她妈会进来关上灯，笑着说：“老忘关灯！多浪费！”我很难堪。我害怕阴暗。在阴暗的世界里灯光让我好过些。

 

要不是玲玲，我没理由住她们家。我得给他们点钱做伙食费。第一个月领了工资，我便背着玲玲给她妈一点钱。她妈推辞了一会，接了钱，摸出一个钱夹，把票子叠好，放进去，收好钱包，说，“你晓得现在菜多贵！菜贩子简直是敲诈！那一小指菜，他要一角钱！”她每次买了东西回来都用个小秤称称。有回她发现一斤鸡蛋少了半两，她大叫起来，“骗子！看他多坏！他们想尽千方百计骗你！”她马上拎着鸡蛋出门了。一个多钟头后才回来，她找回五分钱。她发誓再也不从那个贩子手上买东西。

 

在河滨中学呆下来后，我就老想跟玲玲单独呆一起。可我们老没机会。这天早上我没课，她也休假在家。妹妹上学去了，她父母上班去了。她妈一走，我便把门闩上。她问：“你怎么把门闩了？”我只好又把门闩打开。她去厨房洗头。我便又把门闩上。我不能耽误一分钟。有种饥渴燃烧着我，我按压着那火。她要洗头，我便帮她打水。我想她快些洗完。她洗了头，换水再洗，一次，两次，三次。洗完，她用毛巾揩头发。我叫她坐到她房里。她到了房里。我要抱她，她突然避开。“别这样。” 我象被烫了，不明白怎么了。她坐在窗前，对着镜子，慢慢梳着长长的头发。她的脸色有些苍白，她的脸很冷。这不是她。她看着镜子，自言自语，“我们不能这样下去。”

 

“什么样？”

 

“这样。”

 

我感到一盆冷水淋在头上，“你开玩笑？”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我想了很久。”她平静地说。

 

她在我搂着她时想跟我了结？在跟我亲着嘴时想着了结？在给我叠着衣服时想着跟我了结？这个玩笑不能开下去。我抓起一个杯子顺手从窗口丢出去。楼下有人发出一声尖叫。

 

她大叫一声，“你干什么？那会砸出人命的！”

 

我根本没想到楼下有人。想到这，我有些害怕。好在没人哭叫。我装作若无其事，“砸死人就砸死人！”

 

“你把家里的杯子都丢下去呀！ 他们说得没错，你脾气坏！我跟你不会幸福的。我们算了！”

 

她的话打碎了我编造的要把我们俩包裹其中的网。有把刀直刺我心。我丢了个杯子在地板上。玻璃碎片四散开来，“你再那样说我就再砸！”

 

她瞪着我，脸色苍白，好半天没说话，好一会才低声说：“我已决定了。”

 

“决定什么？”

 

“就那。”

 

“什么？”

 

“你知道。”

 

“你说真的？”

 

“你见我开过玩笑？”

 

她很冷静。我怒不可遏。我呆立半天，无话可说，“好。”我便出了房。

 

我进了我睡的房，把衣服丢在一个箱子里，然后到厨房去拿去牙膏牙刷。大哥说得对，我不该呆在她家。清平看得准，我们不可能成。她终于亮底了。

 

她跟过来，靠在房门上看着我，慢腾腾地梳着头发。我收好东西，拉上拉链，她才停下梳子问：“你要干什么？”

 

我不理她。拎起箱子，“听你的，我走。”我去开门。她跑过来，抓住我的箱子提手，“你到哪去？你至少跟我爸妈说声再走吧！” 我心发硬，“跟你没关系。祝你好运！”我把她的手撇开，出了门，用力关上门。

 

我走到二楼，听到一声尖厉的哭叫。我站住。是她哭吗？我不能确定。要是她哭，我就得回去安慰她。可能是我听错了。她没理由哭。我要是回去，发现她没哭就很丢人。我立了一会，走下楼去。

 

我住到学校。首先几天没什么。疼痛和孤独慢慢渗进来，积聚起来，让我无法忍受。我呆在这里，为什么？为她。我在这里读书，为什么？为她。她不在，我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我坐在房里，想读书，可读不下去。她怎么突然说出那话？为什么？怎么回事？

 

从家里来县城几天后的夜里，月光银白发亮。见到月光，我便有些激动。我叫她跟我出去散步。到了胡同口，她要去大街上，我却想去城边山上的公园。在大学里，在乡村的小道上，在部队那一望无边的机场上的月光下我就一直盼望着牵着一个心爱姑娘的手在月光下漫步。我渴望和甜美的姑娘一起，融入这月光中，融入那明净的天空。这一刻终于来了。我可牵着她的手在纯净的月光中游走，不再只拖着自己的影子。我求她跟我去那公园。她不去，说她不喜欢那里。可我不喜欢到熙攘的街上。杂乱的灯光把月光污染得一蹋糊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我去街上。我有些生气，“那好，你自己去街上。我走我的。”我便丢下她朝公园走去。我想她会跟上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她已不在那儿了。我只得一个人上公园。公园里月光清亮。这月光只让我更觉孤独。我感到索然无味，只得回她家。她开门，笑着让我进了她的房，“一个人夜里在公园里走好玩吗？”我没做声，只紧紧地抱住她。

 

那回我就该跟她去街上。也许她一直盼着跟一个人手牵手走在大街上？

 

一天我和她在房里聊天。她说刚来她家的那个小伙子家里有栋三层楼的房子。他父亲是交通局的头头；他家还有个商店，赚了不少钱。我打断她，“你能不能说点别的？”她脸红了，“你想我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就别说。安安静静的就挺好。”“我们总得说些什么。你有什么要说的？你说。”跟她说些什么？说我在北京街头的遭遇，说那无以言说的恐怖？说我的诗？那些遭遇我怕提起，诗又如何跟她谈？我又不愿谈我所处的现实。坐在一起，无话可说，这让我悲哀。

 

五一她厂里组织去庐山旅游，每个人可带一个人。她说她想带我去，后来想算了。我很怕见生人。这样更好。出游的前天夜里她问：“明天早上你能起来送我吗？我们车子早上五点就在路边等着。”想到我得早起，睡不好觉，我一天的读书任务就完不成了。我已计划全力应付考研。一大堆书要看，我耽误不起。我盯着手上的书，问：“非要我送吗？” “非要你送不可！我要你给我做点什么！你回来后我们还没分开过这么长。有些事我要好好想想。我要做个重大决定。”她责备和固执的语气让我感动。我只得说好，叫她给我上好闹钟。第二天我做好面条，叫她起来。我做的面条她只尝了尝，一根也未吃。我送她到车站。快近车站，她叫我回去。我却要送她上车。她求我离开。她不想让她同事看到我。这让我心痛如刀扎。我只得站在一棵树后。车来了，她匆忙亲了我一下就跳开了。我站在树下，看着她上车，看着车子开走，沉浸在深重的悲哀中。我呆呆站了很久才回头往回走。一个星期后她回来了。我还沉浸在那悲哀中。她进屋了，走进房里，我还只坐着看书。她走过来，关上我的书，“你也不问一声我这次春游怎么样？”我只得把眼从书上磨到她脸上，冷冷地问：“怎么样？”“你差点看不到我活着回来。”她盯着我，逼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得问：“怎么了？”“你不在意。大家都在意，就你不在意。我就不跟你说了。”我有些恼火，便说：“好，我不想知道。别打搅我，让我安心看书。”我又打开书，继续看，但我看不进去。我只感到心痛。后来我听说她在山上不小心滑到山下去了，卡在两片岩石中。要不是别人及时抢救，她就会掉下悬崖。听她说她的遇险经过，很多听的人都惊叫起来，她妈大哭起来。她叙述那生死一瞬间的经历时很激动。她说这次经历让她改变了很多。而我却以为她的这场生死经历都是基于“如果”。我从没问她这段经历的细节。那细节她告诉了许多人，就是没告诉我。我一直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遇险是否与我有关。

 

那之后我们很少交谈。我埋头教书和读书。

 

坐在我的房里，我感到孤独难熬。我拿着书，呆看着，看了几个小时一页也没翻。那温润，那柔软，那芳香曾如温泉绕着我，泡着我；好些日子我都赤身裸体浸泡在那温泉中，现在这温泉突然干涸，我裸身于冷风中。我忽然感到恐惧。好像正攀爬着悬崖，我踏脚的岩石突然松动滑落，我手抓的石块也突然滑落，我跌落下去，跌向无底深渊。地球如个巨大光滑的玻璃球，我无处攀附。只有她是我唯一的攀附，只有她不让我堕向那无底深渊。

 

离开她家后第三天，大哥来了。他皱着眉，笑着，“别人从奴隶到将军，你是从将军到奴隶。你问题太多。哪个容得了你？她与众不同，待你那么好，你怎么待她？你现在能给她什么？什么也没有！她指望你将来能成事。要是你现在狗屁都不是时都待她不好，你将来转运了她还指望你待她好？我们做事都要有个想头。现在那么多人追她，你哪头都不如人，她干嘛要死在你这棵树上？她真心待你，你也得好好待她呀。我跟她谈过了。她说她至少会等你一年。她不能就这样算了。她叫我让你去看她。你呀，得改则了！”

 

大哥又让我活过来。她也许没有确定。下午她妹妹来找我，说她姐姐要我过去吃晚饭。

 

当夜我就到她家去了。她的美丽让我心悸。如初夏绽放的荷花，她是如此完美：顶起白衬衫圆鼓鼓的的乳房，那雪白细腻的手臂，天然红润的嘴唇，水灵的大眼睛和黑鼓鼓拖在肩上的辫子。见到我，她笑着说：“欢迎回来.。”我只苦笑一下，无言以对。我感到我们之间已有一堵墙壁。她已有点陌生。

 

吃完饭，她自己回房去了。我感到她房里再没我的位置了。叫我上她家吃饭并不意味着她改变了主意。我感到寒冷。我跟家里的任何人，任何东西已失去联系。我得离开。离开前我去她房里拿我拉下的一本书。她正在打毛衣。我忍不住问：“给谁打的？”“不关你的事。”我感到嘴里塞满沙子。她如冰冷的岩石。她的房间如冰块砌成。我冻在那儿，半天动不了。心里酸痛，双脚无力。“我回去了。”她说：“这晚了，干吗不就睡这里？”

 

我感到很可怜。我呆站着。我该走，可我害怕离开她。我想挨她近点，这样我至少可以听到她，闻到她。我只站在她身边，像个傻子，不知如何是好。

 

她眼盯着毛衣，“跟你大哥谈过了？”

 

“他叫我别住你们家。”

 

“不是那个意思。要是学校不方便，干嘛不住我们家。把你的东西搬回来。”她把针线放下，“就睡这里。我去给你铺床。”

 

我呆呆地跟着她到客房帮她铺床。我不敢去碰那堵墙。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为何一下就突然如此陌生？我们曾如此亲密，我们熟知彼此的身体。这个她是那个我曾抚摸过，拥抱过，同床共被过的她吗？曾如此亲密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冰冷陌生？这冰冷的陌生来自哪里？我如何才能熔化这冰冷的陌生？

我留下来了。这回，我第一次自己打水洗脸洗脚。她房里已没我的位置了。我跟她父母一起在客厅看电视。我心如针扎。我没权利住在她家，我得回去，可我太虚太弱，无法把自己从她身边撕开。我只是陪她父母呆坐着，什么也没看进去。看了一会，我就去睡了。

 

半夜一阵尖利的哭声把我惊醒。那哭声悲痛欲绝，像是个病重临危的小孩难忍病痛的号叫。那哭声好像来自隔壁，一会哭声没有了，过一会，哭声又起。它时远时近，有时像是来自楼上，有时又像是来自天上。这是人痛得要死才有的哭声。我有些害怕。谁在哭？我坐起来。这哭声又低下去，弱小了。我出了房，竖耳听着。好像这哭声来自厨房。我进了厨房。从窗外透进来的微光中，毛巾挂在白墙边，里边没人。哭的人好像知道我找来了，突然不哭了。我站了一会，很静，听不到半点声音。我便又回房躺下。我刚躺下，一声锐利的哭叫突然扬起。这哭声如此尖利悲痛，我忍不住眼泪。天啦，谁在遭受折磨？谁在被切割成片? 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孩子在哭泣？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穿好衣，走到客厅中，想搞清这哭声到底来自哪里。很显然这时这哭声就在这栋楼里。我出了屋。我要去敲门叫孩子父母赶快把孩子送医院，这是临死的号哭。对面家的门关着。我走下楼梯，楼下的房门也关着。在过道里忽然听不到哭声了。我站着不动，听着，一片死寂。我竖起耳朵，想抓住那哭声，搞清它来自哪间房子。站了好一会，没有声音。我听错了？这只是个病孩子正常的哭声？楼下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在探究这哭声来自哪里。我下了楼。刚到一楼，我又听到那哭声。它刺透我的心。肯定有人在割那个孩子。我得帮帮他，救他一命！我得弄醒更多人去跟我一起救这孩子。这时这哭声好象来自街上。也许他们正抱着这孩子赶往医院？我打开院子大门，跑进那个胡同。到了街口，哭声又听不到了。他可能被带往医院去了。

 

街道空空的。昏昏的街灯照在灰灰的路上。街两边的门框和墙壁都糊糊的。要是我跑快点，我可能赶上那哭声，我就可破了这个哭声之谜。我加快脚步，朝城中心走去。到了主街，还是空空的不见行人，更听不到哭声。只有个小贩开了门，正生煤炉，青烟从炉子里冒出来。他拿着个扇子给炉子扇着。我走过去，“你听到小孩哭没有？”他摇头。我掏出一支烟，在煤炉火上点着，“你刚才见人从这里跑过去没有？”他又摇头，“我刚起来。”我只好往回走。那哭的人走远了，我可以回去睡了。

 

我一进屋，那哭声又自天而降！它好像就躲在哪儿等我。我抓着卧房门，站着，听着。这回哭声拖得很长很长。它让我颤抖。我不能不管！我一定要找到谁在哭，一定要帮忙不让人这么受折磨！我刚走到门口，她爸妈的房门开了。他爸穿着短裤出来。见到他我很高兴。他肯定也被哭声惊醒。我忙问：“你知道谁哭这么惨？”他大声说：“你说什么？哪有人哭？”我说：“这哭声好惨。你听，” 尖利的哭声穿透屋顶，穿透窗户，穿透门缝，凄厉尖锐。他父亲却不耐烦地说：“我没听到什么。把门关上！去睡！”我想跟他争，这大的哭声他怎么听不到？可我只说：“你没听到？” 我回房，关上门，坐在床上听着那哭声。它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它让我忍不住眼泪。

 

天刚亮，他们还都没起床我就回学校了。

 

周六晚上我没法看书。我无处可去。我只有鼓起全部勇气去她家。见到她我心里一喜。她正忙着收拾房子。“我的两个朋友要来。”她宣布。她有点激动。我熟悉那种激动。要来的人肯定是追她的。我告诉自己说走吧，别在这儿碍事。我太软弱，我动不了。我想留下来看看是什么人，我要让他们看看我。

 

不一会进来两个穿得很体面的家伙。一个清瘦白净，一个微胖红脸。他们都在政府部门工作，跟我差不多大。那个胖家伙我在他家见过。那回他来看玲，我在房里，他坐了一会就走了。玲后来说他问她他是不是该调回老家。我怀疑她织的毛衣就是给他的。她在哄我。她并没有等我。在这两个家伙面前我是个败将。酸苦在我心中郁积，膨胀，冲撞，我手脚开始发抖。我心里充满恶意。那恶意让我的痛楚变得好受了些。我听到一个声音吼：走！走！做君子不要做小人！随她去！另一个声音却命令我留下来，保护自己的领地，让她难堪难受，告诉他们她是我的，他们只是些想到我菜园里来偷菜的小人！

 

她请他们进她的房后关上房门。我被关在门外，跟他父母一起看电视。恶从心中升起。恼怒，羞辱，我心如刀绞。我竭力控制自己，装出平静。一个声音叫我别进她的房，另外一个声音叫我砸碎她的房门，抓住那两个家伙把他们从阳台上扔下去！不行！我怎能坐视她跟别人神交！不能！

 

我站起来，拿张小凳子，推开她的房门进了她的房。他们都吃惊地看着我。她的眼里满是愤怒。她知道我的意思。我不看她，说：“把茶放这凳上吧。” 她说：“我们不用凳子。” 我把凳子放在他们面前。她只得跟那两个家伙介绍我，“这是我堂兄。”这介绍给我火上加油。我忙冷笑着纠正她，“我叫蔡铮！”他们都有些呆傻，不知说什么好。屋里没我的椅子，我该出去！此刻我是个被她憎恨的入侵者。她只想赶我走。理性点，做个君子。出去！“你们聊吧。要什么叫我。”我揪住自己，出了门。

 

我又回去跟他爸一起坐着看电视。我烦躁憋闷恼怒。坐了一会，我又站起来，拿起一包烟，推开她房门， 对那两个家伙说：“请抽烟。” 她说：“多谢。他们都不抽烟。”我却给他们一人塞一支，“哪有男人不抽烟的。好玩。点上吧。”我给他们点上火。

 

那个胖红脸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她坐在挨他旁边的床沿上。那张椅子是我坐的，她常坐在我旁边的床上，我有时跟她挨着坐在床沿上，有时她过来坐我腿上。如今她床边上没我的位子。我得竖起我的旗帜。我叫那个胖家伙让让，让我挨近她，然后命令她，“往边上坐坐。”　她挪了挪。我一坐下，她就站了起来。她脸色发白。我便跟这两个家伙找话说，把她挡在话题外。那两个家伙只得告诉我他们姓名，工作等等。她站在我身边咬着唇。她不插话，一会这两个家伙就跟我没话讲了。他们起身告辞。我把他们送到门口，说：“慢走，常来玩！”

 

他们一走，她就快步回房。我跟着她，“今晚过得好吧？”我问。我想对她道歉，求她谅解，或为这唐突痞子行为找个借口，开个玩笑，笑我自己。

 

“你以为你是谁？你想让我过不了日子？”

 

“你误解了我。”

 

她恨恨地说：“你表演得太差劲。我在我自己房里待个朋友都不行？真好笑！我想请谁来就请谁来，你管不着。你是我什么人？什么也不是！我说过我要嫁给你了？我说过我是你的女朋友了？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她气恨恨地铁着脸说。

 

我被钉在墙上。我四肢麻木，舌头发直。是啊，她从没说她是我的女朋友，从没说过她要嫁给我。可是，可是……。一股怒火腾起来，我的脑子短路了，我不知所云，只是感到头皮发麻。“你想跟谁跟谁。好，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说的。”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没有指望。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会成。根本不可能。别老缠着我。你要上我家来，欢迎，可没请你你别进我房里来！”她说完去了厕所。

 

我如遭电击。我木了，喉咙里像被她塞了只死老鼠。我什么也没说就出了门。

 

在回校的路上，我痛骂着自己。怎么这么愚蠢！为什么不能像个君子那样落落大方？要是她笑着问我为什么那么胡来，我会自嘲一番，那小人行为的羞耻会冲刷掉不少。可我们都铁面相对。那羞耻就像白布上的黑漆，刨刮不掉。

 

我正下沉，她就像河面漂浮的一只气球，我想抓住她。只要我向她扑去，我弄出的波浪把它推得更远。我去求清平，他说我要是真的想吸住她，就装出对她不在意。我担心那样她眨眼就消失了。我得让她知道没她我活不下去。她是我的氧气，是水。这个世界垮塌在我身上，只有她能给我撑起那一角让我栖身。

 

我回到宿舍，睡不着，看不进书。那个风筝正随风飘离。我得设法让它定住。我坐下来给她写信。原谅我，玲玲。我们打小就相知相识。你该知道，我待你还是一如孩子时候，我不会掩盖我的真情实感，我做那些蠢事都是因为我太爱你……我有说不完的话。写着写着眼泪就涌上来，模糊视线。我揩干眼泪，继续写。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信交给她妹妹带去。然后我想谁掌握着这风筝的线，可以帮我拉回她。她最爱她妈。我得求她妈。

 

上午我没课，我便去找她妈。我先到她家，没人。我便去她妈单位。她妈在菜市边上的食品加工厂上班。菜市上垃圾成堆。在一间臭气熏人的房间我找到她妈。她面前摊一堆皮蛋。见到我，她像临刑的犯人。我说我想跟她说点事。“什么大事？不能在这里说？”好像我要谋害她，她满眼忧愁恐惧。我说，到外面说吧。她苦着脸跟我出来。我带她到她同事看不到的地方站住。她蹲下，给自己点了根烟。我也蹲下。看着她的眼，我忽然感到求她是与虎谋皮。但求求又有什么害处？

 

她吸了口烟，做好准备牺牲的样子，“有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我和玲的事？”

 

她半天没吭声，好像很迷惑。她妈不识字，但精明得有名。好半天她才说：“什么事？”

 

“你真不知道？”

 

“你是她哥。我是你婶娘。还有什么？”

 

她装糊涂。该跟她挑明。“我们从没当兄妹。我们从来就是那种男女朋友关系。”

 

她装做大吃一惊的样子，惊叫起来，“这怎么能行？我一直把你当亲人看，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女儿？这不对！不对！”她痛苦地摇头责备我，“你怎么能这样? 这要说出去我哪有脸见人？快别说别想!”

 

她摇手阻止我说下去，可我得让她知道，“我们一直就那样。我要跟她结婚。我想求你劝劝她。”

 

她打断我，像是极端痛苦，“不行！不行！那绝对不行。这犯大忌。我们待你就像儿子，你怎么这么待我们？连想都别想，你叫我把脸往哪儿搁？……”

 

“你不会帮忙劝她？”

 

“不！不行。这犯天忌！我哪有脸见人啦。天啦！”她痛苦地自言自语着。我不再多说，站起来走开，丢下她在那儿自言自语。

 

那风筝还在那儿吗？谁还能帮我扯一把，不让它越飘越远？她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我在她家见过一次。她跟清平的高中同学订婚了。她的工作单位就在清平学校附近。为什么不找她去帮忙说说？

 

我便忙跑去她单位，她那天却没上班，没人知道她家地址。我便去清平家问她男朋友的地址。清平说她男朋友在税务上班。税务局在城西。我便又穿过县城去税务。很幸运，我找到了他，说明目的。他说他要是不上班倒愿意跟我一道去见他未婚妻。他说玲玲肯定会听她劝。他给了我他女朋友惠敏家的地址。

 

我又穿过县城赶往城东。她家在城关最东头的村子里。我找到那村子。村舍就像迷宫，专为游击战设计。门牌号一下从500蹦到1678。挨1678的是13，13后边是301。走进一个胡同是死的，折回来，走进另一个胡同也没有出路。就像在噩梦中行走，怎么也找不到那女孩家的门牌号。

 

天快黑时我终于在一个巷子尽头找到了那女孩的家。见到她我一阵惊喜。当她把我介绍给她妈说我是玲玲的男朋友时我心里有点欣喜。她说玲玲两天前还来看过她。她还问她为什么不把我带来，玲说她不知我跑哪儿去了。我们说话，惠敏妈忙去弄吃的。我这才突然感到饿和渴，我忽然想到我一天东奔西跑，没吃没喝。我还是挡住她妈，不让她做吃的。惠敏便给我打了一杯糖水。我一气喝完，说想跟她单独谈谈。她便把我带进她房里。

 

我说玲玲想跟我分手。她说：“玲玲不是那样多变的女孩。我了解她。她有什么事都跟我说。你回来她高兴坏了。她哪会那样？是她想考验你吧？别担心。我会尽力帮你。可关键还在你。”她答应当夜就去看玲玲，明天就让我知道她们谈的结果。

 

忙累了一天，我终于得到一点安慰。

 

第二天傍晚我去见惠敏。她说她跟玲玲谈过了。玲玲不让她说太多，说她想边走边看。“你别就这么把她放下。你有时间就直接去找她。谁也替代不了你。”

 

看来风筝还悬在那儿，没有飘走。是啊，我得自信。我得亲自去跟她谈。我自己得找到风筝的线，抓在手里。

 

下个星期六晚上我又上她家去。见到她我一阵惊喜。我进了她的房。她把门关上，问：“你找了我妈？”我点头。她冷笑起来，“她怎么跟你说的？”“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是我不同意。可实际只有我一个人向着你。你只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想把事情弄得更好？ 我仿佛看到她穿过那堵墙，走到我这边来了。我忍不住上前去抱住她。一阵紧密拥抱会消除多少误会！可她没动。她像冰雪中的石头。“放开我。”她轻轻拨开我的手，“从今以后你是我哥。待我就像个哥哥。”她退到墙边。“你说什么？”“我说话算话。我们再不能那样。你从我父母的态度看出变化没有？”“没有。”她冷笑起来，“那我跟你说白了吧。你要像个哥哥就来我家，不然，就别来。我们没那层关系，我们也不会有那层关系。你还要我怎么说? 你还不明白？我要见别的人。爸妈在给我施压。我也该结婚搬出去了。这不是我的房子。对不起，我现在就得出去跟人约会。”她站起来，出去了。

 

我又被晾在那儿。再也没人想留我。她正赶去别的男人那儿。她将把给过我的拥抱和亲吻给人。我得走。

 

我没人道别，出了她的家。愤怒如烟升起。它源源不断地喷出来，积聚。我回到宿舍。我看着桌上镜框中她的照片。那是个黑白照，她有如蒙罗丽莎。她笑得甜美，双眼流光。那时她还只十六岁。那股黑烟涛涛涌出，满屋都是。我把她的照片都拿出来，一张张地撕。我把她的头从肩膀上撕掉，把她的脸一撕两半，把她的身子全撕成片片。我把她多年来写给我的信全撕碎，撕成片片，撕成点点。撕着她的照片和信，我感到一股痛楚的释放。撕完这些，我心里还是绞痛难忍。那黑烟还源源不断涌出来。我便坐下来给她写信：“跟你分手让我解脱了。你是个愚蠢无知却有副天使脸面的小女人。谢谢你这些日子给我的服务……”

 

写着这些时我忽然会有片刻清醒。我怎么能给她写这样恶毒的信？她是我敏感多情，可怜无助的小宝贝。她跟我一样茫然无措。她得在这小县城她的圈子里站住脚，昂起头。找一个好丈夫攸关她整个人生的成败。我该跟她分担这重压。我该温柔待她。我怎能再对她持刀猛刺以求一时之快？但愤怒的浪头淹没了我。不说那些恶毒的话我活不下去。我设法找最恶毒最能刺伤她的话说。最后，我叫她把我的照片和信马上全部退还给我。我把我的信和她照片的碎片装到一个纸袋里。下晚自习时我找到她妹妹，叫她带给她。

 

第二天她没回应。三天后我又开始想她。那想念越来越强烈，看看她的照片都会给我安慰，哪怕半边她的照片也好啊。我在地上找着照片碎片。在桌子脚下我找到了指头大一片她的照片碎片。这让我欣喜万分。我看不出到底是她身体哪个部位。我忍不住抚摸着这碎片，亲着这碎片。我开始咒骂自己的愚蠢疯狂。我又马上坐下来给她写信，求她原谅，求她让我们从头开始。“……我太想你了，让我们就像小时候那样从头开始，我做那些疯狂的事全是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求你原谅，求你再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第二天我又把信叫她妹妹带去。我焦急地等着她的回信。只要是她的东西，哪怕一点点也会让我欣喜。一天过去了，她没有来信。夜里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仍然没回应。当夜我又给她写信，求她原谅我。我要就这样每天写下去。我的信迟早会融化她冰凝的心。

 

三天后她妹妹给我带来一个封好的大信袋。信袋上没一个字。我焦急地打开信封。我的心凝固了，里头都是我写给她求她原谅的信，她一封也没打开。我拿起信细看着，希望她偷偷打开看过再封上，可没有。她根本没动这些信。信封里还有我从大学和部队寄给她的照片和信。在一大堆信和照片中，我想寻找一点点她的痕迹，没有，没有半点她的痕迹。

 

我开始发笑，我错了。我得再低头求她。她知道我为她发疯。她在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她知道这样最能伤我。我呢，只笑笑，再慢慢来劝她读我写的信。我便又坐下来给她写信。

 

信给她妹妹的第二天，她妹妹给我带回我的信，没有开封。

 

不放弃，做我所能做的，把别的留给上帝。我所能做的就是给她写信。我天天夜里给她写信，每天都换不同的信封。

 

可我所有的信很快就原封未动地退了回来。

 

那风筝已转过山角，消失了。

 

我仍然渴望看到她，又怕看到她。学期结束了，我想在县城呆下来，便决定在县文化馆办一个英语短训班。我写了很多广告，四处张贴。我去她工厂前的车站贴广告。我暗中希望看到她，也窃窃地希望她能看到我的广告，知道我在忙些什么。那是下午五点。上班的人都等在厂门口等班车。我贴完广告，也等着上班车。

 

车子来了，她也来了！穿着蓝色的短袖衫和蓝色的牛仔裤，她在人群中闪亮。见到她我浑身发抖，呼吸困难。我慌忙从前门上了车。我不知她是否看到我，也不知她是否上了车。我抖得厉害，站不直，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也不敢往车后看。要是她挤过来跟我打招呼，我肯定会说不出话来。我紧张让我要昏倒，我受不了，只想快快逃离，别让她看到我，别让她过来跟我打招呼。车子刚进城第一站我就慌忙挤了下来。车子得开老远才能到她家附近的车站。

 

第二天他妹妹来我房里，说：“我爸妈很害怕，说你跟梢姐姐。他们叫你别那样。”我心痛如刀戳。她对我太不了解了。我只平静地跟她妹妹说：“我昨天碰巧碰上她。“

 

我老期盼着有一天她会斜倚在我门口，调皮地笑望着我，一如从前。“你好哇。我能进来吗？”不等我回答，她就说：“考验结束了，过来！”她张开她的双臂，招呼我上前拥抱她。

 

直到培训班结束，直到我打好行李准备回家，她也没来到我门口。

 

 

 

 

 

十二. 生活

 

学期结束了。校方没说还聘不聘我。我办完培训班，把所有东西装到一个大蛇皮袋里，决定第二天一早没人时离开。干了些时却不被续聘不是什么光彩de 事。他们可能对我的表现不太满意。我尽了力。教三个班两百多学生让他们的平均分高涨不容易。学校很在乎年终学生考分。学生有很大长进，但并不如我期望的那么大。

 

名望叫我打包后那天夜里到他那儿去睡。我担心他没蚊帐。他在棉纺厂上班的女朋友要他跟她结婚，他不干，嫌她太矮，他又老要她出来去他那儿睡。他们老打架。那个蚊帐便成了战争牺牲品。那蚊帐是他最重要的资产。他用报纸糊上破洞，糊了又糊，最后那蚊帐成了个纸糊的小单间，密不透风。他只得把它下了当废品卖，卖了一角钱。他用那一角钱买了几两米，熬了稀饭，喝到他的气鼓肚子里去了。

 

他说他有灭蚊灵。夜里一烧那玩意，蚊子就都跑了，他可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从小同床共被。没蚊帐他能对付，我也不会有问题。

 

我老搞不清这些年他怎么活了下来。更让我不解的是，他还有劲去他女朋友的楼下喊叫，喊得他女朋友想不理他也只得下楼跟他走。他可算得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两年来厂里无活可干,除了六四时政府为了团结工人给他们发了两个月工资外两年里他从没领过工资。那两个月厂里开工了，六四一过，厂子又停工了。厂里出的东西没人买，厂里便把那些东西发给工人当工资。

 

下午我收拾好东西就去他那儿。他把麻袋里的最后几粒米倒进一个大沙罐里熬粥。那个大沙罐是唯一的炊具。

 

一会稀饭熬好，我们便开始喝稀饭。他敲着沙罐， “她还真算好的，没把我这个沙罐打了。她想打，我拉住她，说：苕！打破我的脑壳可以，别打沙罐！” 他笑得开心，露出一口白牙，脸上还有两个酒窝。他那些让我心酸的故事于他好像全是乐子。看他哈哈大笑的开心样子，我也忍不住跟着发笑。

 

他很强健，他从不怀疑他将来能成大气。如今他还相信他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作家（不是“之一”）。它日夜写作，可他写的东西我实在好意思恭维。在高中他是学习最用功的一个，指望进北京大学，可预选就把他刷了下来，连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我难以想象他如何承受那打击（我多半会疯掉）。他夸口说他二十五岁时就会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要是不成他就不活了。他如今二十八了，在小县里都无人知晓。他说他还只相当于十岁。有百岁之童，三岁之翁，他是那百岁之童，因此他的年纪不能按出生年月算。他为他能消化沙子而自豪。他几乎从未生病，他从未头痛过—哪怕他不眨眼一气学习二十四小时。他想什么都干得出人头地。他吹口琴，学演讲，参加自学考试。他参加县里的演讲比赛，初选就把他刷了下来。他参加大学自学考试，每次他以为准备好了，结果却总是让他失望，他从未考过四十分。他要么说那是因为上考场前他没吃饱，或是因为跟女朋友打过架。我想跟他认真谈谈他的计划，可他不断的爽朗大笑让我无法与他严肃交谈。

 

他为自己作为一个临时工能在厂里弄到一间房子得意，尽管房子很窄小，只能放一张床，一张椅子和一个小箱子。小节煤炉放在门外。那个小箱子也当饭桌。箱子里装的全是世界名著。那里的世界名著多是从一个图书馆偷来的。过去五年中那里的书没见增多。

 

喝完稀饭，我们在厂子周围散了一圈步，然后回来看书，看了一会就上床睡觉。他点着那灭蚊灵。一会他就睡死了，我却无法入睡。蚊子在搞大合唱。那灭蚊灵没消灭蚊子却要我的命。那气味太冲，让我无法呼吸。蚊子叮在我腿上，叮在我脸上，叮在我手上。我用床单把自己蒙起来，可蚊子透过被单叮过来。我把头包起来，只留鼻孔喘气，它们钻进鼻孔，让我喷嚏得弹起来。房门关上了以防蚊子流进来，屋里窒闷。我汗出如浆，不一会我的衬衣湿透了，浑身刺痒。我只得起床出屋。

 

外面凉快许多。门外不远的厕所旁有个水龙头。我把水龙头打开，往头上浇水，冲净粘乎乎的汗。我的短裤湿了。我又回房，房里已塞满蚊子。我打开灯。名望四肢伸开让蚊子享用。黑粗的蚊子排在他腿上。我打醒他，“你身上巴满了蚊子！”他眼都没睁，“哪有蚊子？灭蚊灵点着在。”灭蚊灵的青烟和蚊子搅成一股。那蚊烟越来越浓，让我头昏。好些大黑如苍蝇的蚊子巴在名望肚子上。我忍不住拍死它们。“蚊子在叮你！”“睡吧，过一会它们就都死了。”他嘟哝着说。他简直就是个英雄，能如牛马一样消受蚊子。我父亲被日本人抓去修碉堡诗练出了那身功夫。日本人天一亮就让他们干，直干到天黑。夜里把他们全锁在一个只有铁栏杆的屋里。所有人都没盖的。蚊子从四面八方赶来享用他们。首先他们睡不着，后来谁都不在乎蚊子了。从那以后，父亲夏天就常能不要蚊帐睡觉。我不明白名望，怎么他也练就了这身功夫。

 

我走出屋。蚊子占据了这个世界。我不能站着，我得不断走动。我只好走出厂子，往有光亮的街上走去。

 

街道上很安静。偶尔跑过一辆卡车，卷起灰浪。我慢慢走着，盯着自己的影子。我就要离开这县城，离开玲玲。她再也见不着我了。她可跟别的男人携手走在这街上，不会担心遇上我的尴尬。这时，她睡得正熟。她的脸白里透红，她的嘴唇鲜嫩。这个城市是她的。我只配窝到我出生的小村里。我会想她。只要我呆在这里，总有希望她会出现在我门口。她知道我在哪儿。她知道我在那房里等她。从她家走半个小时就到了我房里。她会带来她的笑。见她来到我房里，我会忍不住流泪，她也会陪我流泪。我们相拥流泪，什么也不用解释。而今，我却要离开了，离开那曾经给我许多希望的位置……

 

在城边河的上游有一座新建的桥。那桥高高在上，那上头必然风大凉快。蚊子在那上头应该没法呆。我便走到那桥上，躺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很凉快，也没有蚊子。我四肢伸开躺下，舒服极了。但舒服不长。卡车一过，桥就颤抖得厉害，灰尘腾起，让人不敢喘气。水泥地的冰冷升起来，钻入背脊，步步深入。蚊子也找到我，全跟了过来，如烟似雾绕着我。它们叮在我臂上，脸色，脖子上，我双手不停拍打。跟它们斗了一会，我只得认输。

 

我回到街道上。困得不行。袋里有点钱，我便想到个旅馆去睡一晚。去了一个旅馆，他们不给开房。我没带证件。在街上晃了晃，我只得回到桥上，坐在人行道上，等着天亮。

 

我这么回去，如何安慰父亲？女孩不要；学校也不要……他又会大受打击。我不能回家去。可我没地可去。

 

快六点，我回到学校，扛着我那大袋子去赶汽车，本来约好名望六点来帮我的，可他未见人影。我只得运气把它扛到背上。那袋子就像一座山，压得我背都要断。它像刀子切进肉里，痛得我咬牙切齿，心里发炸。我实在是受不了，又不能放下。一放下，我怕就再也弄不到肩上了。坚持扛下去就会痛死了？不会。那就让它切进肉里，切进骨头里。不会压死！我咬牙坚持。终于到了车站。把包弄上车，我浑身透湿，双腿打颤。坐到车上，我又困又渴。

 

到了小镇上，我把袋子丢在车站边的小卖部里，等着叫二哥来用车子推回去，然后回家。父亲见了我就问：“教书好吧。他们喜欢你教书？好好教。他们肯定会给你转正。叫玲玲跟你成个家。该成家了。在县里跟玲玲安个家该有多好！”他的话只让我更心痛，我不知如何回复。

 

中饭时大哥光着膀子来了。他问：“他们下学期不请你了？”

 

我说：“可能吧。就是他们要请我，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你搞丢了女朋友，搞丢了工作。算了，我也不怪你。女人都鼠目寸光。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要用全部时间准备考研。

 

他说：“一个月七十块钱没什么干头。要是他们能给你转正，在县里能跟玲结婚，教教还好。全力以赴考研是上策。”

 

他问都没问我考研成败的可能性就如此坚定地支持，让我大吃一惊。但我很高兴。我对二哥说：“你得帮我一下，只有半年时间。每分钟都很关键。就别指望我帮你干活了。

 

二哥忙说：“地里的活哪要你管。家里什么都没有，饭有你吃的。你想呆在哪间房里就呆在哪间房里，你要在家学十年就学十年，这都没问题。你得跟娘搞好关系。”

 

我说这没问题。大哥说：“我同意。弟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对二哥说：“这就全要你支持了。”二哥说没问题。大哥对我说：“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像高考前那样用心学习，别的什么都别管。”

 

他们对我的计划充满热情。这让我有点害怕：要是我没考上，怎么面对他们？考研是很玄的事啊。我报考的专业只招一个，我得考第一才行。多少人都指望考研来解救自己，多少人在抢那个位置。我会那么幸运地考第一吗？

 

大哥对着父亲的耳朵吼了我们的计划。父亲痛苦地摇头，“你多傻！你哪比得过刚出学的学生？丢了这么多年！你多傻！”我吼着叫他别担心，说我清楚。“我怎么不担心？别人在你这么大孩子都到处跑了！你还在做梦。我怎么不担心！”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准备考研的理由很复杂，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叫我如何说服他？这要细说，他又聋。我没法跟他吼。

 

我搞到二十来本主课书。得全读通记住。我做了个计划，然后坐下来实施。

 

我很高兴娘对我特别和善。从小娘就打我，我打小怕她恨她。她炒菜我烧火，一会她吼，“火太大！”冲过来就在我头上打几下，打得我流泪。我只得把火拨小点。一会她又吼“火细了！”又冲过来在我脸上抽几巴掌。我只得塞更多的稻草。一会她又跑过来看着灶里，“你这个死出痘的！把柴都塞进去了！”然后她咆哮着抓起我的耳朵扯得我忍不住要叫。我不敢大声哭，那样她会更用力打我。我常处在极度恐怖中，老怕跟她做事。为护我，父亲跟她打过无数次。上高中时有回我回家拿菜，我要早些吃完去上学，便提前盛了稀饭晾着准备吃了再走。她不让我先吃，扑过来一口痰吐在我碗里。那时她已打不过我了。我气得哭了，找得饿着肚子回学校。高中以后，我都只在家短住，有时也跟她吵，她常砸碗摔盆，狂吼乱叫。如今她六十多了，不那么火爆。她说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个命，花了她三块钱。算命先生按人命好坏收钱，那是村里收得最高的。算命的说我去年遇了大劫，有贵人搭救；今年我还有难。我得想法让今年好好过去，明年就转运了。她叫我别着急，叫我记住算命先生说的。

 

一天我正在闷热的屋里坐着看书，大哥进来。我们聊了一会，他忽然一脸笑，问我：“你信不信看相算命的？”我说我不信。他说：“你以为你读的书多，不信这些！可好多人都信。毛主席叫破四旧，他自己都迷信。你看他的警卫部队番号八8341。那是个老道士给的号。你把这几个数字相加结尾是六，把这几个数字相乘结尾也是六。前面两个数相减，加上后面两个数相减的得数是八。这个数字保证老毛一生平安无事： 他活了八十三岁；在位四十一年， 他35年到76年在位。我原来也不信，现在不得不信。”

 

我只摇头。他脸上的笑却还不退，“你想不想听风水先生是怎么说我家祖坟的？”

 

我不想听。可他不说完不会离开。我只得问：“说什么？”

 

他按捺不住得意，“他说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会有人给祖上争光。”他笑得脸上开了花。显然，这一代就是我，下一代就是他那儿子。看他笑得那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他说：“我晓得你不信。我找了远近有名的三个风水先生，他们说的都一样。有一个还跟我说：蔡老师，我跟你说，你别跟人说，说了人家会骂我。我远近看了好几年，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他说，你看，这三座山相连，你祖父的坟就在这中间山的中线上，在根上，对着北边，一望下去，无遮无拦。书上说呀，这是宝地。你不管找哪个看，他们都会这样说。”

 

他那一脸偷偷得意的笑让我乐了。我问：“你给了他们多少钱!”

 

他突然收住笑，一脸严肃，“你以为哪。怪就怪在这里：没有一个要钱，说这是规矩。看到好地，他们都不收钱，只说要应验了，给他们一瓶好酒。”

 

我说：“他们至少会得一瓶好酒。”

 

我嘲笑的口气并没影响他的兴致。他压抑着欢喜：“我只跟弟兄们说说。跟人家说人家会嫉妒。看风水的也嘱咐不要张扬。”

 

祖父的安葬是由姑父一手操办的。姑父在汉口做生意，有些土学问。他多半请高人相过地。我不信这些，但我也不愿去破除这于我有利的迷信。我甚至感激这些算命看风水的。他们帮家人应对这毁灭性打击，给他们希望。多少年来，他们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供我一人上高中，设法让我入伍。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大学毕业我拒绝分配，跑回来种田；这回是被部队赶回来。对可怜绝望的人没有什么比希望更为重要。这回我又要从头开始，要考研，大哥说一个研究生就是个副县级。他又看到了希望。

 

要是我考不过怎么办？

 

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让大哥二哥母亲都无条件地支持我的考研计划。父亲却讨厌所有算命看相看风水的，说那全是骗人害人的。他的爱妻生孩子生死了，他怪那些道士。她难产了，他老娘却请来道士在屋里敲锣打鼓求鬼求神。那些道士没赶走鬼，却吓掉了她的魂。她年轻怕羞，吓得更生不出。她就是被那些道士害死的。听说算命的说我要转运，他苦着脸说：“信这些鬼话，多傻啊。解放时这一带最有名的王先生说：‘要是我能算命，能改人的命，我还拄根棍子东跑西颠的瞎忙？’他们就是为了弄口饭吃骗人。只有苕人才花钱去听那些鬼话！”我想跟他说有时听听鬼话也很好。受骗得心里快活和明白得心里痛苦，还是受骗的好。他却拒绝受骗。这让我替他痛苦。

 

我只好不顾他而设法全心学习。我住在西边房里。上房是牛房。牛拉屎砸在地上噼啪作响，它踢打着地面，大声喷气，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屎尿的臭气越过墙壁让这房里也有一股骚臭。夜里，房里又热又闷又臭，让我胸闷；蚊子嗡嗡如雷鸣，那巨大声势让我恐惧。房里有个小电扇， 电扇也发出让人不安的声音。蚊帐很新，可每天早上起来，我手上腿上都被咬得满是红点。每夜卧都无法安眠。

 

好在白天门前的竹园给我带来些安慰。那绿色的竹子长满门前到塘边的空地，我在竹丛中开了一条弯曲的小路，让它直通园子正中，在园子正中靠塘的地方，我弄出一小块白地。树影竹影如伞盖着这块地。我端张椅子放在塘边，靠在树上。凉风掠过水面拂来，即使是最闷热的中午，这里也凉爽无比。秧鸡在塘边杂树间不时发出鸣叫。在竹园外的塘边有个石头台阶，大家在那儿洗衣洗菜。他们看不到我。妇女们在那石头上捶打衣服，捶打的回声从对面山上传过来。捶完衣，她们便在开始拧。黑水从衣服上滴溜下来，流过石头，流到塘里。塘水浑浊。猪屎牛屎狗屎都流聚在这塘里。人们怎么能在这水里洗菜？

 

塘对面田里的农药臭也不断飘过来，村子周围的粪池粪堆的臭气也不时飘过来。有时水塘里扑下几只水牛，水牛在水里翻江倒海，大声喷气。这臭气，这声音都让我无法看书。我坐在这里，时时感到绝望。这就是我梦想的田园生活？我小时候塘边布满青蛙，夜里蛙声高歌，现在见不到一只青蛙；小时候门前塘边树枝上热天里巴满乌龟，现在哪儿也见不到乌龟；小时四处翩翩飞舞着唧唧叫唤的燕子，现在见不到一只燕子。在过去的十年间，这些东西全叫农民们灭绝了。好在杂树杂草还在生长。但远近没有一棵大树。

 

有时，二哥就在竹园外的猪栏边干活。他的光背在阳光中发亮。他把猪栏中的黑土挖出来，铲到粪车上。铲子上下挥动。一会车子满了，他推起车子往田里走去。车轮发出悲哀细弱的尖叫。那尖叫声渐渐小了，一会又大了。父亲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阳光落在他脚前的黄土上。他缩起身子，好像还很冷。我拿着书，看不下去。悲哀时时汹涌而来，淹没了我。二哥错过了结婚成家的最好时机。在我们这里，过了二十五就算老光棍了。我曾经发誓要帮他，可我如何帮他挽回他失去的黄金岁月？父亲又病了。我们弟兄三都人高马大的，却都不能帮父亲解除病痛。带他去看医生，给他买些药，费不了几个钱，可我们都没钱。他只得撑着，忍着。我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病痛的折磨。大哥多年来没得一分钱工资。他还继续教着，指望着转正。二哥天天在地里忙活，种的东西多半都卖不出去，还要交杂七杂八的税。我教了这几个月书，一分钱也没剩。我们弟兄三都是穷光蛋。悲哀让我无法安坐。我便丢下书，走过去，静静坐在父亲身边。父亲只叹气，说我傻，说我只是在哄大哥二哥俩个傻瓜。说现在关键是要去求上面，求他们原谅我，给我个工作。我没法跟他解释，只听他说。他忧伤恨恨的语气让我腹中搅痛。我没力气去吼叫着向他解释说没有个仁慈的“上面”能帮我，我只有靠自己。我坐不下去，便去帮二哥铲土。二哥让我铲几下就催我回去看书。我说让我多铲一会，这也是休息。二哥却不让我干。他认定我的任务是看书，干活是他的事。这让我感动，又让我害怕：我要是考不上怎么面对他？

 

许多时候，拿着书，我一个字也看不进。我脑子发胀。每天我只能看几页书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再看就像往脑子里塞沙石。我脑子里塞满沙石，里头全堵了，胀痛得要裂要炸。我需要好好休息，可我一睡就做恶梦。有时在梦里我知道那是恶梦，我想挣扎着醒来，可很难挣扎着醒来。有时我简直就害怕睡觉，只想醒着。我的学习计划根本没法进行。一个星期都没完成一天的学习计划。这样下去我不可能考上！

 

我感到有个石头绑在我身上。它让我无法上浮，它把我拉向海底。我挣扎着上浮，它却越来越重。我没力气挣扎了。我绝望了。我直向海底沉下去，沉下去。这样下去我完了。

 

就在这时，钟波托人带信说河滨中学要我继续代课，工钱不变。我一下兴奋起来。教书钱不多，费我白天大部分时间，但教书不用脑子。它让我没时间胡思乱想，让我没空焦虑不安。要是考不上我还有个退路。大哥却叫我别去，就在家全力准备考试。父亲却兴奋起来，说他们肯定是想把我转正，说回去求玲玲跟你成个家 。你和她在城里有个家，垸里人在县城就有个落脚处。

 

我马上回到学校。还是我那间房，房里已有了一个人。他占了里间一半。

 

好几个月我没有见玲玲了。也许，她也有些想我？她说她等我一年。她还等着我吗？不管怎么着，我得让她知道我在等她。

 

九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叫同房跟我一道去她家。玲的妹妹在他班上，他是班主任。去她家的理由是班主任家访，我是给他带路。同房说，“我就想看看你心上人长什么样。听说她好漂亮。”我说，“我只是陪你，我跟她没关系。”

 

一路上我就想见了她我跟她说些什么？我该装作满不在乎，还是该让她知道没她的日子我过得很惨？或者我该时时大笑，让她知道没有她我过得很开心？其实我害怕见她。到了她家门口，我想折回去。可我们还是走到她家。我站在她家门口，不敢敲门。“这是她家？”同房问。我只站着。干嘛要去见她？没必要，没理由。做个男子汉大丈夫。找她只是告诉她我还在那泥潭中挣扎，她会更瞧不起我。我犹豫着。就在我犹豫时，门开了，我吓了一跳。她出来了，穿件黑外套，胸部凸起，领口露出雪白的一大片。她的美丽炸得我头昏。我只想钻到哪儿躲起来，可太晚了。她后面跟着个人。她好象没看到我，站在门口，等着那人出来。我们靠墙站着，给他们让路。跟在她后面的男人就是那个上次在她房里坐在我位置上的。他也好像没看见我们。他把手扶在她腰上，走下楼去。

 

我被炸昏了。我睁着眼，只有黑暗，所有灯都熄灭了。我感到浑身发软，站不住，只得靠着墙。

 

“就是她？”同房问。“我们还进去吗？”

 

不。她家已空了。不用进去了。我靠墙站了好一会，终于点头。同房便敲她家的门。

 

我进去了，介绍了我的同房。然后象个木头样坐着。心里咬痛，刺痛，灼痛。她看都不看我。我隐形了。我干嘛还到这里来撞头？为什么要来啊？

 

我只呆呆坐着。坐了一会，同房带我出来。一出门，同房就大叫起来，“你简直就像在梦游！丢了魂样！她老娘给你倒茶你差点打了杯子。男子汉大丈夫，成千上万的美女等着你，何必这样！”

 

我只默默走着。她已属他人。在我不在的日子，她把自己交给了别人。不能怪谁。每个人都得抓紧时间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不可能给她她要的。我早该知道这个现实。是时候了，别再幻想有朝一日她会回心转意。是时候了，该挖个坑埋掉她了。

 

回去后我就上床睡了，一页书也没看。

 

 

 

十三. 父亲

 

 

秋季学期结束后我，清平，还有他同校的国栋一起去省府参加研究生考试。第一场考试出来，我发现我忘了按要求装填一份手稿。 那失误让我焦虑得夜里无法入睡。第二天我感觉极差，简直不想再考下去了。最后一场考试考完，我精疲力竭，头晕眼花，像要死了。

 

考完最后一门后我们坐车回县城。平生第一次我晕车。我头痛得要炸，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我不能坐，只得站着。一年的准备就这样报废了，得再准备一年。压力这么大，我还能挺住吗？为了准备考试，肯定耽误了教书。学校恨本校正式老师考研。我一个代课老师考研，他们容得下？玲玲就要跟人结婚，我只有干看着，我无处可逃。父亲病得要死，我也没法救他。要是再考一年又考砸了呢？

 

头痛，恶心，呕吐，绝望让我感到生不如死。

 

汽车在弯弯曲曲上上下的土路上颠簸着。颠了六个小时才到县城。县城街道上昏昏的街灯都亮了。下了车，清平说，“我们占卜一下吧。我有个硬币。看你选国徽还是选麦蕙。许个愿，丢一下，看显的是国徽还是麦蕙。哪回我想知道些什么，这么一卜，十回十准，那才巧。”

 

国栋说：“我知道我没戏。我先丢。麦蕙上。”他接过硬币，往上一丢。叮的一声，硬币落在地上。他们两个人都哈了腰去看。看完，清平没吱声。国栋说：“我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不在乎。”

 

轮到清平。他接过硬币，给它哈哈气，大声宣布，“国徽上。走！”他把硬币往地上砸去。硬币跳上跳下，转了几个圈，躺下了。他哈下腰去看，然后伸直腰大叫，“半点不差！我没戏。明年吧。”他捡起硬币，塞给我，“该你了。”

 

我根本不信这个，又害怕这硬币核实我害怕的结局。有点希望总是好的。考前清平就老丢，丢的结果老是没戏。他老叫我试，我不敢。这时我还是不敢试。

 

“试试嘛。我们都是跟你陪考的。我们都知道只你一人能上。”清平说。我说，“我知道就我上不了。我也不信这个。”“试试嘛！”国栋也催。

 

我抵挡不住这诱惑。我接过硬币，大声宣布，“国徽上！”我把硬币高高抛起。丁！白色的硬币砸在水泥路上，然后沿着路面朝前滚。他们两人都跟着硬币跑。那硬币滚了几十米才终于停在路边。他们两个都哈了腰去看。

 

“过了！看哪。国徽！”清平大叫起来。我害怕看那结果，拉在后面。他们叫我走近亲自看看。我走过去。那硬币歪靠在路边，几乎是竖着的，国徽朝外。我说：“这不算。不是朝上，是站着的。”清平说：“我们的都不那样，就你的那样。当然算！国徽露出来了哇。你该放心了。打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只你一人能上！”

 

奇怪，我真有点高兴。可我为他们不安，“干吗不再试试？”清平说他试了一百回，结果都一样。我劝他别把这当回事。

 

我跟清平上他家去吃晚饭。清平一推门就高声宣布：“蔡铮考上了！”他父亲忙说：“恭喜恭喜！我算过你的八字，是这样说的。你要转运，我早知道了。”清平爱人也大叫着说：“恭喜恭喜！”我忍不住要笑，只得澄清。他们不管这些，只一个劲地向我道贺。他老娘给我们下了面。尽管我还恶心，我却能吃下些热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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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回家。小镇上春节气氛很浓。到处都见红纸红灯。过去五年我都没在家过春节。这种气氛使我想起小时过春节时闻到炸丸子的香气和穿上新棉衣的的那种兴奋。

 

回到家我先去父亲房里。父亲躺在床上。我坐在床前，抓住他的手。他手冰凉。一见我，他脸上有了一点笑。那笑让我心里发颤。他用细弱沙哑的声音问我考得怎么样。我不能为了安慰他而骗他，只得摇头。我想大笑，用笑驱赶满屋阴冷的悲哀。可我装不出来。悲哀淹没了我。我不能把头伸出那悲哀。

 

他说：“你早该晓得那不是正路。你怎么能跟刚出学的比呢？正路是找教育局的领导，说我喜欢教书，求他们给你转正。叫玲跟你结婚。唉，一想起两个老大了还是光棍我就睡不着。”我叫他别为我们担心，安心养病。“我不担心？我是土埋到颈的人。你们还要成家立业啊。我死了闭不了眼啦。”

 

他开始叹气。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他口里发苦，头晕，眼看不清。我摸摸他的脸，很烫，我摸摸他的脚，他的脚肿得像里头装满了水。“医生来过没有？”他说来也没用。我问他有没有药，他说药都不管用，只打针最有效。他指望着他自己好。我问二哥上哪儿去了。他摇头。我很恼火。大哥二哥怎能看着父亲病成这样管都不管呢？连个医生都不请？他们就想他早点死？我把父亲抱着坐起来，然后去找大哥二哥。

 

在大哥家里我找到二哥。大哥屋里很多人，他们正在做年糕。大哥二哥见了我都一脸笑。 大哥问：“考得还好？”我冷冷地说：“没指望。”他笑着说：“你怎么知道？高考完了你也说没指望。算命的说了，你要转运了。……”我打断他，生气地问：“你怎么能让爷躺在那儿不管？连个医生都不请？连点药都不给他拿？”大哥脸上的笑一下僵在脸上。我转向二哥，几乎对他吼起来，“你怎么能这样待他？”二哥低了头不吭声。大哥冷冷地说：“我们能怎么样？他七十了。医生请都不来。我们求了又求他才来。要不他早死了。我们就想让他活着等你回来。我们尽了力。你回来了，你该照顾他。说我们容易。你要不瞎掰，当了军官，他保证一高兴什么病都没有，有病，你也有钱给他看。他最爱你，你为什么不负责管他？老二都尽了力。这么些年，他有点钱就花在父亲身上，到现在还是光棍。都指望着你。你呢，像个花花公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北京的事我就不说了。你回来就知道找女孩，不给家里钱还从老二这儿拿钱。我们能怎么样？我教书这么些年，没拿到一分钱，我欠了一屁股债；老二一年也就两三百块收入。你不管怎么一个月还有七十块。你就不能省几个钱给父亲看病？该你去请医生给父亲看病了！”

 

听大哥这一说，我的怒气全憋了回来。我只能对自己发火。我连去参加考研的住宿费路费都是回家找大哥二哥要的。我转了许多地方去借钱，有人说没有钱，有的人我见了后又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只得回家找大哥。他们为我去找人借的。

 

我只有生自己的气，只好说：“好。我去请医生。”

 

大哥说：“我们请不动他。他可能买你的面子。”二哥一句话也不说。我只得出来回家。

 

父亲已起来了。他坐在桌边，抱着火坛。我不知如何安慰他。要是我有什么好事，那会是他最好的药。我有什么好事？女孩跟人跑了，工作也没多大希望，考试又考砸了！没一样让人振奋的！

 

我劝父亲吃点稀饭，他说他一点也不饿，吃什么都苦。我坐在他身边，抓着他的手。他手上的骨头只包在很薄很糙的皮里。他突然说：“希寿明理。我也该学他。”

 

我心里揪痛，想对着他大叫求他不要那样。希寿是隔壁村里的，跟父亲差不多大。得了肺癌。他有六个儿子，没人能帮他治。住院一个月就得上万，儿子们一年都只千把块钱的收入，又都有家有口。一天夜里他爬进猪栏，喝了一扫光。第二天人家看到他死在猪栏里。口里鼻里眼里都流紫血。死前他痛得啃地抓地，门牙都啃掉了，手指甲都抓掉了，地上抓啃得一道道血印。村里的人都夸他说他为后人着想。也有人说他们家有人故意把药放那儿，把他放在没人看到的独屋里好让他寻死。我一想到那个老人死前的痛苦挣扎就心里发颤。

 

父亲这么一说让我害怕。我对他大吼：“别想那些！你跟他不一样。你的病很好治，要不了多少钱。”

 

我不知他听没听到。他只是自言自语，“跟后人添麻烦有什么活头！”

 

 

他的话让我心痛如绞。我又对着他的耳朵吼叫：“有什么麻烦！治你的费不了多少钱！” 他只是摇摇头，满脸愁苦。

 

父亲得马上看医生。下午我就去请胡医生。

 

镇上有家医院。到那儿去看病得从这个窗口跑到那个窗口，每个窗口只有一个小洞，小洞里头的人都没好气。而医生开药也往往是看他们什么药得及时出手，什么药能多多获利而不是根据病人需要。只要不开刀，大家都怕去那医院。

 

胡医生在街边开了个诊所。他原是个赤脚医生，后来他从个函授学校搞了个文凭。我入伍前他的诊所只是个铁皮牛棚，现在已是栋小三层楼。据说他钱多得数不清。他儿子被同班同学敲诈， 每天从家里偷些钱去讨好同学。直到学校发现，他儿子已给了同学上千元。他却从没发现柜子里少了钱。

 

他的诊所不仅是个诊所，也是个过往行人歇脚的地方。过往行人可到他屋里喝杯茶，要是吃饭时间，他会拉人上桌吃饭。要是谁家有急病要他半夜赶去，刮风下雨他也会马上赶去。

 

他特别会打青霉素。你感冒了，他会问：“要不要打一针青霉素？”当然。他就叫你脱裤子。连脸上有个红点点他都要你脱了裤子给你打针青霉素。打青霉素成了他包医百病的绝招。打一针他收费八块，比医院里便宜许多。

 

我到了诊所时他正吃中饭。他完全变了样。他的脸虾红，肚子吊了出来；他的声音更加洪亮； 他笑得更加迷人，一笑连眼都不见了。他热情地请我吃饭。我说我刚吃过，让他先吃。他老婆便给我泡了一杯茶。

 

屋中原来挂毛主席像的地方挂着他某函授医学院的毕业证书。那证书跟我五年前看的一样，只是那张变黄的纸是镶在一个金色镜框里，原来是贴在墙上的。那证书下面列的是他毕业的考分。“病理学：95分； 药理学：98分；医学理论：90分；医学实践：99分。”

 

他吃完，摸出一块手绢揩了揩油嘴，然后转向我：“蔡老师有什么事吗？”

 

我很吃惊：他不知道我为何而来。我有些慌张，说：“我父亲病了好几天。能不能麻烦你去看一下。这些年来多亏了你。看来还得麻烦你。”

 

他把小指头勾起来掏着牙缝，走到桌子边，拿出一个账本，一边看着，一边问：“他还好？”

 

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很恼火。但我没钱，我是来求他的。我小声说：“他不大好。看来他得打一针。他说你打的针特有效。”

 

他打开账簿，“上个月我给他打了一针，你老二还赊着。他说你会带钱回来。今年的账我想结一下。你老大老二共欠我一百二十八块。你想结结帐？”

 

我感到尴尬极了，不知说什么好。我只说：“对不住，我今天没带钱来。”他一挥手，“你们兄弟我信得过。不过呢我直话直说。他那病没治。他到了年纪。我今天给他打一针，明天呢？他在受苦。我说呀就算了。到了他这大年纪哪个不让他算了？你们兄弟已经做够了，让他活了这么久。再在他身上花钱也没多大用。”

 

我只想抽他几个嘴巴。他只担心我们付不起药费。这个驴子鸡巴操的。他老早就给父亲判了死刑…… 。我压着火气，再也不好开口叫他去给父亲打针。可我总得给父亲带点什么吧。他叫我买瓶很贵的补药。那药太贵，我不敢赊太多账。我只叫他赊我一盒麦乳精和一瓶他说可能有点用的药。

 

拿了药我朝回走。很冷。天一会黑下来。树都灰暗，小山灰暗。走在灰暗的路上，我感到天垮在我身上。父亲病得不行了，这个家伙不来看他，我们又不能送父亲去医院。要是我在部队提干了，我可把他接去住住；在我那儿，他可享受免费医疗……

 

回到家，我把药给父亲。他摸着那麦乳精的精致盒子，“这很贵吧？还为我花钱做什么？你要存钱成家。去退了！”我说：“我已交了钱，不能退。不贵，喝完我再去拿。”他说：“再莫在我身上花钱！”

 

春节来了。我盼着春节的喜气能让父亲高兴点，可春节的气氛让我更加悲哀。我难抑对灰暗前途的忧虑。我没什么可安慰父亲的，我只尽量多跟他呆些时。我回家后几天里他好了些。初四以后他又病得更厉害了。他双脚发烫，他痛得哆嗦，痛得牙齿叩得格格作响。他大声呻吟。他是能忍的，不痛到极点他不会呻吟。我抱着他的脚，神经绷紧，绷得要裂。我去西边房里叫醒二哥，问这怎么办。他说他一向这样，说父亲能扛得住。

 

我回到父亲床上，只有紧紧抱住他的双脚。他剧烈的颤抖，脚不时的痉挛和他的大声呻吟让我害怕极了。我叫醒他。他睁开眼，用微弱的声音说：“好痛…… 你睡去吧，莫守着，没事。” 我实在受不了，我的头要裂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受不了这折磨。我只得跑到二哥房里去跟二哥睡。

 

我不能让他这么下去。他只需要一点点有效的药。我们没钱。没人可借我们钱。只要百把块钱就可把缠在他身上的病魔赶跑。我得到县城去设法搞点钱，请医生来给他打一针。

 

我决定初七去县城。我清东西时父亲坐在屋角用浑浊的眼看着我。我从屋里向外走时他站起来跟到门边，靠在门上，用微弱的声音问：“你上哪儿？吃中饭没有？”“去县里。”我已跟他说了好几遍，我不知他为何反复问这个问题。“哪里？”他好象是跟自己说话。我得赶忙。我跑了几步，回头一看，他还站在哪儿满眼忧戚看着我，好像等我回答。

 

我回到学校。我到宿舍放了包就去找会计。到了会计家门口，我却不敢去敲门。他手上有钱吗？他可能要我去找校长签字。校长可能不在家。这样他就有借口不借我钱。那太尴尬。我只是个代课的，我有权找学校借钱吗？十号就会发工资。再等三天。父亲的病一阵阵的，但愿他能扛过这三天。我在会计家门前走来走去。一会我想大步走到他家叫他赶快借点钱给我，一会我又觉得没必要去遭这个眼。我正犹豫，会计出门倒水，吓了我一跳。他叫一声：“蔡老师，新年好！你这么早就来了！后天正式开学。老师九号夜里开会。” 我也回问声好，慌忙逃开了，好像要偷东西却撞上了主人。

 

我决定去找战友张辉。他在车队开车，手头应该有钱。到了他家，我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刚花十来万买了一部大卡车；他父亲刚退休，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他还一天到晚跟女孩子混。我从没找他借过钱。我不想让他为难。他若不能借我钱，我们的关系会受损。还是不试的好。

 

他父母见了我喜坏了，说我是张辉朋友中唯一的一个读书人。他们说要是张辉只跟你这样的人交往该多好。可他一个初中毕业，哪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他别的朋友只知道钱，女人和赌博。他父亲说春节期间他从没喝过酒，今天我来了，瞧得起他们，他要陪我喝。张辉的父母对我的真诚让我感动，我就更不好意思开口向张辉借钱了。

 

在张辉家吃喝完了，我有点晕，俩手空空回到学校。

 

我想不出可以找谁借钱。我学生的父母不能借。清平和名望都想找我借钱。钟波应该有闲钱，他是帮我找工作的人，不是借钱给我的人，况且，他老婆当家。……

 

就像只关在密闭的小屋里的燕子。我想从这边出去，撞在玻璃上；我想试试那边窗户，又被撞落在地。我不甘心，在屋里盘旋着找出口，最后还是跌在地上。我累了，呆了，简直忘了我想干什么。我从县城东边走到西边，从南边走到北边。街上的人们肩膀上扛着脑袋匆忙走动，没人知道我要一点点钱去救父亲的命。

 

九号晚上在一个学生家吃过晚饭后我回到学校。所有老师都聚在一间屋里开会。我刚进去不一会，副校长叫我出来。到了走廊，他说：“我们找了你一天。你叔父上午来说你父亲去世了。”

 

我脑子里炸了一下，“你是说我父亲病危吧？”

 

“不，他去世了！”

 

不可能。他们是想让我早点回去。父亲不可能去世！

 

他说我可以回去，等事情办完后再来。

 

我呆站了半天，慢慢回过神来。父亲去世了？什么是去世？去世就是说他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是永远活不过来了，再也听不到我，再也看不到我，再也不会开口说话。不可能，父亲不可能这会儿去世，他肯定是昏过去了。好多天他没吃东西。只有我知道他是虚脱了。除了我没人会救他。他正等着我回去救他。我得赶快回去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拖回来。

 

很黑。班车都停了。回家最快的办法是骑车。我得找一辆自行车。同房有一辆。我叫他出来。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我得借他的车骑回去。我以为他会一口答应， 他却说：“这么黑你怎么能骑这么远？太危险！我不能让你这么干。你要骑回去，我只能让你明天早上骑。现在借给你，你出了事我负责不起！你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或明天早上回去有什么差别？”我得马上把父亲救活，我要赶回去，越快越好，迟一步就晚了。我没法跟他说这些。他会以为我疯了。他坚持为了我的安全，决不许我这么黑骑车回家。他那车是刚买的，花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每天外出骑了回来他就把它扛上三楼，放在房里，宝贝得不得了。我很惊奇，我这么急需车他却不借。我没法说服它。他说他愿意给我点钱。我只得接了钱，跑下楼。

 

我不知到哪儿去好。张辉出车了，不然可找他送我回去。现在谁能借我一辆自行车？玲的父亲有一辆。我宁死也不愿上她家。战友吴强住在汽车站附近，他可能有辆车。我便去找他。到了他家门口，见门口没车。吴强说他去替我找他舅兄。他舅兄有辆车，但他住在七八里外的地方。他走过去，再骑回来，那太迟了。他说战友腰元刚结婚，住在附近，他们肯定有车。他马上带我去找腰元。腰元还真有辆车。可那是女式的，他妻子半夜要骑它去棉纺厂上班。我只得作了。吴强叫我去他家过夜。我谢了他，告辞出来。

 

简直像在一场恶梦中。到处遭堵。谁堵住我？什么堵住我？谁能堵住我？现在我要回去，回去救我父亲。没人能堵住我！路在这儿，我可以走回去！

 

我决定步行回去。

 

我便在夜色中沿着公路往家赶。

 

县城隔家七十里地，得六七个钟头才能走到。等我走到家已是明天早上四五点。父亲急等着我去救命，不能耽误，我得拦辆车。不时有卡车和小车开过。我手上有十块钱，谁要是带我，我就把这十块钱给他。 到我家的班车只要一块钱。我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看到车灯扫过来，我就站到路中间，挥手拦车，手上挥着那十块钱的票子。车子开近就喇叭狂响，直冲我撞过来，谁也无意停车。我只得跳到路边，车子扬起的灰尘象巨浪一样盖住我，让我半天才能冒出来喘气。我试了几回，没人停，只得坚定地快步朝家走去。

 

走了一会，我就累了。悲痛让我疲软无力。我又开始拦车。要是拦下一辆车，一个半小时我就能赶到父亲身边，奇迹就会发生。

 

我站在路边，见车来了就挥手狂叫。又拦了几辆，还是没车停下。整个世界对我痛苦的焦虑和紧急需要完全漠不关心。失败了几次后我又怕拦车了，这太让人丧气。省下力走路吧，不再回头望车。我走，走，走了好久再回头看县城，好像在原地踏步。不行，还得拦车。总会有热心人会停车带我。

 

这回我站到公路中间，就是他们撞死我我也不让路。我不让路看他们朝哪儿开！终于有辆吉普停了下来。

 

“日你娘！你找死？”一个家伙吼叫着。我忙跑过去，说我是河滨中学老师，刚听说我父亲去世了，我得赶回家。“进来再说吧!” 我忙爬上车。他们让我坐到中间。一个说：“我们是公安的。说吧，你为什么拦车?老实交待，别想骗我们！”他们都散发一股酒气。我又说了一回我拦车的理由。他们叫我出示工作证。我说没有。他们便问我一个月多少钱，校长叫什么，我教什么等。完全是审问犯人。我只得一一回答。他们不相信我一个月只七十块。我说我是代课教师。他们更加怀疑：全县的老师都削尖脑袋想往里钻的学校会请代课老师？审问了好久，他们审累了。一个终于口气温和了点：“你怎么不等明天早上回去？”我说我不能等。“你疯了！这么黑谁敢停车？都被打劫的搞怕了。好些开车的就是停车后被杀了！只有我们敢停！我们有枪。我们就要找打劫的！”他们说他们不到我们镇上去，只到占店。占店隔我家只有三十来里地。我初中老师李良清在占店中学教书。我可以去找他借车。我便问他们是否知道李老师。一个说：“他是你老师？好人啦！”

 

他们把我放在学校附近。我一下就找到李老师住的小平房。李老师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问我怎么来的，吃夜饭没有，有什么事。

 

我说父亲去世了。他眉头皱了，“这么个好人怎么就死了？”我说我要用他的车回家。他有点吃惊，“过了夜再回去吧。太黑了，别傻。”我说我必须现在就赶回去。他便进屋把车子推出来，“我什么也看不清。你眼睛好。慢些骑。看车来了躲远些。哎，好老人怎么就死了？”我没心情多说，接过车骑上就出了校门，上了公路。

 

风很冷，直割耳朵。在微弱的星光下，我沿着公路快速南下。到了小镇，我得骑车上小路。田间小路看不清，我摔倒无数次。近了小村，我浑身汗透了。狗开始叫唤。挂在农户门前的红灯笼给村子些光亮。

 

我一推门进屋，有人惊叫一声，“聋子，你最爱的幼儿回来了！”听到这，我眼泪奔涌而出。娘突然高声号哭起来。

 

父亲躺在屋子靠墙地上一堆乱稻草上的被子里。我在他身边跪下，忙去摸他的额头，他那儿冰凉如铁。我摸他的手，也冰凉如铁。我把手伸到他破旧的袄子里摸他的肚子，还是热的！我一阵惊喜。他还活着！他正等着我来救他！我忙抹掉泪去掐他的人中。在所有人的号哭声中，我悄悄使劲掐他的人中。我掐着，看着他的脸，想看到他复苏的迹象。可除了我按压牵动他的脸部皮肉，没有别的动静。我按了又按，压了又压，直到开始冒汗，直到手指发酸，他的口眼都还是紧紧闭着，没有半点反应。我的眼泪又重新涌出来，模糊了视线。我在心里号叫：父亲，父亲，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他们告诉我父亲去世前后的经过。

 

早上父亲一个人在家。母亲来看他。她发现他大口喘气，不停地蹬脚。她尖叫起来。邻居们便都赶来。咏桃奶奶说他要走了，得把他盘到地上。父亲抬起手，指着床边的缸。谁也不知道他要什么。他们忙叫人去找大哥二哥。大哥二哥来时父亲已不能说话，他张开嘴张开眼却发不出声，只指着床边的缸。大哥二哥忙在屋里地上铺上稻草，把他抬到那草上。一到那草地上，他的眼就慢慢闭上了，接着就断气了。断气时是十点钟。那时我正在县城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

 

下午他们打开那床边的缸，发现那盒我给父亲买的麦乳精。他们这才明白父亲原是要喝那麦乳精。他以为那可以救他的命！父亲不想死！他不知道那麦乳精不过是些糖水。他留它到紧急关头。可没人理会他，他们只想把他快点挪到地上，死在地上，他无力反抗，无力发声。没人想去救他。他只不过虚脱了。要是给他打一针，他就会没事。而今，十三个小时过去了，再也不能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拖回来了。要是我在家就决不致如此！可我为什么就不在家呢？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说我去县里的那天晚上他还在问：“幼到哪去了？怎么不回来吃晚饭？” 我为什么不给他说清楚我是去县里？也许那时他就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要我，他最爱的儿子，呆在他身边，挨他近点，在他跟死神搏斗的紧要关头帮他一把？

 

我突然很害怕。父亲死了。他的身体在这儿。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在这个屋子里盘桓。村里人挤满了屋，他们都来陪父亲过夜。他们也在陪我。他们分担了我的恐惧。我坐在稻草上，只想挨他再近些。我哭过后脑子有些发空发木。

 

第二天早上，新做的棺材抬了进来，放在父亲身边。棺材得马上上漆。守夜的村民得上大哥家去吃早饭，然后回家休息。得留一人看父亲。我留了下来。

 

屋里只有我和父亲。我拿着漆刷，给父亲的棺材上漆。父亲静静地躺在屋角那堆乱草上。一片黄纸盖在他脸上。

 

父亲，我的父亲，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啊。你九岁就没了哥哥，没了父亲。十岁就得犁田。犁把比你还高，你拖不动犁就坐在田头哭。十三岁你从楼上摔下来，摔断背脊骨，在家躺了半年，活了过来，从此就成了个驼背。六十年代，你差点饿死；你活了下来，却从此聋了。你一辈子老挨饿，只在近年才有饱饭吃，病痛常让你不能进食。 冬天里你从来就没穿暖过…… 为了护我，你不知跟母亲打过多少回。那回母亲一冲担杀在你头上，血流了你一脸，我伏在你膝上大哭，你却抹着脸上的血，笑着叫我别怕。母亲打了我后我不吃饭，你追着我，端着饭碗哄我吃饭……。只要有了点好吃的，你总要留给我和二哥；犁地捡了几个花生，放牛捡了几个野果子，你都装在口袋里带回来一颗颗给我们。小时每天晚上老是你给我洗脚，给我讲故事，然后把我背上床去；夜里我尿了床，你总是把我挪到干的地方，自己睡到湿处。 ……我去部队，一去五年，让你只能天天看我的照片……我这么大了还让你日夜操心…… 你病了，我们只能看着你受病痛折磨，让病痛把你折磨至死！……父亲，我可怜的父亲，你不给我半点报答你的机会……

 

我的心揪结搅痛，眼泪汹涌而出，我放声大哭。我边哭边刷，边刷边哭。我看不清刷在哪里。我只是刷着，刷着，刷着。

 

进棺材前父亲得洗个澡。我帮忙给父亲洗澡。看到他只剩皮包骨我吓坏了！他的骨头突出来如木乃伊！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竟会这么干瘦！

 

他们在奶奶的坟边给父亲挖了个坑。那块地呈圆椅形；坟头朝东。大哥说这地是父亲挑的。父亲怕冷，那坟地阳光充足；父亲又最爱奶奶。那块地风水先生说是块宝地。可坟坑一挖好，水就渗进来，一会就积了几寸深。挖坑的人只得拿个铁碗往外挖水。水不断漫进，挖不干，他们便只得在坟底垫几块砖头。

 

父亲当天就被放进棺材。他的口紧闭着。他穿着新做的黑棉袄。那棺材被钉上了。那棺材被抬到对面山下的坟地边，放进坑里。一锹锹的土落到那棺材上。一会一座新坟就起来了。我们兄弟给父亲叩头。三岁的小侄儿也跟着趴下，头碰在地上，抬起来，两只小手合在一起，再扶到地上，头又叩地。他叩个不住。大哥只得把他拖起来。我们要回去了。大哥哭着说：“爷，跟我们回家啊。”

 

家里那地上的稻草已收起来了。那得在父亲头七那天烧掉。屋里摆好五张饭桌，门前还放了两张来款待村里人。村里所有人都来了。妇女们都在帮着做饭，她们忙进忙出，洗碗洗菜，端出一盆盆热气腾腾的菜。村人们在叫着劝酒，吵嚷一片。偶尔有人会高叹一声，“多好的人哪！”

 

我只默默坐在父亲床边。

 

二十年前我们就有这张床。它是用两个大睡柜拼的，上铺稻草。每年秋天换一次草。刚换草那夜睡在床上多舒服！草又厚又软，还有股稻草香。冷天床上跳蚤满床蹦跳；夏天床上臭虱滚滚，蚊子更不用说。那臭虱最吓人。我们常被它咬醒，父亲便端了小油灯照着抓。一见灯，那红黑的臭虱便夺路而逃，一会就钻进稻草中没了踪影。床边土砖做的踏板上有个夜壶，床边有口装糠的大缸，缸边有个尿桶。我和二个常把尿尿到桶外，那桶边的地上总是又黑又湿。猪常进来到地上拉屎拉尿；屎可以清出去，尿却没法弄，房里便常有一股骚气。我，二哥和父亲自我记事来就睡这张床。如今二哥有自己的房。这间房会空出来。父亲睡到了棺材里，在那山前的坟地里，奶奶身边。 奶奶会不会醒来，对父亲说：“儿，过来，挨近点。”然后坐起来，掀开被角，伸出手来抚摸父亲冰凉的脸？

 

下午，最后的两桌饭菜备好了。这两桌是专为做饭的和我们家人准备的。做饭的和我们全家人都被拖到桌边坐下。我也只得坐到桌边。他们都劝我吃些什么。我口里发干发苦。他们说这是白喜，父亲已活到了古稀之年，是他的病致的，我们弟兄尽力了。父亲替后人作想，连死都挑时候；要是春节前那饭菜得加倍；春节刚过，大家肚里有油水，吃不多，省了我们家不少。大哥说父亲想过完这个春节，他如愿了。他们说早走少受苦。 也许他们是对的，活着就得受苦，一死了百痛。而他是我，我是他，他活在我身上。没必要让这悲痛压垮。我喝了点白酒，吃了几口，上床睡了。

 

第二天早上饭桌边只我们兄弟和姐姐。大哥说：“把书教好。要是今年没考上，明年再来。你肯定能考上。你该转运了！看相的算命的都说我们这一代会出个人。那就是你！”睡了一觉后我活了过来， 只是疲软无力。但悲痛过了极限，谈到未来时我又忽然看到了希望。

 

我得赶快回学校去。我得把李老师的车还回去。大哥二哥怕我骑车出事，坚决要我搭车。姐姐给了我车钱, 叫我把那十块钱还给同房。二哥推着车，送我到镇上。我们一路无话。到了镇上，二哥替我把车放到车顶上。

 

坐到车上，二哥还站在路边看着我，直到车子开动。

 

 

 

 

 

 

 

 

 

 

 

 

 

 

十四. 那片纸

 

下个周末，父亲头七。我又回家。雨下个不停。看到父亲坟边积满水，我们兄弟都很不安。父亲泡在水里。他一定感到冷。坐在屋里，望着不绝如练的雨水，我们身如雨淋。大哥终于说：“让老人睡在水里，我们哪睡得安稳？”于是我们弟兄三穿上雨衣，拿起锄头铁锹出了门。

 

我们要在父亲坟前开一条沟把父亲坟边的水放走。可挖了一尺来深后遇上了岩石。石头太硬，只有爆破才能撼动。我们挖了一整天，弟兄三都浑身透湿，精疲力竭，只在坟边开了一条浅沟。这沟能放走一些水，但不能把坟地边的水排净。大哥伸直腰说：“邻县下葬就把棺材丢在水里，好些人还火化了。” 我们便收起工具回家。

 

后来我一直梦见父亲穿着湿漉漉的黑棉衣从坟里爬起来。一见他我就吓醒了。一醒来我就再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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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教书。这学期学校让我当班主任，又当年级英语组长。当英语组长得调和三个女老师，当班主任事更多。我继续读书准备再考。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考分通知。我手抖抖地打开信。分数让我的心碎了：不足3三百五十分，所幸的是我各科都过了六十分。我忙拿着考分去见清平。他的考分还没到。他老婆忙骑车去附近邮局。一会她回来，笑着，手里挥着一封信。清平的总分跟我一分不差，就是英语低了点。

 

我得去看看我排第几。第二天我就坐车去了省城我报考的学校。一查才知我所报考的专业三十多人报考，只两人过了总分三百分和各科及格的基本线，而我总分第一！我喜得心要跳出来！

 

我马上回家。一回家我就先去父亲坟边。父亲坟上的土还是新的。要是父亲能坚持两个月，这消息就会成他最好的药！

我在父亲坟头坐了一会就起身回家。我从父亲坟边站起来就看到大哥和二哥正在村子边上的水田间。大哥在拉绳，二哥在田里，他们在整田埂。我一走近，他们就都停下手中的活。大哥问：“怎么这时候回来了？”我知道他们想知道考试结果，又怕问我。我说我从省城回来。他们便把拖板放在田埂上，坐下，中间腾出地来让我坐。大哥掏出烟，给我和二哥一人一支，然后给我们点上。我吸了口烟，说，“我到报考的学校去了一趟。”大哥忙问：“结果出来没有？ 要是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我极力保持平静，说：“我过线了，考了第一。”大哥二哥的眼都亮了，脸上的笑跟着荡开来，我也笑了。“真的？”大哥问。“没搞错？”二哥也问。我说：“我去看了，当然没错。”他们按捺不住欣喜。大哥站起来，“我们明天再干。”我们便都起来回家。夕阳照过来，火红的天空倒映在水田和塘面上，对面的青山也在夕阳中鲜亮起来。

 

大哥叫母亲去弄吃的。娘便去邻居家借了些鸡蛋，大哥又回家拿了瓶酒。夜里我们兄弟吃喝闲聊到半夜。

 

回到学校后我继续上课。我不敢让人知道我考研的事。我只等着录取通知书。

 

等了两个月，没见通知书来。本县已有两个我们同年考研的早收到录取通知书了。马上就到七月份了，招生快搞完了。我有些焦急，忙搭车去招办问。招生办一个坐在大方桌后的人说：“我们没收到你的档案。没有档案我们没法录你。我们要你大学和部队的档案。你的履历表上说你服过役。那份服役的档案非常关键。要是你在十天内不能给我们档案，你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听到这我浑身汗炸。天啦，原来考研还要档案！我装作平静。“我有服役的档案吗？”“有。你该通知你们地方武装部门，他们有你的档案。” 我心里叫苦：完了！完了！天啦！完了！我看到那只鸟蹦出了我的手，闪电般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骂着自己：怎么这么蠢，在报考履历上填我当过兵！我怎么就不知道上学还要部队档案！我多蠢！我完全可以不填我当过兵。我以为我的部队履历只能由退伍办武掌握。我多么无知！

 

我冷静了一会，说：“多谢。我不知道我大学的档案在哪儿。我问学校，学校说在我们县教育局，问县里，他们说他们从没收到我的档案。”

 

这人是招办主任。他看起来很冷，人却很和善，“你可到你毕业的学校叫他们再重新给你造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只要有一个我们就接受。你很有竞争力。你得赶快，我们在十天内结束今年的招生工作。”

 

我又坐了五个小时的客车回县城。我焦虑至极。我不能让档案挡我的路，我得把档案洗了。我考研的事还得保密，不能让同事知道。所幸的是我跟玲的父亲一道去拜访过人武办的主任。他保证在我需要档案时帮忙。现在是让他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可他要是使坏怎么办？他并没说他会清洗我的档案呀。

 

为了让退伍办主任信守诺言，我先去找嫂子的一个堂兄。大哥说这个堂兄是县里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现在是县里一个重要部门的局长，有可能当副县长。大哥老叫我去拜访他。我也拜访过他几次，都是在吃饭时候。他们家的饭菜不错。我常常吃完就离开。

 

我一下车就奔这个堂兄家。正是晚饭时候，他忙叫我坐下吃饭。我说明来意。他说：“老谭很倔，他可能使坏。我有办法叫他守信。” 他叫我明天晚上来，到时他再告诉我怎么办。我说不能等。他说：“好。这是很急。你先吃饭，吃完看看电视。我去找个人就回来。”他放下碗出去了。

 

一个钟头后他回来了。他说刘副县长很想结识我。说刘副县长很年轻，有可能当县长。刘副县长答应明天一早就去找谭主任。我明天一早去政府办公室见另外一个我称哥的局长，也是嫂子的远房亲戚。他说：“你放心，在这里没有我们办不了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去见那个局长。这个局长头顶发亮，见了我哈哈笑，热情洋溢。“你是我们县的人才呀。我们怎么能让你在这山旮旯里埋没了呢？说不定你将来就当了省长，当了总理。刘副县长跟老谭谈过了。他想见你，这个时候不大方便。你去找老谭。要是他为难你，告诉我。”

 

我便去退伍办找谭主任。老谭好像有点情绪。也许是因为我动用他的上司给他施压让他做他已答应做的事？

 

他接过我给他的烟，“跟刘副主任说吧。我还有个会。”他指指屋里另一个脸色发黑的瘦中年人，转身出去了。

 

刘副主任把我带到办公室里头的一间屋里，叫我坐下。“谭主任指示我办你的事。我们有我们的程序。这可不是儿戏。”他坐下来，并不急于给我我要的。“要是有人问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们。刘副县长也给了我们指示。作为老乡，我们会尽力帮你。”他接着随口问我怎么认识刘副县长的。我说我们是朋友。闲聊了几句，他终于拿出一大串钥匙，挑出一把，慢吞吞打开一个铁柜，抽出一个抽屉，翻出我的档案。“我们说到办到， 这就 把你档案里的处分撤了。”他把我的档案放到桌上。我盯着他的手指。那只金色小鸟就落在他的手指上。我的心狂跳起来。那档案里有两片纸是我的处分。把那两片纸抽出来，我就可仰天大笑出门去了！

 

可他并不急于抽出那两片纸。他戴上眼镜，像闻那纸一样细看起来。我看着他，他好像滑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好一会他才回来，望着我，“我们不能就拿出你的处分。”

 

“为什么？”我简直要跳起来扑过去，抢过那档案，把那两片纸撕碎。

 

“要是我们拿出那两个处分，我们会有麻烦。你的履历表上说你受过两个处分。只有把这履历表上说的删除，我们才能取出你的处分。我们没想到这个。” 他给我看了我的档案。五页纸。一张是地方送我到部队去的记录，一张是我部队送我回来的履历。一张是嘉奖令，两张是处分令。我看着那部队的履历记录，傻眼了。

 

确实不能就抽出那两张处分。那只金鸟又弹跳开了。

 

“我请示一下主任。”他站起来走出去。

 

原来谭主任就在隔壁。他进来。嘴紧闭着，看着那履历记录，“我们把你的处分拿出来很容易。这帮不了你，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这履历表我们没法改。不是我们不帮你。” 他叫我细看那履历表。那上头有我部队的红章。他们没有那种表格，也没有那印章。

 

刘副主任慢慢合上我的档案，“对不起，我们帮不了你。”

 

那只金鸟消失了。我感到要尿裤子。脑子里乱轰轰的炸响。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脚酸手软。我为什么报考时要填我当过兵？要是我说我只在家种田，他们就不会要我部队的档案了！我忽然感到绝望，绝望得想嚎叫！

 

“你得回你们部队。只有他们能改你的履历，我们帮不了你。就是副县长来我也只得跟他这样交待。别怪我们。”

 

回我们部队？这简直不可能。部队里的官僚体系更复杂，我更摸不着门。完了。那只金鸟越飞越远，消失了。

 

我呆坐了一会，慢慢回过神来，平静地说：“部队政委是我们老乡，好多人对我很好。他们会帮我的。”

 

谭说：“要是你弄张履历表，上面不提你的处分，我们就可把那处分抽出来。”

 

刘副主任把我的档案放回铁柜。

 

我呆呆坐了好一会，只得起身告辞。

 

完了！ 我的头剧痛起来，痛得要裂。没人帮得了我。算了吧，明年再来。我以为过了最难的一关，我不知道档案还是问题。明年再来，报考时不填当兵经历。可明年又知道会遇上什么？我怎能就此罢休，让一片纸挡住我的去路！不能！决不能！

 

我头痛欲裂。我不能走路，每动一下就震得我的头被锯一样痛。我只想躺下来不动。我太累了。我不知该如何办，也没人能给我个主意。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许多装档案的建筑常发生火灾。档案太要人命，它就像条蛇样缠你一辈子。

 

我怎能让一片纸要了我的命？我得想办法换掉那张纸， 不然将来它会时时冒出来跟我捣乱。如今它是我上研究生的唯一障碍。不能就此罢休。要把想到的都做了再说。人生就是搏斗，在你精疲力尽时你的敌人也同样筋疲力尽，谁能坚持谁就得胜。上帝只帮助那些永不放弃的人，世界属于那些永不放弃的人！只有自己能救自己。没人比你更清楚你该怎么做。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哪儿有个微小的缺口可以钻过去，你得聚集全部力量钻过去。永不认输，永不放弃。继续拼下去！拼下去就必将胜利！

 

我只得去我们部队去试试运气。我不知我到那儿能干什么。但我希望我部队的朋友能帮我。

 

那时我带三个班，每天三节正课，三节辅导课。我得请假。第二天下午，我拿到当月工资就搭车去了省城。

 

在车上恶心头痛颠簸了五个小时，我赶到火车站。头痛让我作呕。我感到冷不可当。我咬牙强忍头痛，路都走不直，可我还得挤着去买票。很幸运，我买到了当晚北上的车票。我得在车站再等五个小时。我头痛，恶心，发冷。终于上了车，车厢里不断变换着的各种臭气让我欲呕。

 

在车上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后，我到达了一年前我离开的站台。已是下午四点了。我穿过车站和部队营房之间的田地朝部队走去。我不敢走大路，怕人认出我。近了营房，我有些激动。我自由了，前途光明，我又回到了曾囚禁我的部队。

 

我先上老大那儿。老大跟我同年入伍，在部队时我们老在一起谈天。他留下来当了志愿兵，在我部队的一个分部做饭。

 

我直接走到厨房。老大看到我，把提着的汤桶往地上一丢，桶里的汤溅起老高。 他哈哈大笑着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天哪，你打从天上掉下来了！”他的笑声感染了我。他抓住我的手就回他宿舍，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我一点也不饿，然后说了我来的目的。他大笑着，“先吃东西! 先吃东西！吃完再说! 我会找到办事的人，我知道好多人能帮你！别担心。”我问我们能不能先给那些人打个电话。他说今天是周六，当官的都回家了。他要我先吃东西。一会他就端来一盘点心，还有一杯绿茶。

 

吃了些糕点喝了几口茶后我感觉好多了，但头还在闷痛。老大便带我去找大炮。大炮跟我同年入伍，军校刚毕业，在通信连当连长。大炮一听说我的事，哈哈大笑，拍着胸，“放松！放松！看你这个鬼样！担什么心？这是小菜一碟！哪个都不用求，求我就够了。不说洗档案，就是往你档案里加个三等功什么的我都给你办了！”我说：“你娘的别瞎吹。”他笑得脸上的肉都挤到一块，“你问老大，看我是不是瞎吹。”老大说：“交给他，没问题！”那只金色的小鸟又在天边出现了。我知道这家伙爱吹牛，但他那口气确实让人宽心。我还是问，“你有把握吗？这不是开玩笑！”大炮说：“我有几个铁哥们在政治部，他们拿着档案柜的钥匙。我叫他们给你拿个表，把那萝卜章往上一跺。多简单！放心去吃饭喝酒，好好玩玩。要是我这回帮不了你，我就不姓张！”我说：“那求你马上把这事办了！”他说：“我回头就给我的几个铁兄弟电话。这点小事算什么？我把老婆调到了铁道部。他们正在大裁员，多少将军的孩子都进不去！我神通大着呢！这回我要让你看看我老张的本事！”

 

我不能不信他。我刚入伍时政治部要我大学的档案。我便找他。他在通信班管电话。他便通过军线直拨我原就读的大学校长办公室，说他是北空政治部主任，他们要我的档案。后来我们部队政治部还真收到我的档案。他在军校得了两个处分。一个是因为偷吃的。那回他们学员在招待所厨房后面打扫卫生，他从窗户里看到里头的桌上摆好多盘好吃的，那是为迎接到访的司令准备的。他冒充老炊，溜进去把桌上的一盘乌龟肉裹在大衣里端出来，蹲在招待所后面吃了个精光。吃完，他把盘子往招待所屋顶上一丢。当时招待所的老炊都满世界找那盘乌龟肉。他若不丢那盘子，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那盘子砸在屋顶上的声音暴露了他。还有一个处分是他在饭堂打了指导员。他毕业前把两个处分都洗了。在部队洗档案不那么容易。

 

有了他这个保证，我放心了好多。回到老大处，我问老大他行吗？老大说：“他肯定有办法。他一时天上，一时地下。有时他真就把事办成了。我们得准备两手。老林也能帮我们。今天我们就去找他。还有老乡老丁。他明天晚上回来。老丁很有办法。要是他们都不行，我们就去找印刷厂，叫他们印个表，再找人雕个章。我们得先看看那表是个什么样子。反正你莫担心，活人不会给尿憋死。我们肯定有办法！”

 

听他这么一说，我放心了许多。

 

老大回厨房给我特意备了好几个菜，又弄了几瓶上好啤酒。看到那小鸟在天边盘旋，我有了胃口。吃喝完，我又活了过来。

 

天黑了，我便和老大去找老林。老林是我们老乡。他对老乡们很好，对我更是特别。他请我上他家去过几次。他曾帮我打印我的诗集。他在政治部，仅比政治部主任低一级。只要能够，他会冒一切风险来帮我。

 

我们赶到他家。她爱人和小女儿开了门。她爱人说他回老家了，十天后才回来。

 

最亮的一盏灯熄灭了。我和老大往回走的路上很丧气。

 

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个人，但那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去找，那就是康政委。他是部队的太上皇。我不愿去麻烦他，也担心这回他不会出手，但若没别的路，我会去试试。如果他决定帮我，他一个电话就够了。他的话是圣旨。

 

当夜我睡不着，头痛。我恨不得星期天快点到来，我可以找所有可能帮我的人试试。我要结果，越快越好。

 

第二天大炮在家请我和老大吃饭。他说他请了司令部的两个参谋，他们肯定能帮我。一会两个肯定能帮我的人来了。一见面才发现我们原来都认识。一个姓万，一个姓罗。万参谋是我老乡，跟我关系很好。吃喝了一会，大炮给两个参谋倒上酒，“今天请你们喝酒不是白请的。看到了吗，老蔡来了。你们知道他来干嘛？”他们说不知道。大炮说：“来找你们帮忙弄个履历表，跺个萝卜章。他考上了研究生，要份干净档案。”白净的罗参谋马上放下酒瓶，站起来，发誓说他只有在老兵退伍时才能看到那履历表。每张表都有登记号，都是上面按退伍人数分发下来的，一人一份。政治部的章子在保卫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他从没单独见过。部队规定只有几个人在场才能动用那公章。大炮笑着说：“你是个废物！ 可我相信你！” 他又转向万参谋。小万忙说：“要是他帮不了，我更不行。” 他转向我说：“你跟政委很铁。找他，他一句话就行了。需要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大炮把手一挥，“得了，你们俩个都是废物。还有什么人能帮忙？让我想想。” 他抓起脑壳来。

 

我吃不下去。我对大炮的两个铁兄弟失望透了。我还指望大炮还有什么奇招。他抓了会脑壳，大叫一声：“我有办法！老大，我们去找老林。他这回得帮忙。他不帮我抽他狗日的。”

 

老大说：“他回家了，下个月才回。”

 

大炮兴致不减，拍着胸部说：“别担心。这事就交给我。我会有办法。” 我难抑失望：“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周一我就得赶回去。”他说：“你等等，会有办法的。我这回我要是帮不了你我就不姓张！”

 

那只鸟又不见了，我又跌到了浪窝里。

 

回到老大那儿，老大说老丁应该有办法。老丁是我们麻城老乡。老大说老丁对老乡是光了膀子帮忙。他在我们部队分部政治部当参谋。老丁是仅剩的两张牌之一，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张牌。我等着看这张牌。我们只能等他夜里回来。

 

那只鸟还在天边远处翻飞。

 

夜饭后我和老大就在老丁的宿舍前转悠，等着他房里的灯亮。他家住保定。九点钟会回来。到了九点他的灯还没亮。要是他今天不回来怎么办？焦虑让我头痛。老大催我在路上跑跑，可我跑不动。

 

老丁宿舍的灯终于亮了，我和老大喜得叫起来！我们忙跑到他房里。我从未见过老丁，可他认识我。他紧握我的手，满脸笑。得知我来的目的后，他平静地说:：“我帮不了忙。我只有我们部队的公章。这时我也搞不到那个表格。只在给退伍兵办手续时有那个表格。对不起。” 他们部队是我们部队的分部，和我们部队的番号不一样。老大说：“他跑了这么远，就为那张纸。搞不到，研究生就上不成。你是我们唯一的指望。”“你们找过别人没有？”我们告诉他我们能试的都试过了。他想了一下说：“我有个主意，你去找老康。要是他愿意帮你，什么都解决了。对他这是小菜一碟。没人敢不听他的。”我说：“他恐怕帮不了。”“去试试嘛。他现在也该回来了。”政委家在北京。有专车接送。老丁说：“这确实是个好机会。抱歉我帮不了你。我真想帮你。这个时机不对。”老大不忍离去，“我们等了你两天。”老丁说：“对不起，我真帮不了。你去找政委吧。”

 

那只鸟又飞远了。老丁几乎粉碎了我最后的希望。可还有一扇门，最后的一扇门。我知道这扇门多半是关着的，但我得去敲敲。

 

十点半是找康政委的最好时机，他刚回来，还没上床。这时去找他也不会撞上我的熟人。

 

康政委住在部队营房西苑最好的一栋独立的红房子里。他很有杀气，当官的都怕他。我还是个小兵时曾拜访过他。是他把我弄去教书的。我出了事，上面下面都怪他。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这回又来找他，他会不会帮忙呢？

 

走近西苑，看到他房子的灯亮着，我喜坏了。我敲门。他开了门，“是你。”他见到我很平静，“进来。”

 

我坐下，他也坐下。他问：“在家还好？”我说在老家教书，还好。我说：“在部队给你添麻烦了。”他说：“我没事，你们处长倒霉了。因为你， 他得离开部队。得有人为你承担责任哪。你该跟他说对不起。他在部队很有前途。我嘛，不在乎，到了退休年纪了。”他给我一支烟，我说不抽，他就自己点上了，“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考研了，考得不错，有个大学要录我。他们要我部队的档案。他们见了我的档案肯定不会录我。不知你能不能帮忙改改我的档案。”他不等我说完，马上说：“你得吸取教训。实际上你没犯什么大错。去跟他们解释解释。跟他们写封信，认个错。 你这么做了没有？这才是正路，也是唯一的路。他们会原谅你。他们不能因为这点子事不录你。”我在心里说：你老糊涂了， 还是开我的玩笑？这不是叫我把鸡蛋往石头上碰还说鸡蛋会没事？可我只说：“你是说你这回不能帮我改档案？”“我哪能改你的档案呢？这不归我管。这由政治部主任管。我怎么能去跟他说这事？按我说的办：去找大学领导好好谈谈。他们会理解这事，会录你的。好吗？没有问题。”我呆呆地坐着。他要么烦了我，要么确实没法帮我，再求也没用。我说：“好吧，我按你说的试试。谢谢。”我站起来，他也站起来，“你要吸取教训。再别干这样的傻事，要不你还会有麻烦。你还年轻，你会成功的。”他送我到门外。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我无法破门而入。那只鸟已死了。那希望之火亮了，又灭了，灭了，又被点燃了；点燃了，又熄了，一而再，再而三。我一会在浪峰上，一会又跌到谷底，一会又被掀上浪峰，一会又被丢到谷底，上上下下，下下上上。我抓住了那只鸟，它挣脱飞去；它出现了，又消失了。我累了。与其让我爬上跌下的在希望与失望之间颠簸，还不如就此接受这最坏的结果。“尽吾志者而不能致者，可以无悔矣。”我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该试的都试了。不能再这么吊下去了。如果这是命定的，这时我就该接受命运的安排。明年再考。报考时再不提我当兵的事。

 

走在凉凉的夜风中，我忽然感到到轻松了。

 

老大在他房里等我。我告诉他结果。我说我准备放弃了。他说：“我们去印个表格，找人刻个公章。”我说算了。我不想再这档案上折腾了，我累了，这一仗打完了，我输了。明年再考。我决定明天早上回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去跟大炮道别。他说他肯定有办法，就是要等等。我叫他不要为这事操心。我明年再想别的办法。

 

然后我去跟老丁道别。我得告诉他政委的意思和我的决定。我背着包，老大在里头塞了好多吃的喝的。到老丁宿舍时老丁刚吃完早饭回来。他笑着问：“要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这回就算了，明年再来。不知道明年又会有什么意外？”他问：“那档案真那么关键？”“不洗那档案，我根本没戏。”“康政委什么意思？”“他叫我去给大学领导承认错误，求他们原谅。”老丁哈哈笑起来，“他肯定有他的难处。”他忽然换了口气：“要是有人给你那张表，到时你又犯事了，人家审问你，你会不会说是谁给的？”　我说，“他们关了我那么长时间，问我们部队有谁去游行过，我就是没告诉他们。要是我说了，我的好多同事都会有麻烦。”他点点头。我说的是实话。幸运的是他们没给我施刑。他又问：“你就想这样回去算了？”　我说：“没办法，大家都尽力了，都帮不了。”

 

他笑着，走到床边，掀起叠得方正的被子，从里头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有个东西给你。”

 

我接过来那张纸，看着。这正是我要的那个表格！上面有我部队的红章！我简直没法相信，这不是做梦吧？我呆望着老丁。

 

老丁说：“我想这就是你要的。要是没人能帮你，我就得出面了。你自己填，要怎么填怎么填。当心，就这一张。别填坏了。”

 

我傻了，不知说什么好。所有的灯一齐亮了。那只鸟魔术般落在我手背上，正拍打着翅膀，它的羽毛扑扇着我的脸，扑打着我的心。老大哈哈大笑，扑过去抓住老丁的手，“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我终于回过神来，抓起老丁的手，“我不知说什么来表示感谢！”

 

老丁冷了下来，说：“拿好，快走，越快越好。除了老大，谁也别说这事。我相信你。祝你好运！”

 

我想说些什么，他却挥手打断我，“什么也别说，快走。我得去上班。”我抓着他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松了他的手，把那表格折叠好，放在一本书里夹着，然后把书放在背包底。我快步出了他的屋，老大跟着。

 

一出屋，老大就飞身上了自行车。我坐到后座。老大哈哈哈笑着，飞快地踏着车。我用军帽盖着脸，跟老大一起哈哈大笑。我们赶到火车站。刚上站台，就有辆南下的车。站台上人山人海，大家都直往车门挤。我根本无法从车门进去。看到有个车窗开着，我跳起来爬上去，一头钻进去，然后伸出头来跟老大道别。

 

一会，车子就开动了。

 

十五. 出门

 

坐在车上,我直问：这不是梦吧？我打开背包，拿出那个表格，细细欣赏着。我想大叫：老天，你又帮了我！老丁怎么搞到这表格的？他昨夜十一点后去找人了？这上头的红章是我们部队的番号。这表是真的。现在得由我在这表格里填写我的履历了。收好表格，我找了张纸，起了个稿。

 

蔡铮同志在我部服役期间表现突出。他严守部队纪律，工作出色，深受战友们的尊重和信任。

 

蔡铮同志诚实正直，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有很强的正义感，勇于与不义作斗争。他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此他荣获嘉奖。

 

看着我写的几句话，我忍不住笑。头不痛了。

 

回到县城，我直奔清平家。他忙招来她爱人，叫她把我写的那几句话填进去。她的字很正统。填完，细看可以看出那字是写在红印之上的。清平便拿根针在那字与印油交接处涂上红印油。涂完，清平哈哈大笑，说就是侦探专家也看不出破绽来了。

 

履历表搞好，我忽然想到得有个我部队政治部的信封。我把这事搞忘了。一个政治部的公函更能震住退伍办那两个家伙。战友建武在政治部当过文书。他也许有些政治部的信封。我连夜捅到他家。见了他我劈头就问：“你有政治部的信封没有？”他说：“当然有！” 他的话让我喜得要跳起来。“给我几个。”“几个？” “一两个吧。” 他拿给我五个。“你要这干嘛？”“有用。”他哈哈笑着，“好，我不问。还要，再来拿。我这里多的是，我给你留着。” 我转身出来。

 

我把那履历表塞进那政治部的公函里，封好。星期二一早就去退伍办。我把那个信封递给谭主任，平静地说：“我回部队了。政委是我老乡。他召集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连夜为我的事开会。他们马上集体做出决定：撤销我的处分。他们给了我这个。”谭接了那信封，不看，递给刘副主任。刘副主任拆开信封，抽出那履历，看了看，然后递给老谭。老谭这回看了：“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两张处分撤出来了。原来我们不能动。我们会把那个老履历丢一边，给研究生招办寄这个新履历。”

 

我心上的那块巨石终于挪开了。然后我去我就读的学校叫他们给我重做一份档案。校长夫人亲自监督给我弄了一份档案给我， 让我带去招办。

 

清平想洗他的档案，管档案的不帮忙。他只得找了好些信件证明他如何纯洁。档案寄出不久，他就只收到招办的一封信：“李清平同志，经研究，我们对你不予录取。希望你安心作一个中学教师。”

 

到了七月中旬，我还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便又坐车去招办。下着大雨，我的衣服全湿透了。我抹了一把头发上流下的水，然后敲招办主任的门。里头没人，隔壁房间一个中年人出来，问：“你是蔡铮？”我吃一惊：“你怎么知道？”“你像个军人嘛。”他把我请进他的办公室。那门上写着“处长办公室”。 他叫我坐下，拨了个电话，叫人来接待我，然后对我说：“为录你与否，我们激烈争论了很长时间。我们刚做出最后决定。 你被录取了。你正是我们要招的那种人。祝贺你！”他站起来俯过桌面跟我握手。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为什么还要为录我与否争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关于我的小道消息？

 

一个妇女进来。处长问我的录取通知书发出去没有，要没有就直接给我。那妇女就带我到她办公室，给我那片纸。

 

我想让父亲最先看到这片纸。我要告诉他我已过了河，上了岸。我下了车后直奔父亲坟地。三个月过去，他坟上的草已长到一人多高。这坟像存在了一百年。父亲现在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想。要是他还活着，这张纸就会是他最好的药。从此他就可安心地活下去。我研究生毕业后就把他带到身边。我要竭尽所能让他过上人的日子。我现在能做什么？给他竖个碑？把他坟边的地买下来，种上树，修起围墙，冬天里为他挡住北风，热天里为他挡住烈日？我能做些什么让他好过些？

我只默默坐在父亲坟前，直到天黑。

 

我计划从县城出发去学校报到。离开家去县城的那天，我和大哥二哥带着小侄儿去跟父亲道别。二哥点着鞭炮。鞭炮的炸响回荡在山间。大哥点着纸钱。我把通知书的复印件丢在火里。灰色的纸灰和青烟飘飘上升。几分钟后，地上就剩些纸灰。

 

坐车到县城去的路上，我就想：父亲接到了那份通知吗？父亲不识字，他颠来倒去的看得懂吗？他 知道那是我的录取通知书吗？十年前他在街上卖瓜，一个老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他，他忙挑起瓜往回跑，一路挥舞着那通知书，像挥舞一面胜利的旗帜。他要是还能那样该多好！

 

我回到学校。玲玲妹妹找到我，说她姐姐要请我吃饭，庆祝我考上，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有空。我心里一惊：她怎么知道我被录取了？可能是大哥告诉她的吧。我说报到之前我没空，以后再说吧。我实际上我空多的是。为拒绝见她，我心里很痛。也许是该对昨天说再见的时候？也许是我们重新和好的时候？也许，她会说她依然爱我？……啊，太晚了。那爱的纯洁，那爱的高雅，全没了。一张雪白的纸已被涂得乌黑，再也不能洗净了。 可为什么拒绝她的好意呢？ 是我不敢见她。我怕什么？那伤疤还在，抓它就会流血。见了她我装不出笑。我不能站到屋顶上冷静地俯视地下。我没有从失去她的痛苦中爬升起来。她曾说过要等我一年，她却慌忙投入了他人怀抱。一切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如今，我不再需要她的安慰。很多女孩会给我安慰。我躲过了那险恶的巨澜。在那挣扎中，我在她面前显得多么懦弱无能。现在真正的我又复活了。我还是个铁人，叉开双脚站在地球上。此时，在这个世界上我可见任何人，只是不必见她。别打搅我。把你的微笑留给你挑中的人吧。我曾经渴盼的微笑现在不需要了。

 

离县城前我得跟县城的几个革命同志碰个头。他们要组建个政党，要我当头。我觉得在这时在这山旮旯里创办政党简直是开玩笑。这事要真闹出来，我又得进监狱。我受够了。他们求了又求，我只得说我不敢参加任何反对党。他们问：“你害怕了？”我不知如何回答。要创立个政党，保证其不成为帮匪，创立者得甘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必须有圣人的道德和虔诚教徒的狂热。我们都不够格。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所有问题只要换个政党就解决了，我却怀疑这点。老一代该做的都做了，千百万生命丧失了，人民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可我无法回绝他们。只有懦夫才会回避地下党。我不想被视为懦夫。要真正拒绝他们反复不断的恭维，还得真有勇气。最后我说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他们同意了。

 

秦海是最积极的。他在政府上班。他常到下面的镇上去调研。一到下面，他得喝酒。他可一口干一瓶白酒，连眼都不眨一下。喝完，他就躺下睡觉。有时他可一气睡三天三夜。他一醒来就啥事也没有。有回他到下面去调研，镇政府请他喝酒。喝完酒后他自己回招待所去。那夜月光很亮。到了半夜招待所所长还不见他来，他忙通知镇长。镇长吓坏了。他担心他走到野地里碰上野猪或掉塘里淹死了。他忙召集所有公安人员，政府官员和民兵到附近的山上河边去找他。他们拿着手电，火把，吆喝着找了一夜，谁也没见他的影子。政府的主要领导吓傻了，早上上班时间正准备上报他失踪时，他摇摇晃晃进了招待所，衣服全露湿了。原来他走进路边麦地，倒麦地里睡了一夜。

 

他也曾被县里调去勘测政府官员的房子。中央下令要测量所有政府官员自建的私房。收入微薄的政府官员有个大房子，那肯定有问题，就得调查。中央很重视这事。县里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专门的勘测小组，由一个副县长带队。这个小组成员都受过特别培训，学会了如何测量房子占地面积，如何估算房子造价等等。大家都以为大多数有私房的官员都会有问题。他们勘测一个月下来，没有一个官员的房子超标。秦海在勘测小组的表现出色，升了一级。

 

他大学学的是化学，他却想上最好的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为考研，他每天工作之余学习十多个钟头。他住在一栋四层楼的集体宿舍里。他的那间房被隔成两间，里头是书房，外头是卧房。有回他父亲来看他，他叫他父亲早点睡，他继续看书，一气看到四点。上床前他到楼外的一个共公厕所去小便。小便完了，他走回来，上楼，走到走廊顶头他房里去睡觉。他推门进去，脱下衣服，钻进被窝。他推了推他父亲，让他给让点地，然后倒头睡着了。实际上他少爬了一层。他不是跟他父亲睡在自己床上，而是跟同事的老妈睡在一个被窝里。同事和他妻子睡在里间。那天夜里他同事的老妈忘了拴上房门。第二天一早，她同事的老妈醒来发现他穿条三角裤睡她被窝里，惊叫起来。叫声惊醒了整个宿舍楼的人。大家以为有人被谋杀了。很多人都冲过来救命。只见那老妈正死命地捶打他。他还睡得正香。大家把他弄得坐起来。他坐直了又歪倒下去，还嘟哝着叫人别吵他。他父亲跑过来揪住他的耳朵：“你睡哪儿了？回自己房里去！”大家都笑。他终于醒了，也笑了，抓着脑壳，“我进错了房？”然后起身要回自己房里去。那老太太揪住他不放，大哭大骂。老太太的儿子儿媳都出来掰她的手他才得脱身。那老太太便端了张凳子坐到楼梯口，边哭边骂。说这个臭流氓，坏了她一生清名，让她没脸活下去了，从他老头子死后这三十年她都没让男人上过她的床。她哭骂了整整一天，没人能劝住她。秦海他们单位只得叫人买些礼物送给她赔不是。为“擅自闯入别人的私人空间”，秦海得了一个警告处分。

 

秦海也跟我们同时参加了研考，考前他用半年省下来的三百块钱买了一支人参寄给他报考的那个专业的指导教授。为参加考试，他提前三天就在考场附近最好的一家旅馆住了起来(住宿费是要报销的)。考试前一天他学习到早上五点。他把闹钟定在七点三十。八点半开考。那闹钟没能闹醒他，是噩梦闹醒了他。他醒来已八点半了。他忙奔向考场。他以为英语能得了六十分，可他只得了不到三十分。考后他收到那教授一封信。教授鼓励他来年再考，根本没提人参，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刘琦是个律师。他深知地方司法的黑暗。他说这里根本无法可讲，判案定案全是关系。律师不过都是政府的雇员。前些时他被指派为一个农民家做律师。税务的几个人打那农民，那农民头上挨了一下，倒地就死了。公安把这农民送去验尸。验尸报告说着农民是自己跌倒，诱发心脏病而死。农民家人以为政府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于是上告。政府叫他们上法院起诉。这事就弄到法院来了。审来审去，就是没有一个税务官员有错，最后只是由税务局赔一笔钱，算是给那农民一笔安葬费。刘琦为此很恼火，他帮不了那农民家忙。他对这个在一党专政下的官官勾结的司法制度深恶痛绝。我却对他很失望，每次去他那儿，他都在跟一帮同行搓麻将。

 

离开县城前的一夜我们聚在刘琦家探讨独立建党的可能性。他们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里外锁死了。我们到这房子的最里间的屋子里开会。他们探讨热烈，我却几乎无话可说。我忽然想起九年前看的一个展览。那是公安部门成功一网打尽一个“反革命政党”创办者及其党员的展览。该党的主席只有十七岁，刚高中毕业。他是那个反革命政党中最年长最有学问的。所有该党创始人都被判了无期。那个手写的党纲是从高中课本上抄来的，字写得歪扭，语病百出。安全部门抓这帮孩子的人疯了，那帮指控这些孩子要推翻共产党的检察官疯了，判这些孩子的法官疯了，那些立法要抓这些建党的人疯了，那些搞那个展览的人疯了。在一个如此疯狂惧怕独立党派的国家谈什么建党，也是疯了。

 

他们读些文件，谈论着，声音很遥远。谈到半夜，会散了，我漫步回学校。

 

第二天是二十八号，是我挑定的去学校报到的日子。这报到日子是我请教了清平的父亲后定下的。学校定的是三十号和三十一号。清平的父亲钻研了很多看相看风水算命的书。他说我出事是因为这是我的本命年。他给我看了关于蛇相的陈述：“蛇是十二属相中最顽强的属相。最美的女子和个性最强的男子多出生在蛇年。 人们最怕蛇，恨之怕之，又无可奈何之。属蛇者往往长寿，因为它能不断蜕皮复生。蛇光身出洞；它的路是曲曲弯弯的。蛇即使成不了龙上天腾云驾雾，也可成蛇入水翻江倒海，最次也会成蟒钻林盘山挡道 ”他说我该相信祖先的智慧。当年要是我在腰上系根红带，我就可能没事。他又测过我的字，说我从此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没人能挡我的路。我不信这些，可我想到未来就提心吊胆。我担心有人会向校方举报我，揭露我的历史。以后三年，如果有人给校方写封信，他们就可能把我当个罪犯（改档案又是一大罪）。我只是偷溜上这条船，我得戴着面具。要是谁认出我，我就会被踢下水去。我只有不让原来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在读研。可我如何能不让人知道？又如何保证他们不举报我？我只有心里祈求他们不要举报我。但那恐惧担忧无法消除，我得找些东西来给自己打气。

 

他说二十八号是最好的一天，如果我在那天出发去新地方，我会从此一帆风顺。他的预言第二天就得到验证。我正在街上闲走，想着校方没车接，我如何把我的行李弄到研究生宿舍？正低头发愁，迎面走来四清，我的一个战友。他在商业局开车。他说他明天去省城，可以把我捎去。他早上六点来接我。

 

那天四点钟我就起来了，我无法入睡。我把东西收拾好，塞进两个大蛇皮袋。还早，便端张椅子坐到门前。天空开始变蓝，云渐渐由黑变紫，然后变得火红。河水开始发亮，穿着白衣的人桥上走动。新鲜温热的空气轻轻拂来。

 

玲玲这时还熟睡着。她知不知道我此时已醒了，正在想她？这个城市属于她。我跌落在这里，打乱了她的生活。现在，我又要离去。她可能曾期盼着与我一同离去。考研原本是为了她。一个抓鱼的跳进水里去抓鱼来让他的心上人高兴，当他捧着鱼从水里冒出来时她已走了，跟那有鱼在手的人走了……不，她离开我不是因为鱼，而是因为我的疯狂……要是我能跟我深爱着的人来分享这条鱼该有多好……

 

我曾经在那号子里发誓：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将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刻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活着，活过。活着并非事实，它有待于证明为事实。如今，老天给了我机会来证明我曾带着我微弱的灵魂，以这个形状，以这个躯体，在欧亚大陆的这个部分，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宇宙中， 呼吸过，思考过，恨过，爱国，痛过，哭过，笑过，颤抖过，梦想过……

 

我抬起头，看着色彩斑斓的天空，忽然想起那几句诗：

 

新的一天已到来

昨天的事

就让昨夜掩埋

明天的不测

还在今夜的堤外

 

此时

阳光正跳荡在水面

阳光正扑落在黄土里

绿色已开始在晨风中流淌

鸟儿正在林中掀起阵阵歌声的波浪

 

此时，原野上渐渐腾起的生命的火光

已开始映亮天空

 

 

 

 

 

 

 

 

后记

 

 

我一直害怕去碰那段经历，终于一次次地鼓足勇气把它写完。

 

于我，八九事件没有对错，只有不幸。在我国连绵不断的不幸事件中，八九年人民经受的不幸算不了什么。那年我经历了面临被强制剥夺生命的恐惧.。那种恐惧无法表述，因为在陈述那种恐惧的此时，我知道那恐惧仅仅是恐惧。

 

我很幸运。无数善良的人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让我走出困境。想起来我就感动不已。我想报答他们，却无从报答。我只有默默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平安。我很愧疚，我给关爱我的人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在此我祈求原谅。

 

我曾发誓，如果我能生还，我要竭尽余生精力来证明自己活着。二十年来的生活并没给我太多机会证明自己活着。我写下这些，希望证明自己活着，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平安。

 

蔡铮

 

2009年3月 维仑山庄

 

 

 

 

 

 

《一个解放军的1989》出版后记

 

蔡铮

2009年4月我把《一个解放军的1989》电子稿给明镜出版社，几天后他们就来信说愿出版“大著”, 寄来出版合同，我随手签了。 这本书原用英文写就八九年，本想译出来丢到网上了事；有人出版，当然高兴。叫审阅老高提意见 ，老高说那被抓后的许多想法删去似乎好些。我说我当时就那么想的。他们便一字未更（连错字也未动）就在一个月内赶着出了。明镜为这书敲了几遍锣，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和香港公共图书馆就闻声采购了这书，明镜便赶着加印了一版。

一年后跟国内当教授的同学电话聊天，他说：“我读博时的同学给我电话，说他在地摊上买到一本书，读后非常震撼，说你一定得看！我问什么书，他说: 《一个解放军的1989》。我说那是我一哥们写的。”有回收到一陌生老乡的电邮，说他在北京街头买到《一个解放军的1989》的盗版，25元。我问他有卖主的电话吗？他便给了个电话，原来是个流动书贩。如此英雄的盗版事业当予以奖励 ---那时夫人正在北京，我便叫夫人跟那书贩联系，给我买十本回来送人。那书在美国网上卖22块， 书店25块，出版社只给了我三本。夫人跟那人约好交货时间地点，到时夫人去了，那人却不敢来领奖， 电话也不通；想他以为夫人是国安钓鱼的。网上曾看到国内有人谈这本书，说因是盗版，很多错字漏字；他们不知那其实是我的错。我不知道我那书是因为国内有盗版行销才列为禁书呢还是被列为禁书后才有了盗版。

2011年暑期回国，一战友请我在一豪华餐馆吃甲鱼--我活大半辈子还从未在餐馆吃过甲鱼，吃得我谈兴大发，洋洒哈笑 ---- 那战友在我关押期间常给我通风报信 ；他在政治部打杂，消息灵通；后来我自己填了张部队的履历表要送到县人武部去替换我档案里那片黑纸，他变出一个我部队政治部的信封给我装那履历表， 弄得那个伪造的履历表逼真万分，吓得人武部主任双手捧着北京军区某部政治部的公函，十万火急地给我换了个履历表寄到研究生招办。吃完，同桌一生人代为付账，付完帐说他有事相求，请我到宾馆楼上房里小坐；我便欣然跟往。那房里已有好几条汉子严阵以待，原来是国安局对我那本书表达关怀，弄得我一下从天上跌到井底，哈哈大笑过的脸皮发麻发硬，实在无法急转弯去适应那阔别二十二年的至卑至贱角色；恨不得把吃的甲鱼哇哈一口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跟他们聊了个把钟头，聊得我精疲力竭，吃的甲鱼都化成汗流了出去。他们都没看过那本书，所以对话隔膜得很 。 他们不知道这本书其实只是平白记录我作为军人遭遇那个事件的身体及心灵的经历和后来被军方护送回老家红安（黄安）柏树岗村袁家垸后挣扎求生的经历，所描述的是我所看到的那个年代上至首都下到贫瘠乡村的一个社会截面，与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根本不存在的八九六四都没太大关系；这本书只有少许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而毫无政治意义。想国安部的人肯定是被那书名骗了：他们看到那书名，立马毛发直竖，慌忙下令封杀该书；知我回国，便紧急下达指令给国安厅，国安厅再下达任务到市国安局；国安局马上组织人马，制定方案，如何监听我，如何跟踪我，如何安排人马，从市里开车到我老家，在一高档宾馆包房，设计哄我稀里糊涂进饭局。他们做得有礼有节，天衣无缝。这一下估计花掉维稳费三五千。 那笔钱可供我们那儿一孤老过一年。其实问那些话只肖给我打个电话就成，根本不必那么兴师动众。那钱花得冤枉。

五年来我都没敢读那书。将那段经历行之于文前，每谈起那段经历我就浑身发抖，说起来滔滔不绝，完全失控。写完那本书，仿佛肿瘤割去，我安宁了。书中的部分章节被贴到网上，便招致些机器的评论。那些评论显示英明政府对那个事件的抹杀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以致很多孩子以为我那些经历是虚构的。恶怕人知，便是大恶；上下其手劳神费力抹杀那段历史，正证明当事人知道那是恶行，不便声张，最好你我共忘，欢乐今朝；看来他们还有善恶之知，国家还有希望。

八九之后我转而关注历史。其实我们所知的历史只是人们记录的人类活动经历。人类大型的集体活动，我们称之为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谁也无法全真把握，亲历者只能描述他所历的那一面，任何判断都属个人。对于历史事件主要有两种相关人，一种是亲历者，一种是回观者；亲历者可以描述记录历史事件； 回观者只能基于有限的资料来想象历史。今天，我的许多同代人还未从那个事件的伤痛中恢复过来； 那段历史还矗立在地上，活着，还在许多人心里反复经历着； 但不久，最多两个25年，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就都会逝去，这段短小的历史就会汇入中国数千年浩荡历史的泥石流， 淹没于历史长河的泥沙中， 不再会有亲历者来述说这段历史。我宽慰的是，我已将我那段经历寄存于文字中，如即将随船沉没的人写下要说的话，将字条封入瓶中。 那瓶子终将沉落于历史长河的泥沙中，也许未来的历史探究者会碰巧拾起这只瓶子，看到那字条，跟我一同经历那时的激奋、恐惧、悲痛和穿越当时人世幽暗隧道的种种微末情感。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