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台

长波台的概念指从300千赫兹至30千赫兹，波长为1000米～10000米的无线电波电台。长波传播时，具有传播稳定，受核爆炸、大气扰动影响小等优点。其传播方式主要是绕地球表面以电离层波的形式传播，作用距离可达几千到上万公里，此外，在近距离（200至300公里以内）也可以由地面波传播，该波段的电场强度夜晚比白天增大，波长越短，增加越甚；电场强度随季节的影响小；传播条件受电离层扰动的影响小，稳定性好，不会产生接受强度的急剧变化和通信突然地中断现象。适用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导航等方面。由于长波需要庞大的天线设备，我国广播电台没有采用长波(LW)波段，主要用于对潜艇的通信和远洋航行的舰艇通信等。所以，国产收音机一般都没有长波(LW)波段。
　
　长波与短波的区别

　　长波(包括超长波)是指频率为300kHz以下的无线电波。

长波与短波的区别

　　长波(包括超长波)是指频率为300kHz以下的无线电波。

　　中波是指频率为300kHz～3MHz的无线电波。

　　短波是指频率为3～30MHz的无线电波。

　　超短波是指波长为1～10m(频率为30～300MHz)的无线电波。

长波台的历史

　　德国人第一个将长波台用于潜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潜艇的“狼群战术”，在大西洋、太平洋给盟军舰船很大打击。德国潜艇就好像有千里眼、顺风耳一样，游弋在大洋中攻击盟军舰船，前苏联被击沉的军舰有40%是死于德国潜艇。德国正是使用这种大功率超长波发信指挥潜艇。超长波能穿透海水，且损耗很小，使用大功率通信距离很远。有了长波台（简称）就能指挥潜艇有目的作战，而不是潜艇自己去盲目寻找战机。

战后，前苏联把德国的大功率超长波发信机拆下来，搬回了苏联，为自己的潜艇装上了顺风耳。美国也开始建长波台。

　　1954年，年轻的中国海军向苏联购买了两艘潜艇，建立了潜艇部队。可是怎么解决指挥通信问题呢？海军通信兵部听说只有使用超长波电台才行，报请国家安排南京无线电厂紧急生产了三台一千瓦超长波发信机，结果因功率太小，根本不能与水下潜艇通信。中国的潜水艇还是不能出海作战，只能训练使用。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推前海军通信，提出要中国在沿海建三个小型超长波发信台，并送来了三部15千瓦的超长波发信机，安装后可能解决近千公里海域通信，由于能解决潜艇出海通信问题，中国同意了。

　　中国的三个小台还在建设中，苏联为了能尽快指挥潜艇进入南太平洋、印度洋等更大海域与美国争地盘，1955年又向中国提出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1000千瓦的大功率超长波发信台。苏联提供设备，使用权属于苏联。

　　苏联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军事设施，关系国家主权。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华商谈此事。中方提出，建台可以，由中国自己建设，设备向苏联订货，由苏联派工程师设计、勘测、提供技术，全部费用中国承担，这个超长波台的主权一定是中国的。至于苏联海军如何使用中国的超长波台，双方谈判商定。

　　建成这个大功率超长波发信台，能使苏军的通信向前推进五千公里，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地位，加快建设，赫鲁晓夫被迫同意了。这就是著名的大同超长波发信台工程，代号01工程。（当时国家决定建造自己的常规潜艇，工程代号03。后来又决策建造核潜艇，工程代号09。电视剧中对第一长波台工程使用019工程代号）

　　千军万马开进了荒凉的黄土高原，在一片没有人烟的盐碱地上，超长波发信台工程上马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工地没有充足的粮食，部队饿着肚子抢建工程，甚至去挖老鼠洞找粮食吃。工程正在进行中，中苏关系恶化了，赫鲁晓夫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的超长波发信台工程搁浅了。

　　钱花掉了，工程动了一半，到货的设备躺在仓库里，可洋工程师们走了，设备安装不起来，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军委领导把海军首长找去问：“海军的超长波发信台怎么办？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搞下去？”

　　要建设强大的海军，不能没有潜艇部队。有了潜艇，没有超长波大功率发信台就出不了远海。海军的意见是：工程不能下马！依靠中国自己力量把它建起来。可是找谁来挑这副担子呢？

　　海军通信部长、老红军徐明德将军想起了一个人。徐将军冒着政治风险，向海军首长建议起用无线电工程师周建畏，并为他打保票。

　　周建畏是1941年从西北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大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长期在国民党电台工作。1949年7月，怀着爱国之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当时海军舰艇急需通信电台，他亲手组装了一批电台应急，立下功劳。可是他的历史使他倒了大霉。1953年，五反时曾经被错打成“老虎”，蹲了十个月大狱。1957年又差点被打成右派。这时周建畏31岁，还在部队工作。用这样的人挑大梁行吗？政治部门是有不同意见的。徐明德将军对自己的部下还是了解的。

　　老部长找到了周建畏，与他促膝谈心，说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推荐他。周建畏非常感动，同意去看图纸。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建畏怀着报效祖国决心，顶着政治风险，挑起了担子。他到资料室，每天啃着干馒头、咸菜，审完了上千张苏联工程师留下的零乱图纸，又根据中国情况补画了图纸。几个月后，徐部长问他怎么样？周建畏说能挑起这副担子。他不负众望，01工程又上马了。

　　在事实上的总工程师周建畏的带领下，海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压力，通信部队、工程部队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在荒凉的平原上，建成了有巨大天线阵，当时世界上最大功率发信台。中国的潜艇可以出海了。

　　周建畏因为历史复杂，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扫过大街，住过牛棚。但他在海军建军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历史不应该忘记他的功绩。事实上周工是个很小心谨慎的人，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小心谨慎，这是历史造成的，不像点电视剧中那么张扬。当时他是工地唯一享受特供的人，这也体现出党对他的爱护。

　　01工程锻炼出了一批新人，成为共和国海军通信的主要技术骨干。王东山、郭永亮、刘谓滨等为海军第二发信台（湖南慈利6984工程）的建设再立新功。在他们这些老人中，总是亲切地把6984工程叫做“新01”工程，而把大同台称为“老01”。

　　历史记实

　　1959年9月，在高原的一片盐碱地上，突然沸腾起来，千军万马在那里安营扎寨，草棚加帐篷，像草原上的蘑菇一样多，在枯草和盐咸地上被风刮得抖动。一个军事巨婴，将在这片荒野中诞生，这儿就是未来中国长波台台的母腹。

　　周恩来总理调兵遣将，由海军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总参通信部组成超长波台建设委员会。建委主任为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建委副主任为国家经委副主席谢北一、国家计委副主任范慕韩、海军工程部部长赵一萍、海司通信兵部部长徐明德。

　　周总理点将，要北京市第一工业建筑设计院承担工程土建设计，土建施工由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担任，这个公司是由朝鲜归国的志愿军一个师集体转业而组成。由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铁塔加工和架设。海军承担技术设计的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的设计。各路建设大军听从周总理调动，派调出最强人员和装备，浩浩荡荡开赴荒原，轰轰烈烈拉开了长波台创建的帷幕。

　　但是，1960年6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妄图控制中国和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坚决反对。“老大哥”翻脸，并指挥一些共产党国家围攻中国代表团，掀起了一场政治风云。这就是所谓“布加拉斯达会议”。最后赫鲁晓夫恼怒了，想要报复毛泽东，压毛泽东屈服。他下令撤回派往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苏联援建的超长波台的协定被撕毁，8名专家紧急招回，带走了部分图纸。长波台工程突然间瘫了。中国长波台建设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天，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把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找到办公室，问着：

　　“海军长波台怎么办？是上马还是下马？依靠我们自己力量能不能搞？”

　　周希汉愣了一阵，他知道工程宏大，技术复杂，这可不是光靠拍拍胸脯说个“行或不行”所能决断的。他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我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罗瑞卿看了周希汉一眼，心情沉重地说：“有把握就干，没有把握就算！”

　　周希汉离开罗瑞卿办公室之后，马上把通信部长徐明德叫来，对他说：“你们讨论一次，分析分析，到底依靠我们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能不能把超长波台建起来。上马或下马，你们都要给我说出理由来。”

　　一副千斤重担一下子压到徐明德身上，这个红军时代就抓通信的老兵，非常懂得通信是战斗中的神经。特别是超长波台，潜水艇没有它只能呆在家里，不敢出家门口，要想在更广阔海域里隐蔽地打击敌人，就相当困难。

　　人民海军目前的兵器中，只有潜艇能离岛岸在较远海域独立作战，没有长波，潜艇一到远海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大概赫鲁晓夫看中了这一点，要给中国海军一个难题啊！甩掉“洋拐棍”，中国人能不能独立走自己的路？

　　这天下午，徐明德召集有关人员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和分析长波台上马或下马的问题。“上马”、“下马”，虽只一字之差，但压得到会人员喘不过气来。会议室里，烟雾腾腾，没有人说笑话，也找不到一张笑脸，大家低头抽闷烟……

　　会议从下午开到半夜，人们两眼布满了血丝，长波台上马或者下马，还是没有定论。

　　徐明德部长站了起来，把窗子推开，满屋子的烟雾从窗口冲了出去，一股子夏凉夜风刮了进来。

　　会议气氛又活跃起来。

　　“下马，这成千上万的器材就泡汤了，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这是人民的血汗啊！”“下马，我们的命运就拴在别人裤腰带上了。”“下马，正是赫秃子的愿望！”“下马，我们潜艇何时能远航？何时能形成战斗力啊？”“我们决不能屈服于苏联，我们要自己干！”大家都憋着一口气，都有一种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但一碰到技术问题，谁也说不清到底有没有把握。

　　人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戴眼镜的通信部长徐明德身上。他早为此事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也跟一些无线电专家调查过，他想发言，但他知道自己发言的份量，尽量先听听大家意见，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此刻，他一虎站起来说：

　　“我就不信缺了把黄花菜，炒不出八大碗，苏联要卡我们脖子办不到，我们自己动手干！”

　　“徐部长！你有这个把握吗？”

　　徐明德把袖子一卷，伸出手指头，一个个讲起他思索已久的有利条件。人们瞪大眼睛，伸长脖子，把烟熄灭，有的站了起来静声屏气地听着徐部长的发言：

　　“第一，我们曾经建过三座小型长波台，尽管技术要简单得多，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第二，我们参观过苏联长波台，大部件心里是有数的；第三，我跟工程处长吴定安去过一些科研单位，他们说，技术上只要有几个挑大梁的，难关一定能攻下来；第四，国家有关部门都非常支持这一工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重视这一工程，特别是周总理，他一直亲自抓。第六，全体施工人员都希望上马，把长波台建起来，用实际行动回击赫鲁晓夫，为中国人争光！因此，这六大因素加在一起，就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就能依靠我们自己力量把长波台拿下来。”

　　“徐部长，能找到挑大梁的人才吗？”

　　“这么大的中国，还能找不出来吗？”

　　“好，有你这席话，我们就吃了定心丸，我们齐心合力干，一定要走过这座火焰山！”

　　第二天，徐明德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汇报，讲述了上马的有利条件。最后他拍着胸脯说：“搞成功了有我一份功劳，也有你一份功劳；搞不成功撤我职，责任由我承担！”

　　周希汉笑了，他说：“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长波台一定能拿下来，我明天就向罗瑞卿副总理汇报。”

　　人民海军急需要超长波台，潜艇部队在日夜翘首相望。海军的意见一向是坚持要把超长波台建起来。徐明德部长组织人员寻找挑大梁的工程师。他的眼睛像雷达天线，时刻在转动，在国内无线电专家中搜索着。他带着人跑遍首都院校、研究所，寻找有超长波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级科技人才。但哪所院校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虽多方努力，也未物色到挑大梁的人选。徐部长的眉头又皱紧了，他睡不安，吃不香啊！

　　徐部长心里明白，任何高新技术听起来吓人，其实都是一般科技的组合，只有几项是难点，而攻破这几项难点的人，就是挑大梁的角色，其余只是个组合得更巧妙的问题。

　　谁能攻破超长波那几个难点呢？徐明德的眼光从外转向内，开始在海军内部搜索了。他坐在办公室里，捧着花名册，突然，他的眼光闪过一道强光，双目盯住一个名字不放了。那人是他的部下，叫周建畏，是无线电工程师。

　　徐明德放下花名册，立在窗口，看着蓝天中飞翔的雄鹰，想起周建畏的经历：

　　周建畏是1941年从西北工程学院毕业的，在学校就是高才生，长期做电台工作。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和一颗爱国之心，于1949年7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已经31岁。在部队一贯勤勤恳恳，为我军通信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上大学时他参加过国民党，曾在国民党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做技术工作，后又去印度加尔格答的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修理飞机通信设备，还曾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广播电台当过工程师，他的前妻和女儿在香港，弟弟在台湾。

　　徐明德眉心拧紧了，胸口一下子压上块千斤石。在“左”的政治空气下，“阶级立场问题”、“海外关系”、“招降纳叛”等等政治帽子满天飞，徐明德能没有压力吗？他敢推荐周建畏到一个一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工程去挑大梁吗？徐明德回到办公桌前，一屁股瘫在那里了。

　　徐明德毕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为了革命连死都不怕，还怕政治上莫须有的牵连吗？在这长波台“生死”关头，在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时刻，没有自己的工程师，只能被别人卡脖子，长波台就会憋死在摇篮里。我们要拿着铁锹挖掘人才，为国争光，而不能去挖洞，埋没人才，使国家建设受损失，何况这是一场国际重大政治斗争呢？建起长波台就是胜利，就是头等政治。

　　对，我不怕坐牢撤职，我要推荐周建畏，别人不熟悉他，我熟悉他。

　　他马上拿出公用笺，刷刷地写起报告。

　　可是在某些领导机关，往往管人才的不懂技术，有的人死抠档案上那些历史问题，徐明德的报告一次次被顶回来。他到处诉说，后来竟搬出肖劲光大将，一次次到领导机关作说明。

　　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说：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重在本人的现实政治表现！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肖劲光、周希汉等海军领导表示：“我以党性担保，周建畏是个好人！”

　　“上帝”终于被感动。徐明德的报告被批准，同意周建畏参加长波台技术攻关。徐明德拿着报告，高兴地说：长波台有救了。

　　那天夜里，春风徐徐，徐明德来到周建畏的家里。周建畏正在看书，马上给部长拿椅子，倒茶水。

　　徐明德开门见山把建长波台的情况说了说，然后告诉他，上级决定调他到长波台工地工作，主要承担技术攻关任务。

　　周建畏一听有一些惊骇，感到意外，他知道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怎么会轮到他呢？他看着自己的老上级，发现部长眼里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这是不容推诿的目光。同时他也感到一种民族自尊心在心里燃烧，苏联过河拆桥，有意刁难，不就是要中国俯首贴耳听他们指挥吗？历史告诉他，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付出沉重代价的，国家独立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洋专家，难道中国就不搞现代化了吗？周建畏决不在困难时刻退缩。

　　“徐部长，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就要你这句话。”“部长，请你放心。”“周工啊！建设长波台的技术问题就拜托你了。”“我有个请求。现在我心里没有底，想看看长波台的图纸，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大难度。”“好啊！明天你就到保密室去，我去替你借，但只准在那里看，不准带出来，这是规定。”“行！”周建畏点点头。

　　徐明德非常高兴，想不到周工明天就投入工作。总参还等着汇报，技术上到底有哪些难题，有了周工，一切都会“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了。

　　徐部长走了，周建畏非常激动，他望着窗外圆圆的月亮，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这时爱人邓述珊来到他的身边。这个1953年被错打成“大老虎”蹲了十个月牢房，1957年“反右”被人无辜陷害，又差点蹲大牢的周建畏，过去没有流过一滴泪，此刻却泪流满面地对妻子说：“我的历史复杂，组织上仍对我这么信任，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要拼命干，孩子就拜托你了。”

　　周建畏第二天就背着挎包来到保密室，里面装的是咸菜和馒头，中午就在里面吃了，千把张图纸，一个星期他全部看完了。

　　徐明德早在那里等着，他要听听周工的意见，把握性到底有多大啊？

　　“怎么样？”“困难不少，都是局部的零件图，整体安装图被苏联专家拿走”“我们自己能拿下来吗？”“我看当务之急，就是要组织技术力量攻下整体安装图，办法是先按系统拿下局部安装图，然后由局部走向整体。”“蚂蚁啃骨头？”“对！分成几组攻关，问题解决就快了。”“好！”

　　徐明德立即决定，成立攻关小组，由工程师周建畏，技师倪少白、何应鳞3人组成。攻坚战开始了。

　　超长波台是一座电子城堡，有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山，没有科学的组合就是废铜烂铁，一经科学组合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组合靠的就是总体安装图，有了它才有神经，才有生命。

　　在中国谁也没有画过这种总体安装图，连见也没有见过。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周建畏身上。他把科技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按照发射机心脏、发射天线、地网、操纵系统、安全系统、冷却系统、防护系统，先从局部开始，每个小组攻一个难题，绘出安装图，然后由他再把各个局部组成整体。

　　周总理批准海军的要求，广招贤能，到清华大学、华中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哈尔滨工程学院、总参通信学校、海军工程学院、海军通信学校等，挑选高才生，组成新中国超长波的技术人才队伍，纷纷来到高原盐咸地，使周建畏有了新生力量，攻坚队伍不断地扩大。

　　原向国外订货的122项，已到货的才38项。为了摆脱“老大哥”的牵制，决定将其中81项转为国内安排生产，其余再通过外交贸易途径来解决。已经停顿半年多的工地，又重新沸腾起来。

　　周建畏全力抓总体安装图的设计，实际上他就是长波台的总工程师。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炎热中午，他都趴在图桌上度过。他的经验、他的智慧都浓缩到他的笔尖上，变成了图上神秘的点、神秘的线。

　　在那困难的年代，馒头加咸菜就是周建畏最好的营养。他夜里加班，组织上照顾他，多给一个窝窝头。他像头老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夏天，高原荒草里蚊虫多得吓人，夜里灯一开，马上就会发起“总攻”，成千上万的围过来，那灯泡周围像有个车轮在转，劈啪直响，小虫不断地落在周建畏的脖子里、图纸上，他却忘掉了一切，神游在长波的天堂里。

　　冬夜，高原上到了零下20多度，帐篷里到处结冰，窝窝头冻得像个铁疙瘩，周建畏喝着白开水，啃着“营养铁蛋”，依然不离开图纸。

　　周建畏从百花盛开的春天，迎来了酷热的盛夏；他送走绿色的盛夏，又迎来多彩的秋天；他送走了多彩的秋天，又迎来大雪飘飘的寒冬腊月。他房间里的图纸，在一张张地增加。

　　一天，周希汉碰到了徐明德，不放心地问着：“周建畏行不行？”

　　“行，他本事大着哪！”

　　“你有什么根据？”

　　徐明德笑笑，他给周希汉讲起一件事：1951年，刚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急需电台，领导们很着急，沿海战争还在进行，多么需要电台指挥联络。周建畏自告奋勇说：“有办法，我们自己造吧！”徐明德和战友们，谁也不信这些废铜烂铁能造出电台，谁也不信周建畏有这么大的能耐，以为只是开玩笑而已。两个月后，他向徐明德报告，8部小电台制造出来了。徐明德大吃一惊，他叫参谋们试试，果真嗒嗒嘀嘀响了，跟远方舰队勾通了。徐明德十分佩服周建畏，他感到自己部下能有这样的奇才而感到欣慰。

　　徐明德讲完这个真实故事，周希汉听了也点头称不简单，可是他还说：“那是小电台，现在可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大电台，恐怕情况不同啊！”

　　周建畏用他智慧火花，解决着一个个难题。他着了迷，入了魔，常常把吃饭、睡觉忘掉了，把白天黑夜也弄倒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拼搏，奇迹出现了，中国第一座长波台的总体安装图终于拿下来了，有厚厚8本。这是周建畏和战友们的心血啊！这是对祖国母亲忠诚的一份厚礼！徐明德当成特大喜讯，去向周希汉副司令员汇报。周希汉一听，乐得咧开嘴，连连说：“你是伯乐，有眼识千里马！你有功！”

　　“我可是准备丢乌纱帽的！”徐明德也笑了。

　　长波台建设高潮时期，也正是国家处在最困难时期。一边是三年自然灾害，一边是苏联逼债，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债，瓦上加霜，长波台工地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没有营房，全是简陋的工棚，一间要挤20多人。夏天，工棚像个蒸笼，站着一身汗，躺下一窝水。冬天，薄薄的工棚百孔千疮，门上、窗上到处结冰，半夜醒来一头白霜，个个当“团长”，睡到天亮两脚还冰凉。

　　高原黄沙地带，一到季风季节，吃饭更倒霉，没有饭堂，只能蹲在地上吃饭，黄沙一刮满天昏暗，饭菜到处是沙子，牙碜得不敢咀嚼。

　　为了不占良田，长波台选择在一片盐洼地，下起暴雨，洪水冲来，沼泽地成了一片汪洋。战士们紧急行动，抢救器材，用方木搭架子，把设备垫起来。用沙袋堆起防水坝，避免机房进水。工棚成了池塘，大家抱着衣物坐在床上过夜。

　　最难忍受的是饥饿。体力劳动繁重，没有油肉供应，口粮标准低，每顿饭每人只有两个黑馒头或玉米窝窝头。一碗菜汤，只有几片叶子，能照出人的影子。营养不良使许多人浮肿。

　　政委和指导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鼓励大家像红军那样战胜千难万险。而且政治干部带头去挖野菜，去尝百草，寻找能充饥的野菜和树叶。

　　满地牲口吃的蓿茴草和各种野菜，他们挖了一筐又一筐。放进锅里一煮，又苦又涩，大家难以吞下。政委、指导员就拿起碗，盛满野菜，大声地说：“同志们，不填饱肚子哪能干活，一定要吃啊！”他们带头大口大口吃起来。

　　饥饿，像猛兽一样，向人们扑来，不少战士有气无力地倒下了。有的战士吃野菜中了毒，拉稀不止，发烧难退。饥饿逼得人们去寻找各种食物，度过难关。

　　有一天，突然附近村干部带着一些群众，拿着棍棒，风风火火地冲向工地。正在施工的安装连连长徐延祥，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迎上去，伸开两臂问着村干部：“你们要去干什么？”“找你们领导算账去！”“什么事用得着这样？”“你们的战士，挖了我们祖坟，破坏风水，子孙不兴旺，断了龙脉。”

　　徐延祥连长吓了一跳，面色煞白，知道闯祸了，要是闹到工地领导那里去，准会搅成一锅粥啊！

　　他赶紧把村干部和一些群众请到宿舍，又倒茶又递烟，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件事我有责任，我向大家检讨。”村干部们一看连长又瘦又黑，满身泥汗，对老百姓又如此客气，气就消了一半。徐连长双手向大家作揖连连说：“很对不起大家，很对不起大家！”

　　原来，安装连那天在抬器材时，突然窜出一只老鼠，大家七手八脚把它打死了。有个战士对连长说：“你看看！人饿得皮包骨头，这老鼠却是肥墩墩的！”

　　另一个战士马上接着说：“俗话说，老鼠还有三年余粮嘛！”徐连长问着：“这是什么意思？”那战士说：“每个老鼠洞里准有存粮，最少也有斤把。”徐连长一听，眼睛亮了，挖老鼠洞去寻找粮食，不是也可以使战士多吃点饭吗？

　　徐连长在那个战士启发下，立即要大家成立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去挖老鼠洞，这要比挖野菜好。大家情绪很高，展开竞赛，在田里、土埂旁，见洞就挖。嘿！果真是每个老鼠洞都有金灿灿的谷子，黄澄澄的大豆，圆鼓鼓的高粱，少者有斤把，多者有五六斤。而且怪得很，每颗粮食一经老鼠嘴舔过，三年五载不生虫。

　　有些战士，不懂当地风俗习惯，只要有老鼠洞就挖，结果把几个坟墓也挖开了大洞。老百姓看到了，自然就生气了，起风波了。徐连长连连说：“我们马上把坟填好，我向诸位道歉！”他又向村干部和群众鞠躬。

　　村干部沉默，那些群众低头不语，他们一切都明白了，战士的过失是可以理解的，部队饿着肚子施工，只有人民军队才能这样，要是过去国民党军队，早进村抢粮了，能管老百姓死活吗？

　　一个村支书说，“徐连长！我们没有做好工作，拿不出粮食支援你们，还来找麻烦，实在对不起！”说完，他带着村干部和一些老百姓走了。

　　晚上，徐连长召集点名，规定再不准挖群众坟墓。第二天派人把挖有洞的坟墓全部填平。这场风波平息了。不过老鼠洞里的粮食帮了安装连的大忙，短短几天就挖粮2000余斤，这在那个饥荒年代是多么珍贵！

　　野菜难吃，老鼠粮有限，唯一有效的办法是自己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八路军不是有个南泥湾嘛！于是全工地紧急动员，各连开展生活自救。第二年生活就有了改善。

　　施工进入高潮，车轮飞转，电花闪射，机器轰鸣，开山炮隆隆。长波台工地充满了生机。

　　1964年5月的一天上午，突然工地来了40多辆小轿车，台长刘巨扬、政委常振华赶紧去迎接，原来是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首长来工地视察了。

　　邓小平一见刘巨扬就风趣地说：“你们海军怎么成了旱鸭子了？”大家一听笑了，空气轻松多了。邓小平说：“边走边看边谈吧！”当时没有地方，只好在一间仓库里接待。跟随邓小平身后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询问：“架铁塔的无缝钢管是怎么解决的？苏联答应给的器材到齐了没有？当前还有什么困难！”

　　“苏联给的器材中以次充好，架第一座铁塔就发生断裂，苏联给的钢管有沙眼！”刘巨扬汇报着。

　　“他们总是靠不住！”彭真说。

　　“还有，许多贵重器材，他们装箱时不加以特殊保护，结果到了工地拆开一看，全震坏了，造成巨大浪费！”

　　“这是存心捣乱！”邓小平生气地说。他要有关部门去找大使馆，要求苏方赔偿损失。

　　邓小平和彭真离开仓库，去参观机房要地。他们走过长廊，进入地堡，来到长波台发射机的心脏部位。这是个地下无线电城堡，千支万管，密密麻麻，像蜘蛛网；成千上万个仪表，开关，五颜六色，多得像满天星斗。那些巨大的电子原件，都像是鱼雷似的躺在铁架上，技术人员正在安装。刘巨扬台长详细地给邓小平、彭真介绍着，他们时儿惊骇，时儿点头，时儿又好奇地问这问那。

　　彭真对刘巨扬说：“这是反修工程，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听说地网要上万吨铜，有没有解决？”

　　“解决了。陈毅副总理亲自批的。”彭真和邓小平听了点点头，走了。

　　艰苦奋斗，使一个个困难，就像荒原上的土坡、烂树根、大石头，统统被铲除，夷为平地。艰苦奋斗，使技术上成千上万个问号一个个被拉直了，智慧的火花，结出了丰硕成果，使东一堆西一堆的数万个零件，各就各位，组成了长波台美妙音乐的乐谱。

　　1964年10月，超长波台机器安装工作胜利完成，上级批准转换为超长波台发信机的调试。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胡定安任组长，刘巨扬任副组长，周建畏负责技术工作。

　　这数以万计零件组成的整体，到底能不能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人们没有底数，没有经验，也没有专家指导，一切都要靠探索。但周建畏心里明白，一旦通上电，十几万伏高压电，完全是个鬼门关。他拿着图纸，爬上爬下，对照来对照去，检查再检查，一切都放心了，他才向胡定安点点头。

　　“开机！”胡定安下达了命令。机器轰一声响，开始了运转。

　　“加上高压！”胡定安下达第二道命令。

　　顿时，调谐厅机房内，咣当一声巨响，飞出一个蓝色火球，把电子管的硬化装置烧毁了，一股难闻的气味钻了出来。

　　周建畏吃了一惊，他从一楼跑到二楼，又从二楼跑到一楼，测量来测量去，到底是什么故障呢？一时找不出答案。

　　周建畏召开民主会，把所有技术人员召集在一起，集体会诊，自由发表见解，一连几天，人们提出数百条意见。周建畏就像勤劳的蜜蜂，在这些花朵之中采集有用的花粉，经过自己加工，酿成蜜。他发现电路设计有些不合理，于是进行了一次“手术”，故障终于排除了。

　　就这样群策群力，边试边调，克服许许多多故障，使各部件的调试，逐渐达到技术指标的要求。

　　1965年5月，调试工作转入关键性一环，也就是最后的一步，整机调试，发出信号。

　　整机调试难度更大，要高度协同。为了更有把握，周建畏决定先成立学习班，进行上课，详细介绍方法步骤，注意事项，并且按专业分工，各部位都有人监视和监测，做到万无一失，安全操作。

　　长波台是无线电家族中的巨人，几百米长、臂粗的天线高入云天，组成天线阵网。天线周围的万亩土地下，还铺设着地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强大的信号能送到五大洲、四大洋。

　　一当几十万伏高压送上天线之后，在天线场区内，挂在身上的电笔会自动发亮；奔跑的野兔顿时蔫了，蹲在草丛中打颤；放在地上的钢筋和自行车都带上了感应电压，造成人员触电麻手。因此，操作安全、营区安全成了重要问题。

　　一切工作就绪了，人们像打仗一样进入自己的战位。胡定安、刘巨扬、周建畏3人小组，来到自己岗位。

　　整机调试开始了。加上高压电后，调谐厅机房里，一些仪表乱晃动，接着咣啷啷发出巨响，一条火龙带着蓝光窜过来窜过去，炸声如雷，响个不停，令人心惊肉跳。

　　周建畏在调谐厅外的有机玻璃窗前，一个劲朝里观察，想要弄清到底故障出在何处，可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怎么也看不清。他只好命令停机。

　　“雷公”到底潜伏在哪里？周建畏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千斤重担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抱着图纸，一项项检查，他翻着资料，分析着故障原因，送走长夜又迎来黎明。他带领技术人员对高频未级放大器产生的寄生振荡，进行逐段检测，三天过去了，加上高压电一试，还是雷声不断，可怕极了。

　　看来不进调谐厅里去观察，故障就找不出来；可是进调谐厅里去，生命有危险，弄不好会烧成炭的。

　　经过几天研究，有人提出制造一只铁丝笼，用铜片包着，中间留观察洞，有电屏弊作用，人在里面不会触电致死。可是这到底是一件冒险的事，万一发生意外，生命就完了，有人提议，可以先用动物作试验。

　　铁笼制造好了，一只狗被关进里面。铁丝笼带着狗被送进调谐厅里。所有人都关注着这条狗的命运。

　　“开机！”指挥员下了命令。顿时调谐厅里出现火龙和电光，雷声惊天动地。

　　“关机！”电源切断了，调谐厅里一片寂静，人们关切地注视那只狗的命运。

　　门打开了，狗从铁笼拖了出来，人们一看，大吃一惊，那只狗被烧成了焦炭，一股焦肉味从笼里飘了出来。

　　人们垂头丧气走了，都以为铁笼不行了。工程师袁翊发现，铁笼底下铜皮没包好，狗的爪子撕破铜皮从那里伸出脚爪，结果被电击死了。有人信，有人不信，最妙的办法是再试。第二只狗又进了铁笼内，送进调谐厅，升上高压，10分钟之后，才关机，这次果真成功了，那只狗一打开铁笼跳了出来，汪汪直叫，人们一片欢呼，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进！”周建畏报名。

　　“我进！”刘巨扬也报名。

　　“我进！”袁翊也挺身站了出来。

　　数十个科技人员为了长波台早日发出信号，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抢着进铁笼去观察故障。

　　领导小组经过研究，决定身强力壮的袁翊去承担这一危险工作。这跟战场上去炸敌堡，去排地雷没有两样，需要对海军事业有颗赤胆忠心。

　　袁翊雄赳赳地钻进铁笼，向大家招招手，就把门关上了。在这瞬间，人们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喉咙尖，天啊！袁翊的命运会如何？

　　胡定安脸色有些可怕，手有点发抖；周建畏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也在跳；刘巨扬咬着嘴唇，拳头快要捏出水来。有几个女同志吓坏了，按着心口溜掉了。

　　“加压！”随着一声口令，那只推电刀的手在惊跳。顿时调谐厅里，雷声隆隆，电光四窜，三分钟就停机。

　　人们赶快打开厅门，把铁笼拉了出来。袁翊笑着出来了。他浑身大汗，兴奋异常地对周建畏说：“看清了！看清了！火球是从出口那带传出来的。”

　　“好！雷公藏身地方找到了，我们就能捉住它！你立了大功！”

　　马上召开“诸葛亮会”，先分析原因，然后立即组织人员对引出孔进行全面测试、检查，终于发现通频带太窄，强大电流电压挤压堵塞，结果发生跳火，产生雷声。

　　他们一连苦战五天，把这段电路重新更换组装，打开了一条新的通路。通过加压试验，终于制服了“雷公”，使千千万万个零部件组成了一首欢乐的歌。强大的长波信号发射出去了。

　　1965年10月24日，这是长波台难忘的日子。

　　这天天还没有亮，人们就早早起来了，因为今天超长波台要进行对潜通信试验，这个“龙宫信使”第一次要到大海底下去送信，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试验开始了，操纵厅里10位女军官，穿着崭新的军装，立在每个人的岗位上。她们每人手上拿着一把钥匙，按照次序一把把插进暗锁，少一把也不能打开庞大发信机的“锁”，这是一种特殊保密措施。人们把这10位女军官，称天神女将，是把守天门关的，只有她们放行，长波信号才能走向天桥而入海。

　　机器开起来，仪表像满天星斗，指示灯五颜六色眨着眼睛。机器一切正常，一组组信号传上天去。

　　一条中国蓝鲸，在碧波下邀游。

　　潜艇按事先规定，在不同深度、水温、流速下，作着接收信号的试验。测出的技术数据完全达到设计要求。中国的超长波台昂首挺立在东方大地，它向全世界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压不服的，中国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谁也阻挡不住！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说超长波台建成了，非常高兴。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从此，我们中国海军舰队无论走到哪里，从南沙到南极，从南亚三国到南太平洋，有了超长波，水下水上，通信都有了保障超长波台是中国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