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喜欢真实，热爱自然。于是大嘴巴政客有福了，杜特尔特、川普等以“口无遮拦”、“望之不似人君”和人们怀着“狂夫多贤士”的善良愿望（也可说是赌博心理）赢得选民青眼有加。而言行比照规矩来，外表以文雅体面妆，内心有所顾忌，人模狗样的政客均遭白眼，被无情唾弃。

先不说什么是真实、自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一部大砖头也未必能令人信服地解决），姑且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去想。对真实、自然的向往源于虚假、伪装的盛行。缺啥，吆喝啥。有不道德，才会把道德整天挂在嘴边。伪君子多，真小人反而衬得可爱了。骗子扎堆的地方，直言不讳，即使所想所说都丑陋不堪，仍然不招人讨厌。印象中没有哪个族群比华人更注重人性的真实和道德的修炼。原因嘛，老子老人家早就给我们掰扯过其中的弯弯绕：早八十辈前就缺得紧。

回归自然！这是一个被许多人高喊的模糊口号，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褪尽含有浮躁、虚荣、挥霍、奢靡等成分的油彩，还原平和、朴实、直率、简单的素颜状态，是一种理解；远离喧嚣拥挤的城市，到青山绿水的郊野，是另一种理解；摆脱一切束缚，随心所欲，也是一种理解；还可以认为拒绝现代，重返原始，都符合回归自然的心愿。

第一种不消多说，如果天生丽质，浓妆反而是玷污；如果心貌俱丑，恐怕有胆量素颜出门的，一定是浑不吝的天生恶棍。第二种你要说是健康的人生观，那别忘了，这是需要本钱支撑的。陶渊明也得有几亩薄田，保障粗茶淡饭。后两种则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人本身的自我认知完全背道而驰。人类社会从有记忆的时候起，就不断地限制、规定、管控、雕琢着自己的共同体和个体。西方有摩西十诫，东方有中国的古礼（从礼发展出法和人格的塑造）与释迦摩尼的修炼感悟。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原始自然的状态中提拔出来。原始自然状态没有管控手段，但同时也是无序的混乱。假若回归自然包括无序，大概不是善良的人所愿意看到的。

自古以来，人就被能否认识外部世界和自己困扰着，敢于承认自己无知的人不多，把一孔之见作为真理者很多。那么，人们眼中的自然和真实是否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大有疑问。以人为例，历史上许多天才的真实面目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甚至否定。范蠡未崭露头角前，在家乡被人当作不靠谱的疯子，没人愿意搭理他，影响全球思想界的尼采当年卖不出去自己的著作。古今中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把人们所说的真实当作真实，仍然有问题：人是要保持不加雕饰的自然真实状态，还是需要减肥塑身美容增加内涵？古人早就为此纠结不已。

孔子给他理想中的人格定下基调：既不要求保持人的原汁原味，也不希望把人过度修饰约束，而是主张在本真和修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文质彬彬。因为本真既包括朴实真诚，也带着野蛮愚昧的胎记。而修饰过度便容易戴上假面，伪装自己，落入曲笔太多掩盖真相的“史”坑。这个合情合理、把握难度很大的主张还没传播长久，刚到学生手里就改得走样了。曾子说，君子最看重立身之本的“道”有三条，“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很明显剔除了本真，偏重于外在的修饰，即“文”，而且是文得过头的“史”，给伪装、虚假、表里不一开了后门。

老庄另有主张，他们推崇“道法自然”，一切停留在原始状态最好。不启蒙，不打扮，无羁绊，无牵挂，无知无欲，素颜素心，任凭外界变化，一概不搭理，不来往，爱谁谁。

老庄的思想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尤其是在社会混乱污浊不堪忍受的时候，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更加偏向老庄，强调做回真实的自己，听从内心召唤，排斥强加的、主流的、虚伪的、矫饰的、假装的思想文化道德。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特别追求真实、真情，讲究自然美，张扬个性的时代：魏晋与明。这两个黑暗残酷时代的有识之士，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格格不入。魏晋人不满儒学被统治者拔高后社会弥漫的道德虚伪的腐败气息，明朝文士则反对理学束缚。

他们都是由崇尚自然入手，反对一切伪装矫饰，以真情做人，用独立个性区别于人。他们思想中包含的正能量毋庸置疑：做人光明磊落，做事真心实意，写文章言之有物，简约清新，浑然天成，摒弃刻意为之的虚情假意。

大自然中有如画美景，也有穷山恶水。魏晋与明代士子们也两极同存，与令人赞赏的美好并立的还有教人扼腕叹息的缺陷。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愤世嫉俗，韩非子写的《孤愤》原本就是指对权臣不满与无力抗争，而孤愤之人很容易消极避世，拒绝与世俗之人来往，以自恋支撑着精神躯体，坚守寂寞孤独，也因此从热爱自然转向离群索居，清高孤傲，乃至不接地气，狂放抑郁，虚妄幻想。

这些在老子的五千言中已经显露端倪，法自然、羡婴儿、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感佩自己与众不同等等。后世学老子者，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做得极端一些而已。

阮籍我行我素，驱牛车，走绝路，痛哭尽性。他不屑与人交往，迷恋从孙登的无标题即兴音乐----长啸中获得极高的精神美感享受，领悟高层次精神世界，向往绝世独立的大人人格。

嵇康尤为典型，宁愿隐居赤膊打铁，也不羡高官奢侈排场。他自己承认有很深的“任实之情”，“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耐俗务，“不喜俗人”，不堪忍受与之共事，终将因此被谗言所害。果然不幸言中。

王阳明的心学夸大主观认知，否定客观存在，为追求自我的文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怎么可能放下身段，认同别人的看法，包容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呢？

吕坤把书房称为“去伪斋”，真实只保存在自己的心中，“举世都是我心”，“我只是我”。他极力鼓吹文学创作的真和自然，“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己，则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较工拙。后世只要学诗辞，然工而失真，非诗辞之本意矣。故诗辞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一。”（现代有人只要真，不较正确与否，类此）

和吕坤一样，明代的高端文人大多求真，厌恶八股，一心树立自己的风格。徐渭是其中出类拔萃者，其文艺理论中讲究本色、真情，认为“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感叹：“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袁宏道自己得意于与众不同，别人喜欢日间游西湖，他却独爱月景，认为其中的趣味，只能与心地纯净的山僧游客分享受用，“俗士”欣赏不了。

这些人的流风遗韵到清代，仍能附着在一些文士身上。如钱泳从“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出发，反对妇女缠足。但在论及游园情趣又反感江南名园中，“乡佣村妇，估客狂生，杂沓欢呼，说书弹唱”充斥其间，破坏了园林韵味。

追求自然与真情的人，为什么容易走向孤僻，瞧不起在精神文化方面低于自己的人呢？细说起来，不是一篇小文能承载得了的。粗略道来，大致不出三点：

一、从根上说，是读书闹的。能被老子思想熏染的，当然都是读书人。古人读书的目的明确，要么为人，要么为己。为人，如为父母、为家人，博学就是装门面，不是为兴趣。为己，也不纯为兴趣，而是谋出路，争地位、家业和美人，做有本钱俯视别人的人。多数人读书的实质，是谋求不平等，做人上人。为兴趣读书的，永远是少数，不可能多。因为这需要条件：衣食无忧，精神饥渴，随心所欲，率性而为。他们最喜欢采菊、悠然、无争的自然生活状态，所以也从心里鄙视那些庸庸碌碌蝇营狗苟的世俗之人。

二、精神洁癖。从老子开始，就认为举世都糊涂龌龊，唯我独净独醒。他们看不起官员的装腔作势、商人的奸诈贪利、普通人的无知愚昧。为此，他们坚守类聚群分的原则，李渔在论及人生“颐养”途径时，就把交往圈子缩得较小，“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所谓高士文人是与他水平旗鼓相当的人。一般人他跟你说不着，也没话说。

三、现实丑陋。面对黑暗残酷的政治，腐败虚伪的社会，浑浑噩噩的人群，抗拒同流合污的人竭力强化自己的特质，返璞归真，与习惯伪装的世俗人截然分开。为此，他们自恋到不惜丑化自己，向世俗偶像观念挑战。尤其是明代的文人学者，最爱自贬。偏激者如李贽在《自赞》中不无自嘲的意味，“其性偏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徐渭质疑自己“龙耶？猪耶？”张岱的《自题小像》里还带点玩笑，“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瓿。之人耶有用没有用？”在《自为墓铭》中干脆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这种丑化实质是自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痛极狂笑的悲愤心情，经调侃表达得更加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我愿意咋样就咋样，管他别人怎么看----的偏执心理。

知识人求真、归自然而向往独立自由，一旦在现实面前碰壁，便把自己封闭在山间绿竹楼，来往二三子，不食人间烟火，思绪随着天际白云飘荡。终于难免自视甚高，睥睨一切。旁若无人成了目中无人，我行我素成了一意孤行。

我欣赏真实、自然，没有桎梏，可能会爆发强劲创造力，但不喜欢不受任何束缚本色出演的“野”。这种“野”和修饰过度的“史”，都不是容易让人亲近的温暖品质，而且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也不愿永保好脸给世人，翻脸比翻书快。因为他们觉得自我才是最真实自然的。与自我相比，其他均微不足道。

这些在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身上也许不能算缺点，可能还是成就他们的条件之一，即使因此惹得凡夫俗子们不满怨恨，也只是对知识人不利。如果这些渗入政治家骨子里，那一定会给人和社会带来严重危害，他们将不会像软弱的文人那样躲避隐居，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动手清除被其鄙视厌恶之人，任何阶层都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