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把历史的作用主要归结为两点：一、荣辱簿。通过人物传记用儒家的道德标准区分各色人等，让一些人流芳百世，另一些人则遗臭万年，使人们产生敬畏心，恪守等级社会稳定的秩序、礼仪规范。二、镜子。通过事件陈述把握兴亡的苗头与轨迹，从而接受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这两点能起作用吗？许多人是不相信的。翻翻廿四史，各朝代灭亡的原因大同小异；看看历代史论，苦口婆心，良药针砭，从未救醒过醉生梦死。若真能起作用的话，中国还会陷于几千年的恶性循环之中吗？人性还会亘古不变吗？

把历史当作镜子，保持戒惧心，原本是要照出自己的污点，以便清理。为什么会不起作用呢？首先要问：镜子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关键在于本身是否干净？其次，即使镜子本身没毛病，但是照镜之人却视而不见。最后，最糟糕的是不求医治疮斑，反而用脂粉胭脂掩盖，非要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花，禁止别人品头论足。

一般来讲，能够保持较清醒头脑，强调以史为鉴的，多为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开国君臣们。而到王朝末期，什么镜子都不好使，也没人在意了，谁都勒不住疯狂奔向悬崖的盲人瞎马。

最早冷静系统认识前朝之鉴，并且把它提高到生死攸关的紧迫高度的，首推西周开国统治集团。由于已经积累了夏商两朝近千年的兴亡经验教训，周人比以往更有条件把历史这面镜子“自将磨洗认前朝”。武王曾虚心向商朝旧臣箕子请教，得治国《洪范》大法；召公呼吁：“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公则革除历代弊政（包括以殷人恶习为戒，颁布禁酒令等），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和礼乐制度。

深陷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忧虑中，周人得出了有别于前朝的三点历史认知：一、“天命靡常”。不变是不可能的，变是世间常态。老天爷并非总是眷顾一家一姓，搞不好，汤武革命随时发生，垮台就是一个早上的事情。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夏殷都有不错的开始，却都不能永保万年。三、决定兴衰的是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老天爷最终是要顺遂民众心愿的。《周书》还特别记载了民众的呼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些认识，尤其是最后一条，经过儒家反复宣传后，成为中国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统治者也从民心的重要性逐渐反向总结出一套利用、蒙蔽、愚弄、掌控、钳制民心的权术。

孟子在西周哲人的思想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由“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引申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历史发展规律。荀子和韩非子都曾较详备地论述了国家兴亡的具体条件，但没有超出孟子的新创见。以后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基本停滞，很少再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

秦朝开国统治集团的谋士中，不乏睿智者，《吕氏春秋》中有篇《贵因》，不仅重复强调了先哲顺应时势、人心、民欲的思想，还从纷乱的表象中清晰地梳理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勾画出商朝衰亡的节奏，以为秦的殷鉴。这一认知相当朴实，毫无故弄玄虚的噱头。但却是第一次明确了节奏在历史演变与抉择中的作用，丰富了古代的历史理论。在《贵因》作者眼里，殷商衰亡的节奏分为三步：第一步，商朝出现乱象，表现为阿谀之人压倒了能够中肯批评者，虚假战胜了真实；第二步，政治环境加剧恶化，贤者出走，避离商朝统治圈，投奔其它邦国；第三步，在高压强制下，“百姓不敢诽怨矣”。姜太公认为，到了这一步，就坏到头，无以复加，因此也没救了。于是武王断然出兵，几乎没有遇到有力反抗，一个早上便轻松占领朝歌，迫使帝辛自焚，灭了商王朝。

年轻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民众不敢批评抱怨会成为武王下决心伐纣的最后一项条件。现在知道这就是鲁迅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含义。沉默是对爆发力的积蓄，沉默越久，积怨越深，爆发力也越强。

当然，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条，商王朝衰亡的原因也很多，但是两千多年前就能把人的因素作为主要标准，把统治者对社会舆论的好恶取舍作为统治能力和社会稳定与否的标准，把社会政治环境和人心向背的变化程度概括为衰亡的节奏，同时还为历史的进步与反动划清了界线，既为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也为敌对者提供了行动的依据，确实让人佩服。

这个节奏的实质，今天的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民主与专制博弈，随着原本有限的民主一步步被蚕食、扼杀直至扫荡殆尽，社会矛盾与对立以及统治危机便越来越暴露得更加深刻。这个节奏几乎成了后来各个王朝衰亡的简明模本，明明白白展示那里，却“栏杆拍遍，无人会”，也无人能够幸免。再借指鹿为马的蛮横炫耀专制威力，终究会成为历史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