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平是文革时省革委会专案组第一小组的副组长，主管对我奶奶的审查，如今退休在家。他满脸惊疑地看着我，对任何问题都不卑不亢地回答：对不起，年头久了，统忘记了。我反复说明，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想知道历史真相，绝无追究谁人责任的意思。在那个年代，人人身不由己。与其他人比较，你对我奶奶算是客气的。奶奶生前说过多次，要不是你拦着，不知要多受多少罪。

夏一平大概见我态度诚恳，终于开口：是吗，你奶奶是这样说吗？当时我是觉得你奶奶不容易，被捕后，你奶奶受了严刑拷打，曾投井自杀。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还能怎样？要她在鬼子窝里亲手搏杀鬼子吗？其实对她的怀疑审查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四三年她回冀中根据地参加整风，就专门立案审查了她从被捕以来的所有表现，历时三月，最后因情报工作需要，仅作出四三年重新入党的结论，让她返回保定继续打入敌人内部。解放后，五三年审干，组织上又一次审查她的问题。因为有人提出投敌叛变，自甘堕落，成为汉奸，她觉得委屈，竟触电自杀！没听过吧？你别把嘴张那么大，我就是告诉你历史事实，事实都是残酷无情的。省委书记在你奶奶档案上亲笔写道：此人不能重用！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位书记文革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整得死去活来，是毛主席觉得不能再重用他了。我也是，文革中被提到高级领导岗位，文革后，轮到别人来审查我，一撸到底，从天上摔到地下，永不再重用。

平心而论，你奶奶的疑点很多。你要不高兴，我就不说了。嘿，你小年纪，有大胸襟，不简单。你想，日本人是什么，毫无人性，惨无人道，豺狼虎豹，妖魔鬼怪，怎么形容他们坏都不过分。对吧？你奶奶把日本队长撞下河，差点儿没淹死，又有叛徒指证了她的身份，日本人不但不杀她，还给她治伤，而且吸收她进入日军的保定情报室工作，让她接触大量机密，如果没有叛变，没有用出卖党的机密来交换，你说可能吗？这符合逻辑吗？西路军被捕的女红军是什么遭遇，赵一曼又是怎样牺牲的？你奶奶在日本人手里就能幸免？你听她说过没有？没有嘛。我也没听说过，没人听说过。你奶奶交待的都是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事情。不错，她自杀过，但没死嘛。这之前也许是坚强的，这之后，大概怕死了，投降了。伤好后，先在旅馆里当了几天女招待，然后进入情报室。这中间……啊……是否有什么？不能不让人多想啊。被捕时她有一把手枪，为什么不用它打鬼子，反而害怕了，没见鬼子就把它埋了。说是怕连累堡垒户，为什么还往人家地洞里钻？鬼子叫你出来你就乖乖出来了，要是我，宁肯等敌人往里打枪、扔手榴弹、灌水、放烟、喷毒气，死也要死在里面。多少烈士无不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坚持到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冀中一些烈士都是在被捕后，千方百计自杀，县委组织部长谭杰在牢房里把筷子插入耳中，撞墙成仁。还有人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比如有个县长叫胡春航，受伤被捕后，先用手绢塞进喉咙中自杀，被鬼子发现，未遂。后又悄悄扯破衣服塞入嗓子眼，到底壮烈殉国。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在反扫荡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大骂鬼子五天五夜，绝食而死。忠烈可嘉，何等感人啊！对比之下，你不觉得你奶奶逊色多了吗？仅自杀一次就放弃了，勇气不足嘛。出卖过什么机密，造成了什么破坏？好像没有，但这不能证明她没有叛变，更不能说明她是英雄。解放后，党和政府只是不重用她，把她从要害部门调到一般单位，并没有开除工职，清除出党，对她够宽大了。她应该感谢党。算了，人都不在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离开时，脑子里浮现出美国伊战后的一个画面：战俘获释返乡，市民倾城而出，夹道欢迎，鼓乐齐奏，载歌载舞，发自内心的欢呼，鲜花彩带一个劲地抛啊，满身满街都是。获释者坐在豪华的敞篷车上，幸福地微笑，自豪地频频招手示意，毫无羞惭之色。据我所知，他曾现身伊拉克电视台，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当他回来时，不仅家乡人衷心祝贺，而且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无一人指责他的背叛行为，仍然把他视为对国家作出贡献的英雄、战场上的豪杰。

姑姑看着墙上挂的奶奶的遗像回忆道：小时候和你奶奶一起洗澡，看见她身上有许多伤疤，但是那时不懂事，没太在意。文革后，我从监狱里把她接出来给她洗澡，发现又多了一些伤疤，这才问起她来。开始你奶奶还不愿意说，因为人家有嘱咐，许多事不让说。而且也怕由此影响我们对党的信念。其实不说就没影响啦？识数的人都算得过来嘛：你奶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关了一年多，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关了一个月，而她无比相信、死心塌地追随的共产党却关了她六年多。后来架不住我软缠硬磨，她终于讲了。

你奶奶对每一块伤疤的来历全记得很清楚，她一边指一边说，头上有三块，最大的是日本人的枪托砸的，中等的是造反派用皮带环打的；小的是你姥姥留下的。手上是我自己弄的，腿上是军统特务干的，背上的那一片是日本鬼子用钉子钉出来的。我说还是共产党监狱文明。你奶奶摇摇头：他们给我穿充气服，用竹片猛抽胸部，疼得要死，却不留伤痕，更厉害的是精神折磨，整天骂你是叛徒特务，最后连我自己都有点相信了。我气得说：你要是叛徒特务，日本鬼子怎么能用钉子往你身上钉呀！你奶奶笑笑，显出骄傲的神情说：他们是气极了，我把宪兵队长吉田顶下河差点淹死。第二天，吉田亲自审问。我说：我叫刘素鸾，河北高阳庞家庄人，到这儿来投亲戚的。他问：你为什么投亲戚？我说：家乡的房子被你们烧了，我不投亲戚住哪儿呀？吉田见我不招，就叫来一个人。我一看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这家伙叛变了！我扑上去打了他两个耳光。日本人又把我捆起来。吉田下手在我背上钉钉子，钉进去，拔出来。开始我还能感觉钻心的疼，钉了两颗后，我就麻木了，只感到震动，觉不出疼来。好像是钉第四颗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几次审讯下来，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穿的衣裤已染成酱红色，硬邦邦的紧紧粘在大小伤口上，一动就疼得两眼发黑。我紧咬牙关挺着，稍一松口就得猛吸凉气，不然压不下疼痛。我心说：打吧，早点把我打死算了。从我嘴里得到情报，哼，休想！我默默念叨着：秋瑾，秋瑾，她是鉴湖女侠，我是什么侠？共产党人应该比侠勇敢一些吧，我是共产女侠。想着想着，忘了疼痛，想着想着，竟笑出声来。日本人住了手，互相看看，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以为我被打糊涂了。他们把我拉到宪兵队院子里的一口井边，提起一桶水，用凉水浇我。趁敌人大意，我纵身跳下井，想以死解脱没完没了的拷打。没想到井水太浅，淹不死人。被捞上来后，敌人把我头朝下倒绑在梯子上，灌起了凉水。由于我始终不开口，鬼子没办法，就把我单独关在后院的一个地窖里。地窖十分窄小，只能容一个人坐着。里面又黑又潮，吃喝拉撒都不许出去，根本没有放风。一连关了十几天，这中间没有审讯。后来伤口发炎，人发高烧，才把我放出来，寄押在宪兵队旁边一个大户人家里养伤。

姑姑用微微发红的眼睛看着我：你奶奶这辈子受罪受大了！被日本人折磨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几岁，容易吗？她是怎么出来的？唉，这是每次审查时必问的。我不想让你奶奶在家也觉得受怀疑不舒服，从没问过她。反正我相信她绝不是叛变投敌，像文革大字报说的那样。你问过你爸吗？你奶奶退休后，有时会和你爸谈些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