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每个人都会希望子子孙孙瓜瓞绵绵，永远昌盛，一代更比一代强。

愿望美好，能否实现？从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未曾中断的孔子后裔一族来看，人口繁衍，没有问题，然而青出于蓝，则大有疑问。

他们拥有许多中国历史之“最”：孔子对古代华夏文化的保存传播推广贡献最大；成名最早的文化人；传承有序，延续时间最长，人口最多的宗族；享有贵族身份时间最长，从两千多年前西汉元帝封为褒成侯，到唐玄宗提升为文宣公，再到宋仁宗确定为衍圣公，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对嫡系的尊崇待遇不变。

他们没有历史上大多数人家像流星一掠而过便永远消逝在幽暗宇宙中的伤感命运，但是无论从优生、教育、生活条件以及人数上都远远高于其他宗族人家来看，这个宗族成才的比例很低，倾历史之力，两千多年中留下浓墨重彩广为世人所知的不超过十人，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中国历史上最讲究拼祖的孔家子弟，最受先祖盛名之荫，也最受先祖之累。他们有家学渊源，早期主要以传承华夏文化为业，历史上的出名者都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用功较深的。比如子思（孔子的孙子孔伋，《中庸》作者）、孔安国（11代孙，隶定了鲁壁藏书，为后人通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孔融（20代孙，文学家）、孔颖达（32代孙，经学家）、孔尚任（64代孙，文学家）。没有一个人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超越先祖的功绩。即使在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子思，也只是发展了孔子思想的一小部份，其他顶多是能翻译，能讲解，文笔好。这让人很容易得出祖先太过辉煌，子孙难免暗淡，或者说祖先耗尽了基因优势，子孙难以为继的结论。

如果纵观历代孔子后裔，可以发现，以东汉末20代孙孔融划线，前后两部分呈现出很有些不同的精神面貌。前20代具有较多独立性，难免与当政者磕磕碰碰，不尽一致，唱点反调；而后五十代则丧失了独立性，完全成为顺服的王朝点缀装饰。

独立人格一般包含两种特质：刚与直（这两点也是一些古代士大夫们最想在盖棺定论时获得的谥号，但是能得到文襄、文忠等无独立人格者易，兼得刚直者凤毛麟角，有清三百年，似仅彭玉麟一人）。孔子对此作过较多论述。

刚是刚强，不被外力所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底气在于无欲（《论语》 “枨也欲，焉得刚？”林则徐写过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无欲则无所求，欲望多多，就难逃诱惑、依附、屈服、仰人鼻息、被操纵控制、不仁不义的陷阱。

对直，孔子在《论语》里起码讨论了有十五次以上。他本人拥护西周的等级礼制，赞美古代先王，但是并不认可当时的统治者，认为与他的观念背道而驰，既不违心奉承，也不情愿顺从。为此，他做人的原则之一是“直”，即心口如一，怎么想就怎么做。心里恨不得咬死对方，表面上却好得像铁哥们儿，他老人家可看不上这种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所以他成了奔走于途，四处寻找出路的“丧家犬”。如果他知道后世子孙变为有豪宅贵爵厚俸的看家狗，说不定会很不高兴。为了“直”，他特别讨厌巧言、利口、佞。尽管他喜欢“直”（包括正直和直率），益友的标准之一是“直”，无论治世乱世都能直言不讳、行为端直的人为他所敬重，但是他的“直”又是有条件的，在无道乱世为了保全自己和家族，可以放弃原则，沉默避祸，装傻卖呆（当然底线还是有的，即不能助纣为虐，只是不直接反对），而且应该为尊亲隐瞒劣迹事实。他还强调如果直言不能用“学”来充实，用“礼”来约束，就很容易滑向偏激。子贡在跟孔子讨论直言的尺度时，老师说讨厌下层人嘲讪上层等级，学生也说不能容忍把毒舌当耿直，未见老师提出任何异义，应该是赞同的。孔子的“直”论，深刻影响了子孙，也影响了两千年来的华人，成为华人处世为人的准则之一。

孔子教育思想给学生设定的方向是从政，施展政治理想。战国时，其子孙也有步入仕途，做过官，甚至是一国之相，但大多应该是从事文化推广和传播工作。孔子的孙子孔伋，深得老孔遗传，在曾子的指导下，创立了儒家的子思一派。他的著作有几十篇，大多失传，遗留至今最重要的是《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系统的阐释，既突出了个人品质中的“至诚”（从孔子的“直”引申的真诚），又强调了不能无限度夸大真诚，注意平衡个人在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社会关系中的分寸，必须把握中庸之道，不能像小人一样无所忌惮，做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极高明而道中庸”，“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子思的《中庸》与其说像发扬祖父的学说，不如说像是为后世子孙制定的处世原则或家训。与子思学术渊源颇深的孟子，在恪守“士”的独立性上展露的亚圣风采令后来人着迷，常常直言不讳，噎得君王们很失面子，尴尬得聊不下去，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仔细分析孟子的言行，其实他始终徘徊在直言进谏的底线附近，与犯上作乱截然不同，是熟练守护中庸的高手。那末，孔子已经久违的中庸，子孙们又将如何把握呢？接下来的五百年似乎孔家人一直在摸索拿捏刚直的分寸。

孔家子弟大部分汲取了祖先关于明哲保身的教训，但是其中一些人又具有强烈捍卫学统和道统的自觉意愿。仲尼先生的七世孙孔穿跟公孙龙同时，他不满公孙的学说，企图扭转其学术方向，甘愿降低身份，以拜公孙龙为师的方式，换取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理论。虽然遭公孙龙严词拒绝，自取其辱，但孔家人以学统捍卫者自居的形象却树立起来了。

秦末，孔子后裔又展现出了道统捍卫者的硬汉形象。九世孙孔鲋不满秦统治者对儒学的打压和对礼制的偏离，俨然学界领袖，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并与陈胜共生死。其兄弟孔彦也投身于刘邦的队伍，为推翻暴秦做出了贡献。

西汉建立后，孔家的地位大幅提升。孔鲋、孔腾、孔彦三兄弟的后人分别走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孔鲋后人被指定为继承殷统，成为宋国的形象代言人；孔腾后人被指定为继承宗统，在传承文化上用力较多，孔安国就出于这一支；孔彦则因军功被封侯，其后人“或学或仕，或文或武，所统不壹”。

汉元帝时，继承宗统的一支被封为褒成侯。被人豢养，焉能不看主人脸色？因此在提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并成为后世子孙的惯性。新莽时，他们依然采取合作态度。而孔彦一支，因没有固定爵位，独立意识就强烈一点。子建曾断然拒绝了友人的劝说，不参加新莽政府，退隐家中。其子孔僖在太学议论汉武帝晚年过失，被人告发“诽谤先帝，刺讥当世”。孔僖上书自辩，称如因此加罪，以后就没人敢说话了。他之所以敢说，是出于对皇家大业的爱护，若皇帝自己不爱惜羽毛，那我们这些人还能依赖谁呢？汉章帝看后，颇受触动，不但没加罪，反而拜为兰台令史。章帝后来到曲阜接见孔子后裔，问孔僖对此是否感到光荣。孔僖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明王圣主崇礼尊师的行为，“至于光荣，非所敢承。”意为这是往你脸上贴金的事，我可没觉得是受到抬举。章帝听了大笑，说不是圣人子孙，真说不出这等话来。孔僖的回答确实透着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既是家学渊源，也是被人捧得久了自然生成。《汉书·崔骃传》指出：“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把这种骄傲说成贵族精神也未尝不可，它可以产生精神上的高贵，鄙视奴颜卑膝，也可以导致骄奢淫逸。自封为褒成侯后，到东汉末，孔家子弟当卿相牧守的已达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在这种贵族之家中生出孔融一号人来丝毫不觉意外。同为二十世孙的孔昱，“少习家学”，因与当政者异见，两次驳了权贵面子，不是拒绝，就是借口养病辞去征召，结果“遭党事禁锢”。孔融不过比他更加张扬一些。另外，放弃征召机会，拒绝与当政者合作的，东汉时，比比皆是，成为“士”的品格传统。孔融与隐士辞官者们怕是无法相比，套用其先祖的话：融有欲，焉得刚？

经常把先祖挂在嘴边，诉诸笔端的孔文举带有更多贵族世家习气，狂傲、仗义、擅长谈经论文、习惯天天爬梯，自视甚高，名不副实。如果不是生于孔家，没有李膺、曹操等人助力，也许不会那样引人注目；或者他的真正优秀之处才能彰显出来，如很少被人提到的力主不得恢复已经废除的肉刑。孔融是一个长短处都很鲜明的人，因此才饱受争议。不过，孔融的乖张言行，也许有被诬陷的嫌疑。且不说路粹的举报受曹操指使，但看现存孔融写给曹操的书信，就不是所谓直言不讳，并非毫无忌惮，往往是曲为之说，尽量婉转，很有祖上明哲保身的清醒。他努力做到“至诚”，言语直率，看不惯的，就要说，内心鄙视的，就会顶，喜欢看重的，就赞美举荐保护不遗余力。孔子和子思都清楚一般人很难做到并长久遵循中庸，从小被人捧为早慧神童的孔融更难做到。他的致命处不在直言偏激，有失分寸，而是抖机灵、拐弯儿嘲讽的羞辱让一世枭雄曹操倍感刺痛。曹操可以容忍手下人才的各种缺点，唯独不能允许把他当傻子戏耍，丢掉了尊严。

东汉时，士大夫仍然继承了战国士的传统，与君主既不是完全的依附关系，也不是各自独立的状态，而是彼此需要的互惠共生。士大夫向君主贡献的是保国安民的才智，不能像女人以媚道求主上恩宠。君王可以向士大夫要挟，没有我你们得不到富贵。同样，士大夫也可以骄傲地说，没有士大夫，君主哪能安存！（见《后汉书·桓谭传》）孔融并没有超越这种认识，他只是在尽士大夫在治世时应尽的直言劝谏的责任，忽略了实际所处的乱世，忘记了“直”的条件，结果落得其先祖早就指出的不归路。早慧的孩子不能正确或清醒认识到自己和周围的社会环境，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都要高明，何况他又出身于一个被统治集团敬重的特殊贵族家族，习惯了被别人捧着，让着，追随着。

孔融一支被满门抄斩，其他人或者拍手称快，或者惋惜其文采，但是可能没有谁比孔子后裔们更深刻地领会了“直如弦，死道边”的残酷含义。自从孔融之后，孔氏一族仅存的一点独立意识与道统捍卫者的自觉便消失殆尽，俯首帖耳，成为彻底唯现任统治者马首是瞻的机器人，再没有“吃谁家饭砸谁家锅”的事情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子思之后，孔氏家族的精神便开始失去创造力，孔融之后则进一步失去活力，日渐衰微，再无重振复兴的可能了。

假如把孔家看作中华民族的一个标本，那末，她本身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民族的历史命运，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