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大概多数像我一样，对埃及的最初直观印象来自风靡一时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那部电影中曲折的案情、大侦探波洛的神采、尼罗河的风光和卢克索神庙的巍峨，一起深深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就为了多看两眼神庙的壮观，我进了三次电影院。

埃及人是地球上第一个用石头创造不朽，大刀阔斧，把石头琢磨堆垒到极致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四千年前也用石头建筑过城市，但更喜欢消费石头的精华，以石攻玉，精研成小挂件，在温软的手里把玩遐想。他们幻想的不朽落实到石头上，只是论气度，论体量都不能跟建筑相比的石碑。直到乾隆时才悠然兴起仿欧念头，盖起了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不想才一百年光景，便被欧洲人赶来摧毁，变成耻辱柱，残存京西，供人凭吊。

我在欧洲各地仰视过像倚天长剑般的埃及方尖碑，在世界许多博物馆观赏过令人惊悚屏息的埃及文物，每每激起埃及游的强烈愿望，但是却迟迟不敢迈开跨进埃及的脚步。

不是因为地球上最早开发的地区，如今都是一片颓败，埃及除了尼罗河流经的狭窄地带，大多为沙漠，连“帝王谷”也寸草不生，像火星般荒凉。我从陕北黄土裸露的高原走出来，还会在乎千古贫瘠吗？

不是因为法老的咒语“死亡追随着进入法老陵墓的人”。世界上还有比中国人经历过更多生死的吗？无论是战死、害死、毒死、病死、饿死，还是冤死、屈死、窝囊死的数量，我们都稳居世界第一的排行。

不是因为埃及的语言历史文化至今仍然迷雾重重，鬼影幢幢，一团浆糊。翻过几本埃及史，都是编造太多，神话太乱，叙述太杂。希罗多德说“我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我们的孟子老人家也不主张“尽信书”。那么，我们的知识库中还剩下些什么呢？去埃及面对花鸟鱼虫的象形文字、雕刻满身的巨大石柱，也是临渊羡鱼而不懂鱼，光看热闹，徒呼奈何。

坦白说，我有点胆小。欧洲人认定埃及的野蛮“登峰造极”，肯定有夸大之嫌。起码《尼罗河上的惨案》不是埃及人，而是欧洲人制造的，制造完了，还要嫁祸于人。但1997年11月帝王谷发生的震惊全球的射杀大批游客的恐怖袭击案，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加之这几年的动乱与恐怖活动，我不怕死在遗址，就怕还没到埃及，在西奈上空就被爆炸肢解了。苍天呀，太阳神呐，真要不幸碰上，那份后悔，夸父再有耐力和精神头儿也追不回来了。

然而，这不妨碍我对着地图，畅想神游一番。

我不会去亚历山大，对寻访阿基米德、欧几里得遗踪的兴趣不高，对罗马人在此地的遗物也没有觉得惊艳，并没有觉得比在罗马见到的更出色。反而由于罗马人在埃及焚书坑“巫”的野蛮暴行，深恶痛绝这里的希腊之风罗马之音，正是这种丑恶程度比之当今恐怖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重罪行，使埃及历史和文字遭受了毁灭性的劫难。欧洲人埋葬了世界两大古代文明（埃及与美洲），借口是他们属于违反了天主教旨的邪神恶魔，必须干净彻底清除，结果人类至今无法通透释读两地的文明遗存。对上古的文化因无知而视为怪诞荒谬，欧洲人的这种思维至今未改，强迫症的症状时有发作。

我最想乘三桅船沿尼罗河南下，享受蓝绿河水与黄沙褐石相互映衬的独特景色。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其中流淌着女神艾塞斯的眼泪，船行其上，不知是否会带给游人淡淡的历史沉浮感的忧伤。

到埃及，看的就是古埃及，而且一般人一定把看金字塔排在行程的首位。那不仅是四千年前的骄傲，即使现在也是难以复制的奇迹。站在金字塔前，无论是蓝天白云烘托下，还是黄沙弥漫中，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自卑自惭之感，以及辽远的幻灭感，深沉的沧桑感，巨大的压迫感。埃及人说，“人敬畏时间，而时间敬畏金字塔。”那份没落贵族式的骄傲，让他们醉了。在他们看来，金字塔是与神联系的“天梯”，同时，“金字塔是光明之顶，是巨大的眼睛。”拿破仑也有同感，他指着金字塔激励士兵：“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疲惫的远征军显然也颇受触动，一鼓作气打败了以逸待劳的埃及八千精锐。拿破仑的胜利没有让法国永远占领埃及，但是他的队伍中随行的由175名不同专业学者组成的“科学艺术考察团”却为埃及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些被士兵们鄙视的“驴子们”不但发现了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利器----罗塞塔石碑，还整理出版了图文并茂的综合考察成果----《埃及记述》。这有点应了中国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埃及史注定要由毁灭埃及文化的欧洲人开创研究之路。对此，安卧金字塔前的斯芬克斯是否早就有谜底了？可是他那据说被拿破仑军队炮轰得模糊不清的面目永远不能透露内心究竟是喜是悲了。

现代人研究金字塔有一种日趋神秘的倾向。我不知道这是在逐渐接近真相，还是越来越远离了。但仅从金字塔的建造轨迹来看，确实若有神助。从最初的阶梯金字塔，经过不断试验修正的弯曲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等中间阶段，到完美成熟的胡夫金字塔定型，都集中在早期第三、第四王朝，前后不超过百年，其间财力、人力的积聚，工程设计与技术的进步，都呈现出飞跃的状态，考虑到古代的条件，真令人不可思议。埃及的秘密，仅此可见一斑。反观中国秦汉与金字塔相近的覆斗形陵墓只相当于金字塔的初级阶段，而玛雅和美洲金字塔则略高些，但与吉萨地区的三座完美大三角锥相比，也就是个中高级水平，相当于埃及人探索过程中的红色金字塔，尚未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看到的孟菲斯一带，已经是“沙子极多，到处都是被风吹成的沙堆。”许多雕像被半埋在沙里。跟现在的景观相差无几。古埃及人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坚持生存，让人想起古代中国生活于黄河两岸的先民们。也许正是荒漠、寂寥、枯燥的环境反倒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可能是古埃及神话和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何今天的埃及人却不再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什么使他们的想象力萎缩了？是一神教的束缚吗？

在金字塔前拍两张照片，离开最早的首都孟菲斯，我返回三桅船，接着南下去卢克索。

卢克索是古埃及第二个首都底比斯所在地。从公元前2134年左右，到公元前27年被大地震摧毁为止，这里一直是宗教和政治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丽堂皇的都市。在这里，埃及人把早期建造金字塔的热情转用来设计更加精美的神庙。底比斯被荷马称为“百门之都”。这里的百门并不是城门，而是宫殿和神庙几层楼高的超大门户。与早期孟菲斯的神庙相比，这里的神庙装饰更加华丽，墙壁、立柱布满了彩色图案，有崇拜、有幻想、有希望、有故事。与英国巨石阵相比，这里更懂得如何形象地表达精神寄托、思想内涵与艺术趣味。

我要参加一次迎送祭祀底比斯三神（阿蒙拉与妻子穆特和儿子克苏）的欧佩拉庆典，从卡纳克阿蒙神殿出发，循羊首狮身像夹护的大道去码头，随圣船队，沿尼罗河抵达卢克索神庙，再穿过狮身人面大道返回卡纳克阿蒙神殿。法老转一圈会加强神授的权利，我则感受一下普通人没心没肺的狂欢（大概现代的花车游行起源于此）。

法老墓的壁画、雕刻与随葬品都显示出较高的生活情趣和艺术品位。最完整的图坦卡门墓里出土五千多件文物，虽然18岁猝然早逝来不及准备更奢华的随葬品，但是已经让人惊叹不已，每天在埃及博物馆中，观众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图坦卡门的展览厅。人们大多将目光投注在黄金面具与金棺和镶金嵌宝石的战车上，我却更欣赏宝座靠背和点亮的灯罩上那幅夫妻相对诉说家常的画面，在冰冷的阴间和金属中，洋溢出一股温热的人味。中国帝王陵墓大多呆板僵化毫无审美格调（最近发掘的汉代海昏侯墓出土大量金钱，暴露了一个俗不可耐的钱串子和守财奴），只有以星象构图设计陵园地上地下布局的秦始皇、以六骏装点祭坛的唐太宗和以壁画、线刻增加墓道人气的唐代贵族堪称艺术品鉴大师，丝毫不逊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高文化水准帝王。

古代的法老和中国帝王都喜欢夸耀权利的天赐神授，为自己凌驾操控别人和享受奢靡生活提供合理合法依据。但在中国天子的眼里，可能会觉得埃及的法老们有点寒碜，别看剃个光头，带着假发、假胡子，佩着兀鹰与眼镜蛇头饰，穿了耳环洞，描了眉眼线，与一般人很不一样，貌似清雅，但都弄得不男不女，个个带着娘娘相，没个威严气势。贵为神子，却都衣不蔽体，跟光着膀子劳作田间黑不溜秋的农民没啥两样。手中紧握至死不丢的两件权杖，一个的原型是打谷脱粒农具连枷，另一个则从牧羊老汉手提的棍子转化而来。这是要强调都是苦孩子出身，具有老一辈革命家们告诫子孙不要忘本的纯真忧患情怀吗？（创立宗教者，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苦孩子，如摩西、耶稣，不是苦孩子，也要想方设法远离富贵，扎进苦海里扑腾，混个等同苦孩子出身，如释迦穆尼）

去过卢克索尼罗河东岸的神庙群和西岸的帝王谷，没有被石柱顶上跌落的石块砸死，没有被山包背后突然现身的黑衣蒙面歹徒开枪射杀，你就算再生复活了一回，怎么撒钱庆祝都不过分。埃及没有适合中国胃的食物（当初法老艳后们都吃啥呢），但是喝点啤酒（三四千年前就有了），啃只烤鸽子，尝个馒头状的面包蘸豆泥，也是可以跟人吹嘘的异域风味呢。

我坐上了返程飞机，平安越过了西奈半岛和中东地区。就在心中暗喜、迷迷糊糊、似醒非醒之际，梦见了明晃晃、可脑瓜照的大太阳。俄的神呐，幸好没看见你的化身！

埃及诸神中，最让中国人感觉怪异的大概是赫普里（Khepri）。它是太阳神的一种化身，人身甲虫首。我估计北京人看见一定偷偷笑骂：瞧你丫那德性，长得跟屎壳郎似的。它就是屎壳郎，在埃及人的观念中，屎壳郎推动的粪球，恰如天马行空的太阳。于是，屎壳郎的身分地位大大提升了，让它们在中国的同类眼红得滴血。它推动太阳落下升起，有复活的功能。所以，埃及人在木乃伊的心脏部位摆放屎壳郎形的“圣甲虫”，既作为心脏的替代品，也有防止在冥界对死者进行考问评价的“秤心仪式”上，说出坏话真话，不利于死者。不同文明的不同观念，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将来在阴间的“秤心仪式”上会被考问什么？我会怎样回答？

人们游埃及，究竟是要感受辉煌过后的失落，还是探寻失落后能否再度辉煌？

仅仅神游，我便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