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让中国人时时闹心的事是梦想“不朽”。 

        有的孜孜以求长生不老，不惜“以身试法”，体验各种奇诡荒诞不靠谱的“养生”秘方。在各种金贵的冠冕之下，扣着难得明白可笑可怜的脑袋。有的则确信“千岁”“万岁”的神仙根本不存在，转而追求春秋时叔孙豹所说“立德”“立功”“立言”，认定这是高层次万古不易的“三不朽”，是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在儒雅的羽扇纶巾遮掩下，跳动着可敬可鄙的名利心。

        在最初的表述中，“三不朽”是独立的，相互间按顺序有层次高低，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追求的各自目标，没有必然联系。后世人们也是分别看待，而且扩展到统治阶级的候补人群。但是十全十美情结也是国人的一大梦想，于是文如其人，道德文章，功德圆满都搅到一起，曾有人撰联吹捧曾国藩集众美于一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虽然抬轿者的动作表情过于谄媚，但要想多找出几个超越老曾的人还真不容易。大多数人能够符合一项，就已经十分难得了。三项比较起来，“立德”近乎圣人，北斗泰山，万众仰望，因此境界最高。“立功”若无一定身份地位，奖章挂不到胸前，一般人只能当铺就拜将台的基石，搭建凯旋门的枯骨，所以排在第二位无可争辩。“立言”位居第三除了文字组织者和思想创造者社会等级地位较低，风险较大，搞不好性命不保，也是由于如果不比较优劣高低，“立言”最易达到不朽的愿望。只要经过学习，懂得运用排列几千个汉字材料规则，在文字载体（甲骨、青铜、竹、帛、石、纸）的帮助下就能传之久远，起码比一个人的生命长久。于是 对古往今来无数士子诱惑最大的，莫过于“立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出他们的心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容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在熙熙攘攘你挤我推拼命投身“不朽盛事”的竞争中，不是每个文化人都热衷“立言”，一些超一流高手竟然不屑一顾。如孔子穷其七十多年的一生，除了整理编纂古代典籍，没有专门的“立言”之作。孔先生说过，要像老天爷不说话一样，“予欲无言”，因此他“述而不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和他以“德”挂帅有关。他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与德互相背离，言行不一，司空见惯，光听言，连他也会看错人。所以他讨厌“巧言令色”，“巧言乱德”，反复强调“慎言”，“敏于行而慎于言”。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自己就不愿意大作流传后世，与他更推崇的古代典籍争锋。与他同时代的老子崇尚自然，不在乎“不朽”，对德、功、言另有一番见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功成而弗居”“功遂身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圣人“行不言之教”，不说话才是符合自然的精神。所以他不主张“立言”，而要藏着掖着，“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活了一大把年纪压根不打算动笔著述，若非函谷关把门人强索买路钱，留得五千字，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就彻底湮没在荒山野岭中了。

        两位老人家显然了解语言作为工具与立言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裂的矛盾的关系，无论他们采取打造高度理想化的君子或以无言表达一种思想倾向的方法来弥补，都说明早期思想家认为“立言”实在是值得虔心敬畏，谨而慎之的严肃事情。战国以后，百家争鸣，“立言”者陡增百倍，然而虚言矫饰，夸夸其谈、大言不惭之风也越演越烈。有鉴于此，后世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便有人专拣作文者的软肋戳。曹植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技术角度看，“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在孔子这般圣人之外，没有谁的作品挑不出毛病。他大概没想到，如今孔子也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人无完人，著述岂能有完美的？既然“不能无病”，那么作文这种行为本身就有问题了。果然，北宋理学家程颐就板着面孔认为写文章是玩物丧志的一种表现。许多人为了锤炼美文，悦人耳目，往往过多修饰，结果损害削弱了本应突出的思想精神。他刻薄地说，“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雕琢章句为了掩饰思想的贫乏还是小缺点，用冠冕堂皇的文章遮掩自身的猥琐丑陋则是大是非。清代著名考据学者王鸣盛十分贪财，布衣时，出入富贵人家，每每作两臂环抱状。别人好奇，他说，我想把他家财富旺气搂入怀中。做官后，变本加厉，无所不贪。人问，你是大学者，却贪吝不已，不怕后世笑你的名声太臭吗？王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百年后，只有著作在，谁知道人品如何。当时人已经指出王鸣盛写书多慷慨激昂语，借以掩盖其贪陋丑行。历史上类似王鸣盛的人恐怕难以计数。言与德行不一，说着写着自己也不信奉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激愤难耐的清代学者颜元把著书读书尤其是宋明理学之书一棒打死，最好的做法就是实践，干实事，杜绝空谈心性。他说“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假如谁不识相，向他兜售“立言”是三不朽之一，肯定要看白眼，说不定要遭他老拳伺候。

        叔孙豹的“三不朽”归根结底还是名利。暂时的淡泊宁静是为了长远的名利。一入名利圈，人就失去了自我，难免伪装矫饰。所立之言有多少是真实的，没人敢于夸口。古人追求“不朽”，固然弊病多多，但是他们因此而顾虑现世舆论，后世评价，不得不下功夫推敲研磨。在他们眼里绝不是什么人唔哩哇啦一通，洋洋万言一篇，砖头厚一本就算“立言”。表达的思想起码须是先秦诸子一类，记事须达司马迁、班固水平，文笔须属屈原、贾谊同侪。如果不能一言兴邦，片言折狱，下笔不说惊天地泣鬼神，至少得让人惊一下，否则，除了自吹，谁承认你“立言”了？

        被现代人诟病的孔先生大概也看不上现代的文化人，会把他们踢入没有底线的小人堆里。“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现在的知识分子较古代现实多了，坐不住冷板凳，守不住贫贱不能移的情操，不大讲究身后名，只愿享受眼前利。为了职称钞票，粗制滥造，根本没有“立一家言”的魄力与能力，却要强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虽说就舞文弄墨之人和书籍文章总量来看，远超已往任何一个时代，然而足当“不朽”荣誉者能有几个？当然，顾虑太多也不好，影响思路展开，言立不起来。可是缺少对“立言”的敬畏谨慎之心同样糟糕。时下网络时代，言语自由多了，虚拟世界，真假莫辨，什么名节羞耻全无顾虑，不朽盛事的基础被打碎了，不负责任的文章也充斥起来，结果“言”的功能被界定在相互欺骗、彼此伤害上。语言暴力、文字暴力侵占了文坛、网络以及社会各个角落。与其如此，不如无言。无言虽然不能誨人，却不会毁人；虽然不能抑恶扬善，却不会制造罪恶。

        现代人不必依照古人的模式去做，想不想“立言”都无所谓，想不想“不朽”也不要紧。仅仅陶醉自娱自乐，以文会友，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生活态度；即使像孔子一样不想说，不想写，不想永垂不朽，又有何妨！如果打算“立言”，首先应该做行为端正之人，不以文施暴行骗；其次有敬畏谨慎之心，不以文害义，信口雌黄；最后才是发明创造。如果每个人在立言之前，都先做好人，那么不止语言环境，整个人类社会都会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