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四九年后，大陆过分吹捧鲁迅，打压其他文人，所以文革狼烟稍稍飘散，便有不少人愤愤不平，一逞伍子胥之怒，把鲁迅当作楚平王，拖出僵尸来，不仅鞭笞，还“踏上千万只脚”。同时转而恭维起林语堂、梁实秋等大老。

        人们攻击的矛头所向常常集中到大先生的臭脾气上，说他刻薄、恶毒、得理失理都不饶人，毫无厚道宽恕美德。

        人们有理由有权利欣赏林语堂、梁实秋，非议鲁迅。同样，人们也有理由有权利喜欢鲁迅，讨厌林、梁。关键不在于个人好恶，而在于如何理解民国时期的文人群体，以及产生他们的社会背景。

        画家陈丹青把民国时期人的独特风貌称为“民国范儿”。我以为独具只眼。人们可以不喜欢“民国范儿”，但是不能视而不见每个时代所独具的风骨。与鲁迅同期的文人们也都自有一种民国文人范儿，突兀奇诡，亮丽夺目，把前后两个时代的文人比得矮小猥琐光彩尽失。

        环视民国文人，鲁迅的臭脾气其实并不罕见。他们许多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情：冷眼横眉；语言：尖锐犀利；对上：桀骜不驯；对下：悲天悯人；习惯：我行我素；思想：愤世嫉俗；风采：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追求：特立独行，一家之言。他们自我感觉特好，不乏“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度，有胆量怒目而视，拍案而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辜鸿铭死扛保皇旗，却在慈禧诞辰质疑净是爱国歌，没有爱民歌；邵飘萍“铁肩担道义”；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梁漱溟敢跟毛泽东较真；朱自清拒领嗟来之食；闻一多嘶声抨击特务政治；甚至蔡元培公开发表独树一帜的征婚启事等等，都在长衫之下透出了嶙峋傲骨。鲁迅的臭脾气也是这种傲骨的表现之一。他不仅骂北洋政府与林、梁一类人，也骂左联领导“四条汉子”。这种脾气说它属牛属驴也好，算作书生意气也罢，反正都有些不同于世俗人情。它是由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和整个社会礼让文人的风气娇生惯养出来的。惟其有脾气，才使他们的形象生动起来，人格鲜明起来。如果他们是些当面叫哥哥，背后下家伙的主儿，我要从心底鄙视他们。假若他们莫名其妙地改了脾气，温顺了、宽恕了，都有唾面自干的好修养，那还是他们吗？四九年后，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大潮把文人们冲刷得没了脾气，也没了人格。以致我们回想起来，都是模模糊糊的混沌一团。

       鲁迅的脾气，除去其它原因，我以为与他的老师太炎先生不无关系。在章炳麟的门下，师徒同“气”，曾是一时美谈。过去我说过未见名师出高徒者，大多数情况下，这条成立。然而在章氏一门里，却是异数。太炎先生的大名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突出地位，不容置疑。学问一流，政治先进。他的学生如周氏兄弟（树人、作人）、黄侃、钱玄同等，都是文坛和学术方面大家。章老师的脾气之大，被人称为“章疯子”，“民国祢衡”，论文敢与康圣人辩革命，讲武敢踹袁大帅总统府，砸得一塌糊涂，还无人能治。不过老先生并非火出无名，不看对手乱发泄，他的脾气只是发向上层和年龄名望相当者，对青年学生则和蔼慈祥。鲁迅在这一点上与老师相同。

       青出于蓝。 其门下诸生，在名师言传身教下，一个赛一个狂傲。黄侃是其中最著名的恶人，脾气之坏，在师长面前也不稍加掩饰。有一次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拜访章炳麟，黄侃是小辈，便躲到隔壁房间。听到陈独秀评论清代学者多出于苏皖，而不见于鄂省，老师随声附和。黄侃忍不住大声斥责：“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便是足下。”搞得两位长者很没面子。在北大当教授时，常常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攻击异己，作“专门泼妇式的骂街”。有人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关于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周作人认为“很能传达他的精神”。八部书是黄信奉的经典：《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他的学生也受到传染，“当时说某人是‘黄门侍郎’（即是说是黄季刚的得意门生），谁也感到头疼，觉得不敢请教的。”

        在章门弟子中，素有好脾气口碑的马幼渔（裕藻）也被人指出“容易激怒”，在北大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某些派别的言论，“他便要大声叱诧，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

       章门弟子的脾气并非仅仅尖刻狭隘，每每呈现丰富多样。有人就曾指出鲁迅与钱玄同由哥们儿变路人，是因讨厌顾颉刚，联带上了与顾来往密切的钱，很有点孩子气。我不喜欢他，你跟他好，我就不理你。文人们在莫测高深的面具后面，是一副扎着“冲天锥”的顽童怪相，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钱三强的父亲，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钱玄同，脾气直追老师和师兄弟们，而且更加多样。他有时暴燥，大师兄黄侃因不满钱文字改革的主张，称钱为“二疯”，钱立刻回赠“混账”。他有时热狂，思想激进，常作惊世骇俗语。曾因强烈质疑中国古史古籍，改姓为“疑古”，自称“疑古玄同”。他鼓吹废孔学，灭道教，不读中国书籍。主张弃汉字，改用罗马拼音。他宣扬凡人类年过四十就该枪毙，以减轻社会负担。后来鲁迅作诗嘲笑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他自信而执着，凡认为该做的事想方设法也要促成。正是他频频造访鼓动，把本不积极的周氏兄弟拉进《新青年》圈子，并刺激鲁迅摆脱乾嘉学派遗风，投身新文化运动，创作了《狂人日记》。他的脾气也包括孩子气，比如，听到马廉教授中风死于课堂，他便“从此不上课了”。幼稚、率真得如同听风就是雨的孩子。钱玄同的脾气中最令人敬重的是民族正气。九一八后，他公开宣布与日本同学或日本朋友断绝来往。如果说这一点还是停留在简单冲动的水平，那么，三六年，华北岌岌可危，他迈出书斋，四处奔走，与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要求取缔汉奸伪政权，不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就让人肃然起敬。而七七事变后，他因病滞留北平，但坚决不就伪职，并恢复本名“夏”，以示不做“夷狄”的顺民。他对前来探望的西南联大朋友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绝不做汉奸！”则让人热泪盈眶了。

        章门弟子大多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难免恃才傲物。他们的脾气在我看来属于书生意气，有时冒出悍气、傻气和稚气，但根子是锐气、傲气与硬气。这是书生本色，这是民国时尚。时代越久远，越会显示出可憎、可气、可笑的一面，与可爱、可贵、可敬的主流。

        我敬重这样的前辈，尽管他们不完美，一身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