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和毛泽东平等相对，侃侃而谈，甚为投机。同是在野党的身份，使他们认真进行的对话，维持着布衣之交的坦诚，没有政客中常见的虚假客套，成为现代中国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政治思想深度探讨。有趣的是，两人的心态相当微妙。黄炎培秉承了几千年士大夫的睿智忧思，代表千百万观望的知识分子，伸出了思想探测器，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政权兴衰更迭的“黄氏周期率”。毛泽东则带着半开明君主半启蒙思想家的敏锐，交出了一份令“无数英雄競折腰”的答卷。对此，许多学者反复探讨过。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能否认它的深远影响。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有人回顾这个历史星空中的亮点，必定会向两位前辈献上崇高敬意。

黄先生的原话是：“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先生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先生一面表示肯定：“这话是对的。”一面仍有保留，“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一个“怕”字透露了他心中的隐忧和对民主效力的不肯定口气。

即使如此，仍然得承认，这是当时中国最诱惑人的政治承诺。不难想象，毛的一席话，在国共生死大决战的前夕，会给共产党一方增加多少同盟军，多少人会闻风倒戈。

也许是黄先生的犹豫保留口气刺激了毛先生，他在二十年后，再次解答了黄氏疑问。《九大政治报告》说：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林彪宣布：“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值得庆幸，黄先生在此之前已经故去。若他地下有知，又当作何感想？大概不是“怕”字所能涵盖的了。

假如不去深究冠冕堂皇背后的阴暗，仅就表面来看，毛先生的思想二十年过去基本停滞在所谓“民主”上，而黄先生的隐忧却令人遗憾地化成真实的灾难。

如何合理有效地管理社会共同体，让国家机器顺利运转，古今中外一直有人苦思冥想，精心设计，积数千年经验，集中到如何防止权力滥用、专断独行上。解决办法在西方是三权分立、民主选举、议会制和开放舆论监督。中国从古至今，王权、专制不能撼动，仅仅围绕“开言路”问题反复纠缠。当然，连言路都不通，其它更谈不到了。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对王权的滥用不是没有警惕的，曾经有过精心设计，其中最完备的一套由周厉王时召公表述出来：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 诵，百士谏， 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周天子的周围，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从高官到平民，从亲戚到外人，几乎毫无遗漏的动用了所有能发挥点滴能量的人，运用了所有文字与思想载体形式，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温和地规劝、警戒、监督、修补和规范天子的言行。先哲们在设计这个网络时，思路之缜密，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叹。看上去还真有点资本主义社会言论自由的色彩 ，这让我们习惯了秦汉以后政治气候的人来说，很有些不适应，不由得会反问，这是真的吗？确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国语》中的这段记载是战国甚至秦汉时人的虚构理想。

用虚假的，从不存在的事例，劝说别人，会有说服力吗？召公这番话是劝谏厉王不要“防民之口”，其本身就表明，他是在按照古制，切实履行“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的职责。

以“史”为例，在先秦时期，这个专职人员是王或诸侯的贴身记者。每有重大活动，必定在场 。负责如实记录事件过程，以及王或诸侯公卿大夫的言行，不能随意添加减少掩饰歪曲。西周初年，“史”的职责范围较大。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巫师职和近臣责，甚至更多权力。武王和成王两朝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史官，名叫“佚”，参加了克商战役，取胜后，在祝贺大会上，他代表武王举行仪式，告诉天帝地主神明讨伐商纣的理由。成王时，史佚忠实地记载了成王与其弟玩耍时的玩笑话，成王不认账，可是史佚的理由实在充分到无可辩驳：“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迫使成王依言选定日子封老弟于虞。史佚可以干涉天子的决定，而天子在他面前也没了脾气，应该是当时大家不言而喻公认的权力。这足以让后世史官称羡不已。几百年后，晋太史董狐和赵盾依法行事，一个“书法不隐”，一个“为法受恶”，本无足为怪，却让见多识广的孔子不由得感慨起来。因为礼崩乐坏，古法早被抛弃了，连他也不敢硬顶，曲折隐讳地采用“春秋笔法”。这时的“史”已有了新的含义，“文胜质则史”。一般的“史”已经成为花里胡哨文风和品质的象征，战国时的大量辩士，以及诸子长篇大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董狐这种“良史”在当时尽管已不多见，但还属幸运。齐国太史兄弟则是以两条人命的代价，才换来了权臣崔抒对古法的认可。

先哲设立的制度，对王权的制约有一定作用。然而这一制度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规劝、说服的途径，使天子行事合乎规矩，从而达到社稷安稳，王权巩固的目的。在设立之初，有强制性的成分。比如，伊尹处罚太甲，应是“近臣尽规”权力的原始形态。商末，王权强化到顶点，微子、比干、箕子等规劝无效，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关押的关押。西周初年，略有恢复。但周公别说仿效伊尹，即使忠心辅政也要被人疑心。厉王时彻底否定了传统法对王权的规劝、监督作用，反而以特务恐怖政治钳制社会舆论，消除不利独裁的影响。以后尽管国人抗争，实行了短暂的一段“共和”，却终究没能恢复古法的权威。

其实，就算古贤有限制王权的意图，也绝非软弱的社会舆论所能办到的。在古法本身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所有人的做法都是规劝、说服，光摆事实，讲道理，是礼制上的义务，不是后世那种强制执行的法律。这一点削弱了古法效力，使之不具备权威性。二、对规劝、说服、意见，建议，王要通过自己的“斟酌”，决定如何行事。这一点进一步保证了王权，使任何对王权不利的舆论起不到丝毫作用，沦为表面的摆设。如果遇到商纣这样雄主，“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那么古法遭到颠覆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几千年政治思想死死纠缠在开言路上，没有拓展向其它方向开辟的空间。它所达到的最大成果就是文革式的民主。毛泽东找到的新路----文革时期的“大民主”，看似“言路”大开，各阶层、各领域争相上书，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是民意经唯领袖之首是瞻的文革小组上达天听之后，评判标准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雄才大略又非帝辛可比，结果反而促成了独裁的空前强化。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政治修缮设计。结果，暴露出所谓“民主”的死结，乱成一锅粥的舆论内战，极大削弱了舆论的作用。这一点有点像当今的网络论坛，说得热闹，对民生国策政局影响甚微。而且常常不是舆论监督，而是监督舆论。回顾几千年的探索，证明了仅有民主监督，或者单独强调任何一点，都不足以克制独裁弊病。必须多管齐下，多头并进，多重保证，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控制系统，才有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政治难题。

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议会选举制度，总统虽有否决权，但不敌议会弹劾权和罢免权，从而避免权力集中、独裁专制，从体制上提供了对权力无限膨胀实行监督防范的可能。若仅从监督者的身份范围来看，似乎不如中国古制广泛多元，是民主的倒退，然而，这些立法者、执法者是在民选基础上产生的有任期限制的精英，民主选举制度从根子上约束了统治集团的权力，规定了他们的行为走向，因此提高了监督的有效力。它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却是目前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曾经设想仿照西方社会民主制度改造中国，但是在民国时期，收效甚微。所以，毛先生的一套才赢得了在战乱中来不及认真思考的人们。

当一切成为经验教训留在历史档案里后，执政党、在野党、布衣匹夫们将如何在原有基础上再进几步，早日顺利交出新的答卷？解答这道难题已经拖了几千年，人们的忍耐力还能维持多久？政治结构的承受力还能支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