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乱世，恐怖肆虐，人人自危。谁都无法准确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将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改变。在那种形势面前，极少有人敢挺身反抗。即使有些年轻时曾像梁山好汉一样不惮报仇，杀人放火后参加革命的血性汉子，也都屈辱地俯首贴耳，任人摆布。

无心反抗，却要自保，于是百态人生演绎出来，千种面目陈列排行。回首望去，感慨万千。立此存照，聊供后人赏析。

文革时，最大的反抗举动，大概是自杀。与其说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不如说大部分属于以死向党明志宣誓。它所表白的不是愤怒，而是委屈；不是背叛，而是效忠。导致自杀的诸多因素中，周围环境弥漫的冰冷、漠视、鄙弃，甚至落井下石等人情寒气占有很大比重。

共产党的干部在进城之初，带着清新气息，彼此间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旧官场的陈腐习气还不太浓厚。比如罗瑞卿，那时他已是权力炙手可热的大官，但仍然和普通干部混住一院，出来进去，互打招呼聊天，彼此逗弄孩子，不像后来那样高高在上，身居深宅高院，与人隔绝（他家附近的百姓称罗家大院为“大庙”）。及至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确定了行政级别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淡化、不和，甚至对立。记得小时候没少听到一些大人们抱怨定级不公，怨恨的情绪往往撒向出自不同山头的同事以及往昔的战友，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当年平起平坐或者以前的下级，如今比我高一级两级。因此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不仅不来往，还在工作中掣肘添堵，看笑话。更有甚者，每当运动来临，瞅不冷子便放个冷箭，下点绊子。他们以知情人的身份出面，出手就带来伤人的结果。文革时发展到相互揭发，彼此构陷，以求撇清自己。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一些人，面目可憎，人品低下。其中最让人寒心最让人恶心的是文革初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刘少奇率众围斗八十岁的朱德。从流传的记录看，攻击最猛，语言最恶毒的不是林彪、康生等人，反倒是后来被树为典范的陈毅，句句剜心，极具杀伤力，别说一丝友情了，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不久即被打翻在地的刘少奇在会上也表现积极，毫不手软。那场景和后来造反派的批斗会没什么两样，一点看不出高尚、神圣的色彩。老一辈如此，晚辈还能怎样？那个年代里，亲生子女也会翻脸不认人。不少人举过声讨父母大旗，贴过揭发大字报，当众打过老子的耳光，以示自己革命，划清了界限。恶浊时代使然，潮流风气，惨不忍睹。当然，敢于藐视高压的血性之人不是没有。有兄弟俩是我听说的唯一一对敢在批斗会上站在父母身边护卫的汉子。我想他们的父母即使在此后受到更大的报复，心中一定也是无比骄傲，无比欣慰。

在官场中，党内有党，党内有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晚年屡屡流露出“井冈山”情结，把一些人划归“井冈山派”。林彪则特别重视“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人所共知。早年同生共死的情谊是日后结帮组派的自然基础，而帮派在权力斗争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偶尔也有因为阴差阳错，避祸得福的，也算官场和文革逸事吧。有位某省政协副主席，曾在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三师做过干部。黄当总参谋长时，曾有意让他去领一个军。但他舍不得正在工作的地方，没有去。五九年后，他安然无恙。文革时，正受审查之苦的他写信给吴法宪，有心借助声势鼎盛的钟馗帮他打鬼，请这位当年朝夕相处的政治部主任证明他的清白，吴却没有回音，躲开了。九一三后，他自由了。但他哭笑不得，不知道应该感谢谁，抱怨谁。子游主张与上级的“君”和平级的“朋友”保持距离，以免招来辱慢，这既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成为后世官场的座右铭，不能不说是华人的悲哀。其所以悲哀，不在于规避的结果，而在于造成不幸的根由，培育出无数心灵扭曲，刻意掩饰，缺乏真情的人来。

用躲避，划清界限来对待出了问题的人以求自保，是文革中大多数人采取的方式。一般人这样不足为奇，大官也摆出类似嘴脸乃是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文革后期，在西直门组织部招待所，人们见了院中散步的一位白发老太太，如同白日见鬼，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老太太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那时杨的问题毫无松动迹象。由此可见公卿將相们的道德水准。薄一波后来也住那里，七六年地震，他蹲在院中自家盖的防震棚里，无人过问，寂寞无聊得只能跟几个别人家的不懂人事的学龄前儿童颤巍巍地玩过家家消磨时光，与当副总理时，门庭若市的情景，天差地别。文革前曾听一位与薄同在阎锡山处做八路军联络官的人说起他到“一波”家拜访的情景，讲述时那副受宠若惊的神态，让人不解一位本身也是高级干部的人何以在权力面前丧失本性。我真想知道文革时他又是怎样解说与“一波”的关系，可总也听不到，原因大概不言自明。一位副部长落难时感慨世态炎凉，五十年代，手下一个司长曾下跪磕头为他母亲拜寿，如今见了他，连眼珠也不转一下，昂首而去。大概读了点鲁迅，知道怎样表达“最高的轻蔑”。赵国廉颇失势时，门下宾客全作鸟兽散。及复职，跑了的人又都回来了。廉颇厌恶他们的人品不欲收留，那些人反而恬不知耻地列举史实证明这是老规矩，怪老将军少见识。《史记/汲郑列传》记载了太史公的一段话：
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入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毛泽东在文革中曾为邓小平复出一事专门引用了这段，他深知趋炎附势乃人性弱点，世态丑恶，自古如此，他的子民包括高级干部也不例外，并没有比千百年前的封建士大夫高明多少，所以他借风展翅，有恃无恐。而造成这一切的罪责，恐怕共产党的干部无人能推卸干净。

侠肝义胆的人不是没有，但很少，说他们属于凤毛麟角决不为过。曾有两位长辈，也是仅见的两位长辈主动向我伸出了手，他们是我一位朋友的父母。陈伯伯风度儒雅，谦谦君子，对我这个晚辈也待之以礼，不曾轻怠。伯母慈祥温婉，有一颗博大的母爱之心。文革中，我经常泡在他们家，伯母从未厌烦，到时间总要招呼我一起吃饭，视我如同本家子侄。后来我在陕北插队，回京探亲时，伯母告诉我，如果我同意，陈伯伯说愿意给我安排工作。这句话对我的意义，不在什么工作上，而是那份无比珍贵的情意。我们两家历史上并无渊源，我仅仅是他们儿子的朋友，他们也清楚，我家问题严重，正关在狱中。别人紧躲还躲不过来，他们却不避祸害，坦然迎上。在我眼中，他们就是孔子推崇的“仁者”，是毛泽东盛赞的“纯粹的人”，是佛家敬仰的救苦救难的菩萨。这样善良仁厚的人，在文革时期，举世罕见，是混浊世界里独秀的奇葩。听着伯母恳切的言辞，看着伯母真诚的笑脸，一股久违的温暖从心脏蔓延全身，感动得真想扑到伯母怀里大哭一场。面对这样义薄云天，胸襟坦荡，热心助人，完全不计后果，不图回报的长辈，我决心再苦再难绝不能连累他们，不能再给已经岌岌可危的陈伯伯增加罪名，便婉言谢绝了。回到陕北，伯母知道我没有经济来源，特意托人给我捎来二十元钱。那二十元在我心中的分量何止千百万！我放在枕头下，好几年都舍不得动用。每当遇到难处，才会掀开枕头看上两眼，回味人间大爱，汲取生活勇气。如今两位好心的老人家都已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对我的满腔真情，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皓月当空，我焚香敬拜，祈祷二老冥福。在天堂里，他们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尊崇，也一定会一如既往慈爱地关注着我们。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阶级、等级、种族、民族、亲疏、远近主导着，冷漠、嫉妒、猜忌、歧视、排挤、欺凌、仇恨、迫害成为常态，占据主流。温暖、仁爱、尊重、互助、理解、信任、宽厚则属于稀罕物，往往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只能存于书本里、幻想中与少数人身上。已经被那种常态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们，难道还不需要深思，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