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年，我家从朝阳门搬到王府井附近，相邻的东安门大街便成为儿时最吸引我的街道之一。这条街并不长，东西向，一目了然。西望可见巍峨的紫禁城东华门，那是明清时文武百官上朝的必经之路。东边与金鱼胡同相连。金鱼胡同是清末权相那桐的府邸所在地，当年半条胡同都是那家的。小时路过这里，还可看到高高的院墙和朱红的大门。后来被和平宾馆等单位瓜分了。那家如日中天时，有人说，那府中花园的景致胜过历史上著名的金谷园（石崇）和半闲堂（贾似道），一点不比恭王府差。按照古代惯例，以后金鱼胡同说不定要改成那相胡同。有京城掌故专家开玩笑，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因严嵩得名，老严倒了，胡同改为绳匠胡同。若那桐也遗臭，那相胡同岂不是要改成“哪像胡同”？如今，金鱼胡同已拓宽为大街，空余胡同名，果然哪像胡同！紧邻金鱼胡同的东安市场，在文革改建前，和老西单商场一样，也是少儿眼中的有趣地方。里面光线暗淡，小巷纵横，感觉颇类长辈们常说的冀中平原的地道。小孩游窜其中，其乐无穷。改建成宽敞明亮的东风市场后，一点也不好玩了。

东安门大街不长，却常常挤满了北京中外权贵们的豪华轿车，因为这里拥有两家当年中国货物最齐全的单位。一个是公开的树立大字招牌的“友谊商店”，只对老外和外汇券、侨汇券示好开放，国人和持人民币者免进。另一个是隐蔽的，没有任何招牌，出入者以当兵的为多。进去时，气宇轩昂，眼高于顶，俨然钦差视察；出来时，洋洋得意，左顾右盼，洪声招呼汽车靠近，往车上装载各种市场上看不到的高级紧俏商品，从蔬菜、水果、鱼、肉、罐头到烟酒，琳琅满目，让过路百姓眼红充血，啧啧连声。虽说不公开，属神秘的内部供应，但周围百姓很多知道，这是特供七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地方。所以怪不得当兵的趾高气扬，几千年的习惯，改也难。对这两个地方，我并没多少兴趣。倒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是颇不以为然。特别是“友谊商店”，每每见到不明真相的外地人被狼狈赶下台阶，觉得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很想像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一样，挺胸振臂呐喊：“打！”

北京的孩子大概对这条街道最熟悉的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小学时，我在这里看过《马兰花》《岳云》等儿童话剧。演员都是大人，扮起少儿，鬼怪精灵，活灵活现，台下看去，以为是真正的小演员，很受小观众的喜爱。文革前，这里改以放映电影为主，看的都是《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夺印》《小兵张嘎》《小叮当》一类。其实它最早就是一家电影院，名叫真光，和共产党的年龄一样长。

热衷收藏邮票的人对这条街肯定也不陌生，中国集邮公司就在儿艺旁边。白天老有一些人手捧集邮本互相兑换，周末时狭窄的人行道挤不下，常要侵占街面地盘。我没有集邮嗜好，所以对这里很少关注。

在儿艺和集邮公司对面，曾经有一家在京城小有名气的西餐馆，名字有些怪，叫华宫食堂。规模不大，并不奢华。据说那里的烤菜和罐闷做得很好，超过新侨，不少名人闻香蜂拥，生意不错。不知什么原因，六十年代初关闭了，我从未去吃过。后来常常听人提起，有“空听船家说海鲜”的感觉。

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记忆，不同的关注点。东安门大街真正牵动我眼球的地方是几家门面不大的小店，都和吃有关。

小时候，从有记忆开始，无论社会还是家庭，物资都是相当匮乏；所以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一致推崇艰苦朴素，鄙视讲究吃穿。对男孩子来说，穿什么，并不在乎，布票少，那就实行九年一贯制，衣服不合体，或打俩补丁，也不是令人难堪之事，反倒招来夸奖：“这孩子朴素，觉悟高。”但是，“吃”就不同了。对正长身体的我来说，任何味道纯正的食物，都具有不可抗拒的极大魔力。走过饭馆、商店的橱窗，为了自尊，眼睛可以不看，鼻子则不能不呼吸，一吸，小孩很难保持胸怀不乱的定力。要想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香风诱惑，还真需要有较强的老僧坐禅功夫才行。想吃却无缘享受，那个滋味和饿肚子相差无几，心里犹如几只鼠爪子在挠，难熬啊！

大概小时候能吃到的可称得上美食的太少了，因此，对吃过的记忆颇深，终生难忘。

馄饨侯位于东安门大街的东头。本来明清官员一大早等候上朝时，都要在东华门前吃点早点，所以那时这一带早点铺应该比较发达。馄饨有汤有肉，作为宵夜、早点均相宜，一碗馄饨，一个火烧，经济实惠。尤其在寒冷的冬天，成为大小官员的首选。馄饨侯与官员们的早点无直接传承关系，它出现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挑担、摆摊到开店一步步发展起来。它的绝活除了汤浓香，主要施展在馄饨馅上。据说选料精细，以鸡油拌和，故而味道独特，享誉一方。六十年代常见食客爆满，一座难求。在我的印象中，汤和馄饨都很油，但没有鸡的鲜香，也许改用了猪油一类。现在人们听说用动物油，一定害怕，不敢安享。那时却极大满足了缺少油水的需要。从店里出来，人人脸泛油光，有的舌头仍然依依不舍地游走在嘴边。我不太喜欢馄饨侯，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嫌人太多，让人吃起来不得从容尽兴，所以独自去吃的少。然而，到周末晚上，每当家里让我去馄饨侯买馄饨，用锅端回家里吃时，还是非常高兴。不过，记得一段时间里，店里有限量供应的规定，不管你有钱有粮票，都不能多买，好像一个人只能买两碗还是三碗记不清了。要想一人一次把全家人的量打足，那是做梦，或者只是传说。于是得纠集邻居伙伴浩浩荡荡前往，好像有意为馄饨侯作广告似的。

吃馄饨侯是“公款”，用不着我操心。偷尝其他美食，则要动用“私房”。小时候，零花钱不多，往往要靠开动“11路”节省车钱。 钱来之不易，自然只能集中使用在最好的项目上。什么是最好的呢？在东安门大街上，我认为是益利的酸奶和浦五房的酱驴肉。那时，不敢怂恿家里去买，害怕说我贪图享受，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虏了。自己偷偷买来吃，更不敢让家里知道。悄然进行的隐秘，增加了品尝中的美味感觉，成为儿时的一大乐趣。

在“友谊商店”旁边，有一家益利食品厂的门市部，卖些糖果、蛋糕、面包、冰激淋、牛奶等。店内摆放四五张桌子，可供客人使用。店内飘荡着面包的甜香和牛奶的奶香，人不多，座位常空。我很喜欢益利的面包，圆面包、葡萄干面包、黄油面包、维生素面包，松软可口，物美价廉。但是要粮票，我的粮票大部分在学校食堂，剩下的被家里掌控，所以常常只能望而兴叹，大吞口水。面包难得亲近，糖果充不了饥，热牛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酸奶则不同。当时，酸奶尚未在北京流行，吃的人不多。我记得一罐酸奶二角五，加押金二角五，共五角钱。这个价钱可买一斤素炒饼，或二斤馒头，或五个圆面包。我以前没有吃过，依照常识，家里的牛奶酸了，一定是坏了，不能再喝，只能倒掉，所以想着酸奶不会好吃。另外我也嫌贵，宁愿花一角五买个纸杯北冰洋冰激淋，或者买奶油鸳鸯冰棍，顶多二角钱买一块奶油蛋糕，再多花五分，殊觉肉痛，何况还要交押金。有一天，一位拄着手杖的儒雅老者，买了一罐酸奶，打开封闭罐口的纸，倒入另备的一小包白糖，然后用勺一小口一小口地放入嘴中。我买了一个冰激淋，坐在老人对面，快活享用。从小吃东西都是狼吞虎咽，我的冰激淋早就吃完了，老人还在悠悠地不紧不慢地从罐中往外舀着酸奶，仿佛取之不尽。老人见我有些诧异地看他，也起了童心，指着酸奶问，你喜欢吗？我摇摇头，没吃过。他说，这个比冰激淋有营养。一个“有营养”激起我的好奇。那时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家里大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营养”，每提一次，餐桌上便出现了肉、蛋、鱼一类，所以，在我的头脑里“营养”就是好吃的东西。过了几个星期，当我的口袋里有点积蓄时，咬咬牙在益利买了一罐酸奶。那时，酸奶不含糖，糖需要另买，我舍不得，就没要。罐子是白磁，上有蓝字。押金就是为回收它，如果没有押金，我还真想把它带回家，养蛐蛐正合适。酸奶没糖确实有点酸，但没有怪味，很稠，凝固得像鸡蛋羹，像豆腐脑，不用勺子没法吃。头两次，我并不喜欢，只是想到“营养”，才硬着头皮下咽。几罐下肚，才有了兴趣。现在国内的酸奶品种多了，但是稀了，感觉奶香也淡了，再没有当年的味道。

浦五房是有上百年历史的南味肉食老店，五十年代为了繁荣装点北京市场，从上海迁来。门面不大，不留神便错过，里面若有二三十个客人就塞得满满的，每次去，排队的总在十几人左右。和北京那些北方风味的老店相比，它的酱肉都略带甜味。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它的品种又逐渐丰富起来。其中南味酱肉、无锡排骨、熏鱼、叉烧以及各种香肠很受欢迎。有时，去得晚了，往往橱柜空空，宣告售罄。浦五房的最大特点，大概是它所用的酱汁不加酱油，而是用糖和红高粱作的红曲再添其它多种佐料制成。颜色自然鲜亮沉稳，诱人食欲。后来见到一些人做的广式叉烧和西安人做的腊牛羊肉，涂有食用色素，红得恐怖，且味道比浦五房的差远了。长途搬迁的饭店、食品店不可能保持风味绝对不变。为了适应北京人的口味，浦五房逐渐融入了北方因素，其中酱驴肉是一个创新品种。最初，我比较喜欢叉烧，后来忘记从哪本书上看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知道稀罕，遂买了一点品尝。一尝，便上了钩。酱驴肉外形颜色看上去和“月盛斋”的酱牛羊肉无大区别，吃起来不油不柴，味道醇厚，软烂恰到好处，回味甜香，但又没有南味的甜度，正合我的喜好。也许因为货源问题，才吃了几次，就绝迹了。说是几次，并非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而是我攒钱不易，吃一次的周期长，一年也享受不了两三回。后来下乡、搬家，再没吃过浦五房的肉食。最后一次见到，则是七十年代末在西安上学。老弟知道学校伙食差，我又好浦五房这口，便从邮局寄了一包。我收到，打开一看，叉烧、酱肘、小肚、蒜肠，竟然发霉变味了，拍案可惜半晌，无奈扔掉。

八十年代初，东安门大街成了著名的北京夜市，卖各种小吃，游人摩肩擦踵，生意红火。但是我却一次也没去过，有点遗憾，也有点庆幸。因为后来不管在哪里吃到的美味，似乎都无法与儿时记忆中的相提并论。也许，那时的美味只是记忆中的幻觉，实际情况是孟子说的“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