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宜川县从方言上说接近关中，与延安及其以北截然不同，但在地理上深入黄土高原，靠近陕北，行政区划归属延安地区。于是六九年初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便将海淀区的部分学校放到这里。

刚到宜川，跟去延安的知青比，我们有矮人一截的感觉。因为这里不在毛泽东当年的势力范围内，不是响当当的“老区”，不是三十年代的知青和六十年代的知青们向往的地方。相反，抗战时，阎锡山的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却在县里的秋林镇安营扎寨。那里川道两旁密集的窑洞，与颇具规模的大礼堂，无言地宣示着曾经的辉煌。老百姓的口中经常挂着的不是毛泽东的故事，而是阎锡山的逸闻。如阎锡山个子不高，爱骑毛驴四处溜达。到县城赶集，骑头毛驴，抄着手，见了老百姓也没个架子，比而今县长还和气。老百姓也不怕他，胆大的还敢拦驴告状。有个老汉告某连长欺负庄稼人，阎锡山立刻下令撤职。有时老乡还会指点说哪个村有阎锡山的干女子，年轻时可是一朵花。听得多了，觉得宜川人的革命觉悟太低，感情偏向阎老西，到底不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心里着实有点后悔，来错了地方。

后来知道，宜川的革命历史在陕北诸县中很有点傲人的本钱。1927年，紧随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十月十二日，陕北共产党人发动了清涧起义，三天后，起义队伍经延长转战至宜川会合。在李象九、唐澍、谢子长等人领导下，坚守县城。失败后不久，又二度选择攻占宜川。尽管和其他起义结局一样，很快便被打垮，但毕竟给宜川县染上了一疙瘩红颜色。以后很长时间里，宜川是一片灰色，谢子长、刘志丹们再没有来过。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八路军派了联络官到宜川与阎锡山接触，曾在英旺的官厅村驻扎过。再以后就是1948年彭德怀指挥一野打了著名的“瓦子街战役”，攻下了宜川县城。

由于地处白区，加上自然条件稍好，很少发生饥荒，达不到逼急了铤而走险的程度，所以，不像陕北其它县那样涌现出许多共产党革命家与高官。解放后，县里出的最大的官是驻外武官。这位武官和历史上许多同样出身的人一样，原本在村里有一房媳妇和一个儿子，发达了便另找了一位。留在村里的儿子解放后曾被接到北京上学，但是他和后妈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妹们总是两层皮，有些隔阂，学习也跟不上，心中不爽，遂执意返回老家。虽说他自愿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可在县里并不受屈。武官文革前因病去世，其余荫仍然大到足够罩着儿子的前程。我们插队时，其子在县文化馆任馆长。戴着一副当地人罕见的深度厚片眼镜，成天在政府机关各部门游走谝闲传，是县上名人。他大大咧咧，没有心计，跟谁都熟，尤其喜欢和北京知青交往。他的屋里挂着父亲佩戴上校军衔的戎装标准像。这是他的孝心，他的骄傲，也是县上的荣光。县里人进了他的房间，一看到醒目的照片，很难不肃然起敬，甚至自然躬起腰身，于是连带着对他也诸事多予包涵。有时我禁不住乱想，如果他父亲是国民党大官，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显赫名人，县里人会怎么看？大概除了文革一类特殊年代，人们也会从心底里又恭又敬，拉为吹牛的资本。中国人有这个传统，宜川乡亲们也不会例外，所以他们津津乐道阎锡山的故事。

 县里还有一位老红军，不识字，在县招待所工作。我没有和他接触过，印象里一副牛气冲天的样子，说起话来，口气很大。这种人，陕北很多，拿着补助，生活无忧，鬼混无聊。别看蹲在墙根吹牛，脸上的表情却透着手眼通天的骄横，说起谁都认识，要不是没文化，早早跑回了家，而今最差也得混个旅长师长的干干。地方上的干部见了他们一定满脸陪笑，或者绕道躲过，决不敢得罪这帮爷。闹不好上省进京找老关系告点刁状，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我所在的西里原村荒僻闭塞，外面的世界无论多精彩多绚丽多恐怖多混乱都影响不到这里。用他们的话说，不管谁坐京城，我们“下苦的”都得交粮纳税。村里大部分人几辈子没有出过县境，孤陋寡闻。没有生活的逼仄，也缺乏生活的激情；不知朝代更迭，也不生思想困惑；对现状稍有不满却又无奈，他们很少抱怨极易满足。土著李姓是村里的大家族，几代人没有一个当过土匪，投过红军，从过国军。我的房东李耀华解放初参加了几天解放军，后复员到甘肃玉门油矿做工。三年饥荒时，遭裁减回乡。他算是村里见过大世面的人了。在外多年，连个党员也没混上，否则可能也不会被赶回老家。不过，他跟我说，是过不惯“异岸子”的生活，自愿回乡的。偶尔他也流露出一丝悔意：如果不回来，而今还是抽洋烟，喝烧酒的人。但是这点悔意转脸就又抛到脑后，仿佛很“受活”似的，呵呵呵笑得你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村里戴着地主富农帽子的人都是外来户。唯一的党员张克恭也是外来户，前几年从秋林公社迁移至此。他没有什么文化，可是名字透着学问。他这一辈是按温、良、恭、俭、让排列的，这五个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宜川一带多数老百姓的本性。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大概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安分守己的平庸百姓。老张年轻时曾经试图改变传统，四八年参加一野，打过仗。解放初，改成公安军，驻守西安，是村里的老革命。但是对这个身份，村里无人看中。倒是外来户的标签分外显眼，时常受到本地人的欺负。为了取悦本地人，老张谁都不得罪，见谁都是满面笑容，即使受到嘲弄，也不改讨好的笑脸。从来没见过他在政治方面或有关生产队利益方面表现积极踊跃，起个什么模范带头作用。邻村有个外来户老王，也是党员，任大队贫协主席、治保主任。他和老张完全不同，俨然大队贫农和党的代表，是当时报章上经常宣传的那种人物形象，张口就是“贫下中农”“革命”“路线”等时髦词汇，斗争性很强，阶级立场鲜明，带领村里的知青把几家地主富农整得七荤八素的。他见人很少露出笑脸，从不开玩笑，开会和田间休息时总是与大多数人拉开些距离，让人摸不清底细，因此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在村里很是孤立。

老张爱说，有一肚子故事，我们听到的关于阎锡山的事情都是从他口中说出，没有半句不好。顶多以嘲弄的神情学个阎锡山的兵冬夜站岗，冻得直哆嗦。排长查哨，关心地问：冷不冷？哨兵张嘴竟然回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不冷、冷、冷、冷……他露着残缺不全的牙齿，苦着一张多皱的脸，稀稀拉拉的脏胡须沾着吐沫星，配上缩作一团的夸张动作和别有韵味的方言，像极了出土的东汉说唱俑，让人笑得岔气。彭德怀的故事他也讲过，但强调的是瓦子街战后，如何仁义，用上好的柏木厚板棺材装殓了自杀的刘戡，并送还西安胡宗南司令部。这和当时流行的残酷无情的革命性很不协调。有一次在干活休息时，讲起了日本鬼子，他说狗日的日本人实行的是“四光政策”。我们过去只听过“三光”，遂好奇地问什么是“四光”？他眨眨眼睛，你们这些年轻娃，这都不晓得，烧光、杀光、抢光、日光呀！我们齐齐昏倒了。老张在公安军时，正逢高、饶事件，所以印象深刻。他说高岗是高闯王的后代，球硬得很，敢造反，敢日怪，结果日瞎了，把自己给日塌了。他眨着眼睛说，要不然，毛主席咋收拾他了。老张从未摆过“天下是老子打的”神气，也没讲过“当年，老子打胡儿子”一类的故事，好像他和共产党打天下没有关系。

老张跟知青比较亲近，来往较多。刚到西里原，有一天，两个知青到邻村去，回来晚了点，只见老张一人瑟缩在寒风里，立于村头眺望迎候。那时，冬季狼多，他担心知青安全。接到人，他松了一口气，露出纯真本性，不觉手舞足蹈起来。听说真的遇到了狼，他又紧张得抓住知青的胳膊，一边连赞命大，一边再三郑重叮嘱以后千万小心，不要走夜路。那种实心关爱之情，着实让我们感动了一把。老张正值中年，却已弯腰驼背，满脸沧桑，一点看不出有部队训练的底子。他家是村里的困难户，孩子多，劳力少，吃穿打扮都和戏剧里的旧社会穷人差不多。插队的第一年春节，他做了一些好吃的年饭，如米黄、油糕送给我们。村里人都说他日下怪了，稀罕得很，为知青舍得割自家肉。每天下地劳动，村里人都会背回一捆柴。但把柴送到知青窑背上的，只有老张一人，并且总是悄悄的从不声张。我们发现后，他说学生娃不会打柴，怕人多不够烧。他见我们常常偷懒不烧炕，便反复地说睡凉炕会落下病，可不敢不当回事。他在背后嘱咐我们多留点心眼，谨防本地户欺负算计。然而当我们跟本地人发生冲突时，他会躲得远远的，一声不吭。他也喜欢指点我们如何锄地，赶牲口，驮水、砍柴，可是他的本事实在不敢恭维，给队里干活总是排在人后。

他一方面有点惧内，另一方面又爱扎在姑娘婆姨堆里，挤着眼睛，腆着笑脸，讲些暧昧的笑话，遭到婆姨们群起捶打。村里人在田间炕头乱伦通奸的隐秘，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点倒像是受过侦察兵训练。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部队干下去，要退伍回家。他眨眨眼说：毬毛擀不成毡，宜川人当不了官。出门在外总忘不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出息。那会儿真要铁心跟上不管老谢、老阎、老彭哪一个，我都不是现在这号球势子，不是当官，就是个死。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邻村有个原国军的连长，跟老张年纪相仿，个头也差不多。但精气神大不一样，不像老张总躬个腰，他走路或坐着，腰板一定笔直，平时不苟言笑，话语不多。那个村没有强大的家族势力，没有人欺负他，反而对他很客气。假如把他和老张换一下，我倒相信他更像人们心目中的老革命。然而我还是喜欢老张，这个老革命真实，没有伪装，没有矫饰，就是普通人，我们中的一员。

老张在我们插队的第三年，怕水土不好影响子女的骨骼发育，患上大骨节病，转到别村去了。从此，村里再没有党员，再没有人学说阎锡山，少了许多热闹，越发接近多少年来文人雅士迷恋的那种古朴混沌的桃花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