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进入十一月，年底密集的几个节日便依次来临。与各个厂家招徕年度最后生意的吆喝声同时出现的，是传统的圣诞歌声。

我是来美国后才听到各种圣诞歌声的。最初几首飘入耳中，尽管我还不懂歌词，但曲调旋律已然沁润于胸，并渐渐膨胀，不知触动了那条心弦，引起共鸣，久久沉浸在余音遗韵中，仿佛灵魂被牵走，忘记了一切。那不是陶醉，而是魂魄飞升的状态。

圣诞歌曲大多是宗教颂歌。我不是教徒，从小对颂歌就不陌生，文革后对颂歌还有点反感，曾经认为任何颂歌都不会激起我的感情波澜，为什么听到圣诞歌曲会感动？为什么年年听相同的曲子，依旧心醉神迷，百听不厌？难道心里早就装着宗教“灵犀”，闻声点化？

佛教是否有颂歌，我不知道。听到的都是和诵经裹在一起的唱经声，平缓绵长，令人昏昏欲睡。伊斯兰教的颂歌，我也没听过。印象中唱经声类似佛教，悠长单调，略显高亢激扬些。如果我的内心深处藏有宗教潜质，一定不是偏向他们。

许多美国人也是每年都听圣诞歌曲，几十年过去，从未厌倦。我没有听人像中国人在文革中抱怨“老三战”“样板戏”一样诉苦听腻了圣诞经典。我想这大概主要得归功于那些曲调，融会了欢乐、温馨、安详、大气、圣洁、尊严、典雅等诸多人类审美情感，引导着精神升华。

当圣诞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祖国。这也许是海外华人的通病，深入膏肓，无药可救。中国，偌大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怎么没有几首流传千百年浸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经典年节歌曲呢？搜肠刮肚后，真是汗流浃背，浮现脑海的竟然是《小白菜》和《水妞》。它们年纪够老，却和年节全不沾边。我并非和外国较劲，你有，我也得有，咱不能差你。我只是有点遗憾。

谁都知道，没有比中国人更重视年节的民族了。难道祖先们在年节里光是吃喝搓麻侃大山，没有歌曲尽兴吗？这可能吗？

是祖先们发明的乐器不足吗？至少到先秦时期，吹管乐的埙、箎、竽，打击乐的鼓、缶、钟、磬，弹拨乐的瑟、琴等等都已经出现了。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六十四件编钟，举世罕见。若说这些乐器组合出来的乐曲一定缓慢沉闷，缺乏变化，难以吸引人，只适用于隆重庄严的大典，又如何解释商纣时的“靡靡之音”，和孔子听到舜时的《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感叹想不到音乐营造的感动竟能带来如此效果？

是祖先们缺少乐理知识吗？他们很早就知道“乐”的重要性，把它和“礼”并列，认为和佩戴的玉一样“不可斯须离身”，是学习的必修课。孔子对音乐的痴迷，并不亚于对古代文献的探索，听到好歌，会要求人反复歌唱，然后跟随相和。他甚至和鲁国主管国乐的“大师”就乐曲的演奏过程探讨过乐理节奏。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精通音乐，容不得差错，行内人互相告诫“曲有误，周郎顾”。明朝时，朱载堉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创建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人。几百年过去，至今谁也不能无视它。否则不仅键盘乐器无法调音，而且许多乐曲和歌唱家都不能精准发挥。

是祖先们音乐创作少吗？从《诗经》的《风》《雅》《颂》，从孔子与学生讨论时都要鼓瑟助兴，从楚辞中描写的华丽歌舞乐奏，从敦煌壁画中飞天琵琶，从全国各地各族大量的民歌，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拥有丰富的音乐遗产。

也许，许多优秀作品由于各种原因不幸失传了。如黄帝时的《咸池》、尧时的《大章》、舜时的《韶》、禹时的《夏》，商代的《濩》、西周的《武》、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嵇康弹奏的《广陵散》……当然，这些都是国家大典中的雅音颂歌和隐士高人的“阳春白雪”，庄严有余，神秘有余，高深有余，喜庆不足，不适于构成民间年节的旋律。那么年节颂歌也失传了吗？

昆曲、京剧、地方戏，号称国粹，风靡一时，过年也会唱大戏，然而除了热闹外，和年节并无直接紧密联系。民间流传着很多动人的乐曲，如琵琶曲、阿炳和刘天华的二胡曲，但多数凄惨，只会催人泪下。谁要在年节卖弄一段，下场不堪设想。广东音乐喜庆有余，安详不足。各地民歌则往往囿于男女之情，调节环境气氛可以，提升内外气质差点儿。既然这些可以流传下来，为什么独独丢失了年节颂歌？真正为人喜闻乐见，感动无数心灵的歌曲会失传吗？我不能不怀疑自古以来，我们就没有这类歌曲。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继承了年节传统、包括吃食、服饰、禁忌、习惯，却把颂歌忘掉了。

看看当代的歌曲、音乐，大概可以反证为什么我们没有年节颂歌。那些多为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有几个能达到圣诞歌曲的水平和功效！我不知道这是否我们整个民族的差距，是整个民族的浅薄，是整个民族的冷漠，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遍寻过往音乐家们，只有冼星海蕴含创作接近圣诞歌曲的素质灵气，可惜时代没有给他提供合适的环境，老天没有保佑他长寿！

以后会不会有人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中国年节颂歌，我更不知道。也许那不是音乐家的课题，而是有关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社会环境、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的超大沉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