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后，几经搬迁，结识了不少邻居。其中有国人，也有美国人；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正在工作的，也有已经退休的。我们相处和睦，有些还是不错的朋友。其中最难忘的，是旧日邻居何伯伯。

十几年前，我们买了第一所房子。这是一个新社区，开始左邻右舍都是美国人，虽说他们见面必主动打招呼，时常还聊几句，显得热情友好，但总觉缺少什么。过了几天，下班回来，惊喜地看见一家东方人正从卡车上往附近一幢房子里搬家具，从模样神态看上去，似为华人。第二天傍晚散步，路遇一对身材纤弱、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的老年夫妇。仔细一看，正是新搬来的那家邻居。礼貌问候几句，果然能讲汉语。老婆婆首先探询我们是哪儿来的，然后抢着自我介绍，他们是退休后从台湾来的广东人，老先生姓何，八十多了。要不是儿女都在美国，才不稀罕这里，没腿没嘴没耳朵的，好没意思。何先生站在一旁，频频颔首示意，嘴里光念叨两个字“幸会，幸会”。他们虽然操着带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但还是让人感觉亲切，拉近了距离。我们称老先生为何伯伯，老婆婆为何伯母。彼此客气地邀请对方有时间到家里坐坐。以后，自然没有贸然登门拜访，只是路遇一定会客套几句。

由于两岸彼此妖魔化的宣传和政治气候，八十年代，台湾和大陆人互相戒备、猜疑、有意保持距离，以免招来国内某些单位的过分关注，惹一身麻烦。六四后，反而来往多了一些。到九十年代，除了心存芥蒂者，大多数都能友好相待。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偶尔也开两句玩笑，他尊我为“共匪”，我敬他为“国贼”，然后相视大笑。两岸的敌视和隔阂是统治集团造成的，普通百姓上赶着也跟乌眼鸡似的，实在可笑。我们和何家一开始就没有感觉异常，晚辈与长辈的交往，十分自然。

那时，祎儿还小，刚上小学。按照美国法律，不能独自呆在家中。每天放学，都要先到一所幼儿园，等我们下班去接。那里同龄孩子不多，玩不到一起，祎儿老大不情愿。他几次申请放学后不去幼儿园，保证一个人老老实实潜伏家中，决不暴露。我们不放心，坚决不同意。

何伯伯家与我们隔一栋房子，平时只有老两口。儿子一家住在不太远的另一社区，有一个女儿，和祎儿同岁同校。女孩放学后，到爷爷奶奶家，由老人照看。她晚上或回自家，或留宿。所以，有时早上便和祎儿坐同一辆校车上学。在路边等候时，一定有爷爷奶奶随侍陪同。遇到同为“老书僮”的我们，自然会聊上一会儿。话题常常围绕两个孩子，总也说不够。有一天，记不得是何伯伯，还是伯母首先主动提出，让祎儿放学后到他家玩耍，这样，两个孩子也有伴，不寂寞。我们知道，老人这样说是由于细心周到，想让事情显得自然，免去我们的不安和感激。有热心老人看护，我们一百个放心，而且不必每天下午担心工作忙或堵车，超过幼儿园规定的接孩子时间。可是又怕给老人增添麻烦，毕竟他们已进耄耋之年。正犹豫如何回答，两个孩子已经雀跃欢呼起来。看着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和老人们真诚的笑脸，我们感动地点头了。

非亲非故，仅仅因为都是中国人，就受到这么热心的关照，我们想无论如何都应该表示一下。当把钱送到老人面前时，何伯伯生气了，要是给钱，孩子就不要来了。可不要钱，我们心里又觉亏欠。听何伯母说，她在台湾是小学教员。看到老人屋里摆设布置颇带书卷气，何伯伯温文尔雅，每天磨墨铺纸，写写画画，想来也是教师学者一类，便送他一幅西安碑林的“魁星点斗”拓片。何伯伯展卷开怀，十分喜欢，跟我聊了半天书法绘画，拿出自己的作品与我同赏，风格都属文人型。

共同爱好，拉近了距离。由此，我们两家来往日渐频繁。何伯伯生性平和，对孩子比何伯母更具耐心。一说孩子，总夸祎儿这好那好的，就和国内同院邻居的长辈们一样。祎儿每次说起，都更喜欢何爷爷。

何伯母的热情善言，恰好和寡言少语的何伯伯彼此互补。看到我们能够耐心倾听，她常常兴奋地如瀑布飞泻，落潭后形成回旋往复的漩涡。没多久，她便把自家身世演讲了好几遍。她原是广州城大户人家小姐，从小养尊处优，出门有私家轿车，进门有仆人伺候。偏偏鬼附体，看上了穷书生，天南海北，四处跑路，一辈子受苦命。如今在台湾被骂作“大陆猪”，回大陆，家产早被共产党抢去，已无立锥之地。何伯伯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偶尔微笑。阔小姐与穷书生的爱情，在古典戏剧和小说中是常见题材。何伯母语焉不详的叙述，给人留下很大遐想空间。最初的热恋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一生不离不弃，始终深情守望，其中定有许多动人的浪漫情节。何伯母没说，我们也不好过分好奇。

有一阵，何伯母要去加州女儿家小住，心里又放不下何伯伯。特意嘱咐我，有时间过去看看，跟他说说话，“他那个人老糊涂了，做事丢三落四，没有我不行。前几天，他把烧得发红的炒锅，竟然直接放到桌子上，结果，好漂亮的桌子中间烙了个大黑印。把我气得半死。你说，我能放心走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请何伯伯每天到我家吃饭，老人不愿麻烦人，婉言谢绝。我只好尽量每天过去坐一会儿，聊两句。老年人爱聊过去，开始他大概怕我不耐烦，说得不多。几次过后，发现跟我很有共同语言，话便多了起来。他语调低缓，却几次让我吃惊，彻底颠覆了我的臆断。

何伯伯对去台湾前的一段历程情有独钟，反复回忆，对到台湾后的事情往往欲言又止。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一任兴之所至。他是个典型的文弱儒雅岭南书生，从小就没想过别的，一心读书，考上了中山大学生物系。没读几天，抗日战争爆发。泥人也有土性，他决然投笔从戎了。那时，大学生很少，到哪里都是宝贝。长官不忍心让他去前线送死，说你这么瘦小，哪能跟日本人拼刺刀？还是到后方学习，为国家保留点人才吧。于是保送他上了地方军校，毕业后，又保送到成都上了中央军校，学习政治。因此，跟日本人作战不多，没有受过伤。以后，跟共产党打仗，老输，不停地跑路。一跑跑到台湾，蹲在国防部里，一辈子没什么成就，年轻时的理想到底未实现过。他很少激动感慨，但也有例外，那是在谈起中央军校的时候。他对中央军校感情很深，回忆最多。我知道该校前身是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最初我以为他比较看重嫡系身份，后来才知道另有所寄。有一次聊得忘情，哼起了校歌。他吐字不清，加上口音，我没听懂歌词，只觉得他表情激动，有一种庄严神圣感。后来，我翻资料，查了歌词。一看，我也热血沸腾，不能自已。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

我理解，何伯伯唱这首歌，是忘不掉少年志与满腔血。每个人都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终生难忘。早期黄埔生难忘北伐，何伯伯则难忘抗日。我见过许多前辈，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他那个年纪的人，对与青春年华紧紧连在一起的抗日战争，刻骨铭心。一旦说起，神采飞扬，豪气冲天，就连文弱似何伯伯者也每每有不顾老迈，即刻拔剑起舞之势。我对那一代曾经拼死抗日的前辈们，不管是老八路，还是老几路，永远满怀深深敬意。同仇敌忾让我与何伯伯更加贴近。

感恩节到了，我们邀请何伯伯到家过节。大概是他一人寂寞，也想热闹一下，遂爽快答应。晚上，何伯伯像军人一样，准时来到。我打开门，愣住了。老先生穿着迥异往常，一身西装笔挺，皮鞋锃亮，领带打得比我有水平多了，显得精神抖擞，足见他的礼貌周到。问好祝福后，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说是给“阿祎”（老两口按广东习惯称呼祎儿）的。吃饭时，何伯伯坐得笔直，话更加少，每样尝了一点，最后总结两字：好吃。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因有别人在场，他的话题集中在孩子身上，神态就是一个热衷谈论孙子辈的老爷爷，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兴尽，何伯伯起身鞠躬道谢告辞。那作派仍是书生气十足，完全不像军人。其实，何伯伯也没有将自己定位为军人。他说，没有受过伤，哪能算真正的军人。

何伯母回来，我跟她说，何伯伯入错了行，不应该从军，而应是做学问或教书。伯母笑着说，对呀，在台湾，他穿上将军服，也像是借来的，一点不像军人。这番话，又让我一惊，真看不出何伯伯是将军。老话说“慈不带兵”，何伯伯确实与军人相去甚远，与凶狠勇猛的将军形象一点不符，连儒将也不像。我根本想象不出他领兵打仗的样子，想来想去最后都凝成如今缩进沙发里含笑看顽童的小老头。一个将军退休后，像普通人一样，毫无怨言不图任何报酬为邻居照看孩子，足见其性情淡泊平易。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寻常老先生。后来我听说，台湾的军人退休待遇十分优厚，不但享受公费医疗，还有足够生活的年金，相当于大陆的离休干部。许多老军人都是把美国作为理想地，在此买房养老，有病便回台湾诊治。何伯伯漂泊一生，晚年能得到安宁平静的生活，又有何伯母厮守，足堪慰籍。

大约过了半年，社区里搬来的人家多了，和祎儿同龄的孩子也多了。于是，祎儿不再满足于和女孩老人待在屋里，转而四处寻找新朋友，去何家少了。但我们两家依然来往着，逢年过节总要走动一下，嘘寒问暖。

过了几年，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何伯伯，打电话敲门也没有回应。有人说，何伯伯回台湾玩去了。后来，见到他儿子，询问之下，说是回去访友，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其间只有几个小时。那一刻，我黯然神伤。我不想说一颗将星陨落，那跟我没关系。我只想追回失去的老伯，是他-----邻家和蔼可亲的老伯让我尊敬，让我缅怀。反倒是他儿子安慰道，好在老人没受罪，八十几岁，也算高寿了。本想找何伯母慰问一下，但子女为了免得触景生情，送她去加州了。

后来，我们搬了家，很少互通音讯。前几年，在一家中餐馆，看到何伯母与儿子一家吃饭。老人头发全白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整洁利索。我们惊喜地上前问候，老人家目光呆滞，摇头说不记得了。然而一提起祎儿，老人脸上立刻浮现慈祥的笑容，说，阿祎呀，我知道。

又是几年不见，不知何伯母是否依然健在？而何伯伯也许已经魂归故里，重续少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