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城郊，贺兰山下，有一座著名的西部影视城。凡是到此参观的人，无不知那里是成就了《牧马人》《红高粱》等夺标的福地。然而，只有极少人知道，就在距此几百米处，曾经是一个女孩短暂的葬身地。

影视城是在明清军事要塞镇北堡的基础上修建的。随着时代发展，民族融合，屯兵驻防的意义逐渐减退，转而兴起牲畜饲养放牧。不过放牧者依然是军队后勤系统的人员，组织结构还是军队建制。

生活的清苦，劳动的繁重，精神的空虚，使人们所有的感觉、良知、反应、思想全都麻木了，尤其在事不关己的时候。

说不清是哪年哪月，荒草深处，出现一个孤立的小土包。它普通得让人说不出任何特征，好像是自然形成的泥土隆起，仿佛是草原常见的高凸蚁穴。本来土包前有一块木碑，上写姓名、籍贯、所属单位和生卒日期。但是，过往的人们都是些永远疲惫不堪的农工，无人特意留心，匆匆一瞥，换来两声喟叹，二十岁的上海姑娘，妙龄青春，可惜可惜。余音未消，沉重的脚步已经拉远了记忆的镜头。

无人在意这可能是化蝶的情冢，无人认识这就是曹雪芹说的“香丘”。多少孩童的欢乐，少女的梦想，青春的风采，全都被一抔黄土掩盖去。

没有人追溯姑娘二十年的足迹，没有人好奇姑娘辞世的秘密，没有人探究姑娘一生的故事，没有人幻想姑娘的容貌，甚至除了年龄、籍贯，曾是生产某师的牧工外，没有人记得姑娘的芳名。因此，我们对这个姑娘的以往，一无所知。

也许那个年代崇尚牺牲精神而熟视无睹牺牲现象，也许那个年代牺牲太多，麻痹了视觉感觉与情感，习惯了无动于衷。坟丘出现后，似乎无人祭扫过。寂寞的孤魂野鬼！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在姑娘坟前肃立默哀、悄然悲泣、或者呼天抢地、天昏地暗，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将父母亲人“齐来抛闪”。她在临终前说不定为父母、为青春、为上海、为早逝、为理想流过泪，那时，她不用再为别人活着，不用再害怕流言蜚语，不用再担心动荡飘零，再不用“恐哭损残年”了。

她不是英雄，不是烈士，大概只是病死。因为再次面世时，她已成为皮包骨头的木乃伊，而没有由于脂肪肌肉滋养细菌导致尸体腐烂。所以有个土坟、木碑，已属破格。也许自脱离襁褓，告别父母，这是人间给予一个卑贱生命的最高礼遇。

1969年的初春，天寒地冻。一天晚上，姑娘的坟丘处闪现火光。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坟被挖开，木碑和棺盖已成牧羊人或流浪人取暖的劈柴。姑娘一身红衣躺在棺中，脸上灰白的干皮包裹着头骨，枯黄的头发上扎着鲜艳的红头绳。饥寒交迫的人大概顾不上敬畏鬼神尊重逝者，能留下衣服、头绳，已经是大发恻隐之心了。

附近仅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农工们，自顾不暇，无人心怀人道，无人怜香惜玉，出手掩埋。倒是有人鄙夷地撂下一句轻佻得毫无人味的话：“上海人，爱臭美！”红衣服，红头绳，寻常女孩情怀，这也许是她活着时的最爱。若在今天，也就是个荒僻村姑的消费水准，那个时代却招人妒忌。生前作为生产兵团的战士，不得不“不爱红装爱武装”，死后才重拾女儿红，梦里装，已经让人心中酸楚。她的朋友，或者是她的父母家人，熟谙其心底愿望，郑重装殓，亲手扎束，让美伴随着她与生俱化。这难道不让人感动得涕泗横流吗？何来讥诮话语，让女孩亡魂蒙羞！于情何堪，于心何忍！

几天后，人们再过此地，已是尸骨狼藉，四处抛洒，衣服、头绳，寸缕无存。看过赤眉军挖坟侵辱吕后尸身的记载，或许可以说那是阶级仇恨；听说过孙殿英部队炸清陵凌虐慈禧皮囊，或许可以说那是贪财所致。剥取女孩红衣，又是为什么呢？是贫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使人们到了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不嫌晦气、什么都捡的疯狂程度？就算这样，那么得人好处，替人消灾，应该是起码德行吧；顺手掩埋一下尸骨，应该是举手之劳吧，为什么还要将尸骨乱丢？刨坟开棺已属不仁，取衣抛骨尤为不义。这根本不能用一般人的思维去衡量了，乱世自有乱世尺度标准。这时才有人联想到了自己，劳作一生，很可能也是同样下场。笑人容易笑己难，过路的人默然缄口了。但是仍然无人狐悲一下，俯首收拾残骨。

再过几天，人们在夜晚又看到了火光。这次墓中剩余的所有木料，包括遗骨，全被烧成灰烬，荡然无存了。不知这是又一次点火取暖，还是挫骨扬灰，抑或是好心人火葬了姑娘？从此以后，除了塌陷的墓穴，红衣姑娘在世上已经没有任何遗留痕迹，彻底香消玉殒了。无论她是丑是美，无论她是好是坏，偌大的世界，竟然容不下一位已经与世无争，永远停留在二十岁的红衣姑娘。

几十年后，影视城火了。如果红衣姑娘的一缕香魂仍然在此飘荡，也许不再感到寂寞，每天可以和成群结队的游人一起漫步观赏。她会羡慕今天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服装，肯定不会再像喜儿一样恋着节日的红头绳了。也许每当夜幕降临，游客能在影视城外，听到红衣姑娘哀怨泣诉凄惨的生前身后事。哦，没关系，不要怕，她是鬼，可是她很温柔，你不会被她的故事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