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



──由赵无眠先生的大作想到的

芦笛


社会科学研究之困难，是因为研究内容涉及人类自身的利害，研究者难以象自然科
学家那样保持客观的态度。对於我们这样一个极度情绪化的民族，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几千年来在孔教薰陶下，我们形成了一种"精神自闭症"，即按由自己的道德观以及虚荣心决定的主观好恶，对历史和现实加以自由的取舍和任意图解。这种自闭症最终发展为一种精神自阉术，即对为自己所恶闻恨见的现象一律关闭感官，实行"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动"。即使事实昭彰到无法忽视的程度，也必须"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处心积虑地用夫子的"春秋笔法"抹杀。这种自闭症与自阉术，使我们在没有各级"宣传部"与现代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情况下成功地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独尊地位，变成了一个思想残障大国，汉朝以降，我们连一个货真价实的异议人士都没有出过，勉强算得上"名教叛徒"的，只有其实并未跳出如来掌心的"问孔刺孟"的王充，放浪形骸的阮籍稽康，以及心仪秦皇的李贽。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的思想统一的彻底与持久，在世界上蔚为奇观，绝无仅有。

这种自闭症与自阉术使我们彻底丧失了完善自己的代谢官能与起码的应变能力，使
我们在近两个世纪中吃尽先进的西洋文明的苦头还死抱著优越的圣贤之道不放。中共执政以来，这种国技更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是我们三十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是我们活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心造幻影中的依据，是我们拒绝从马尔萨斯理论到民主制度的一切不合心意的洋货的理由。如今，它依然使无数爱国者们在万里之外的蛮夷之邦"葵花朵朵向太阳"，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惊人的一致。成为一个爱国者的起码条件，是在洋人面前"儿不言母丑"，绝口不提国内丑恶的现实，把那个浑身流著血和肮脏的祖国粉饰为人间乐园。说刻薄些，瞒和骗，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基础。

在这种国情下，赵无眠先生变成汉奸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为他为冲破这种自闭
症作了一个初步的微弱的尝试。遗憾的是，从《**网》连载的那几段来看，《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其实只是文学家的议论，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不用说跟西方的同类著作相比，就是与同为《**网》连载的《天葬》相比也黯然失色。若干重大的论题其实只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而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里谨就连载诸节中的几个明显问题，就教于赵先生。


如果日本并不想"战胜"中国


赵先生文章题目使用的"战胜"一词比较含混，准其上下文意，似非"击败"，而
是"征服"、"并吞"之意，此处沿用原意。

赵先生看来是赞成中日合并的，但问题是当年中日双方主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要求。诚如赵先生所言，孙中山是第一个热衷于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应组成联邦的中国"政治家"。据国民党元老张群披露，孙中山的亲日态度是国民党内形成阵容庞大的亲日派的根本原因，汪精卫最终投日与此也不无关系。但这只是孙氏及其部份党徒的一厢情愿的狂想，它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回应。日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迄今只有一个已被证明是苏俄伪造的所谓"田中奏折"。正因为如此，孙氏才不得不倒向苏俄，效法石敬唐里通外国，靠卢布俄械来征服全国。如果日本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孙中山就是最好的工具。孙氏曾派蒋介石赴俄密谈，请求苏俄将库伦（今外蒙首都乌兰巴托）作为他的基地，由俄国人出钱出枪组建训练军队，帮助他征服全国。如果他向来为之一往情深的日本"同胞"愿意提供类似的帮助，很难想象他会断然拒绝。

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似无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与相应计划。该事变不是偶发就是中共
谍报人员的杰作（后者更有可能，因为中共及其主子苏俄是中日全面战争的惟一受益者）。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缺乏战略与长远战争目标，与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辉煌表现（特别是长途奔袭马来半岛，迫降十几万英军的战略实施）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於战争要打倒什麽地步，达到什麽目标，日军完全心中无数，没有一个通盘筹划。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动地因应事态发展，似乎总是在等待中国政府屈服，开始和谈。中方不屈服就增一点兵力，打下一点地方，还不屈服就再增兵，打下更多的地方。地方占得越多，日方就越觉得不能放弃，与国府的秘密谈判中开出的条款就越令后者不能接受。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就到了日方不知所措，不得不停下来与华军处於不战不和的状况。日本侵华战争很象中国後来的对印度和越南的"教训"战争，惟一区别在於后者的战略意图明确，达到"教训"目的后就迅速撤兵。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日军才将有限的教训变成了无限的纠缠，深陷在侵略军应该竭力避免的持久战中。

以上对日方企图的分析，符合抗战的以下特点：1、它在日本方面，从来就不是一
场全面战争（total war），更象是类似越战的局部战争，日方从未象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那样全力以赴，倾巢而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从中国战区抽出大量兵力，将主要作战任务交由伪军承担。2、战争采取逐步升级的形式，日军的攻击在战略上完全是随机的，虽然可以达到局部的一时的战术目的，但并不服务于一个统一的战略构想。最高的战略目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八一三"京沪决战打了个日军冷不防就是明证。日军如果想全面征服中国，首都应该是攻击的首选目标。3、战争迁延不决，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状况。战场类似围棋局，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4、日方从未象经营伪满和台湾那样，把沦陷区当成帝国的一部份，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建设，而采取"以战养战"、烧杀掠夺的短期行为。

所以，与其说是日军败于拙劣的战略，莫如说是败于根本没有战略，连"摸著石头
过河"都谈不上，因为他们连是否应该摸过河去、摸到哪里为止都始终心中无数。志在征服的侵略者都知道倾全力捕捉、击溃、围歼对方主力，在最短时间内粉碎对方有组织的抵抗而速战速决。如果日本真是处心积虑地想灭亡中国，李宗仁能想到的，他们不可能想不到。毕竟，那是常识范围内的东西。当年满清灭明，后来的中共征服全国，都遵循了大致类似的进军路线。日军的战斗力，较后来的共军何止强过十倍。如果"小米加步枪"的共军能在短短三年内征服全国，日军又何尝不能用更短的时间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但他们从来就不曾作过这样的努力。於是日军就陷入了一个滑稽的怪圈，一方面，他们确确实实是在中国作战并为深陷泥塘而苦恼不堪；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战争目的，没有"战胜"中国的决心与计划。

如果日本根本就不曾打算"战胜"中国，"假如日本战胜中国"的虚拟就毫无意义。


"战胜"中国的客观可行性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世界上的事就连在一起了，想分也分
不开。"抗战爆发时，中国已不是元灭宋、清灭明时的孤立世界，而是列强利益达到平衡的缓冲带。鉴于中国的幅员、人力、资源、战略位置以及日本人特有的经济建设能力，从苏俄到英美，没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坐视日本吞下中国、变成世界头号强国。这就是从李鸿章开始的"以夷治夷"的弱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蒋介石决心以弱敌强，在表面上看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下抗战到底，最终领导全国赢得全面胜利，从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因为他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尼克松语）看到了这一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至今为中国的某些论者认为是日本突然发疯而袭击美国。他们不知道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已经给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要麽放弃九一八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退回鸭绿江以南；要麽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禁运。日本的汽油百分之九十来自于美国，美国禁运无异于解除日本武装。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与英美交战就是迟早的事。而只要有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日本的败局就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连山本五十六都心中雪亮。

即使日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灭亡中国，而且也成功地在短期内占领了中国本部，中国的抵抗运动也决不会停止。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的精辟分析，中国人过去一向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是西方人自鸦片战争开始用坚船利炮把民族主义这个现代观念强行灌输给中国人。这种民族的觉醒历时一个世纪，经过五四运动的催化，在抗战爆发前后达到高峰，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空前的救亡图存运动，郭沫若《洪波曲》中描写的献金狂潮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数百万知识分子辗转数千里的大迁徙。在这种沸腾的民气面前，国民政府一定会坚持到底。如果中国本部被占领，他们会搬迁到边远省份如西昌、青海甚至西藏去，如果全国被占领，他们会象永历皇帝那样流亡到缅甸或印度支那去。只要坚持下去，美国迟早要下那个哀的美敦书。罗斯福不能容忍日本坐大，使正与纳粹苦战的英国与苏联腹背受敌，而日本鬼子的睾丸捏在山姆大叔的手里。最后的结局其实不会有什麽两样。

因此，李宗仁假设的那个前景其实绝无实现的可能。日本大本营内部本来分为"北
进"与"南下"两派，北进派主张进犯苏联，一度占优势，日苏关系为此极为紧张。斯大林为将祸水引入中国，唆使中共利用高涨的民族主义，强化反日宣传，开展抗日学生运动"逼蒋抗日"，最后更制造芦沟桥事变，剥夺了国府最后的退让空间，导致全面抗战爆发。而在外蒙张鼓峰、哈勒欣湖战役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全歼入侵日军，北进派逐渐失势，同时日军被苏、中共成功地引入中国，更无暇北顾，为此跟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从此再不作北进之想。即使日本按李宗仁的方略征服了中国，要大举出击苏联也是不可能的。作为军事强国，日本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缺乏起码的战争物资──石油，它并不能从当时的中国或西伯利亚获得，只能到南洋去抢。只要美国拧死龙头，日本就面临著或者投降，或者冒险与英美一战的抉择，而前面已说过，美国决不会坐视日本在苏联背后捅上一刀。虽然面对国内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不敢冒选民之大不韪与德国开战，但扭紧龙头，遏制轴心国之一的侵略野心的事却是做之无碍的。

因此，日本即使有心，事实上也无法全面征服中国，将其收入日本帝国的版图。在某种意义上，山姆大叔成了中国的守护神。这是我们今天那些不知历史，忘恩负义的反美爱国志士们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个历史事实。


春秋无义战？


在共产党国家，政府不仅是控制一切的统治者，还要代替教会作为惟一的精神导师。由於奉行"大公无私"的反人性的教义，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不可避免地都要变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无所不在的虚伪与丑恶，使在这种国家长大的人倾向于彻底否定道义的存在，将"公理"、"道德"、"正义"视为掩盖肮脏企图的谎言。中共现今的反美宣传引起海内外爱国者们的巨大呼应，其根本原因，是它描绘的那个横行霸道的美国妖魔的形象与他们的思维定势一拍即合。

赵先生在此方面似乎亦未能免俗。他把战争完全看成是毫无正义可言、无从作道德
判断的东西。当然，在某些方面他确实言之成理。盟国反对纳粹，却联合了比纳粹只有更糟的苏联。纳粹虽被消灭，人类却有三分之一从此生活在共产制度的铁蹄下。中国的情况也正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国如亡于日本，我们还可作亡国奴，如亡于共产党，我们连亡国奴都做不成。"然而就是他饮鸩止渴，与他视为"心脏病"的中共结盟，去对付他称之为"皮肤病"的日本人。如果中国亡于日本，且不说今天的日本帝国成了世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们也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光是可以避免的灾难就值得我们庆幸：说大的，不会有一百万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在炼狱中煎熬数十年，不会有三四千万人死于大饥荒，不会有近一亿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牵连，自然资源不会受到疯狂的破坏性的掠夺，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殆尽，传统道德伦理也不会彻底沦丧；说小的，北京城墙不会被拆去，杭州的岳坟不会被铲平，而无数的名画墨宝珍本秘籍也不会在"破四旧"中灰飞烟灭。

这麽说，难道我们当初做错了？正如赵先生说，清朝是中国最有出息的朝代，而明
朝大概要算中国最腐烂的时代。当年抗清的史可法等人岂不成了抗拒王师的土匪？

从国家利益来看，英国更不应该抵抗纳粹。与日本不同，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在他执
政前就明明白白地写在《我的奋斗》里，他想的是东进斯拉夫国家，消灭那儿的"亚人类"而扩张亚利安人的"生存空间"。对於英国他从来是私心倾慕，从来也不想与之为敌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两线作战的覆辙。他的领土野心对英法帝国其实毫无妨碍，但当他入侵波兰，东进的道路终于打开之时，英法却在毫无可能保卫波兰的情况下向德宣战。等到法国被征服，希特勒仍然盼望与英国媾和，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熊，甚至为此特地派副元首赫斯飞到英国去。但英国在毫无取胜希望，财政面临破产的情况下仍然骡子脾气发作，发誓与纳粹周旋到底。虽然最终惨胜，但因此失掉了大帝国，连自己的国民都得靠"马歇尔法案"养活，从此由超级大国沦为美国的小喽罗。

如果英国政治家有足够的远见卓识，或者有斯大林式的邪恶心术，他们就应该袖手
旁观，坐视苏德两大恶魔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时再出来收拾残局。那时不但大英帝国毫发无损，盎格鲁－撒克逊的骑士们还会作为解放者而受到全人类的欢呼。可是一手导致大英帝国没落、苏俄帝国勃兴的丘吉尔，却至今被英国人奉为英雄。

英国为什麽没有这麽做呢？政治家不是只懂利害关系一种算法语言的电脑，他们是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他们手中也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丘吉尔联苏反德的原因他已向英国人民解释得清清楚楚，在他看来，两者同为威胁人类文明的邪魔，但纳粹更强大因而更危险，所以必须联合一个魔鬼反对另一个魔鬼。象希特勒一样，他因为苏芬战争中苏联暴露出来的脆弱而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以为它会很快垮掉从而使纳粹更加强大，更没有料到战后的苏联会强大到足以席卷全欧。更重要的是，由既往的辉煌武功陶铸出来的英国民族的骄傲，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向胜利者低头。在这里，感情的因素远远压倒了现实利益的考量。

尽管蒋介石理智上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也明知中国抗战准备不足，但他在感情上
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的咄咄气势，迟早要让他的愤怒达到一个压倒理智的临界点，驱使他在扩军备战计划完成之前进行抗战。作为一个深受儒家薰陶的政治家，西安事变使他信守对中共作出的口头承诺，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明智国策（同样的迂阔使国府在抗战胜利后无视中共的疯狂扩军而大肆裁军）。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狂潮，他既不能象中共那样全面控制舆论，又不能象中共那样动用坦克和装甲车，疯狂屠杀那些被中共煽动起来的青年爱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既已成了时代最强音，安内攘外的战略部署也就窒碍难行。如果蒋的英明战略能够不受阻碍地实施，中国能在清除匪祸与完成组建、训练德械师的计划后再与日寇决战，我们就决不会作出如此惨痛的民族牺牲，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千古之恨，是蒋先生的大错，更是从张学良到当年热血青年爱国贼们的滔天大罪。

不管怎麽说，无论日军的企图是全面征服还是"教训"、"惩罚"，无论抵抗导致
了何等空前的民族灾难，无论屈服可能换来何等美好的前景，奋起抗暴，是一个民族有血气的表现，也是它的神圣权利。除非甘心作日本的附庸，要作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就不能不与日本一战。战争是由日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可避免，中国当时的领袖能做的，就是尽量推迟爆发时间，使中国能在更有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较量，虽然由於某个土匪逆种的破坏和中共间谍的奸谋，以及众多青年爱国贼的里应外合，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而酿成大错，但这并不意味著根本就不该进行抗战。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否定了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建立文明社会的基本公设。抗战导致了中共的崛起，导致了49年后的亘古未见的民族浩劫，但这完全是入侵者的罪行而不是抵抗者的过错。

凡是战争，就有暴行，正义一方也不例外，因为谁也无法戴著丝绒手套杀人。美国
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记录，但国际学者一致同意它缩短了战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人民免于死亡。美国在韩战期间轰炸北韩水库大坝，使大量无辜平民尽为鱼鳖，但战争制止了北韩和中国的侵略，使南韩今天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使半数朝鲜人民免成饿殍。美国在越南撒下"橙色剂"，毁掉了数千亩热带丛林，制造了大批畸胎，但越战的正义性已经为遍布全球的越南船民与发生在柬埔寨的大屠杀证明。以中国军队的某些暴行，甚至用花园口炸堤来否定抗战的正义性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灾难与侵略有著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日寇的侵略引出来的。


如果日本没有入侵中国


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海内外华人中可谓异口同声，但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最重
要的一条。关於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去看都人先生的《近代中日关系漫谈》（《枫华园》）作者在该文中根据中国三十年代时的实况，假想了抗战推迟四、五年后爆发的今天的中国。如果将那个假想图景与今日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日本人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对我们的子孙後代犯下的最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战争夺去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灿烂未来，使我们至今在泥泞中挣扎而看不到国家强盛的希望。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十年建国（1927－1937），是中国现代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政治上，国府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旨在最终实行民主宪政的"训政"的开明专制。蒋介石按学者治国的儒家传统，延请大量归国学者做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文明政府。国家立法之完备与先进，中共政权至今望尘莫及。经济上，国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开矿建厂，修路造桥，实行财政改革，发行了币值坚挺的法币，成功地整顿了混乱的金融秩序，抑制了通货膨胀，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国家金融状态，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率连年超过日本。在国防建设上，政府聘请德国顾问，兴办军事院校，建立军火工业，购买德国枪械，组建包括空、海军的现代化的国防军。教育科研方面，国府继承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建立了大批的大中小学，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生活中人民享有除政治自由之外的一切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唤来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绚丽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曹禺、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等文化巨人如繁星满天。直到九十年代，还有老翻译家慨叹重要的西方名著都是抗战前翻译出来的，这麽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吃二三十年代的老本。

这一切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国府实际只统治著东南数省，几乎每天都在内战之中
度过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想像，如果国府能够按蒋公的建国方略，逐步根绝赤祸，削平桂、冯、阎、奉等各路军阀，真正混一海内，使全国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将是什麽模样！如果这个现代化过程不被打断，今天中国的每个省都会象台湾一样发达，中国也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民主国家。然而暴日祸华夏，使蒋公最后只能在一叶小岛上展其治国雄才。

日寇的入侵，使被铁壁合围困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北一隅、随时准备向苏联逃
窜的、总数仅二万余的共军绝处逢生。他们靠国难起家，在芦沟桥事变后一夜之间如恶性肿瘤扩散全国，在抗战期间避免与日寇交战，专门占领敌后真空地带，热衷于吃掉国军和各种杂牌军，在抗战结束后从苏军手上获得八十万关东军的全副装备，收编了满洲国和南京伪政府的数十万伪军、国军退役人员甚至土匪武装，击败了被抗战耗尽元气的国军，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反动、最黑暗、最专制、最残暴的政权。倒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中国人，其数目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死于一切外敌入侵的总人数。这笔血债虽然是中共欠下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

今天，中国表面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气象，其实只不过是末世之前的回光返照，
大崩溃大灾难的前夜。如同《红楼梦》上所言，表面上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其实内囊已经尽上来了。人口爆炸已经濒临土地耐受的极限，而自然资源已经被掠夺殆尽。新疆、西藏的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百万**功徒、亿万"盲流"、千万失业大军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最可怕的是空气中洋溢著的那种金瓶梅式的腐烂气息，经过三十年的以仇恨立国，二十年的以钱为纲，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堕落为要钱不要脸、心黑手辣、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的毫无道德操守的动物。砍掉的森林可以重种，污染的长江可以变清，但世道人心一旦如泥石流般崩溃就再也无法收拾。看来，日本人当年从我们这儿夺去的光荣与梦想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世界上还有比这难以宽恕的祸及子孙万代的战争罪行吗?日本人不只杀掉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糟踏了无数良家妇女，毁掉了不计其数的财产，他们更谋杀了中国的未来。

关於别的谬误


赵文中还有若干以主观认定为事实的较小的谬误。限于篇幅只能扼要谈谈。

首先是那个人名谜，"苏武"，"共工"都有，独独没有"蒋干"。关於"苏武"究竟在日本投降中起了多大作用，何碧先生在《抗战·百年恩仇·民族主义》（《华夏文摘》）中谈过，此处不赘。要想说的是，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把"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的东北变成了重工业基地，苏军占领东北不到一年，走时又把东北还原成"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除了铁路和厂房无法搬走，能抢的都抢了，能奸的都奸了。然而中共还在东北的城市里到处为兽军立下丰碑，在小学教科书里告诉孩子们鞍钢遭受的破坏是日本人干的！

至于"共工"，据赵先生说那是中国最能打的部队，或许如此，但它可能是中国最
不愿打日本人的队伍。本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熟悉党史，但共军在八年中打的仗，搜刮枯肠就只能想起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及百团大战，后者还是违反毛的意图，"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将日军从国民党战场上吸引过来"的不该发生的错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比较一下其中精彩纷呈的"解放战争"与无话可说的抗战部份。

其次是关於鸦片战争的史实。作者说，英国为了征服中国，不惜靠贩毒（大意）。
据我所知，英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征服中国"的战略构想和系统计划。贩毒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干的，不是政府行为。道光皇帝的错误，是他不采用林则徐关於禁止鸦片贸易但保护正当贸易的建议，下令全面禁止与英国贸易，以示天威，而施膺惩。此举一方面让英国政府觉得丢了面子，另一方面又使正当商人和鸦片贩子站在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英国国会下院经辩论后以微弱多数决定对中国开战，"教训"中国，这就是鸦片战争的缘起。

另外一个问题是作者对於日本军队的评价。据他说，战后盟国还允许德国保留军
队，但不准日本有军队，因为它实在太厉害了（大意）。关於此事的历史原因我不清楚，但日本军队肯定不是世上最厉害的军队，它的海军、空军（按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分属於陆海军）都远非美军对手，太平洋战争后期制海权、制空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美军手中。至于陆军，评论苏日在外蒙武装冲突的的军事史家都同意它在指挥、火力、装甲程度、机动能力等方面都远非苏军之敌，这就是苏军在该役中获得"完胜"的原因。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德国为四国共占，立刻就变成了美苏冷战的前沿，而日本由美国独占。我猜或许这就是日本未能保留军队的原因。究竟真相如何，尚待识者有以教之。

赵先生文章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就是作者一面赞成民族融合，认为它
不仅使中国的版图扩大，也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朝代──清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部份丧失了汉唐的辉煌文化传统。这里还不仅是个逻辑混乱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民族融合始于晋代"五胡乱华"终于隋朝，但它并没有妨碍气象恢宏的唐代文化的出现，相反，唐代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对异族文化的包容性。如果没有外来文化输入，我们今天的"国乐"里就没有压阵的二胡、笛子和琵琶，且不说家里连把"胡床"或"交椅"都没有，客人来了还得跪在席子上接待。

最后一个问题是赵先生根据元灭宋、清灭明的例子，类推出中国如被日本吞并后，
日本将被同化，汉唐文明将会得到发扬光大。他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以往那些游牧民族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文明的野蛮人，在征服中国後他们除了接受汉文化外别无选择。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将日本文明误认作汉文明，其偏差似乎并不比将日文当成中文那样小。要想知道中国被日本征服后能否保留自己的文化，看看光复前的台湾就够了。如果中国真变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份，今天我就得早起拜过"天照大神"后，再到电脑前用流利的母语日文打出文章与"桥本无眠君"辩论。文明有高下强弱之分，世代定居东南亚的华人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部落文明"，而旅居欧美的第二代华人无一不变成皮黄心白的"香蕉"就是证明。如果华夏文明强过日本文明，它就不会在惨胜日本五十年后还派出大量的"遣日使"去向人家学习。


重要的启示


尽管有著以上明显谬误，赵文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它第一次冲破了国人的精神
自闭，逼著我们去正视自己不想看的事实。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立论，而在於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侵略是否有二重性，侵略者在干坏事之余是否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第二，民族是否有优劣之分，有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是否有自我完善、甚至治理自己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提出的辩护理由之一，是殖民地人民尚未长大成
熟，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们越俎代庖，帮当地人民管理建设自己的国家，待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教师"就功成身退，据说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这麽做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驱使殖民者的是金钱而非菩萨心肠。但笔者曾到过某些非洲国家，发现那儿的所有现代文明建筑，哪怕小到街道照明灯，都是前殖民者留下来的。独立这麽多年来，赢得自由的人民除了破坏似乎什麽也没干。与独立前相比，当地居民的生活只有更糟，取代法治的是贪污腐败，取代和平与秩序的是内战与骚乱。很明显，这一切不能用殖民者撤离前的挑拨（如最为我们的爱国者津津乐道的印巴分治）与持续下来的西方剥削来解释，因为除了当地的统治者，谁也无法从那种悲惨状况中获利，国际社会反而要花费大量金钱来救济，更不用说正是西方剥削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

中国人当然不存在不能管理自己的问题，鬼子们还在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建立了
自己的国家。但我们毕竟不能回避赵先生谈到的难堪事实："解放"三十年后，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除了多出来一个大庆油田，笑傲天下的还是日本人建的鞍钢、抚顺和丰满水电站。"解放"五十年后，东北还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方。更令人难堪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回到祖国怀抱。在香港，热心拥护回归的人是资本家，但他们的动机已被某著名大款在报上说得清清楚楚：回归中国有如少女被强暴，既然无从抵抗，乾脆就别抵抗，乐得享受享受。此话虽然粗鄙，却一言道破实质。中国如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活脱就象一个恶棍行将对少女施暴。祖国对自己的人民包括那些海外的爱国者们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致对同胞拥抱的抵抗甚至超过了对异族的抵抗，这实在是全民族的悲哀。

在我看来，如果硬要说社会发展有什麽规律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社会热力学定
律"。根据热力学，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总要达到商（火商）值最高的稳态。类似地，一个孤立的文明不会如马克思断言的那样持续不断的发展，它达到一定水平、处于某种稳态后就要停滞不前。证之人类有过的文明，此论惟一的例外只是欧洲文明。这是因为欧洲因为地形破碎，从内陆出海极为便利，而且从来处於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的不稳态中，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多元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内的各民族始终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中，养成了勇于开拓，勇于冒险，善于学习，善于"拿来"的精神。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大爆炸"而弥漫全球，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因此，宋朝以降，中国文明在各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不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而
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必然归宿。这种文明的全面退化不仅存在在文学艺术和天文历算之中，就连无所不在的"大屋顶"上都反映出来：明清时代的无理增加自重的"一梁五斗"取代了以前合理美观的"一梁三斗"。封闭的中国有时也被迫对外开放而在政治上获得活力，例如满族的朴实尚武取代了汉人的腐化怯懦后给中国带来历史上最有为、最廉洁的朝代。但由於蛮族自身文化落后，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什麽贡献。缺乏交流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西方文化那种生生不已的势头使"德""赛"二先生无法在中国产生。对於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事实，一般人不会持异议，但没有一个爱国者会同意契诃夫"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家"的观察，似乎前者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只有后者才是奇耻大辱。最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李约瑟的发现，但中国古代"科学"需要学者们来发掘才能重见天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科学是建于实证上的、与教育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扩张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实体，不是口口相传的、用来造赵州桥或者铸大钟的技术。进士、举人、秀才们学的是怎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怎样四舍五入开平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科学的位置，对维持静止的社会稳态，它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反驳者们立刻就要说，假以时日，中国凭自身发展，迟早也要进到资本主义社会。
此论无法解释为甚麽玛雅文明之古老不下于中华文明，但直到灭绝或消失前玛雅人仍未作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车轮。同样，它也不能解释为什麽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那儿的人直到近代还生活在丛林里。

文明的落后不见得是坏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毕竟是最适于国人的生活方
式，正如非洲的丛林是野人们的乐园一样。麻烦在於帝国主义的问世使得一切文明都成了开放系统，被迫互作比较与竞争而立即显出高下强弱之别。如同当年北中国的游牧文化比不过华夏文明一样，我们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西洋文明前黯然失色。与后者相比，我们在近代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与非洲丛林里的野人们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西洋文明的入侵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使我们蒙羞受辱，一方面，它又给我们
带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中国本土上长不出来的东西。只知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不妨想想这个事实：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实行法治，至少今天的平民再不会被投入"站笼"，贪官污吏的皮也不会给剥下来，填进稻草挂在县政府的大堂里。

面对强势文明的威胁，弱势文明的应对方式有三种：一、象日本人那样，按西方模
式改造自己的国家，吸纳先进的西方文明，将侵略者视为先生，把被侵略化为革新固有文明的动力，从而加入先进文明。二、以"赤道雕弓""椰林匕首"去"射虎屠龙"，被先进文明征服。三、象中国那样，一方面，从维新党人直到先总统蒋公的一小撮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试图"走日本人的路"；另一方面，广大的爱国贼们又总是迷醉于以往那个灿烂的文明，总是不甘心让洋人"乱我中华制度，变我中华冠裳"，让西洋文明登堂入室，反客为主，总是梦想将西洋文明逐出国门，靠据说是无比优越的华夏文明去称雄世界。两种势力反复缠斗，就演成了无休无止的内乱与政策振荡，毫无意义地耗尽民族的元气，使我们既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自强，又不能象被征服的香港、台湾那样从殖民者那儿获得为经济起飞所必需的的法治。在三种应对方式中，它实在是最祸国殃民的一种。

毛泽东曾精辟地解释了爱国贼们拒绝学习西方的理由是因为"先生老是要打学生"。
因为被打，或是仅仅因为猜疑先生要打，我们就拒绝学习，在"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壮语豪言中寻求安慰，甚至铤而走险，用祖传的硬气功去打先生的马克辛重机枪，一次又一次地糟踏了历史慷慨赐予我们的机会。

纵观近代史，我们曾有过几度辉煌，每次成功都是向先生学习的结果，而每次流产
几乎都是爱国贼们中途拒绝学习造成的。第一次是晚清的改革，但正当国家经济开始繁荣，政治上摇摇晃晃地走向君主立宪之时，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却给改革致命的一击。第二次是先总统蒋公的"十年建国"，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因为它将中国儒家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先进文明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次现代化运动虽然主要因为日本入侵而中断，但正如前文指出，如果不是爱国贼们促使战争提前爆发，我们在剿灭共党、战胜日本后再重新开始，仍然来得及在今天成为世上最富最民主的国家。第三次是"解放"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中我们初步建立了重工业体系，虽然找错了先生，沿著这条路走下去好歹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工业国。但毛泽东看不上苏联先生，以为他的土八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另搞一套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半心半意地学习西方，虽然学习内容还未超出晚清的水平，但已造出了爱国者们为之自豪不已的经济奇迹。可惜正如俗话所说："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口袋里一旦有了几个钱我们就烧得慌。爱国贼们有眼就是看不见如今的中国实在是国脉如丝，大祸将至，惟恐灾难来之不速，今天想打台湾，明天管科索沃的闲事，甚至跃跃欲试要与美国进行"超限战"！这样胡闹下去，二十一世纪将目击世上最后一个大帝国的崩解，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往的错误，祸一次闯得比一次大，"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九次吗？

就在我们折腾得起劲的时候，日本、台湾、南韩、西德不以美国的武力庇护为耻，
不怕吃了美援的"嗟来之食""肚子要痛"，不怕"美帝亡我之心未死"，不怕沦为美
国的一个州，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奇迹。我们却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东亚病夫，惟一的变化是病得更加难以救药。看著眼前滔滔遍天下的爱国贼，令人不能不怀疑：也许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由某个异族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