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大学要开始招生了。父母在大学工作，我是最早得到消息的。我很想得到上大学的机会，父母更想。父亲那时曾说怪话：“都说解放前，纺织工人孩子没衣穿，种田人孩子没饭吃。可现在，我一个教书匠的孩子没书读。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没书读。现在有机会了，父母也让我争取一下。
看到LAHA 网友的回帖，说七六届工农兵学员质量较好，这是事实。原因是，那一届学生多数是原高中毕业生及老三届学生。原来基础好，离校时间也较短。另外，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走后门的较多，因此干部子弟较多。就算是基层推荐上来的，也多是爱读书的。不是爱劳动的。难怪张铁生会不服气。自从张铁生交白卷的事情发生后，上面整了风，后几届工农兵学员多是从基层推荐上来的劳动模范。可那些学生的文化素质就不敢恭维了。究竟什么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公社一共推荐了七名知青，五名当地知青，两名上海知青。上海知青总人数远高于当地知青，可见当地干部的力量。那五名当地知青全是当地干部子弟，包括我的好朋友，前面提到的那位公社电影放映员。一位上海女知青的父亲是上海一所有名大学工宣队队长。她在当地也很兜得转。另一位上海男知青就是鄙人了。
大家也许会奇怪，我咋会这么有门道？实不相瞒，我也是开了后门的。这里不得不提一段小故事。还是因为我工作关系经常去县广播站的原因，认识了县宣传部的一位女干部。大家叫她杨秘书。四十来岁，打扮穿着不象当地人，说话也很有文化素养。但听口音是当地人。她对我很关心，我和她谈话中也发现她见多识广。别人就和我开玩笑说，我很会巴结人。我开始不明白，我要巴结一个县宣传部的秘书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她是我们县的县委付书记太太。那位付书记在当地可是名人。江西共大毕业，曾参加中国农业专家代表团赴坦桑尼亚教非洲人种水稻。后来我和杨秘书混熟了，经常去她家玩。她的儿子，女儿比我小没几岁，都成了我的好朋友。那位付书记也没架子，告诉我他在非洲的经历。我问他，非洲人在你们没教会他们种水稻前吃什么？他回答说：吃草。杨秘书患有严重的胃下垂。她想去上海看病，但人生地不熟。这个对我来说太好办了。我父亲关系最好的同事的太太，是上海一家有名医院的主治医生。而且，这所医院各部门的许多女医生都和我父母所在大学的教师连姻。关系太多了。就这样，在我的安排下，县里派了一辆吉普车，一位姓陈的司机，带上杨秘书去上海看病。大概是他们在上海期间，我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回来之后，不仅杨秘书，连那位陈司机都看到我就象看到恩人。杨秘书暂时对我没有用。可陈司机太有用了，有段时间，我简直有了县级干部的待遇。可到关键时候，杨秘书起了大作用了。
我知道我想依靠公社一级干部来推荐我是靠不住的，尽管我和他们最熟。让我占了一个名额，他们就少了一个名额。再说他们也不想让我离开公社。靠大队和生产队就更不现实了。只有去求杨秘书了，不知她有无办法。我找到了她，她立即明白了我的来意。她说，我已和你父母通过电话了。你回去，什么都不用管，安心准备考试，等通知就是了。她说到做到，很快我就接到被推荐的通知了。她是如何干的，我实在不得而知。
公社为我们七人专门办了复习备考班，就在公社高中里。两个星期之久。动用公社高中的师资。当时我们也不知我们七人中最后会录取几个。我心中充满自信，我不至于考不过他们吧。实际上考好考坏对录不录取无足轻重，后台的力量才是起决定作用的。
第一次考工农兵学员的试题我都忘记了，倒是后来恢复高考后，我再次考试的试题我还有记得。反正两次考试都觉得不难。
结果很是沮丧，我落选了。七个人取了三个，两个当地知青，一个上海知青（不是我！）被录取了。我第一次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我的那位好朋友，公社电影放映员也落选了。他所受的打击显然比我严重得多。竟然从一蹶不振到一病不起。最后无法继续工作，只能回到他老家的村子里去养病。在他养病期间，一位在那个村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一直陪到他死，大约五个月时间。死后还为他坟上献花，我很受感动。当然，我也不寂寞，没能上大学，那位女报幕员倒没什么不高兴。她经常来安慰我，陪我，后来发现我没什么，她也就放心了。
后来杨秘书告诉我，这和你考好考坏没有任何关系。上海招生方面一定要招那个上海女知青，我们帮你。可是只有一个上海知青名额。和他们闹得太僵的话，我们当地送的人他们偏不要。结果是地头蛇难斗强龙，他们只能牺牲我来达到妥协了。并表示要我放宽心，明年一定让我走。
不过，事隔不久，又有了新的转机。我对上大学，又不是太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