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央的八角塔楼，登上塔楼，可以环视功德林的全貌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民国年间扩建为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功德林直属公安部管辖，称为北京战犯管理处。二十余年前，一部以功德林内的国民党战犯改造为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曾经轰动海内外，被誉为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杰作。最近，该书在作了修订后重新出版。它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与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述了杜聿明、宋希濂、陈长捷、文强等性格迥异的国民党将领，在这个比战场更炽热、复杂的决战中改造新生的内幕。

　　人民政府不惜重金买回链霉素

　　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1946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1931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12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3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他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杜聿明的神经，却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30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1927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的弟弟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1947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于是几次急电上海，又派人找上门来，说“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

　　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宋希濂交代了杀害瞿秋白的经过

　　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1933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1935年2月23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6月18日上午10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禁不住踉踉跄跄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朦胧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瘦弱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36师司令部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他面朝36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15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第二天一大早，宋希濂匆匆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经过。

　　1934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9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1935年2月下旬，已经到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36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36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红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36师108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108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电告长汀36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10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10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羁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10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36师师部。宋希濂1935年5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来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地，成为小地主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们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蒋介石得悉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立即命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两人由南京赶来长汀与瞿秋白谈话，劝瞿秋白背叛共产党，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结果遭到瞿秋白断然拒绝。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师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该师有调动的消息。宋希濂不知如何处理瞿秋白，分别打电报向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相同的“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

　　翌日清晨，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给瞿秋白看，瞿秋白看了以后，面不改色，若无其事，仅仅微微点了点头。

　　九时许，36师警卫连连长蒋先启将瞿秋白从小房间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一百多国民党军官，都站在堂屋台阶上。瞿秋白仰面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宋希濂现在走进胡同，他的交代罪行之举，震动了功德林。

邱行湘终于走进了八角楼办公室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说真的，这位原国民党第5师师长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无疑天经地义。可是三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邱行湘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想起了文强告诉他的一件事。

　　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一位马科长对他说：“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材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令人费解；现在想来，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有什么怕说的呢。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浑身清爽。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迫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陈长捷为邓演达的遇害而内疚 　　

　　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陈长捷就外传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不假。但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陈诚决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有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他们是蒋介石的教导总队的连长，为了营救邓演达，事败，被蒋介石通缉。邓克敏告诉邱行湘说，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陈谦、胡一等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问邓克敏，为什么营救未成？邓说，当时邓演达不是关在汤山，也不是教导总队看守，邓演达被关在“国民政府”里面，情况复杂，动手困难，要是关在教导总队，事情就好办了。邱行湘认为，陈诚对于邓演达之死，虽然没有责任，但有内疚。

　　陈长捷对邱行湘正色道，陈诚是不会内疚的，值得内疚的是他陈长捷本人：同窗之人，邓演达彪炳千古，陈长捷遗臭万年；邓演达安睡九泉之下，陈长捷辗转黄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难当……

　　当然，战犯们交罪以后，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容易连在一起，而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痛惜人生之后，并没有忘记对人生的向往。

　　春天--人类最兴旺的季节，又一次来到了。她以弹拨琴弦的双手，推开北京城内的门窗，叩响德胜门外的高墙。

周恩来的报告勾起了他的回忆

　　1956年1月30日，即国民党战犯集中功德林的第20天，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生活在八角楼下的国民党人，是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段文字的。当报纸传到宋希濂的手上，他那短小的手指，居然牵动了粗壮的手臂。他望了众人一眼，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一声：“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

　　宋希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贯穿了一部有头有尾的历史。尽管蒋介石集团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永恒地连在了一起，但是共产党没有忘记国民党将士曾经有过的功绩。

　　就拿宋希濂来说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史上，书写着他的名字，在庙行镇战役的战役上，记录了他的战绩。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大日本皇军”的声誉，由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亲拟了一个“中央突破”计划，重兵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扬言突破后兵分两路，席卷南北，将19路军和第5军一举消灭的严峻的日子里。

　　守卫在庙行镇的第5军88师一个团，数日来承受着日军十余架飞机、数十门重野炮的猛烈的轰击，终于在一个下午，日军步兵突破了一段阵地。危急之中，第5军军长张治中亲率教导总队赴88师指挥策应，即令87师孙元良旅、宋希濂旅一个团开往庙行镇增援。

　　宋希濂守备在蕴藻浜北岸，他急电张治中曰：“如果情势需要，自当遵命照派，但抽调一个团开往庙行镇，至快要四五个钟头，白昼行军，更易被敌机扰乱，这样恐怕缓不济急，可否以本旅主力立即渡过蕴藻浜，向敌军侧背攻击，借以减少正面压力？”张治中当即应允。

　　宋希濂的行动，完全出乎日军意外，植田谦吉乃从进攻部队中迅速抽调两个大队的步兵和一部分炮兵，转向宋旅猛烈射击。黄昏时分，向庙行镇进攻的日军，在正面遭到88师及87师孙元良旅的坚决抵抗，在左侧遭到19路军61师的猛烈攻击，在右侧遭到宋希濂旅的顽强进攻。血战入夜，日军大部仓皇溃退，小部被包围就歼。

　　这段发生在1932年的经历，几十年来，宋希濂从没有忘记，甚至当时南京统帅部给第5军拍来的电报，他至今背诵得一字不离：“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宋希濂躺在大通铺上，久久没有合眼。晚风徐徐吹来，仿佛把黑色的幕帷掀起一角，他则不知不觉地起身下床，走进一个遥远的长夜。

　　日军突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19路军袭击的消息，传到了驻守在南京小营的87师第261旅。宋希濂代表全旅官兵，当日下午赶到三牌楼国民党军政部见何应钦，请求参战，结果遭到对方严词拒绝。宋希濂返回旅部，当晚召集全旅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军人们声泪俱下：“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旦。今日敌人打进国门，友军已经奋起抵抗，我们却袖手旁观，难道要我们当亡国奴吗！”会议决定由宋希濂率营长以上干部再度向何应钦请愿。宋希濂当晚深夜率三十余人，乘一辆大卡车闯进南京鼓楼斗鸡闸一号何应钦住宅，结果对方以“现在南京空虚”为理由再次拒绝
上海危急，国民党中央竟无以增援！

　　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昆仑关大捷”

　　也许正是因为退到广西南部的大明山脉，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5军方才站稳脚跟，所以当年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的《自传》上面，没有提及1939年他在大明山中指挥过的一次战役。

　　就在杜聿明交出认罪材料不几天，他被李科长通知到管理处办公室。他边走边想，低头不语，满腹狐疑：淮海战场上的化学武器虽然运到，但我是在使用之前被俘的，难道共产党非要我承认放毒不成！或许是交代杀人那件事没有说明，我是叫文强枪毙掉两个共军便衣的，由于当时行色匆匆，他并没有来得及执行命令，如若共产党不信，为何不去叫文强来作证……直到杜聿明与李科长在一张双人藤椅上坐定，他才知道是一件关于《自传》的事情。

　　“你的《自传》写得不错，可惜，遗漏了一个重要事件。”个子矮的李科长，掂着手中的《自传》微笑着说道。

　　“重要事件？”杜聿明仍是迷惑不解。

　　“昆仑关大战，你怎么不写？”

　　杜聿明这才换了口气，说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李科长说得那样认真，其中包括：昆仑关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地形；镇守昆仑关的日本军队是在日俄战争中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之主力第12旅团；杜聿明是如何指挥中国军队用大刀和铲刀，冒着密集的炮火把漫山的铁丝网一层层割破，官兵死了一批又一批，直到取得新的突破；而在日军增援两大队并有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亲自到九塘指挥的情况下，戴安澜如何率部首先克同兴堡，郑洞国如何率部继陷罗塘堡，中村正雄又是如何被击毙在九塘与昆仑关之间。

　　“你是怎么知道的？”杜聿明问得非常吃惊。

　　“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李科长答得十分平静。

　　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事情，当有一件连结着自己的名字，被人们谈起，被人们肯定，这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恐怕都是最高的荣誉--问题还不在这里，现在褒奖自己的是先前的敌人，谈话的地点在敌人的监狱，杜聿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思维的脚步早已跨过了高高的昆仑关山头，飞越到深深的湘桂交界处的山沟。

1942年秋季，一个阴天，在第5军留守处所在地的广西省全县，国民党领导人李济琛主持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追悼会。率领远征军在缅甸同日本军队浴血奋战，最终壮烈献身于茅邦之战的国民党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的遗像前，放满了花圈和挽联。杜聿明戴着青纱，没有过多地注意蒋介石、陈诚、何应软、白崇禧赠送的花圈，却分外认真地注视着共产党人题赠的挽联：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毛泽东敬挽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周恩来敬挽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朱德、彭德怀敬挽

　　杜聿明站在功德林的胡同里，默诵着共产党人的挽诗和挽词，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停下脚步，是因为想扭头回去对李科长讲些什么，又毫无头绪。反正他觉得刚才讲得太少，少得只有一句：“我谢谢你！”而李科长告诉他一个多么重要的消息：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已经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杜聿明躺在大通铺上，就在宋希濂辗转反侧的时候，他也彻夜未眠。他想起戴安澜的灵柩由贵阳花溪迁至芜湖小赭山的时候，他主持过的葬礼。由此又想起昆仑关大战结束以后，他写下的碑文。碑文刻写在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背面，正对着巍巍群山。他仿效西子湖畔岳飞墓的格局，将日军12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尸体，跪埋在昆仑山下。

　　杜聿明淌着泪水向他的将士祈祷：安息吧，在这块土地上，你们能够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