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站工作其实是件苦差事。不象别人想象的那么舒服。不是农忙季节，每天早上5点第一次广播，8点结束。晚上6点第二次广播，9点结束。农忙时可惨了，半夜3点就得开播，目的是吵醒大家，早点出工。广播室是没有空调的，大功率扩音机用的是电子管。那一对整流管足有炮弹那么大。加上公社电力是由小型水利发电站提供的。电压不稳，保护继电器经常跳闸。就算转播，你还得守着。控制调压器就象掌握汽车方向盘。说来很好笑，我广播时全公社的电灯都会随我的声音大小一亮一暗。道理很简单，电网载荷能力太小，扩音机功率太大。

要是仅是广播那还好，为了减轻公社扩音机的负担，下面三个有电的大队设有转播扩音机。那些机器出故障我也得负责维修。最糟糕的是，夏天一场雷雨之后，大量用户压电喇叭被雷电打坏，我要负责更换。所以白天我基本上背着工具包，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好在我热爱这行，累和苦也就不在乎了。

工作日复一日，没啥好谈的。我想聊聊在广播站期间认识的三位知青。都是工作关系认识的，一男两女。一位上海知青，两位当地知青。

先说那位男的，是当地高中毕业生。任公社电影放映员。老是带着发电机，放映机满公社转。他和我是属于同一系统，公社宣传部。他腻味了老下乡放电影。反而对我广播员的工作挺感兴趣。我倒也想换换胃口。所以征得领导同意，我们有时换位工作。我爱下乡放电影，大家一起在打谷场上，气氛热热闹闹的。老规矩，孝敬放映员一只西瓜，两包光荣烟是必不可少的。我有时帮公社机关扩建工程接电线，也是一个西瓜，两包光荣烟。这是惯例。我后来烟瘾很大，都是那时贫下中农给惯的。记得有一次下乡放阿尔巴尼亚电影，电影中有一句台词：“阿格隆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把枪交给吉尔基！”。老表们听了笑得前仰后合，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原来是“阿格”江西话意为“我的”，“隆”便是那家伙了。几年后，那位放映员被推荐去考工农兵学员，最后落选。竟然忧郁而病至死，那时他已有个上海知青女友。那女的上坟献花情景我是见过的。其实我也有过他相同的遭遇，这点小事咋会让人愁出病来呢？

因为我维修机器所需的电讯器材都是到县广播站去领的，我是那里的熟客。我也经常帮县广播站修机器，他们那里也没什么大能人。县城离公社较远，住在县广播站是经常的事。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女老乡。县广播站女广播员。我对她第一印象是“高”，她是68届高中毕业生，学历比我高，年龄比我高，县广播站地位也比我高，连个子也都我高。第二个印象是“拽”，老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样。当时适逢锡兰女总理访华。她就不停地吊嗓子：“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有那么难念吗？我很不服她，我是凭真本事上来的，你凭什么？嗓音甜美？可是她完全陶醉于自我欣赏中，根本没注意到我对她无好感。和我聊天时竟告诉我，跳白毛女的演员与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有染，怀了孩子拼命跳舞，想把孩子跳掉。这算什么？暗示还是挑逗？馋猫总要偷腥。没多久，我再去县广播站就见不着她了。一问才知，被开了。理由：生活作风不正派。

最后谈的那位当地女知青是我们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报幕员。可能有人会奇怪，报幕员和我会有什么工作关系呢？其实她和我配合工作的机会是最多的。我们同属宣传部。那时县里经常要开群众大会。一般都是露天开的。多数是公审反革命或刑事犯罪分子的大会。由于我对扩音设备较熟悉，县里的一套露天流动器材就由我保管。到开会那天，就由我安排现场拉线按喇叭，话筒。她当我下手。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们要轮流喊口号。比如，我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她接着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就这样，我亲眼看到过了不少死刑犯的最后时光。那些犯人家属将盖有鸡块的糯米饭递上台，我将他们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摘下，待他们坐地上后再放在他们腿上。他们就带着手铐吃。很奇怪，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吃完。我对那位报幕员印象很好，可以说有点暗恋。她对我也不错，我广播晚了，她总是打好饭给我留着，并等我一起吃饭。我们对别人说闲话都无所谓。可是大家都不捅破那层纸。可能是当时大家年纪太轻。没勇气捅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