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中被俘的“残留日军”，前排戴眼镜者为城野宏。


本文作者城野宏原是日本华北派遣军高级军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为阎锡山收用，化名李诚，官阶中将，组织留在山西的日军部队协助阎氏抗共，转战数年，一九四九年被中共所俘，判狱十八年，服刑十五年后，于一九六四年获释返日，以下是他在最近透露当年参加「保卫山西」的一段传奇经过，可视作国共内战中的秘密史料。为去芜存精，这里且从抗战胜利、阎锡山返晋主政说起……。 ——编者谨识——
　　
　　
　　
　　
　　楚溪春部队凯旋入太原
　　
　　中国抗战胜利，阎钖山先派楚溪春所部一个军进入太原。举行入城式那天，太原市内到处张贴了「欢迎抗战八年辛苦多劳的楚司令」字样的标语，全城充满节日气氛。但我冷眼旁观，总觉得楚军装备及训练都嫌不够水平。
　　楚军在太原稍留，即向大同进发，继续接收工作，接踵而来的，是第七集团军司令赵承绶，此人是阎氏旗下第一猛将，意气轩昂，果然是一表人才，他进城后，召见我和日本驻太原军司令岩田，问及：「对日本战败，感想如何？」
　　我就告诉他：「我们的祖国已被别『河蟹』队所占，我们现已成为亡国之民，但日本不是一个永久被人支配的国家，我们总有一天要再站起身来，中国现在是战胜国了，势将代替日本，成为亚洲的主要势力，为了脱离欧美人对亚洲的控制，我是热烈期待中国将来要支持日本的复兴。」
　　赵承绶听了，不住点头，说：「阎长官也有同样的想法，他认为日本之败，败在政治而非军事，作为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性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可以再次寻求合作，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
　　他的所谓北方威胁，是指苏联及其在中国的鹰犬，在那个时候，阎锡山所部实非中共八路军的敌手，他惧怕一旦八路来攻，会守不住山西，所以一早就想到防患未然。而最简单的对策，就是收编汪伪部队，另一步骤，就是设法使山西境内投降了的日军留下来，收为己用。
　　
　　
　　
　　阎老西大谈「兵农合一」
　　
　　阎是在八月底回到太原来的，我是到火车站欢迎他的日军将领之一，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说是十分意外，因为他的打扮像个普通步兵，身穿灰色木棉军服，脚踏布鞋，身上没有佩带军阶章，他身材矮小，由两个勤务兵扶着下车。
　　第三天，他在官邸的书斋接见我，在场的还有汪政权时代的太原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渤、和雁门道副指挥秦良骧，他们原是阎的旧部，在日军投降后，马上被阎收用，正式任为少将师长，到山西北部忻县地区布防，这天因阎已抵太原，故来谒见，报告克日赴任履新。
　　阎的官邸名叫东花园，那是山西省[政*府]建筑物的一廓，外表全部中国式，有一条朱红色的回廊，庭池假山一应齐全，是一座典型的宫殿，但屋裹却有西式装饰，暖气设备，这地方远在战前就是阎的住所，日军进占后，我就住在这裹，现在旧主人回来了，我当然老早就要退让；而在同一地方和旧主人见面，真有点感慨，因为屋裹的装饰和家具，和我占住时一样，原封未动哩！
　　这次阎接见我，谈到他年来主张的「兵农合一」和「物产证券」。所谓兵农合一，是指通过了征兵制度，从农村征得兵员，然后配给他一块田地，由村民代耕，作为维持军人家属的生活所需，使当兵的人无后顾之忧。至于物产证券，是指以山西的矿产及农产资源为担保发行纸币。他最后对我说：「我打算以此主张主理山西，希望你依此原则，帮忙出些主意。」这次见面虽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事项，但后来我把上述内容告诉阎的高级参谋张文昭，他听了惊讶地说：「什历？长官和你说了这些话？他只和一些即将宣誓成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干部们讲这些，看来你会成为他的心腹干部哩！」
　　（按：阎钖山在抗战胜利后，复主晋政，以「民族革命同志会」为省内政治组织，巩固政权，属下每一部队均派有同志会干部担任「指导员」及「政委」，其组织与中共派政委控制八路军一样，阎本人则自任此同志会领袖，山西省内各地虽设有国民噹支部，但活动一直受到限制。）
　　
　　
　　
　　挽留日人获得六点结论
　
　　且说阎钖山回到太原第四天，即召集留在太原的日人数百名在省府大礼堂发表演说，其中有谓：「君等如愿留在山西与予合作，则不仅给以生命财产之保障，在经济上亦必给以适当报酬。」这是他提出日人留在山西计划的第一着，到了翌日早上，阎部第二军军长赵瑞来访，说「长官有命，着我与日军高级阶层举行密商，日方首席代表，由他指定以岩田参谋担任，因为他比较了解一切，又不用传译。」我便通知岩田，岩田又将此意告知日军总司令澄田，于是岩田便依照阎的指令，到东楫虎宫的太原保安司令部宿舍举行谈判，商讨驻晋日军善后问题，这项谈判，每天在半夜十二点开始，谈到凌晨四时，阎方代表赵瑞便披星戴月，赶去报告，据他说：阎锡山在早上四点半便到办公厅听取他的报告。
　　经过五天谈判，双方获得结论如下：
　　
　　一：日军中如有自愿留在山西者，可向其原属部队日军司令申请复员，脱离日本军籍，此后加入新的日军部队，归由阎长官指挥。
　　二：阎长官同意，所有留用之日本军人，全体给以军官待遇，并照原来军阶连升三级。
　　三：给以宿舍，并许在军营以外地区居住。
　　四：薪酬照应聘者资格从优议定之。
　　五：服务合同为期两年，期满如愿返日，一切由阎负责代办。
　　六：一俟对日交通恢复，将协助办理申请各日人家属来晋居住或汇欵返日接济家人生活事宜，日人如愿与中国人结婚，甚表欢迎。
　　
　　
　　合谋建设山西抗拒共噹
　　协议达成后，下一步骤为付诸实行，务由赵瑞移交阎的妹丈梁延武处理。
　　九月间，梁延武来访，邀我协助进行有关工作，他说这事已得到阎锡山和日本方面岩田代表的同意。当时我们的办公地点，经选定了新民公园池畔的「日华俱乐部」，这地方在战时是日军和汪政权高级干部的聚集场所，在太原算是最豪华的建筑物之一，我们在建筑物挂了一面大招牌，上书「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我觉得「合谋社」这名字未免新奇，曾向梁询及含义，梁说：「这是阎长官亲自命名的，意思是中日双方有志之士合谋建设山西及抗拒共噹。」我的职衔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军事组长，属于中国方面的官员，每日要到部办公，策划改编日军残留部队除成为一枝新的劲旅。初期，我对于这些日军从「天皇的部队」变为阎的雇佣兵，其战志、战力、及团结如何获致，大感怀疑，因为建军的本质，牵涉到政治和技术，单是把一批军队留着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设法把日本的政治、宣传、生产机构、娱乐机构、文化教育机构及艺术人才留下来，但怎样才使他们留下来，就成为我的工作之一。
　　我以「日本人的立场」为题，印发传单，向留在山西的各阶层日人进行劝说，大意是：「日本已被盟军占领，主权丧失，成为被征服国家，前途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是美国化，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被脱胎换骨，经济上命脉被握，文化上殖民地化，终有一天成为夏威夷第二。其次是苏联化，在战后混乱与疲弊中，民众势必左倾，接受共噹诱惑。第三是独立之路。我们反对前两者，期望第三者。为了加速日本独立，复兴祖国，促使占领军早日撤退，我们留在山西，和阎钖山合作，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因为战后美苏势必对立，第三次大战难以避免，到那时我们留在山西的日军，便成为日本复兴军的先头部队……。」
　　
　　
　　
　　密锣紧鼓组成日军部队
　　
　　我的宣传果然奏効，引起一般留在山西省的日人的共鸣，各种人才纷来「合谋社」报到，共勷大计，其中有爆杀张作霖出名的前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此人在张作霖事件之后，因「对某重大事件」负有责任，被迫退出陆军，转任满洲铁路局理事，九一八事变后，他成为满洲煤矿的主帅人物，后来又被人踢出，那时他的陆军大学同学岩松义雄出任第一军司令，驻扎山西，便邀他出任山西产业会社的社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山西产业会社前身是日本占领山西期内，接管阎钖山遗下的所有重要工厂和矿山的军方机构，把经营所得利益，交给第一军，军方则以这些利益作为特务工作费，进行对中国方面的不可告人活动。
　　河本过去与阎钖山有一面之缘，他对于我们进行把日军留在山西一事，举起双手赞成，他说：「这样对我们大大有利，因为一个中队的日军便可在中国横行阔步，有一个师便可控制华北，有日军作后盾，便可充份开发山西的资源。」
　　河本对留在山西既有兴趣，便把制铁厂的主任技师等重要干部挽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山西产业会社化身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这个总顾问事实上是主宰者，他只是把山西产业会社时代的「社长室」牌子换上了「总顾问室」，邻房的常务董事室则来了一位彭经理，这人是阎钖山所派的代表，但阎每遇兵器生产或其它重要生产计划待商时，必直接召河本来谈，彭经理以下的中国人干部，仍对河本鞠躬如也，视如老板。
　　原日在「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建设总署顾问的工学博士谷口，也从北平来到太原，成立一间自然科学研究所，他本来是日本内务省的技师，是当代日本土木水利工程权威之一。阎锡山后来在太原西北兰村附近山谷中，为汾河设一水坝， 工程就由谷田负责。
　　有一个名叫指田的日本军属，奉命和阎钖山手下的特务头子梁化合作设一「资源调查社」，名为调查资源，实际专责搜集中共情报。
　　像以上的各种活动展开声中，日军的重新改编也在进行，有一个曾任青岛市警察专员的日人古屋，献议先由日军组一「铁路护路总队」，其它阎军所部，也有许多日人直接参加工作，例如熊谷中尉以次数十人，加入了阳泉的第十总队张国栋的团、及忻县的四十六师的「挺身队」，总而言之，许多部队，都有了日本军人的踪迹。
　　最后而又最大规模的编组，则是是年末以「特务团」名义，把留在山西省的日军组织起来。
　　在特务团司令部名义下，有九个步兵团，此外尚有特科队、医院等共约一万五千人，大概相当于一个师的实力，并以此一个师为基干，再发展为其它以日人为军官，以汪政权遗下的中『河蟹』旧部为队员的队伍，初期打算兵力是六万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山西的日军司令到北平去，向日本的华北方面军联络部报告山西大部份日军不愿返国之事，那边认为，天皇的命令本来是耍全体日军复员，但中国方面既然要留住这些军队，日本方面是战败国，也就没有议见。 留晋日军以原任一一四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为总司令，太田少佐为司令部参谋，各方面准备就绪，即日成立。
　　
　　
　　
　　「军调小组」要解散日军
　　
　　且说在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华北方面第二战区的中『河蟹』劲旅除山西阎钖山、察哈尔的傅作义之外，就是八路军的势力，换句话说，当年如果日军真的就此放下武器，遣返日本，那末华北便立刻落入中共手中，而不必再等几年了。
　　可是南京的日军总司令部有命，着日军不可向八路军投降，必须以武力守在原有阵地，以等候南京方面所派的受降官到来，山西全省的情况也一样，各地日军都奉到命令，只向阎锡山所部投降，八路军如来接收，即迎头痛击。
　　那时的河北，仅平津两地有少数美军飞来，并由飞机运到中国盐警约一个大队，治安勉可维持，其它地方便靠日军和汪政权军维持治安，但临时挂起中国[政*府]的「前进指挥部」招牌，合力对付八路军。阎锡山入山西最早，确保山西全域亦早，他在各地站稳脚步后，马上派了两师中央军到河北去，孙连仲便靠这两师中央军底定河北；但平汉、京太等铁路却被八路军切断，许多农村地区也被八路军所占。此外张家口也被占，北同蒲线不能通往北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阎军为接收山西东南部的潞安，以三万大军进攻，但在这一役中被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于是役战死，这是山西方面国共大战的开始。
　　其后阎派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再夺潞安，赵在此役中命令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团长元泉协助向共军作战，在分水岭附近，和共军展开激战，山西省省训团特训队的日军部队，也参加此役作战。
　　国共内战方兴未艾，美国派了马歇尔元帅来华进行调停，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他在北平设立军调部，由国、共、及美军各派一人组成停战小组直接到冲突地点调停。其中一个停战小组来到太原，认定山西编成日军作战，乃由美军代表向阎锡山提出严重抗让，要日军立刻被遣送回国。
　　阎向军调小组提出一些解释，但不被接纳，只得答应解散日军所组的特务团，由第二战区司令部发出命令，着令「实时解散」。
　　可是阎派梁延武来告诉日军司令，说「长官只是为了应酬一下军调小组来人，他们不会长驻太原的，在这期内，只得暂时避避风头，不要在小组面前露脸，等他们走了，各位要留在山西的话，长官十分欢迎。」
　　于是日军安排「躲避」工作，每遇三人小组出巡，步哨便鸣枪为号，叫日军大队退入山中，当被询以「枪声何来」时，人们就告诉三人小组：「是共军游击队。」
　　一九四六年九月到四七年初，是山西局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各地虽有小规模战斗，大攻势就一直没有出现，阎也利用这段小康时间强化军的政治教育，以便将来决战。山西省的兵工厂内，已可自制十二吋口径步兵重炮和九四山炮。阎的办公厅隔邻，设立了日军顾问部，由师长以次高级指挥官起一律从新受训练，四九师、四六师、冲锋枪大队、机枪团等，都由日人担任教官，四七年秋，山西省保安司令部改编为山西野战军，由阎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就是日军元泉中将，可是他用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做元全福。我自己也改用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南京国民[政*府]裹登记为广东省新会县人的将官李诚就是我。
　　在无数的对共战役中，我们战绩辉煌。
　　
　　
　　
　　转战三年终于面临厄运
　　
　　但一九四八年五月的晋中会战炮声，却开始使我们辛苦得来的三年成果走向毁灭之途。
　　是年初，运城被共攻陷，在中共出版的画报上，我们可以见到运城守将雷团长被炮弹炸开腹部而死的照片。共方徐向前所部取得运城后，为攫取河东的小麦，乃北上攻击临汾，该地守备梁军长虽饶勇善战，但以介休以南援兵之路被切断，终于不敌共军攻势被俘，在这一役中，梁部所有日军人员均阵亡。
　　河东谷仓地带一失，粮食就有问题，因为十几万军队和几百万城市居民的粮食，就只靠晋中平原供应了，而阎钖山能不能再获支持，关键也在粮食，共军徐向前显然看出这个弱点，于整顿新占的临汾地区之后，即派第十三纵队配合榆次、太谷、文水、汾阳等地方部队从事粮食争夺战，他们向农村展开宣传，叫农民「不要把一粒谷交给阎钖山」。
　　阎以兹事体大，即派心腹部下梁化之到太谷指挥收集粮食，同时向各军司令指示，叫他们分区着令县长负责集粮，由于此举迹近强迫收集，农民对阎有怀恨之意，那时中共并不需要在山西取粮，他们只是用宣传战术，叫农民不可交粮给阎锡山，这种宣传是成功的。
　　更不幸的是，这种不满阎钖山的政洽气氛，逐步渗透阎军之中，因为阎军是「兵农合一」的，农村子弟是阎军的基干，士兵家人的反应会影响了士兵的情绪，当他们知道乡中粮食被强征时，内心便变得对阎感觉憎恶。
　　在这个时期，再加上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农民售出粮食，得来钞票，无法保值，以致怨声载道。这种不满，后来波及城市，乃至不可收拾。
　　
　　
　　设「政卫处」竟弄巧反拙
　　
　　这时阎锡山派杨贞吉其人设立「政卫处」，政卫者，政治卫生也，目的在扫除军中不满分子，办法是派出「人事参谋」到各军中，另遣军官多人伪装为士兵，与士兵共住一舍，每日起居与共，在日常谈话裹找寻士兵们对阎不满的材料，报告人事参谋，然后对不满者加以监视。
　　后来这种行动发展为「乱棍打死」。那就是说，谁被发现对阎不满，便被指为共匪，乱棍打死。
　　士气影响了战志，这是自古不易的道理；再加上华北各地，不利的战况频频传来，徐向前部这时已不再着重截断粮源，他们是想将山西野战军的主力诱出加以歼灭了。
　　他们派兵向榆次、太谷等地活动，截断阎军补给线，首次是破坏铁路，接着是公路，使运输及汽车队动弹不得，太谷以东一股野战军，由于退路被截断，迫得要面向徐向前部，这一股野战军，指挥者是日人住冈仪一，编号第三团，他们突入载李青，与共军逐屋接战，歼敌甚多，但在这时，太原方面的总司令部突然下令该股野战军向南庄方面集结，以便迫使徐向前部退往山西东南，后来查明是第七集团军司令王靖国为掩护自己所部七十三师安全自文水撤退，故要求太原发此命令。野战军接令后迫不得已，放弃了辛苦抢来的据点载李青，向南庄方面推进，结果被徐向前军穷追，再加上两面包抄，优势变为劣势，经一星期血战，死亡枕藉，面临全军没灭。
　　
　　
　　
　　阎部主力六万全数覆灭
　　
　　我们在太原闻报，立即把留在太原的十个总队，全部编成敢死队，南下掩护残存的野战军突围，在B29型轰炸机的协助下，历经战斗，结果只有一百几十人突围成功，但赵承绶在此役被俘，阎的副手元泉中将（即改名元全福的日军副总司令）受重伤，他知难以身免，即命在旁的小野参谋开枪打他的头部，以身殉战。小野杀元泉后，也自杀毕命。
　　至此，山西野战军主力六万人已全数覆灭。这也意味着山西的命运到了最后关头。
　　直到此际为止，我发现了每一次战役，民众支持与否是一种物理力量。几年来，我方总体上一直占优势，但主要战役则每次都居于劣势，被敌人夺取主动，终至全面败北，原因何在，想来想去，和民众的支持与否有关。
　　举例说，祁县城外的战斗，我们火力锐不可当，共军每次都在匆忙地构筑野战阵地，每筑必迟，可是深受共军宣传战术所迷惑的村民们，多自动协助，有的且把自家门板拆掉供作共军构筑防御工事之用，作战时弹药粮食的补给，由村民负责，死伤者的收容、伤兵的照顾，也大部份出诸民众协助，部队行进时，每到一村，茶饭早有村民准备，不用炊事兵动手，这样对行军速度很有帮助。
　　共军的兵源是就地取材，因为年轻的农村青年觉得最好出路是参加「解放军」。一般民众则参加民兵组织，直接参加战斗，防卫后方阵地和确保运输路线。
　　共军并发动民众，替他们做义务情报员、做向导员，此外还组织文娱团体，做慰劳工作。
　　这样的支持，我方一点都沾不到光，我们要确保运输路线，照顾伤兵，这都需要派兵负责，把大部份兵力留在后方，而这些留在后方的兵力，常被共军各个施以突袭，全军被歼。为了这类缘故，一个师尽管有一万二千人，实际参加前线战斗的，不到此数之半。
　　
　　
　　在下一篇，我要讲及国共战争中最有名的一幕：「太原围城记」。
　　
　　
　　
　　太原保卫战亲历记
　　
　　
　　
　　集中剩余兵力死守太原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秋天，山西各地告急，共军疯狂进攻，晋中各部军队、文职官员和稍有办法的平民，都向太原逃亡，由于阎钖山部野战军主力被歼，要防守各城市已不可能，现在唯一方法就是集中全部剩余兵力守住太原，在四周添筑防御工事，实行死守。
　　这个时候，华北各地的情况，多比山西更恶劣，外来援助是没有机会了，不过阎部对共作战有三十年经验，他们深知对『河蟹』的唯一方法是和他们打下去，此外别无他途，阎的部下虽多有揣测，譬如说，美军可能开来助战，或阎会和朱德取得妥协之类，到底揣测还是揣测，这边厢，榆次、清源、徐沟、高城、文水各县纷纷退守，军队续向太原集结。
　　阎部所属日军主力，也损失得差不多了，第一团长小田切、第四团长增田、第六团长布川皆先后阵亡。第三团长任冈被中共俘虏。只剩下第二团长相乐死裹逃生，大队长级以次军官伤亡亦多，战力已急转直下，不过我们（作者自称，以下同）没有后悔，也不气馁，退到太原后，锐意整顿，图谋再起。
　　由于太原被中共包围，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发生战争，全城居民可能死光，阎锡山有见及此，便通知留在太原的日本人，如果是不愿续留的，或者是非战斗员，年事已高的，妇女、儿童等，尽可能早日离开，遗送返日本。这些人对阎的一番好意，非常感激，有些在太原机场还勉强可以使用之前，已设法搭飞机到北平转道返日，但是算来算去还有三千左右的日本人，声言与太原共存亡，他们本来不是战斗员，不过因为在太原工作已久，心理上生了根，大家都不想走了。
　　自然，这些不愿走的日本人内心也有一种想法，就是万一军事上抵受不了，阎可能耍和中共妥协，再不然，就算『河蟹』来了，他们何尝不需要技术人才，看来，留在山西的日本人可能是平安无事的。
　　
　　
　　
　　从西安空运增援两个师
　
　　话分两头，且说野战军残部的日军，退集太原后，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整编为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驻于东门外，作为守卫太原的总后备队，当时太原要塞全部炮兵，由日军官岩田专责指挥，我则偕同日军司令今村和另一副司令，到各阵地视察，每天忙个不了。 攻击太原的前哨战于是年九月开始，共军最初由南方平原地带来袭，南京方面为支持太原，从西安将三十一军的两个师空运到来，把其中一师配在南方，对抗共军，另一师则驻东山。当时我和他们的总司令王靖国一起到前线视察过，只见这些来自西安的精锐，经常和共军短兵相接，实行肉搏，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凤芝的大队，共军见势不佳，一度匆忙退回榆次。
　　从南方平原进攻不逞之后，共军果不出我们所料，从东面山地再来进攻，引起守军激烈抵抗。
　　那时我们还未直接参加战斗，有空时常在城内运动场开棒球大会，东面山脚，不时传来炮声，大家若无其事，恍惚对这个山西最后据点的前途感到乐观，不过这种乐观，到了十月十二日我们在陈家谷举行中秋节宴会时，却已逐渐消失，彼此就像有一种下意识，预感这是最后一次的宴会了。
　　果然，在翌早四时，守备东面山头牛驼寨的七十三师已全军被歼，共军占领该地，便可居高临下，对太原城一目了然，这样住在太原的人岂不如入共军掌握？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们接到消息后，便由日军第一团团长相乐，率领所部紧急开向牛驼，在当天中午时分即将该高地加以克复，而太原攻防战的最大激战，也以这次牛驼之战为开始。因为敌人也视此为必争之地，再次增兵来攻，我们也极力增援，希望能固守下去。
　　在牛驼寨前方，有一块名叫二○五高地的阵地，地势比牛驼更高，对牛驼有甚大威胁，所以要能紧守牛驼，必先取得二○五高地的控制，我们攻克牛驼时，共军还死守二○五高地，我们第一团在十四日实行进攻，死了安藤大队长以次许多人，一直不能成功，十六日续由第二团负责进攻，在山腹地带展开激战，还用大炮掩护，更出动飞机助战，共军只用迫击炮和手榴弹，死守不退，我军总没有办法接近他们，在此役中，第四团长菊地因率队从左方包抄助战受了重伤，作战主力的第一团长相乐则被炸穿大腿骨。
　　这样连战多日，到了十八日，再由三十一军派出一个团来支持，用山炮把五百公尺外的敌人机关枪阵地摧毁，这才完成占领二○五高地。我在占领后立即进入视察，只见不少穿了灰色军服的共军士兵尸体还半倚在战壕内，睁大了眼睛。
　　二○五高地甫告克复，翌日再被共军猛攻，代理第二团长佐藤阵亡，二○五高地再陷共军之手，在此后一个月，即到十一月二十日为止，牛驼还在进行拉锯战，日夜不停，尤其每天晚上，照明弹照耀得如同白昼，火焰放射器发出的火焰，就像一枝油彩笔在半空绘画，双方损失惨重，我方参谋长绀野，也在此役战死。
　　经过一个月以上不停的接战，牛驼终告失守，我们的步兵损失殆尽，可是共方伤亡也十惨重，遗尸超过一万八千具。
　　
　　
　　
　　裸兵成奇景食物有空投
　　
　　牛驼战后，各战线战事暂时平息，这因为双方都损兵折将，不得不休息下来整顿一番，我们在黄家坟重行布置阵地，全部用炮兵，准备迎接共军新的攻势。
　　我们也在太原城内动员民众协助构筑防御工事，男性女性都参加掘战壕工作，许多市民加入了民卫军，更有人组织演艺团到各阵地上去劳军，当时山西著名的演员丁果仙也参加这一慰劳行列，士气为之一振。
　　太原的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几度，躲在战壕裹，更觉寒冷难当，第三团长永富便发起了裸体热身运动，训练大家在早上脱了上衣举行晨操，起初大家面面相觑，后来试了几天，果然反冷为暖，一时各阵地军队纷纷效尤，太原市内，每天早上到时可见此辈「裸兵」排队行进，成为太原街头奇景之一，当时各报都有记载此事。
　　太原在被包围状态中，可喜的是没有骚动事件发生过，也许大家都明白，再骚动就提前找死，还是安静一点的好。不过尽管安静，粮食的缺乏却是逐渐紧迫，几十万军民每天吃得不少，存粮日告短缺，最初只是副食品难以购到，后来就连主食都有问题了。湖南方面经常派来飞机，以袋盛白米及鱼干之类，空投太原机场，因为机场已在共军大炮射程之内，飞机不敢降落。为了机场上空常有飞机空投，有时食物会投落机场以外的地方，不少饥民闻讯，大量涌到附近，希望拾到一些粮食，但警卫机场的军队则阻止他们这样做。
　　在这般缺粮情况下，太原方面的狗，差不多都被宰食殆尽，受伤的军马也成为部队裹的粮食，普通老百姓只能吃豆粕或黑豆，我们军队则吃空投得来的湖南旧红米，因粗糙得难以入口，只得临时设一间制粉厂，利用汽车马达作机械，把旧红米磨成粉末，以便制成馒头，至于佐膳品中，这时最上等的佳肴恐怕就是豆腐了。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正月的太原街头却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有些地方有得吃」，意思是说，我们一般人尽管没得吃，但有些地方却有得吃，而这个所谓「有些地方」是指前山西省长苏体仁的家，新年的时候，他代表阎锡山开了一次盛大宴会，招待我们一班重要人物，宴会上果然是山珍海错，应有尽有，其中最令我们馋涎欲滴的，是美国制的罐头菠萝，据绥靖公署的兵器部胡部长说：「这是阎长官特派飞机在运载武器时候顺便叫人带来的。」其珍贵也，可以想见！
　　
　　
　　
　　美记者西蒙斯访问危城
　　
　　且表一九四九年二月间阎钖山召见日军参谋长澄田及前任日军第一军医部长兵藤少将，劝他们离开太原返日，理由是中共一旦得势，澄田必被目为双重战犯，澄田对阎考虑周详，十分感激，遵命搭机离开，阎又劝告当年杀张作霖的主凶河本大作离去，河本拒绝，说：「到了现在，唯有与长官共存亡，决不考虑离开。」
　　在同一时期，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西蒙斯带了他的助手来太原采访，由阎亲自接见之后，再和今村司令及我见面，我们招待他参观了黄家坟的阵地，晚上在今村寓所畅谈。
　　西蒙斯问：「你们认为可以打赢么？」
　　今村答：「胜败置诸度外，李将军（指我）也一样，希望美国的朋友们了解这一点。」
　　西蒙斯又问：「你们日军为什么坚持要留在山西？」
　　今村答：「我们认为能够抵挡中共一天，对日本也有一份好处。」
　　西蒙斯再问：「阎锡山的想法如何？」
　　今村答：「他很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决定支持到底！」
　　西蒙斯稍作思维，问道：「你们有所期望于美国么？」
　　我插口答：「现在已嫌太迟，三年前美国如有决心帮助解决中共问题，就不致有今天，美国虽为民主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中途过桥抽板，实在无法可想了，如今就算美援肯来，也不过是多支持一两个月，不过你们美国如果愿意帮助，我希望你们给以飞机和通讯器材，此外大炮在山西是用得着的。」
　　西蒙斯回到美国，在「生活」画报上刊登了大幅「太原危城」图片，我们的访问记也登在美国的杂志上，这是因为日本读卖新闻也有译载，我才晓得的。
　　
　　
　　
　　被俘日军突然回到太原
　　三月间，阎锡山飞往南京，与中枢当局商防卫太原与解围大计，等到他从南京飞回来时，却因机场被共军炮轰，弹下如雨，不能降落，在机场上空兜了一小时的圈子，迫得飞回南京。根据我事后听说，太祖曾亲自下令：「阎如飞往南京，切勿攻击太原机场，因为让他回来坐镇，可能和平解决晋局，阎如不在，则其部属必拒绝投降，死战到底，这会引起更大牺牲。」但前线共军并不知飞来的是阎的座机，还以为猛轰机场便可以阻止飞机降落呢！如果照普通「常识」，阎在太原坐镇，势必抗战到底，不在则容易迫使守军投降，毛的想法是否在常识之外，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同一个月，一部份在晋中战役被共军俘虏的日军竟然平安回到太原来，原来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居中斡旋的结果，「解放同盟」是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在抗战期内于延安所组织，专门收容日本俘虏施行训练，战后野坂返回日本活动，留下一个名叫永井的部属继续办理日俘思想改造事宜。
　　这批回到太原来的日俘，自然都已受过洗脑训练，他们带来了阎部降将赵承绶（在晋中会战中被共俘虏）的亲笔信，是写给今村和我的，信裹说：「天下大势已定，太原、南京之陷落，时间问题而已，中国古语有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势徒取灭亡，君等应早日放下武器，顺应天命，解放军必赦免君等战犯之罪，从宽发落也。」
　　我们研究结果，认定这不过是劝降，没有什么意思，我们绝对不该今天和阎合作，明天又倒他的台的，这样做岂不使世人对日本人失去信心？我们商量之下，决定万一太原有什么，就搭飞机飞到甘肃兰州，整编后再和中共一决雌雄。
　　为了这一打算，今村还编好了名簿，准备万一，可惜后来太原机场失陷，我们要逃也逃不了，这计划也就无从实现。
　　
　　
　　
　　参谋长下令焚城外民居
　　
　　且说是年一月，天津、北平先后陷入共手，这是由于傅作义率领五十万大军向共军投降，中共以不流血占得北平，并将傅部编入华北的中共野战军，声势更增，林彪所部则由东北入关，协同攻取天津。太原那边，便更无人会。在四月二十一日，太原全体守军奉命入城，不再守卫外廓，看来我们所能准备的，就是巷战了。
　　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赵世铃，下令把南门外全部民居夷为平地，免使共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这在军事观点看来是对的，不过对于那儿上万的居民就太惨了，民众们羣起反对，赵不理一切，强迫军队举火烧屋，一时民众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奔入城内躲避，我在司令部瞭望台遥望此情此景，深感战争残忍无情，莫此为甚！
　　说起这个赵世铃，本是四十九师的师长，追随阎已多年，在阳泉战役中，我一度与他同事，其后他突被解除师长职务，并遭逮捕拘禁，只因为谋反嫌疑。
　　原来最初他的罪嫌只是把部队的被服粮食空额吃掉，再查之下，还有隐匿若干武器的情事，当时，阎曾向我说：「吃些军服军粮空额，事本寻常，世铃有了这种『贪-污』行为，也就不必深责，只是隐匿武器就不能轻恕，非要查个清楚了。」
　　后来赵世铃又被释放，不过师长的职务便不能恢复了，我有一次在太原城内碰到他，他穿了平民服装，对我说：「现在是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我已打算从此归农，不过在听候阎长官的指示之前，我只好等待一下子吧！」我也以为他从此完蛋了，却想不到阎锡山的用人方式是特别的，他的部下几乎全是多年袍泽，其中又以他的同乡五台县人为最多，只要你能讲五台方言，在阎的部下，便不愁无事可做，他的亲卫队便清一色是五台人。除五台人之外，次一级的是邻县的代县或定襄人，赵世铃即属此类，所以尽管免了师长职，不久又起用他做参谋长了。赵为报阎的知遇，故倾全力保卫太原，上述焚毁所有城外民居的措施，自然也是坚壁清野、背城借一之谓，不过这样引起了民众的无比怀恨，后来共军攻陷太原，第一个被民众捕杀的就是此人。
　　驱傅作义部降兵作炮灰 在全军撤入太原城内之后，太原绥靖公署司令部已在地下室办公，总司令王靖国呆在地下室裹，和高级参谋张文昭相对无言，我有一天去拜望他们，讨论危局，王说：「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就是阎长官和陈纳德的飞虎队联络好，派机来大炸太原周围的共军，我们再从城内向外出击，或可望退敌。」
　　共军的总攻击显然着着准备，东方、北方，炮兵阵地已在构筑，用望远镜可清楚看到他们动工的情形，这些阵地筑好之后，他们一度试炮，向城内发弹，但不一会便停止射击了，我是预料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日子裹将集中火力大量猛攻的，果然，又是不幸而料中了。
　　算一算，太原的包围战已经过了七个月，太原城墙厚约六十尺，高约一百八十尺，不可谓之不坚，再加上添筑的炮楼，即使徐向前用一百门大炮轰击，就算能够破城，也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北平有过兵不血刃而入城的经验，中共是万二分不愿用强力攻太原的。
　　有一点可以证明我所料不差，就是他们毕竟调来一批傅作义的旧部来参加攻城，原来傅部多数是贫下雇农子弟，这类出身的人对大地主都是有基本的憎恨的，派他们来攻击「长年占据山西的封建大地主阎锡山」，在政治意识上已占了优势。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宁可牺牲这些投降部队来攻城，而不愿使用自己原来的军队，可见他们早就料到损失必重。
　　中共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向太原实行总攻击，炮弹最先落在小东门及体育场附近，我们军人的眷属，大部份在新民北街的司令部内躲避，傍晚时，小北门一带，发炮声和爆炸声几乎同一时间响亮着，这是城墙被击中的声音，我军的大炮，也摆在大街上，四方八面向外面射出，二十三日晚，军司令部的四层建筑物也中弹震塌了一半，城内上空炮弹啸声嘶嘶，远的近的爆炸声响，已辨不出是何方所发，事到如今，唯一方法是权保性命，再考虑下一行动了。今村司令和我退到司令部二楼的小房间裹，邀集各干部，叫他们不要再作无谓牺牲，暂时不要还击，可是楼下的冲锋队已来不及听到这个命令，他们正用机枪和自动步枪向冲入城的共军开火，原来共军用大炮轰破小北门城墙后，便从缺口涌入城来。
　　
　　
　　
　　城破作俘虏监禁十五年
　　
　　共军后来闯上二楼司令部，我们把军刀及手枪交出，成为俘虏，他们便喝令我们到城外的收容所去。
　　我们遵命排队下楼时，还看见一个共军在楼上向天施放信号表示占领了司令部。
　　我们走向城外时，沿途所见，倒下来的灯柱横梗在路上，两旁许多房屋被炮弹轰成残碎瓦砾，断尸残臂，遍地皆是，血腥难闻。
　　我们在小北门外收容所被押了三天，听到不少消息，其中包括王靖国等被俘，及梁化之率领的特别宪警指挥处干部三百余人以两人为一组，互用手枪轰毙对方作集体自杀而死，无一向中共投降。
　　第四天，与我同被拘押的今村司令亦服毒自杀，共军恐怕我们之中继续有人自杀，便把我们押到榆次县的长凝镇俘虏收容所。
　　这裹且说说我个人十多年来的遭遇，我被押到长凝镇后，一度计划潜逃到北京，不幸被共方发觉，又把我押回太原，监禁在陆军监狱。
　　一九五○春天，我和河本大作等四名日本人，从太原被解到北京，一九五五年又再被押回太原，那时有两名日人已死，只剩下我和河本二人，翌年河本亦死于太原狱中，仅余我一人。
　　一九五六年六月，太原的中共特别军事法庭判我入狱十八年，押往抚顺监狱服刑，在那儿，我和伪满皇帝溥仪及满洲国务总理张景惠比邻而居。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忽然被释放，由共军押到广州，经深圳到香港，转乘飞机回到日本。统计由宣判之日起，坐牢八年，从被俘那天算起，则被监禁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