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锐“非毛”（14）——毛泽东时代是“经济停滞”的时代吗？ 毛泽东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的艰辛探索、迂回曲折而的光辉的道路。 如何从总体上正确评价和把握毛泽东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所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李锐的观点，一言以蔽之 ，就是彻底否定。他认为，毛泽东没有学通经济学，不重视经济建设，越是管经济就越把经济搞乱；“大跃进是大倒退”；文革十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结论是：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生产“没有多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多少的提高。 李锐的这种回答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呢？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一篇“旁证”，即可清楚看到，李锐否定共和国前二十几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何等荒唐! 这个“旁证”，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为了建设新中国》一文（原载《英才》杂志1998年第12期）。这位大洋彼岸的美国教授，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本文正好也对这个重大的是非问题，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毫不含混的回答。他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所谓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的错误观点。 比较有益鉴别，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位“毛泽东研究专家”，对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如何看的，也许更有味道，更加深刻。 莫里斯•迈斯那在《为了建设新中国》中是这么说的：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传播出的言过其实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当前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战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度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是以一个小小的工业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人均工业产量的1╱15。然而，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已变成一个主要的工业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近90倍。到毛泽东时代结束这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从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的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的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的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的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已从1952年的300百万上升到1800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的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全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到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只占28%了。 其实毛泽东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的所谓经济停滞的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工业舞台的几个后起之秀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外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状态。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这在世界经展中国家绝无仅有。在毛泽东身　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出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并不等于是为历史的非分的辩护。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但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的发展却远不如工业成就那样可观。1952年到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两倍。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经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却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提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7%，而人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实。经常有人提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证明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公共消费。但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中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态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贯彻，职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国著名的是对最贫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前的35岁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 莫里斯•迈斯纳根据大量的事实，做出这种回答，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他指出，现今“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当前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就造成“一个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在毛泽东生后的年代，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中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经成了一种风尚。”这难道不是切中时弊？ 第二，他深刻地批判国内外普遍流传的所谓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处在停滞状态”的错误观点。因为正是“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最落后的农业国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无论们对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此其一。其二，尽管毛泽东时代农业的发展远不如工业那么可观，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　远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多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值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中国农业能说是停滞和徘徊吗？其三，评价一个国家的建设成就，“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实”，“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公共消费。”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取得伟大的社会进步”，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中国家强。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独一无二。”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经济停滞与徘徊，那又怎么支撑得起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一枝独放”，为什么反倒对毛泽东时代为全国人民创建的社会福利“难以为继”，要一一剥夺？ 第三，他还指出，尽管毛泽东时代存在过失误、“污点”，甚至“罪过”，但“实际上，毛泽东经展战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度工业化的副产品。”它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的改造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难能可贵的是，莫里斯·迈斯纳十分公正指出，毛泽东 时代经济建设 的惊人成就，是在“敌对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外援(五十年初得到苏联少量授助除外)的条件下取得的。 因此，莫里斯•迈斯纳得出结论：“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工业舞台的几个后起之秀工业化的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两个“专家”，一个是李锐，此人是中国人，自称“毛泽东秘书”,还被奉为中国“研究毛泽东专家。”一个是莫里斯•迈斯纳，他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耶鲁大学教授，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这位美国教授，李锐大概很难给他扣上“左”派别理论家的帽子，也很难说改革开放触犯了他的什么“既得利益”，所以挺身而出为毛泽东辩护。 为什么两位“毛泽东研究专家”，对同一客观存在，却做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两者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两相对照，到底哪一种论断更合乎历史真实？哪一个结论是“实事求是”？哪一个结论系主观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在这里有一个颇为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連美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基本历史事实，一个自称“毛泽东秘书”的人，又还是所谓“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居然对共和国前二十几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轻率地加以漠视和否认？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伯恩斯坦的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得什么。李锐所以如此，“非毛”就是一切，，客观实际对不起了！ 奥秘源出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