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在医院三天三夜没睡觉, 思考着这个问题？
　　
　　“四人帮”打倒后，黄克诚担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二书记。
　　黄老一出来，便抓刘少奇同志案件的平反审查，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审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案件，参与制定了党的若干准则和《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等。在他呕心沥血辛苦工作时，我有幸亲自看到他对毛主席一生评价的思考过程……
　　1977年，他在301住院。不久，我去看他，突然发现他休息得很不好，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中央找他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要他去讲一讲。
　　那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眼睛视力很不好了。不能写，只能在心里思考。他告诉我：
　　“我琢磨了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讲什么?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怎样评价毛主席。”
　　“哦。”知道首长不是身体问题，我放心了。作为医生，不能影响首长工作，但有责任照顾好首长的身体，我便嘱咐他要劳逸结合，并让护士给他配好安眠药在他需要时服用。
　　关于他思考的问题，我也有想法。比如：究竟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功过，特别当时北京“西单墙”出现了许多对毛主席诋毁的内容。但因为他在病中，我也没有同他细说。
　　那天他也没有给我讲什么内容，直到我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时，我才知道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个精彩的报告，内容就是对毛主席“三七开”。
　　黄克诚在会上靠他惊人的记忆和对党的历史的熟悉，历述毛主席一生业绩。
　　他说：“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的感情是超过一切个人恩恩怨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
　　他说：“不幸的是，毛主席晚年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驱使下，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但不管他晚年的失误有多么严重，后人还可以用大力量和长时间来补救。而毛主席创立的功绩，则是无人可以代替。”
　　黄克诚话锋一转，马上指出：
　　“何况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和著作，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思想有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发挥了他巨大的作用，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新时代的实践和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能预见和解决。我们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他的思想、著作，应有公正的评价，这才符合历史事实，有利于一代人的成长。”
　　据此，他对毛主席作出了让世人折服的“七分功劳、三分过失”的评价……
　　我听一些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老首长讲：“黄克诚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对毛主席的评价‘三分过错，七分功劳’、‘三七开’，使大家受感动，只有他讲才令人服仰。因为他挨整最多，受苦最长，却从不提个人恩怨。”
　　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打倒后，一些干部群众逐步得到平反，特别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如何评价毛主席是第一个大问题，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受不白之冤，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的数万干部都有一股怨恨，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我听了这位首长的感想后，对黄克诚同志讲：“首长，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首长都说您讲得好，令人服仰，实事求是，挨整的和没挨整的人都没话说。”
　　黄老讲：“对毛主席的评价，关系到全党全国全民团结和稳定的问题。所以我才想了三天三夜。”
　　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之伟大。伟大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的无私，从全党全国全民利益考虑，高屋建瓴地认识和发现问题，如同在迷茫中洞开了一方天地。黄老的话让我折服，而且这些话经过这位久经折磨的人说出来，更是让我折服不已。
　　随着对黄克诚的慢慢熟悉，我对他的认识越来越深。开始，是一个病人，一个特殊的病人，一个久经折磨很可怜的老年病人；渐渐地，我感到他是一个外表老弱，但内心坚强，有信仰，有力量，一个正直、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人。
　　
　　黄老在301医院的最后时光
　　
　　黄克诚同志的晚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而就在他最后的时光，更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时，黄老快80岁了，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迫害，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特别是眼睛看不见了，不能阅读。他每天只有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他靠耳朵关注着世界、人民和军队。
　　听医院的护士和医生讲，每一次护士劝他休息，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
　　是啊，一位政治家，被打倒近20年，他要把时间夺回来。
　　在医院里，大家都称他是个好老头。他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对人也宽厚。
　　我听护士们讲，他换了新的警卫参谋。由于他讲的湖南话难懂，一次要小便壶，一次让调空调温度，警卫参谋都没听懂，事后很自责，而黄克诚说：“怪我，我说不好普通话。”
　　 黄克诚早年患有气管炎，积劳成疾，每到冬季就发作，一咳就是几十分钟，很痛苦。1985年，黄克诚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大家都劝他出去走一走。我们也考虑到南方空气好，有利他的康复，但他谢绝了：
　　“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白白浪费国家的钱。所以，还是不出去好。”
　　从他出来工作到去世，他就这样一直在北京度过。
　　黄克诚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家人。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记得1980年前，那时录音机还很少。因为要学英语，教我们英语的教授说：“用录音机录下来后自己再听。”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但北京带子贵，也很少。我第一次到美国、日本访问时，在日本买了一个“大砖头”（最便宜的收放机）。听说广州有很好的便宜货，便想买一部。有一天，刚好黄克诚的儿子来，我问他：“广州收录机便宜，若碰上帮助带一个。”他说：“那里都是走私货，我爸爸这个身份，我怎能办这种事呢?”这说明黄老家风很好。
　　黄老夫人也是老红军，身材瘦小，却很精神。我见他俩关怀备至，相互理解敬重。听别人讲，他们在新四军时结成伴侶，是一对革命夫妇。由于黄老的遭遇，她受了许多苦。但她像黄老一样，是个坚强而讲原则的人，小孩打破了公家的杯子，她是坚持要赔的。我还听別人说，他们家住的房子很旧，阴暗而且漏雨，但他们也不搬，也不让修，一直到黄克诚谢世。
　　后来黄克诚不仅眼睛不好，又做过腹部一个大手术。病情越来越严重，肾功能受损。医院里刘轩亭院长、廖文海副院长和我及管病房的内科主任王士雯参加抢救处理。
　　黄老躺在南楼五病室东头的套间一张病床上，房间放置心电监护、呼吸机等用品，每班两位特护，一位特医，大家24小时三班轮流倒，不停地测血压，进行监测、吸痰、翻身、擦背和按摩……
　　开始，他还能叫醒，我叫：“黄老，我来看您来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没几天，他昏迷了，血压不稳，尿毒症加重，很多用药受限。病房再次找我来研究能不能做透析。
　　那时血液净化还是泌尿外科管，内科是以后才搞的。我从60年代开始学人工肾，搞了28年的透析，因此我很熟悉。考虑到首长的心电图不好，而且有黄疸，肝功有问题，还有出血倾向，我们在制订方案时，考虑做腹膜透析，对心脏的安全有把握。但他做过腹部手术，效果不好。最后经院领导和各科专家会诊同意，我们决定采取很先进的床旁血液滤过，不用机器，把水滤出来就行，这对首长的心脏影响比较小，只是费用昂贵一点。
　　手术中，血液从他前臂血管流出，经过小血液滤器又流回体内。黄色的原液从滤器另一管出来了，效果不错。他夫人看到我们动用了那么多的设备，用了不少药品，还有这么多人日夜忙碌，便真诚地对我们说：
　　“你们也不要花那么多钱了，他是党的干部，现在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不能贡献了，不要花国家那么多钱。”她说黄老就是这样的人，还是随他的愿望好。听了她的话，我们泪水直流……
　　1986年12月28日11时，一生出生入死，艰苦朴素，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黄克诚大将，走完了他辉煌的80多载的人生旅程。
　　（摘自《作家文摘》2008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