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火红的军旗迎风招展，战斗英雄董来扶驾驶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作为坦克方队的指挥车，率领由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组成的战车方阵，威风八面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英姿勃发的战斗英雄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光阴改变了他的容颜，却无法抹去他那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光点”：17岁入伍，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各立大功一次；是我军坦克部队技术最熟练，立功最多的“功臣号”坦克驾驶员；195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荣誉称号；出席了我国首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深入敌营 智夺坦克

　　 今年78岁的董来扶老人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贫苦农家，为了生活，13岁时只身来到沈阳谋生。“闯关东啊，不闯活不下去了，瘦得就剩三根筋挑着个脑袋。”老人说，到了沈阳后，他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钢材株式会社当整理工，经常和日本人接触，学会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八路军开进了沈阳城。当年10月，董来扶参加了革命队伍。因为爱摆弄机械，又会几句日语，便被安排到东北野战军特纵坦克大队，做高克副大队长的警卫员，别看这里叫做坦克大队，其实一辆坦克都没有，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坦克。
　　 董来扶从高克那里获悉，沈阳有个日本人开的918坦克修理厂，被国民党的地下武装控制着。修理厂里的坦克是他们的主要夺取目标，但那些坦克均已被日军破坏，被俘的日本人正在加紧维修。厂里戒备森严，如果坦克不修好，绝对没办法把它弄出来。
　　 连续几天，董来扶穿着老棉袄，戴着破礼帽，一身土不土、洋不洋的打扮，到修理厂附近蹲点。凭着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他还真混进了修理厂，并且与几个日本修理工混熟了。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告诉他：“坦克修好了。”董来扶喜出望外，回来报告高克。经过周密筹划，他们开始了抢坦克行动：两人装着试车，爬上一辆18吨日式坦克，发动后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守卫并未提防。突然，高克一拉操纵杆，加大油门，就向大门冲去。敌人发觉不对劲，惊慌开枪射击，坦克却像猛虎下山一个劲地往外冲，想关门的几个敌人被撞得飞出老远，坦克吼叫着破门而出。
　　 敌人的警卫人员闻讯赶来，端着枪在后面追，可怎么也追不上。高克开着那辆坦克来到一家预先联系好的麦场，用谷草掩盖起来。几天后，他们又开着坦克向抚顺方向转移。1945年12月1日，他们来到马家湾子，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当时大队只有一辆坦克，就是他们抢来的那辆日后成为“功臣号”的日式坦克。

　　制止暴乱 保全坦克

　　 1946年冬，坦克大队转移到通化。
　　 一天，董来扶忽然在车库门口看到一个日本俘虏正与警卫战士争吵，原来日俘谎称接受命令去发动坦克，警卫战士坚持说没接到命令决不能进车库。
　　 董来扶将计就计：“上级命令，坦克不发动了，跟我到队部走一趟。”
　　 “搜！”高克队长命令。
　　 董来扶箭步上前，在日俘钱夹左上角发现一个折叠得小指肚大的东西，展开一看，是一块用降落伞布做的白长方巾，上写“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董来扶和高队长正在看日文。不料，那个壮实的日本俘虏猛地冲上前，对准他俩前胸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相继跌倒在地，俘虏夺门而去。 院内响起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大家直奔日本俘虏住处。俘虏们正躺在被窝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董来扶眼尖，发现一个人枕头下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日本俘虏钱夹里的白色长方巾一样，只是上面写的是“队员”而不是“队长”。
　　 警卫人员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这是国民党地下武装串通日本人想搞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和武器。白色长方巾是暴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当时他们正在屋内等待暴动的信号——电灯3灭3亮，后来发现事情暴露，才将袖章踹到脚下。
　　 经审讯，日本俘虏说60枚手榴弹已经装进了坦克。董来扶发疯一般跑向车库，果然在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
　　 “坦克就是我的命根子，从那之后我恨不得吃住都跟它在一块！”回忆起往事，董来扶笑着说。

　　锦州天津 打出威风

　　 1948年秋，东北特纵坦克大队已扩建成战车团。董来扶的这台“铁宝贝”虽然是我军第一辆坦克，但型号老，而且多处有伤，常出故障，被战友们称为“老头车”。
　　 打锦州时，为了防止坦克发动不起来，他提前在坦克里燃起炭火，用来保持温度，又揣上半个干饼，悄悄地钻进坦克里检修。当军列到达锦州附近的黄屯时，“老头车”终于顺利启动，如愿登上了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可董来扶却早就被熏成个黑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掉进煤堆里，不龇牙就找不着人。”
　　 锦州外围战打得异常艰苦，敌人的各种炮弹一起朝“老头车”砸来，董来扶驾驶着“老头车”变换不定地走着“之”字形，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炮火。可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只见敌人炮弹雨点般地落下，却不见敌军的炮位？突然他从潜望镜里发现，前方铁路上停着的空车皮下丢着几个修工事用的沙袋，“往车皮上打几炮试试。”“老头车”瞄准车皮打出几炮后，十几节车皮上总共80多个暗堡全被打哑了！一直被敌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步兵高喊着冲了上去。
　　 战后，战功卓著的“老头车”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董来扶荣立大功一次。
　　 在“平津战役”中，“功臣号”同样功不可没。攻打金汤桥，它冲在最前面。在距敌人200米左右的地方，我军被困，敌人两个地堡射出的子弹打在坦克甲板上，划出串串火星，步兵被压得寸步难行。“功臣号”上去几发炮弹就炸哑了这两个火力点，令敌人闻风丧胆。
　　 这次战斗，“功臣号”全体人员荣立一等功，董来扶再立一次大功。

　　开国大典 终生难忘

　　 1949年10月1日凌晨4点，天空刚露出一丝鱼肚白，驻扎在北京丰台的坦克团早早吹响了起床号。
　　 “为了参加开国阅兵，我们训练了3个多月。”董来扶老人说，他和战友一起把坦克从里到外清理得一尘不染，又从上到下喷了一遍油漆，开国大典前夜，官兵们兴奋得彻夜合不上眼，白天把炮管和坦克擦得锃亮锃亮的，“脸不洗没事，坦克不擦可不行。”老人说，典礼当天，官兵们的早点是高粱米煮白薯和咸菜，“没啥好吃的，可那感觉比现在吃山珍海味都香。”
　　 每辆坦克有车长、正副驾驶、炮手和机枪手5人。董来扶是“功臣”号坦克的车长兼正驾驶。坦克兵们穿着统一的人字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坦克帽，一个个威风凛凛地站在坦克旁，等待着检阅，“我们目不斜视，可都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中外记者不断地给我们拍照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谈起阅兵式，老人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骄傲的神采。他说，营长王怀庆站在队前将小旗一举，大家就知道这是“注意”的意思。接着，他又将旗子画了一个圈，大家就都发动起坦克，有辆坦克一时发动不起来，其他坦克便去牵引帮助发动。
　　 坦克纵队开到南池子后，分成了3路纵队，其实本应分4路纵队，但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两旁牌楼只有3个门，只好变成3路纵队。
　　 当扩音器里传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分列式开始。”
　　 董来扶率先驾驶着“功臣”号坦克驶到坦克方队最前面，清爽的秋风将坦克顶部的火红军棋吹得山响。“毛主席挥手向我们致意，随后又向天空挥手，因为那时飞机编队也正好通过广场上空。”老人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多看毛主席几眼，但又害怕自己的车跑偏，影响整个队形，所以只能“瞅一眼，然后赶紧看路，得空再瞅一眼。”

　　将门虎子 继承父业

　　 1959年，“功臣号”作为革命文物被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董来扶不得不挥泪与“老友”告别。临展前，他建议把在战争中更换的57炮换成47炮，“让世人参观，就应恢复原貌，才能永远记住它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
　　 去北京送坦克回来后，董来扶一直处于“失恋”状态，领导很快发现了他的情绪。为了安慰他，又特意给他重新物色一个“替身”，并继续以“功臣号”原来使用的102为代号。这一招真灵，董来扶很快又将全身心的爱投入到了新的102坦克上，像对“功臣号”那样精心爱护，细心保养。
　　 1986年，董来扶从原坦克一师副参谋长岗位上离休，可却时时挂念着坦克。1990年参加军委装甲兵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时，他特意找到部队领导，要求将大儿子从大城市调到驻扎在偏僻地区的自己的老部队，“我老了，不能常来，就让儿子接我的班，替我去照看坦克吧。”
　　 董来扶的一家是真正的军人之家，全家六口都穿军装。四个孩子的名字更是意味深远，洛阳出生的大女儿名为洛英，蓟县出生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分别名为蓟雄、蓟豪，在蓟县邦均出生的小女儿名为均杰，连在一起就是“英雄豪杰”。老人说，“谁是真英雄？真豪杰？我党我军才是啊！我要让我的孩子都记住，他们的爹就是一个快饿死的闯关东的流浪儿，没有党和军队就不可能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