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历史》六月下>>封面故事“灾难改变中国”>> 余江：红旗上天血吸虫入地
　　
　　
　　■本刊记者 杜兴
　　
　　大跃进年代，余江县的头号敌人是钉螺。余江全县人民挖山不止，树起血防的第一面红旗,毛泽东闻之“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送瘟神”，其中“六亿神州尽舜尧”，描绘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人民战争”方式对付疫病灾难的新体制。
　　
　　
　　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送瘟神》二首，诗前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由此，赣东北小县余江名扬神州。因为这两首诗，在不少中国人的记忆中，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1950年代，通过高效的政治动员，余江县组织全民灭螺，短时间内“根除”了血吸虫病，树起了全国防疫战线 “第一面红旗”。然而，50年过去，在红旗耀眼光芒的背后，中国绝大多数疫区的血吸虫病肆虐至今。
　　
 
 
江西省余江县血防纪念馆内，未消灭血吸虫病（大肚子病）之前的病人的资料照。
 
 

　　钉螺成为政治敌人
　　
　　血吸虫，寄生在钉螺内，遇到入水的人畜，可在十秒钟之内钻入皮肤，并在体内发育成成虫，危害肝、脾等。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数千年，俗称大肚子病，疫区主要分布在江南，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湖区最为多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病人约1000多万。
　　1951年3月，江西省卫生厅的医师章祖宪、检验员齐绍武通过调查，首次证实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余江县血防史志记载，从1919年到1949年，余江近3万人死于血吸虫病。
　　78岁的蓝田坂村农民刘金元回忆，因为“大肚子病”，在他16岁那一年，村里5个年龄相仿的伙伴病死了。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挺着大肚子下地，每亩地只能收获数十斤稻谷，当地传唱一首小调：“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除了削弱农业劳动力之外，因血吸虫病的流行，在解放军南下作战的时候，还使许多来自北方的士兵被急性感染，一度造成大规模非战斗性减员。
　　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虫防治所迁至余江县邓埠镇，设立余江县实验区。
　　同年11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提议下成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为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成立后，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自上而下，构成了一个政治挂帅、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次年4月，周恩来总理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上海会议结束17天后，余江县委血防领导小组成立。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步骤，余江县决定至少打个对折，“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1月，一张大红布告贴在县政府所在的邓埠镇街头，内容是中共中央批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当年的县委书记李俊九说，“张贴不张贴，我思考了几天几夜，当我看到疫区人民把消灭血吸虫病当成他们土改后的‘第二次解放’，我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政治动员，与控诉“旧社会”的罪恶结合在一起。在余江的“送瘟神”纪念馆，陈列着当年控诉“旧社会”罪恶、消灭血吸虫的20多张“契约”。内容大都是因病致穷，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济”，或“无钱用度”，只好卖田卖地，故“两者情愿，特写卖文为据”。
　　一首新创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平定区委副书记陈克旺，连续多天做消灭血吸虫病的政治报告，做到“嗓子沙哑”，讲演完后，老乡们振臂高喊，“不消灭血吸虫病不是好汉！”
　　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从原理上看，消灭血吸虫病有三条途径：一，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二，科学处理粪便，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三，人畜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当时人们大都认为，三种控制途径相较，消灭钉螺最容易见效。”余江县血防站原站长毛惠人回忆道。于是，学生、工人、农民，都被发动起来，每人带着一双筷子一个小桶到疫地捡螺。
　　钉螺已经被上升到敌人层面。小学生们唱着《我是血防战线上的小哨兵》，每人平均可捡螺2两。而余江血防站实验组几天捡回的钉螺，集中到一间8平米的房间，有两市尺厚。
　　除了捡螺之外，余江还在在实验区上黄村进行了茶子饼、硫酸铜、巴豆等药物杀螺，但试验效果均不理想。钉螺一般只比大米粒稍大，喜阴凉，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的便可发展成25万只，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
　　
　　灭螺大跃进
　　
　　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余江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施工中，开新沟的土把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查螺时，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大都成了白色的螺壳。
　　到1955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接到了浙江卫生实验院1954年报，上面登载了一篇《土埋杀灭钉螺的现场实验》，实验结果：土埋三个月后，减少钉螺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
　　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刘金元回忆，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三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开新渠时，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这是毛泽东《送瘟神》里对埋螺劳动夸张的描摹，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气氛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锄锹，分割包围疫区。
　　从当年参与者的记叙中，我们可以复原出一个叫“上黄村”的灭螺现场：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的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共填埋大小旧沟51条，全长3.5万米，填平水塘110口。
　　“后龙山当时都被我们挖了。”小麦湾村农民彭节放说，村里有一座海拔20多米的小山，长500多米，宽40米。龙口位置有个50米见方的江底塘，杂草丛生，钉螺密布。1957年初春，公社决定“挖掉后龙山，填掉龙口塘”。几百人苦战一个月，硬是移动了后龙山，填掉了龙口塘。
　　彭节放回忆，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余江全民动手埋螺的先进经验，被媒体大力宣扬，陆续吸引了一些来自江西省和中央的卫生专家。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一级教授苏德隆问：“这个工程，填了多少沟？挖了多少土石方？耕地面积增加多少？每亩能增产多少粮食？上了多少民工？每人每日多少土方？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
　　余江方面一下子回答不上准确数据。苏德隆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
　　曾采访过苏德隆的女儿的余江退休干部邹华义说，苏教授并非完全否认土埋法的效果，他只是觉得，这种运动式的防疫有劳民之嫌。可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苏德隆的意见变成了“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钉螺”。
　　灭螺成为余江县“最大的政治”。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191公里，开新沟87条，长167公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1958年2月7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转批了中央和省联合调查组呈报的《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这以后，余江县委喊出了“乘胜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口号。疫区纷纷贴出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7000民工再次上阵，全县划分为6个战场，三个月内，光是填的旧沟，就可以绕余江县两周。
　　
　　血防红旗升起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我们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文章称，“去年全县已经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为了铲除病根，今年4月又向血吸虫病开展了最后的歼灭战。广大群众以冲天的干劲，苦战了三十多天，取得了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实现了疫区人民多少年队消灭血吸虫病的夙愿。”
　　作者是余江县委书记李俊九。
　　这篇文章的发表，很是微妙，余江县是时任江西省省长、江西省军区第一书记、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组长方志纯的主抓的工作点。 1991年，李俊九对邹华义说，“那文章得感谢方政委，是他‘逼’我写出来的。余江是方政委的试验点，他对我说，只知干，不善于总结不是好领导，他批评我，不要关起门来打闷仗，要写文章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当我县自检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情况下，我叫来秘书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后都向方政委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就这样，那篇文章发表了。”
　　之后的事顺理成章：5月12日至23日，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全省抽条37个专业技术人复查；5月27日，专家小组审议并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余江县党政领导在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反复斗争，通过全面复查，证明该县已根除了血吸虫病，特予鉴定。”
　　1958年6月5日，卫生部给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 “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文中称，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过程，也是向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列举的错误思想包括：某些科学技术人员给大家散布悲观论调，说什么国民党统治时期搞了二十多年没搞出什么名堂，日本搞了几十年也没有消灭；有的医学专家迷信全文，硬啃住书本上的长期疗法不放，硬说三日、二日疗法会死人。
　　文章写道，经过一场根除血吸虫病的战斗后，余江人民大大发扬了敢做敢独创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们对干部说：今后只要共产党和毛主席发出号召，你们扶梯子，我们就敢上天。
　　由此，全国第一个宣布“根除”血吸虫病的余江县，甚至一下子成了“国际焦点”，不仅国内各兄弟县市纷纷来人取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发来贺电，苏丹还派参观团到余江学习先进经验。
　　
　　“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不该有钉螺啊，不该有啊！”
　　
　　1959年11月13日晚上，余江县血防站长杨龙详，敲开县委小型会议室，神秘地递给县委书记计云棠一分密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里面的内容只有当事人和我知道，并秘密地处理了，今特向县委第一书记呈报，请阅后烧毁，”
　　这份密件，其实是县血防站发现9个钉螺的报告。来向县委汇报之前，杨龙详吓呆了，“毛主席为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写了《送瘟神》，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不该有钉螺啊，不该有啊！”他叮嘱发现钉螺的查螺员：“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漏了，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
　　事实上，就在余江宣布“根除”血吸病之时，一方面，血吸虫病人大多数还未得到有效治疗，另一方面，钉螺还是陆续被发现。
　　根据1963年江西省调查组的复查报告，自1958年之后，5年内余江查出残存钉螺28处，累计复灭面积达91933m2，用去8704个劳动日，而且每年都查出500多个患者。
　　余江县的说法是：1958年宣称“根除”血吸虫时，主要采取机械抽样法查螺，遗漏的机会多，而1960年以后将机械抽样与环境抽样相结合，对重点疫区全面搜索，所以又发现了残存的钉螺。“根除血吸虫”，实际上是指1958年以后，没有发现新感染的病人。
　　而《余江县血吸虫病粪检阳性率逐年变化情况表》（1953—1980）显示，1959年新病人数69人，1961年和1964年新病人数都超过160人，直到1977年，还检出新病人19人。
　　其中一个细节是，因为闹饥荒，一些农民将刚刚埋好的田头屋旁的边角地挖开，自己种粮食和蔬菜，于是，还未死亡的钉螺得到复苏的机会。
　　邹华义介绍，余江县树起“第一面红旗”，毁誉参半，非议之一，是“与重点疫区县比较，余江的钉螺面积不算大，血吸虫病人也不算多，未必有典型意义”；之二，则是学术界中主张药杀钉螺的学者认为余江土埋钉螺“得不偿失，劳民伤财”。
　　1963年以后，在余江县血防志里，只有两次发现钉螺的记录。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一个农民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次日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未发现第二只钉螺。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县里立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
　　在随后的25年中，余江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还立下了凡是发现一个螺奖励30-300元的重金。用余江人的话说，这些年来已经把凡有可能出现钉螺的地方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南方的血吸虫病又呈回升趋势。根据《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发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9万人，尚未控制传播的县市有109个，钉螺面积38.5万公顷。病情最严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据各省疫情监测统计，近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回升。
　　事实上，以余江为代表的运动式的防疫——以“人民战争”的气势和规模广泛号召人民群众，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源——在特殊年代以及特殊地点，能较快见效，但不容易获得持续、普遍的成功。
　　更何况余江还具有地理环境优势。长江、洞庭湖、鄱阳湖是血吸虫最大的“孵房”，沙洲圩滩广袤，根除钉螺、尾蚴几乎没有可能性，周边居民反复感染率也高。而余江地处鄱阳湖上游，属于丘陵地带，没有太多的河湖港汊，不受鄱阳湖疫水倒灌的影响。
　　学术界与卫生主管部门，已越来越趋同一个观点：钉螺作为一种生物，在自然界很难被彻底消灭，而且用药灭螺不仅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对自然生态也有破坏作用。
　　正因为此，2007年5月23日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明确了血防工作将转向另一个方向：从以“灭螺为主”转到“以控制传染源为主”。H （邹华义对此文亦有贡献）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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