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印度友人巴拉伯为中方翻译印地语“毛选”，逐字逐句推敲，年复一年工作。如今，76岁的他依然记得翻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的愉悦感。
   贾·巴拉伯先生和夫人现定居北京，尽管家中并没有保存印地文的“毛选”，但他还是一口气说出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
   50年前，也就是1956年9月，巴拉伯受邀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中国外文出版社的印地语专家，他帮助中国出版了第一批印地语书籍、第一本印地语杂志《中国画报》，还协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了印地语的对外广播。
   1961年，中印关系转冷，巴拉伯被迫回国。由于与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回国后的巴拉伯找不到工作，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中国驻印度使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请他到中国使馆编写两本印地语刊物。
   次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当时外文出版社希望把毛泽东的著作单行本、军事文选和《毛泽东选集》1-4卷，翻译成20多种小语种，苦于找不到印地语专家，于是就找到了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的巴拉伯。

   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巴拉伯就在印度读过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68年，外文出版社请他翻译印地语的“毛选”，他毫不迟疑，接受了这个任务。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老人回忆了当年翻译“毛选”的故事——
   翻译“毛选”的时候，我依据的是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把英文翻译成印地文。译稿出来后，中国使馆帮我送到北京的外文局。在外文局，中国同事再把我的译稿和中文原著对照。
   通过使馆渠道，我和中国同事每个月都有一次交流，就这样进行了好几年的翻译工作。要做的事很多，比如某些词语如何翻译、句段如何改写和修饰等。因为交流的机会每个月只有四五天，所以我必须按时完成，否则工作就要往后拖一个月。
   对于我提出的改写和修改意见，如果中方有不同看法，他们还要把翻译稿再发还给我，我们要再次交换意见。如果译文中的某些词语中国同志不明白，我就必须详细地解释这个词的含义，直到他们明白。在最终定稿前，我们要进行反复讨论，甚至是逐字逐句地讨论，以使译文与原文完全相符。毕竟，英文版的“毛选”与原版“毛选”还是略有差别的。
   读懂“毛选”的英文版，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困难，因为毛的文章大多深入浅出。不过，毛的著作里有很多精辟的语句，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如果想翻译准确，同时保持文风一致，要花很长时间，这也是翻译“毛选”比较难的部分。
   我在中国使馆做编辑工作本身是有收入的，而我对钱又没有太多的兴趣，因此，翻译“毛选”时，我就没有要求额外的报酬。能亲自把“毛选”翻译成印地语，我觉得我是在做两国沟通的桥梁作用，是为两国的革命斗争在做工作。为此，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1977年，我再次受邀到中国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翻译“毛选”第五卷。一年后，我和中国同事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但由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选”第五卷印地语版就没有出版。
   毛的文章好懂　翻译起来却难
   毛在印度很知名。印地文“毛选”1-4卷在印度发行后，印度还有人以此为蓝本，将“毛选”翻译成印度的其他文种，比如孟加拉文、泰米尔文。
   我对毛的许多文章留有深刻印象，其中一些具体表述我现在还记得，比如“两条腿走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等，表达方式都很好。我翻译这些东西时，是深感愉悦的。
   毛的著作中，有些是哲学著作，像《实践论》、《矛盾论》，我对这两本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们把马列主义用很生动易懂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在《矛盾论》里，毛说要正确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是有普遍的道理在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从毛的著作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读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的著作，你会发现不太好懂，但毛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例子，把每件事都说得浅显易懂。
   我记得毛有一篇文章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篇不长的文章，但是非常有用，非常清楚。毛的一些讲话也很重要，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告诉人们，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文化，如何正确看待文学和文艺的作用。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说，战术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但是战略是长期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不同。印度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对此也印象深刻。总之，我觉得毛的许多论述具有普世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
   链接：外文版“毛选”都不印价格
   吴灿飞，今年68岁，外文出版社编审。退休前，他在社里的政治编辑室工作。他回忆说，1967到1973年期间，外文出版社集中翻译了二三十个语种的《毛泽东选集》。“当时参加翻译工作的大概有200多人。翻译工作一开始主要在友谊宾馆里进行，1971年后，大家搬到出版社南边的华侨补校工作。”
   吴灿飞说，外文出版社原本只翻译七八种外语，但开始大规模翻译“毛选”后，语种就越来越多，“外交部、中联部、北外、国际广播电台，只要是外文水平比较高的，能找得到的都来了”。
   “政治编辑室当时负责注释、解答各个文种提出的问题，因为大家对‘毛选’的理解要统一。碰到军事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就从军事科学院请军事顾问，把‘毛选’中的有关术语、问题解释清楚，然后我们再准确地告诉各个语言组。”
   钱王驷，曾任外文出版社印地文部负责人。他回忆说，最初翻译“毛选”时，小语种是不参与的，文革开始后，为了搞“世界革命”，小语种才参与进来。“我记得中央最初只要求小语种翻译一些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后来有些同志思想比较激进，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文选也要翻译。后来又有同志提出要全面传播毛泽东思想，所以‘毛选’1－4卷也翻译了。”
   吴灿飞说，“毛选”主要通过中国国际书店向国外发行，书一般都不印价钱，到了当地以后，根据不同的币值再定价。“印数大概共有两亿册。当时也不计成本，为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传遍全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毛选”曾被翻译成英、日、法、西、俄、越、缅、印尼、印地、泰、阿拉伯、德、世界语、朝、乌尔都、斯瓦希里、波斯、葡萄牙、蒙、豪萨、意、阿尔巴尼亚、芬兰、挪威、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泰米尔、尼泊尔、老挝、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文种。
   

   

（2010/08/10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