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计划生育政策 ——“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错误认识应予澄清zt
  魏津生    郭志仪 魏津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郭志仪——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邮编：l00081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批判“人口决定论”，辩证地阐明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提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开创了在中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多过快增长的伟大实践，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最重要的奠基者，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然得出的一个结论，在这个问题上，那种曾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且迄今尚未澄清的所渭“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认识之所以不正确，就在于它们在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着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种错误倾向，即“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这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和非马克思主义人口观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形态人类社会的面貌和性质是由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任何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有到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因而，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将人口变动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人口决定论”，认为人口变动不能决定社会经济的性质，也不能决定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同时认为，人口变动在社会发展中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可以起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时，前者即对后者起促进的作用。否则将相反，甚至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破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人口观，毛泽东同志不是把它当作简单的口号来复诵，而是将其基本精神灵活生动地运用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并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按照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强调不同的重点，收到显著的成效，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

　　首先，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为了驳斥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艾奇逊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分子所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通过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实，驳斥艾奇逊的“人多引起革命”的谬论，指明革命的发生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而决不是什么人口太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批判了艾奇逊把中国人口问题的产生都归为中国人口太多而全然不提社会制度的谬论，科学地分析了旧中国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三座大山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提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并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指明了根本途径。显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观点，即是直接针对艾奇逊的谬论而发的，又是着眼于人在生产力要素中的积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言的。它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有力地动员和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打败蒋家王朝，建设新中国。

　　其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保家卫国、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不断深化对人口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他在继续指明我国人口众多的有利的一面，要求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又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反复强调我国人口众多的不利的一面，要求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特别是1953年新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人口总数远远超过了人们当时常讲的四万万五千万，达到了六亿以上。这一迅速增长的庞大的人口数量与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更引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周恩来同志在普查3 个月后的一次报告中就指出：“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l千万，那么10年就是l万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确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①邓小平同志于1954年5月在一件批示中指出： “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②同年底，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主持节育工作座谈会，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 ③。l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指出， “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④。1956年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订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确定，我国“除少故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⑤。《纲要》首次提出在全国进行计划生育试点，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随之进入了由提出转入试点的阶段。

　　但是，在1957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因而在这个时期，片面强调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同志也讲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话，提出要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认为中国人口要到七亿五一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在这种情况下，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计划生育试点工作受刭冲击，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70年代末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且迄今未得以澄清的“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认识，却是不符合事实，因而是不正确的。按照这种认识，1957年由于毛泽东同志强调人多干劲大，不仅没有采纳马寅初先生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合理建议，反而把这一正确主张当成“新马尔萨斯主义”加以批判，从而导致人口迅速膨胀，使中国人口从1957年的6.46亿增至1979年的9.75亿，20多年增加了3亿以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真的就是这样被增加的吗?显然，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有助于人们能够不是从一时一地的个别词句，而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对他的人口观，特别是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理解。

　　如前所述，在1957年后的一段时期，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当时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的批判和对计划生育工作试点的冲击，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同志是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的。但是，这是否就构成了对马寅初先生的政治迫害，导致否定计划生育工作，使中国人口多生3亿呢?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让我们看一看下面的事实吧。

　　第一，1957年3月，马寅初先生继上年6月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就自己关于人口与生产的关系的调查作了发言之后，又于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人口控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肯定并支持了马寅初先生的观点，他说：“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要有一些办法。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 “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l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生育的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暂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⑦l95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又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⑧

　　正当马寅初先生就人口问题不断发表演讲， 《新人口论》逐步形成和发表的时候，也是反右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时报刊上有些文章已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判，更有甚者还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但当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不能划为“右派”。事实上，直到l959年下半年，批判基本上还是在学术范围内，马寅初先生也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反驳文章。

　　但是当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后，陈伯达却于l958年5月突然到北大60周年校庆大会上点马寅初的名，要他作检讨。7月，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又来北大作报告，阴阳怪气地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开始了。1959年12月，马寅初先生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在《新建设》杂志1960年1月号上发表。但是文章还没有发，就传到了康生手里。康生便直接插手，亲自部署批马运动，康生对北大当时的领导人讲，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划，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⑴ 在康生的直接插手和布置下，在北京大学掀起全校规模的批判马寅初高潮，把学术问题推到了政治舞台上，给马老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污蔑不实的大帽子，直到马老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和失去其他一切职务。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和政治迫害，正是陈伯达、康生等野心家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当时工作指导上的错误的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害。

　　第二，我国人口由于错批马寅初而在1957至l979年间多生3亿的说法，同样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人口增长机制的一般常识。人们看到，在1957至1958年反右运动和批判马寅初时期，我国有关计划生育的宣传活动并没有停止。1958年时国家还出版了大量宣传计划生育的书籍，如《节制生育宣传手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识》等。卫生部在其宣传要点通知中，也继续强调“应加强节制生育的宣传” ⑵。其后在1959至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人口死亡率上升，出生率急剧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计划生育工作搁浅，但在这时党和国家也没有否定计划生育政策，更没有鼓励生育。

　　自l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于l962年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把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⑶予以确认。l964年，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国家预算科目中增设“计划生育支出”，专款专用，支持计划生育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从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到设立机构、制订规划、发动群众、宣传教育以至提供避孕节育措施，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正确决策和具体指示，推动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到l966年，我国城镇总和生育率已由60年代前的5以上降到3.10。当然，这一时期由于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尚未开展计划生育，因而全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仍在高位运行。毛泽东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65至1966年间多次提出计划生育必须在抓城市的同时。以抓农村为重点。此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虽使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但是面对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带来的迅猛的人口膨胀。面对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国务院仍于l971年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确定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指标，制订了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各项措施。l973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我国第一次将人口控制指标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同年底，国家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5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

　　从以上所述事实可以明确地看出，自1957年马寅初先生遭到批判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国内形势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从未否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从60年代起便首先在城市推行计划生育，70年代又在农村推行计划生育。这一过程虽有过曲折，但总体上并未中断，而且推行的力度逐步加大，从而使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到l978午，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降至l8.25%c，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3.23%降至12.00%。据专家的研究分析，即使仅从70年代起计算，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到l978年时全国累计共少生6千多万人。如果同期我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到1978年时，全国总人口就不会是当年的9.6亿，而将达到10.2亿。至于那种简单的以l978年全国9亿多人口数减去1957年全国6亿多人口数而得到的所增加的3亿多人口数，作为“错批一人“所带来的后果，更违背了人口增长机制的一般常识。因为在人口迁移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的条件下，只要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就会增加，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是在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欠发达的人口大国，如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膨胀；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虽然也会在相当时期里继续增加，但增长势头就会逐步削弱。

　　总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坚决批判“人口决定论”，全面把握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观。同时，他又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提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并开创了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伟大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及回答的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建立政权以后。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国，究竟要不要和怎样对人口自身生产进行调节，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观，而且为我国今天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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