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制危机十年前就开始了


袁鹏　

    
    在历史长河中，10年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瞬；而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10年则代表一个时代。随着本•拉登被击毙及美国全面启动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作为过去10年国际政治主题的“反恐时代”大体告一段落，“9•11”也开始从国际热点议题变成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
    毫无疑问，“9•11”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今天回溯，笔者认为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延滞了早应开启的体制性变革，致使各种问题积重难返，造成今日美国“发展方向之困”。
    周期性体制变革本是美国崛起并称霸的法宝。由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领导的改革，奠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及一整套符合美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确立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老罗斯福、威尔逊领导的“进步运动”，解决了美国进入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国际化“大转折时代”面临的系列难题，使美国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功实现崛起；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则是一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奠定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由此而成西方霸主。
    冷战结束后，美国由“两极”之一而成“一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浪潮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身份与环境的变化本应促使美国与时俱进展开新一轮体制性变革，但头10年耽于“赢得冷战”的胜利感，坐享“冷战红利”带来的丰厚回报，缺乏改革的动力；后10年忙于反恐和战略扩张，没有改革的时机。布什在回忆录中坦言，他上台之初本立志做一个“文教总统”，却因“9•11”阴差阳错成为“战时总统”，除在教育、医疗改革方面小有斩获，其一心有所作为的社会保障制度、移民制度、选举制度等深层改革一无所成。结果，体制性弊端经年累积，终至爆发“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目前看来，本轮金融危机远非华尔街的危机，实是一场波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以致美国的发展出现方向性困惑。经济上，出口倍增、实体回归、基础建设、投资未来，凡此方略看似步步在理，无奈知易行难，缺乏缓解当前困局的捷径；政治上，两党恶斗，极端派得势，温和派噤声，任何重大立法都会因引起政治斗争而难获通过。在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急速变动时代，“美式民主”运转不畅，呈现“部分失效”；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极化现象加剧，金融寡头、军工集团、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各成气候，在重大问题上互不相让；思潮上，极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涌现，财政保守主义、国防保守主义等回潮，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大辩论已然拉开序幕。
    如果没有“9•11”，很难说美国定会早些改革，但可以断言，因为“9•11”，美国的体制性变革被严重耽误。尽管“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从奥巴马过去两年多的实践看，体制性变革谈何容易！在西方世界整体沉沦、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历史节点，体制性变革不仅要克服国内政治的掣肘，还要顺应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看来没有做好大变革的政治和心理准备。
    10年过后，随着2012年大选即将上演，美国势必会展开一场关于未来发展方向、变革路线的大辩论，其结果，不仅将决定谁将入主白宫，而且将深度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至于美国人是否会深刻检讨过去10年的战略失误，让我们拭目以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9月14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