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周恩来成长有过重要影响的人——周济渠

作者∶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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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渠，按周家谱系先取名贻德，后改名贻谦，再更名济渠，号竭之。他於清同治10年9月15日（公元1871年10月28日）生於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驸马巷周氏老宅，1936年去世於汉口，1937年安葬於南京永安公墓。

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号敦甫）虽曾还生过周贻震和周贻升，但这兄弟俩均系未成年早夭，因此，周济渠等於是周鸣鹿的独生子。他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老三，因此周恩来称之为三伯父。

周济渠幼年读书很刻苦，读的书也比较多，所以他还年轻时，就已精通经史子集，是位饱有学问的学者，并能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他的父亲出於对他前途和出路 的考虑，还给他捐纳了一个“国学生国子监典簿衔”，以期他在清末官场中有个发展。在他长大成人后，就为淮安多家有名望的人家聘为塾师。他的同辈和后辈乡坊 故老都喜欢喊他“老夫子”。这句淮安方言的意思就是褒奖他是个学问很高的人。因为周家在淮安的特殊关系和地位，周济渠也被引进师爷行业。但淮安地处淮河下 游，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淮河等主要江河疏於治理，淮安先后於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两次发大水，整个苏北一片汪洋， 淮安城头上几乎可以行船。当地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出逃荒。周济渠所在衙门也不得不大批裁减员工。师爷本来就是个既不“入品”也不在“级”的人员。自然属 裁减之列。周济渠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带上妻子和四岁的儿子周恩彦，离家去东北投奔时任奉天右参赞的妻兄钱能训。

周济渠是成人后由父亲 做主，先娶淮安曹甸（今属宝应）大户人家的曹氏为妻。曹氏去世早，他又於光绪30年（公元1904年）续娶寄居淮安城里砖桥的钱馥兰为妻。钱馥兰的哥哥钱 能训，是浙江嘉兴人。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他中了进士，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曾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18年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同 年12月任国务总理，直到“五四”运动爆发才被迫引咎辞职。周济渠与其妹结婚时恰逢在京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去南方有事，便顺道回老家淮安参加了妹妹钱馥兰 的婚嫁事情，并在淮安住了一段时间。期间，钱能训也曾多次去驸马巷周家作客。当时周恩来苹有6周岁，钱能训见其聪颖灵秀，十分喜欢，特意几次辅导周恩来的 书法，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深的记忆。

东北地区本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给东北以许多优惠措施。如把盛京（今沈阳）定为大清朝的陪都，建奉天（今沈阳）府为京府等等，事实上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建成一个类似於今天的“特别行政区”。所以，当时东北的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关内发达。

周济渠到东北后，钱能训就安排他到铁岭任税捐局主事，兼管铁岭的矿务。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不容易谋到的“肥官”。

也是缘於清末大水，1909年秋，周济渠奉命去湖北赈灾，10月清廷诏示周济渠在湖北赈灾任内“捐加四品衔并指归分省试用”。

就在周济渠这次赴湖北前，时在东北奉天的周贻赓就委托他这次去南方时，能顺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东门外祖茔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岁的周恩来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一起带来东北，以便让他这个侄儿能继续上学读书，也好让他的胞弟周贻能生活有个著落。

周贻赓是周恩来的亲伯父，在周恩来父辈嫡亲兄弟中居长。他也是利用周济渠与钱能训的姻亲关系才到东北谋上差事的，当时已在奉天度支司任司书（相当於今天 的财政科会计）。周贻赓在去东北前曾在淮安先后娶过王氏和继配赵氏两任妻子，但皆未生育，且去世较早。到东北后，他又续娶山东的杨氏为夫人，仍无出，便一 直无儿无女。而当时周恩来因已失去嗣父母和生母，在武汉做小职员的生身父亲又收入微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故他苹能失学在家。但他不甘心学业荒废，多次写 信给他的四伯父，祈求到他身边读书。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师生前85岁时还曾对笔者说，四伯母（指周贻赓续弦杨氏）生前曾对她说过，恩来那时年岁虽小， 但已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给四伯父的信写得很感人，“亲爱的四家伯，我多麽想念书啊！”所以，周贻赓也深深地被他这位侄儿打动了，就趁周济渠南方之行托他 将周恩来带去东北。周济渠本来就是个热心人，加之他和周恩来又是伯侄关系，也就满口答应下来。待他的湖北公事一结束，就和七弟周贻能一道乘船顺江东下，再 辗转淮安，带上侄儿周恩来一起乘船北上。那是1910年初春的季节。就这样，12岁的周恩来从垂柳吐翠、百草排芽的故乡淮安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铁岭，迈 出了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步。

到铁岭后，周济渠把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安排到铁岭县衙门当红笔师爷，又为他们父子俩找了 一处安身之所──彭家大院。大院主人彭广心老人的儿子彭左清在铁岭商会工作，和周济渠是同事。当时，彭左清要求周贻能在闲时的每天晚上辅导彭家孩子的古文 和书法，他们父子便可免费寄住於彭家大院西厢房。周贻能一上任便被安排去齐齐哈尔出远差，而铁岭的“家”还没来得及安排好，周贻能苹好拜托彭家人，把恩来 寄托在彭家暂时生活。笔者1999年秋季曾走访铁岭，据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马阿宁女士介绍，周恩来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替彭家的管家於百川 家放过马，喂过马。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吃上了东北的高粱米饭。他本来在老家吃的都是白米饭，高粱米饭凉了之后，又黑、又红、又硬，刚开始吃的时候，他 很难下咽。是他的三伯父得便时给了他教育和鼓励，让他坚持吃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京见到已故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老人时，她还 激动地回忆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和我们家老周（指她的丈夫、周恩来胞弟周恩寿）到北平，第一次见到了兄长（王士琴对周恩来的称呼），他问我是哪里 人，我怯生生地说，“我的老家不太好，是东北哈尔滨的。”因为我国东北曾多年在日本人占领控制之下，一度使关内人对东北人有歧视看法。谁知周恩来一听，马 上瞪起眼睛说∶“东北有什麽不好？我就是吃了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是东北的高粱米锻炼了我的身体。”

不久，周贻能出差归来，经周 济渠的安排，周恩来到铁岭银冈书院读书。银冈书院当时在当地是所很有名气的学馆。它位於铁岭古城南门内路西，是一所园林式的古建诛群，始建於清顺治15年 （公元1658年）。康熙年间，是全国五大书院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侵占了东北，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劫掠铁岭城，竟纵火焚烧20余天，百姓黎民惨遭 荼炭。也就是从那时起，银冈书院爱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周恩来来到银冈书院的1910年，正是铁岭学界爱国活动空前高涨时期，岳飞的《满江红》，夏颂莱的《何日醒》，还有《快猛醒》等歌曲，周恩来都是在该校学会的。

正在成长中的周恩来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学习与生活，所受到的爱国主义熏陶是非常强烈的，也是他能在13岁时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动力源。

银冈书院距周济渠供职的税捐局很近，遇有阴雨雪天，周济渠就让侄儿周恩来到他家吃午饭。苹是好景不长，周恩来一学期的书还未读完，周济渠就“奉礼回省，六月六日交卸税差”，带著妻儿去了奉天。不久，他又全家随钱能训迁往天津。

周恩来在铁岭的读书、生活时间虽然很短，但周济渠也不失时机地对侄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他带周恩来游览龙首山，向周恩来讲龙首山上石碑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铁岭的城南曾是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东北利益的旧战场。当年那场狗咬狗的战争使东北无数的农舍村庄被毁，老百姓横遭劫难。那场战争以日 本人的战胜结束后，日方还特意在龙首山的高处竖立一块高大的石碑，以纪念和炫耀他们的战绩。周济渠指著龙首山和山上的石碑对周恩来他们说，龙首山是一条勤 劳为民飞龙的化身，飞龙期盼著有一天再次腾飞起来，为万民造福。很明显，周济渠是借民间传说来比喻我们中华民族这条“飞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满清王朝这 些“妖魔”的压迫，处於水深火热之中。周恩来对三伯父的这个故事印象很深，1917年7月他东渡日本前，特意重返东北，看望他的老师、旧友，并为他的当年 同学郭思宁写下了“愿相会於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其期盼祖国繁荣强盛的“飞龙”之心已是彰明昭著。

据民国4年（公元1915 年）的一份《周济渠履历表》记载，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周济渠“奉直隶勤业道委充水产股科员”；民国3年（公元1914年）10月，周济渠任奉天 “铁岭税捐征收局局长，12月到差”。民国5年（公元1916年），回天津“任津浦铁路局秘书”。铁路运输业在当时还是个刚刚兴起的行业，到铁路上工作 后，薪金也高得多。周济渠在自己生活提高之后，也经常给四弟周贻赓和侄儿周恩来提供帮助。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时，周济渠也向侄儿周恩来提供过不少资 助。

“五四”运动爆发后，从日本刚刚归国的周恩来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成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这时，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 钱能训却正因为没有处理好学生运动而被迫去职。周济渠既是钱能训的妹夫，又是周恩来的伯父，当时又在天津供职，他深为侄儿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告诫他， “千万不要参加乱党”，由於他和钱能训的这层关系，也使他处於两难之中，曾提出要以登报声明与周恩来脱离叔侄关系相威胁，可事实上，他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周 恩来。

1929年，周济渠调南京任津浦铁路总务处文管课课员。1934年他的妻子钱馥兰过世，他因年老需人照顾，便退休到武汉与在那里工作的儿子周恩彦一家同住。两年后病故於汉口，时年63岁。第二年，周恩彦遵其生前遗嘱，将其灵柩水运南京，与妻子合葬於南京永安公墓。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时曾提到1910年那次离家的事∶“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 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周济渠1910年将周恩来带出淮安这一无意 之举，却成了影响周恩来一生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