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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卧故园整理
  一、边打、边稳、边建
  1950年11月,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问题之后,谈判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集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到1951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都已取得重要进展,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19。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 38.2,农业增长百分之9.4。财政不仅没有出现赤字,反而出现了建国以后第一次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局面。这说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但没有因为抗美援朝而停顿,反而更加向前推进和发展了。国家不断增长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且能够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年在决策出兵的过程中,人们最大的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影响经济的恢复,怕被长期的战争拖垮。毛泽东对这场战争给予国内建设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利影响,也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直到1951年上半年,他还对能否经受得住朝鲜战争长期化、美国企图与我打消耗战的考验,表示过担忧。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和其他事业的恢复,反而动员起全国亿万人民,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全面促进了国内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也许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更加充满信心。在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说: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在经受新的严峻考验中,边打、边稳、边建地度过了一九五一年。
  二、自愿遣返还是全部遣返
  到1952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只剩下第四项,即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了。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1951年12月11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 “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朝中方面为谋求问题的解决,两次提出折衷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
  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离间计
  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80 左右,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的百分之32。两者的遣返比例如此悬殊,隐藏着美国企图离间朝中两国、两军关系的政治阴谋。7月15日,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同一天,周恩来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7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关键字: 抗美援朝 停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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