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瞭望》：美国不想再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带入崩溃的边缘。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寻找出路纷纷尝试经济战略转型。

　　美国亦然，“作秀”也好，鸣枪示警也罢，在2009年8月，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就对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在世界经济当中，美国不会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

　　除了经济因素外，萨默斯还把这一转型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规模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符。

　　经济转型的虚虚实实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源头，全球的经济转型必然也要从美国开始。

　　2009年4月，奥巴马在乔治城大学的演讲可以看成是美国经济转型的动员报告。他引用《圣经》故事说，我们不能再用同一堆沙子重建美国经济；我们必须在岩石上建造房屋；我们必须为增长和繁荣打下新基石——这个基石将把我们从一个借贷和花钱的时代带向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一个我们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对外出口的时代。

　　“美国之所以‘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最直接的是经济原因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再也无法继续以低廉的利率为其庞大的贸易赤字融资。即便廉价的资金供应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也说不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突然断裂，冲击美国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说。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所谓“全球失衡”，有解读为中日等东亚国家持续的高储蓄率、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与之相对应的美欧等发达国家持续的高负债率和庞大的财政及经常账户“双赤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对本刊记者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失衡”的经典说法：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如中国、德国、日本，以及一些石油出口国，有大量的外汇盈余，这些国家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使美元再流到美国去，给美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于是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低利率又造成了美国贷款买房等借贷消费，造成了金融危机。“这种说法很牵强，是美国为了转嫁危机的一种说法。其实，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监管不力和投机活动。”

　　的确，全球经济失衡是几十年形成的结果，原因之一是全球化。几十年来，很多传统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等生产成本和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国家，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原因之二是由美元独特的国际地位。美元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货币，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都换成了美元。

　　尽管现在美国抱怨经济贸易失衡，但众所周知，美国是国际经济失衡的既得利益者：在货物贸易中得到廉价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廉价资金。

　　正因为如此，宋泓认为，美国的经济转型有虚和实两个方面。虚的方面是指美国要采取措施，迫使中国、欧盟和日本等开放市场，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实的方面，美国比较现实的选择，一是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更多地打开国外市场，二是限制进口。如此就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更多地保护国内的产业。

　　“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转型虚的东西多，实的东西少。如果美国的经济方式作大的调整的话，那么很多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都要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的作用也会减弱，所以美国不会选择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只是想扩大出口，恢复经济，增加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至少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宋泓判断说。

　　保护主义的新外衣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不仅是各国政府的自然生理反应，而且还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模仿的羊群效应，”吴庆说。

　　贸易保护主义被视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纷纷采取对本国有利、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基于这个教训，在2008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被确定为防止世界经济走向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参与峰会的各国都作出了反对贸易保护的承诺。

　　然而，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2009年9月宣布的结果却令人尴尬：从2008年11月作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家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

　　在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策略当中，国内(国会)的贸易保护呼声从来都是需要满足的要求，这无疑纵容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如果说当今的贸易保护主义与80年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经济再平衡”的外衣，因此很可能会堂而皇之地持续下去。

　　于是，在2009年9月召开的匹兹堡 G20峰会上，美国发起了旨在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动议，并得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希望确立一个可信的程序，监测各国增进国内经济平衡的努力。这个动议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等贸易盈余国家。

　　为了实现经济转型，美国需要加大出口、减少经常账户赤字。而最利己损人的实现贸易再平衡的手段，仍然是汇率调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若要使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上述目标所要求的水平，美元真实汇率可能需要进一步贬值，“主要是相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

　　“这句话似乎包含着特别的含义。因为真正的美元贬值必然是相对于全世界所有非美元货币的。美元相对于个别货币的贬值只能依靠这些货币的升值才能做到。如果这样的话，‘广场协议’真的就要重演了，”吴庆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 年9月22日，美、日、德、法、英签署了“广场协议”。当时，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 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

　　目前中美之间日益加重的经常账户失衡与1980年代日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非常相似。美国在 2005年之前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与1985年之前对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要求也是一样的。

　　提出经济转型之后，美国对中美经济失衡运用的手段，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特别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紧急关税，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

　　全球经济感受冲击

　　美国的经济转型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冲击。发展中国家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全球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每个国家经济转型都会遇到困难，受访的专家一致认为，美国相对来说困难是最小的，因为美国的经济体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弹性的经济体。日本尽管是发达国家，但与中国的经济结构相似，因此受到的冲击和面对的挑战也相似。对两国而言，美国经济转型导致的短期冲击是国际市场需求不足，长期冲击是美国要削减贸易赤字，那么，中国和日本这样出口有盈余的国家，盈余就必须要减少。

　　在吴庆看来，中国和日本需要比美国多做的事情，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只要能让价格充分地变化，市场自然会对价格作出反应。而中国和日本的产业和企业对价格反应不灵敏，市场化程度不高，在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方面还要作很多努力。

　　“日本在20年前就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它的转型是很不成功的，中国应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吴庆说，日本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仓促进行的经济政策调整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今天的中国虽然面对同样困难，但不会步日本后尘，因为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日美之间大有不同，美国无法把自己心仪的方案强加给中国并迫使中国执行。“因此，如果今后人民币升值的话，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外界的压力。”

　　美国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公开称：“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因为美国打算表现得更像中国。全球经济不允许两个(甚至一个半也不行)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来实行中国式的增长战略。”

　　“萨默斯的挑衅性表达，其实包含着对中国的善意警告：美国经济即将转型。中国，请你准备好。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给中国发出的善意警告。它暗示美国对经济转型的一个看法，即中美之间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博弈可能有一个合作的结局。毕竟‘美国不能独自解决全球失衡’。一个简单逻辑是：美国经济转型需要中国配合，而中国需要从配合中得到好处，”吴庆分析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美国和欧洲是中国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中美经济关系得以维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得到”廉价的资金。美国不需要到别的国家去借，别的国家就已经主动把美元送到了美国。美国对外显示自己的支付能力；退一万步说，还有美联储这个可以提供无穷资金的“最后贷款人”。

　　“未来的经济转型是一种世界性的，是世界经济的转型，转型的左边站着中国，右边站着美国，”吴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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