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帖：朝鲜战争中一个英军战俘的故事



2005-12-31 8:00:00 边震遐　 来源：中外书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仅存的急救剂青霉素，挽救了英军战俘的生命。被英国军方确认为“阵亡”的彼得，用其在战俘营中的新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与中国人民的生死友情则跨越遥远的时空沿续至今……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2月31日夜发起了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第一个新年过得十分凄惨。

1951 年1月3日，向南挺进的志愿军在汉城以北的高阳地区截断了英国陆军第29旅的退路，经一夜激战，全歼了这个旅的皇家奥斯特来复枪团第1营和第8营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31辆、装甲车与汽车24辆。在举手投降的英国战俘中，有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名叫彼得·劳雷。

彼得是一名坦克兵，半年前还是英国新巴尔赫茨的中学生，看到征兵广告上写着参军后可以周游世界，觉得机会难得，应当趁年轻的时候走出国门，出去看一看广阔的世界，才会使自己的青春充满色彩。他想尽办法说服了慈爱的双亲和美丽的女友，应征入伍，于1950年8月登陆釡山，踏了上朝鲜半岛。

没料到朝鲜在打仗，绝非游览之地。彼得在坦克里面的职务分工是火炮的弹药装填手。头一次与朝鲜人民军交战于汉城，匆匆忙忙放了几炮，也没见到自己的对手是什么模样；第二次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交战于高阳，等到看清对手是什么模样的时候，自己已经成了俘虏。那天黄昏，四辆”百人队长“式大坦克停在一个山谷的大路边，坦克兵们正凑在一起吃晚饭，突然之间枪声骤起，坦克兵们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倒地哇哇乱叫，没死没伤的丢下餐具就往坦克里钻，可是来不及了，一支支冲锋枪已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一位志愿军指挥员走到英国兵面前，见彼得一副娃娃相，主动和他握手，笑了笑，说了几句听不懂的中国话，但意思是明白的，无非是告诉他不要害怕，志愿军不杀俘虏。

当天晚上，英俘们踏上了通往朝鲜北方的道路。那时候，志愿意宽待战俘的事，在“联合国军”中已有传闻，彼得心里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害怕，他只有遗憾，深深的遗憾。

日日夜夜，彼得郁郁寡欢，不言不语。转运途中的邓辛跋涉，更是耗尽了他的体力。到了昌城战俘营，他就病倒了。

二
昌城战俘营的初创阶段，医疗条件极差，全团只有一个卫生所，设在一座破庙里，全所只有八名医务人员。这八名医务人员中，大多只是经过短期培训的护理员，懂得英语的正式医生只有一人，他便是参军还不到一年的黄远。

年轻的黄远虽然不具备太多的临床经验，却有着一腔的爱国热情与高度的责任心。黄远的故乡在福建泉州，鸭绿江边的战火如召唤的号角，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主动报名参加了志愿军，用他的医疗专长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一天傍晚，他刚为住院和前来门诊的病伤战俘诊治完毕，忽又听说英俘彼得·劳雷的病情突然加重，已卧床不起……

正值初夏，西方战俘们患病率死亡率很高。黄远和他的白衣战友们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平均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努力执行好志愿军的宽俘政策，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正义和平而战的宣旨。当他听到彼得病情加重的消息，不顾疲劳，转身就赶往彼得所在的中队。

彼得的病况非常严重，体温高达40摄氏度，呼吸急促，说话困难，两肺布满湿性罗音。黄远初歩诊断他是患了急性肺炎，如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当他打开药箱，便迟疑了。唯一可以作为急救药剂的青霉素，一共只剩下了 10小瓶。在当时，中国还不能制造青霉素，美国又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禁运，不让这类重要药品进口。日常使用的少量青霉素，或是由爱国华侨捐赠，或是通过特殊渠道用极为昂贵的价格购入，来之不易。这１０小瓶青霉素，不仅被黄远视为至宝，也是全卫生所最后剩余的“王牌”药物。卫生所的医疗对象不仅仅是战俘，也包括着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如果将这一些“王牌”药物全部用在彼得身上，遇到自己的同志需要急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为此，他心急火燎地找卫生所所长钱华请示。

作为一所之长的钱华，也不过是个２０岁出头的小姑娘，留短发，胖乎乎的圆脸，带着几分天真。但比较起黄远来，她毕竟从小参加新四军，从战地卫生员干起，经受过不少实际磨练，显得要老练一些。她眨巴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说这件事很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决定，咱们不照常规按级请示了，通天吧！干脆直接见团长去。她说着，拉起黄远，径直就往张芝荪团长的住所跑去。

张芝荪团长听完汇报，回答得十分果断：“你们是医生，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你们最清楚。既然彼得的病情迫切需要用青霉素，那就全部用上吧！不必犹豫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俘死亡，这就是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

团长的话音刚落，黄远和钱华就转身奔向战俘营区，立即给彼得注射青霉素。随后让人把他抬进卫生队的病房，为他注射浓缩葡萄糖液和维生素丙，并特别安排护士给他精心护理。

不到一周，彼得的症状明显缓解，体温恢复了正常，度过危险期， 战胜死神，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双眼含着热泪，向卫生队的全体人员表达了由衷的谢忱，依依不舍地离开卫生队，回到了战俘中队。

从此，彼得有了笑容。

三
在彼得·劳雷患病的这段日子里，英国伦敦发生了一桩由他的生死问题引起的风波。

１月４日，也就是英国陆军第２９旅遭到惨败，彼得被俘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西方世界大为震惊。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公开承认了侵朝英军遭到“严重损失”。过了些时候，英国政府根据军方提供的消息，确认彼得·劳雷已经战死于汉城北部，便向他的亲属发出了“阵亡通知书”，并通知亲属准备领取抚恤金。

彼得的双亲伤心到了极点，甚至不敢将这个噩耗告诉彼得的女友芙妮达，怕尚未成年的女孩子经受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而芙妮达因为接不到彼得的音信，偏偏焦虑不堪，连连向彼得的双亲探听消息。在两位长者躲躲闪闪的神情中，芙妮达很快猜到了可怕的不幸，几乎痛不欲生。

就在这个非常时刻，一件奇事发生了：英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刊登了该报驻远东记者阿兰·魏宁顿发自朝鲜的一篇报道，报道根据新华社提供的前线消息，叙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解放汉城的经过，叙述了英国陆军第二十九旅如何遭到惨重打击，被全歼一个营、一个坦克中队和两个连，在被俘的官兵中，还提到了年轻的坦克兵彼得·劳雷的名字。

彼得的双亲读了这篇报道，将信将疑，写信和打电话给政府，要求澄清事实。

英国官方对彼得双亲的质询置之不理，却对阿兰·魏宁顿的报道恼怒异常，指责《工人日报》“造谣惑众”，并以勒令停刊相威胁。

《工人日报》编辑部为此电示阿兰·魏宁顿，要求他尽快查清彼得·劳雷的下落并作出追踪报道，以回答政府当局的恫吓，并为彼得的亲属好友解除忧伤。

此事不仅关联着《工人日报》的声誉，也关联着《工人日报》的存亡。时间紧迫，刻不容缓，阿兰·魏宁顿不得不吁请中共中央帮助调查，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快找到彼得并确保他的健在。为帮助《工人日报》击败政府当局的无理讹诈，为帮助英国的战俘亲属摆脱痛苦，中共中央感到义不容辞，立即指示军委派出一个调查组，直奔朝鲜平安北道昌城郡的外俘大本营。

四
张芝荪团长接见了调查小组，告诉他们彼得·劳雷确有此人，刚刚得过一场重病，由军医黄远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说着就让钱华立刻叫来了黄远，令黄远直接向调查组汇报彼得·劳雷的情况。

调查组的杨组长对黄远给予彼得的及时治疗表示满意，夸赞了他。杨组长话锋一转，语调忽又变得严肃深沉了：“维护彼得的健康，实际上已经闹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事关重大！我们马上要和北京通电话，好让有关方面放心。眼下-定要继续保证彼得的健康，用事实证明《工人日报》没有造谣惑众，给英国军方和英国政府以有力的回击。请问张团长、钱所长、黄军医，保护彼得的健康，你们有把握吧？”

“我看有把握。”张芝荪点点头，“比起前些日子，医疗条件有所改善，现在的\'王牌\'已经不是１０小瓶青霉素的问题了。”

“我们一定想尽膘法保护好彼得的健康。”钱华说，“他的危险期早已过去，正在逐步康复中，看来不会有问题。”

“我保证完成这个任务。”黄远以军人姿态庄重地回答，“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有什么要求，大胆提。”张芝荪鼓励道，“只要团里办得到的，一定给你解决。”

调查组成员们也纷纷附议：“是啊！只要对保护彼得的健康有利，什么要求都是应当考虑的……”

黄远十分认真地说：“我要求团里把彼得从战俘中队里搬出来，跟我住在一起。这样便于我观察他的病情变化，随时监护他，好让他早些完全康复。”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要求哩！”张芝荪笑了起来，转脸向钱华，“小钱，你看这事难办不难办？”

“这还不容易吗？”钱华说，“明天就能办好。”

调查组也向黄远提了一个要求，要求他跟彼得一起拍张照片，由调查组带回北京，转给英国《工人日报》编辑部。

黄远迟疑良久，没说话。

“有难处？”杨组长奇怪地问。

黄远心里确实感到有点为难。他乐意尽心竭力地为俘虏治病，这是一个医生应有的责任；可是他却不愿意和俘虏一起照相，在对方还没有解除战俘身份成为平民之前，总有个界限问题嘛！

张芝荪猜透了他的心思，含笑道：“黄远你顾虑什么？这是组织决定。”

既然是组织决定，那就遵命。照片拍好了，冲出来一看，彼得倒是稚气可掬，挺自然，黄远却紧板着脸孔，活像受气的小媳妇，而且两人中间还隔着一大段距离，以表明两种不同身份的人暂时还无法亲密相处，可见黄远有着一种害怕“拉郎配”之类的心理状态。调查组本来对这张照片不太满意，觉得黄远实在太拘谨，很想重拍一张，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只好作罢，反正基本要求达到了：彼得·劳雷的确活着并且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一起，有此照片为凭，毋庸置疑，《工人日报》编辑部肯定会将它视作珍宝。

五
巧合，有时会令人难以置信。

第二天一大早，没等黄远整理好房间，彼得·劳雷就急匆匆地跑到卫生所找黄远，请求黄军医帮助他调离所在的战俘中队，最好让他和志愿军一道生活。

“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呢？”黄远诧异地问，“是不是伙伴们欺侮你？”

“不，不，”彼得摇头，“我们中队里绝大多数是美国战俘，我同他们合不来。我相信，我跟中国朋友们住在一起，一定非常愉快。”

“好极了！”黄远兴奋地脱口叫道，“你马上回中队打背包搬东西，就跟我住在一起。”

彼得高兴极了，转身跑回中队，飞快地搬来了他的行李物品。

从这一天起，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医生，一个英国侵略军的病俘，就住在同一间小屋子里了。屋里，面对面地排了两个地铺，中间留一条过道，摆一张小炕桌，一个炭炉子。他们同吃同睡，和睦得犹如一对兄弟。白天，彼得主动帮助卫生队劈柴、烧炕、整理医疗用具，忙得乐乐呵呵的；晚上，只要黄远工作结束得早，两人就一起傍炉谈天，一个讲中国的事，一个讲英国的事，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家庭式的温馨。星期天，只要遇上有肉有面，卫生所的医护人员们就凑在一起包饺子，钱华和黄远，总是把彼得也拉在一起。包饺子，当时在部队里看作是一种最高享受，官兵一齐动手，和面、剁肉、擀皮、包捏、下锅、上桌，整个过程都充满乐趣。彼得掺和在一起，也学会了包饺子。他一顿能吃两大碗，他说饺子是最美味的东方食品，以后回家也要教会全家人包饺子，把东方风味带到西方，带回故乡。

在这些日子里，黄远几乎天天给彼得量体温，测脉搏，掌握他的身体状况，严格监督他按时按量服药，夜里还要起来看看他盖没盖好被子，生怕他着凉感冒。总之，饮食起居一切都管。就在这样的精心照料下，彼得的病情再也没有反复，体质一天比一天好。

不久后，阿兰·魏宁顿来到了昌城战俘营，直接采访了他的这位英国小同乡。《工人日报》也发表了反映彼得近况的追踪报道，还刊出了彼得与黄远合拍的那幅照片。这一组报道，又一次产生轰动效应，它宣告了《工人日报》的胜利，它使英国军方和英国政府公开丢丑；同时，它又使彼得的双亲、弟弟、女友欣喜若狂。他们很快为彼得寄来了书信和照片。从此，亲人们的情思飞越浩瀚大洋，冲破森严壁垒，重又交融在一起了。后来，这份刊有黄远与彼得合影的英国《工人日报》也传到了昌城战俘营，等大家阅毕，黄远便将它作为一件富有意义的纪念品保存在身边，一直到今天。

圣诞节就要到来。１９５１年的圣诞节，彼得无疑要在志愿军的战俘营中度过了。十七年来，这是他头一次离开家离开亲人在异国战地过圣诞节。

黄远毕竟比彼得年长，理解这个英国小弟弟的凄凉心情，有意要给他一点安慰，便送给他一块手帕作为圣诞礼物，又向卫生所的同事们提议，专门为彼得举行一次圣诞联欢会。这个建议得到了钱华所长的热情支持，她组织大家为彼得准备了鸡蛋、面粉和白糖，又让彼得自己动手，做了一只大蛋糕。联欢会上，彼得和卫生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分享着蛋糕，互祝节日快乐，亲人平安，共祈和平早日来临。彼得非常感动，英俊的脸膛上热泪交融，他说往后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这个不寻常的圣诞之夜。他还取出黄远赠送的新手帕，请志愿军朋友们签上各自的名字，也签上了他本人的名字。他说要把这块手帕终生珍藏，作为永恒的纪念。

六
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０日，停战谈判双方就交换病伤战俘达成协议。从４月２０日开始，双方实施病伤战俘的交换遣返工作。彼得·劳雷就要作为患病战俘遣返英国了。

已经康复的彼得，趁交换病伤战俘的机会被列入首批遣返的名单，作为战俘营领导人，是别有一番良好用心的。

彼得“死而复生”，成了新闻人物，曾经给英国军方和英国政府丢了面子；彼得又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通过新闻界如实披露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的真相，难免会使英国军方和英国政府怀恨在心，可能伺机报复。而作为病伤战俘遣返回国，容易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关注，众目睽睽之下，军政当局势必将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下毒手。何况彼得确实患过重病，按照一般标准仍应处在病后疗养期中，事实经得起核查。

病伤战俘们就要结束战俘生活回家与亲人团聚，兴奋之余，也感到难过。一旦要离别友善相处两年多的志愿军工作人员，心中怅然若失，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连日来，彼得很少说话，许多杂活抢着干，特别勤快。张芝荪团长来看望他，他像个乖孩子似的垂头不语，问他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没有提任何要求；要说想法，他说想法倒有，反正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侵略战争了，更不会同中国人打仗了。张团长祝愿他一路平安，希望他回到家中以后，代志愿军问候他爸爸妈妈和所有亲人。张团长还反复叮嘱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一定要严格按照志愿军总部的指示精神，把所有病伤战俘的病历整理得完备，准确，医生要签名，英文材料要打字，弄得清清楚楚交出去；他还特别交待把彼得的全部病历和必要的病情检查化验报告一并附在档案中，让接收对方了解彼得确实患过重病，免得找岔子给他制造麻烦。

许多病伤战俘说志愿军是“伟大的朋友”，“有一颗母亲的心”，彼得·劳雷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

４月１９日，彼得离开昌城战俘营到达开城，５月３日完成交换手续进入南朝鲜，随即回到了英国。

七
悠悠岁月如流水，冲刷着人们的记忆，无论喜怒哀乐，无论友谊亲情都经不住时间的稀释，而会变得越来越淡。那么，彼得·劳雷同他的中国朋友在战俘营中建立起来的友情，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又如何呢？

在朝鲜停战３１年之后的１９８４年，离开部队回到故乡工作的黄远，从泉州出发，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他惦念着彼得，思忖这次广州之行将有机会接触英国人，可以探问一下彼得的下落，便将当年发表他与彼得合影的那份英国《工人日报》带在身边。到了广州，他第一个认识的是英国商人莫朗尼，因为关系融洽，黄远便提起了在朝鲜战场上与彼得·劳雷的一段情谊，还把那份早已发黄的旧报纸给莫朗尼看了。莫朗尼拊掌称奇，认为这是人间佳话，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理应让这样的美好友情继续下去。莫朗尼是一位热心人，他慨然表示一定要帮黄远找到彼得。

莫朗尼回国以后，立即行动，委托新闻记者戴维·杰克，在英国《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则寻人启事，以莫朗尼的名义代表黄远寻找彼得·劳雷。

奇迹果然出现了。在很短的时间内，黄远就收到了彼得的来信。彼得在信中告诉远方的黄远，他回国后一切都很好，早已同心爱的姑娘芙妮达结婚，不但生育了两个女儿，并且有了外孙。他如今在距离伦敦一百公里的莱斯福郡东米兰电力公司任职，生活安定幸福。最后他用两句情深谊长的话结束了这第一封信：“我有多少话要同你说！我们一定要相见。”

从此，身处东西两半球的一对老友，开始了频频的书信来往。

彼得决心到中国看望黄远。他立刻着手做远行准备，为了积累足够的旅费，还下决心戒了烟。他又买了许多介绍中国的图书，有计划地了解中国，熟悉黄远的家乡--福建省泉州市。

１９８８年９月，正当中国大地桂子飘香的美好时节，他毅然踏上了访华会友的旅途。

八
经过连续２４个小时的远程飞行，彼得于９月２４日下午顺利抵达了厦门机场。

黄远在厦门机场迎候彼得的到来。两人相识于朝鲜战地，分手于鸭绿江畔，阔别了３６年之后，重逢于南中国东海之滨。虽然两人已是华发苍颜，却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两双手紧紧相握，两人同时热泪盈眶。无穷的感慨在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如此难得的重逢，一生能够有几回！两人都有点陶陶然了。彼得放下工作，从西半球专程赶来探望黄远；黄远竭诚相待，也放下工作，陪同彼得游览。不但游览泉州，还游览了厦门、桂林和广州。直到１０月１５日，彼得才从广州登机飞回英国。临别时他对黄远说：我还要再来中国。

为了纪念这次相会，两人在分手前特意进照相馆正正规规地拍了一帧合影。这回拍合影照片与３６年前拍合影照片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两人亲密地靠在一起，中间不再留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