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

　　五、文化革命以来的学校

　　那时，不管科学家、学生和农民之间有什么歧见，现在看来这个普及农村科学的运动，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学组的固定机构之外，蒲叙述了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那大队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发大量寄生虫，少用化学杀虫剂。在两年期内，害虫比之附近那些田里大大减少，并且产量也提高了。但是，我们发问，如果实验不成功并且产量减少，那又将怎么样？农民是否仍冒实验结果所引起的生计危险？蒲说，是的，他们会的，但他们仍要做实验.有时，实验的确失败，作物减产。这点大队警惕到的。然而，农民仍然愿把他们的田来做实验，如果害虫的情况很厉害，仍可以把杀虫剂带进来，以挽救其余的作物。而且，农民的收入仍能维持正常。农民既然已经热爱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实验的价值呢？

五、文化革命以来的学校


　　在我们参观农村人民公社、工厂以及研究机构时，我们想对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形成一个综合的看法。但是，使我们对中国前途有一个全面的看法的，却是学校。我们所见到的科学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它扩大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方面。继续革命是一个过程，全体人民都要以此作为他们的终生工作而参加。怎样及何时他们参加这个过程呢？如果革命几代进行下去，怎样从一代转到下一代呢？中国儿童是怎样首先接触科学实践和理论呢？一旦接触了之后，又怎样决定那些儿童将成为科学家呢？
　　
　　我们参观中国的学校之时，问了一大堆有关教授科学的方法和文化革命对学校的影响以及目前教育上的倾向的问题。此外，又因个人作为教师的兴趣关系，听取了中国教师如何参加全面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我们参观了几间小学和中学及四间大学，藉以寻求解答问题。我们知道，不可能期望在一个月之内，对我们所见到的，充分了解其全部意义。我们只搜求一些典型，以期对基本形态有所启发。本节依靠主观的印象、直接的观察、并纪录了与科学家、理科师生的访问谈话，探索了从模范小学，经中学而大学的中国学生的道路。我们曾将参观四间大学的笔记包括在这一节中。因为，我们觉得每一次访问，给我们对教育方法以独特的深思，因而，使我们对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的方向有所认识。
　　
　　幸福村学校
　　
　　幸福村学校，即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谓“上海贫民窟学校”，现在这间学校是一所小学，专收上海市七岁到十三岁的儿童。全校有一千五百个儿童，分为六级。有教职员八十人。不仅教传统的语文、算术和科学，也教基本的农业和工业以及军事和文化。此外，学校又为儿童提供了二十种课余时间的活动，以满足孩子们的特殊兴趣。学校还附设了幼儿园和托儿所。这是日间父母有工作的儿童的照顾中心。据说，有些家长宁愿把他们的幼儿送到这间学前学校，因为，他们年纪较大的兄弟姊妹都在附近的小学。托儿所受托五十六天到两岁半的儿童，幼儿园则收两岁半到六岁的儿童。在我们这次整个访华中，在各工厂和学校，都看到类似的儿童机构、都是为有工作在身的父母而设的。这使我们相信，在中国，高度重视白天的照顾。这不仅使父母可以自由从事生产工作和谋生，而且当这些幼儿机构设在工作场所或附近时，做妈妈的还可以去哺乳。双亲在工作日当中，还可以抽空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当有问题发生时，又可以随时照应。
　　
　　虽然我们主要注意的是科学教育，但我们却发现，为了了解孩子们幼年如何形成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及科学在一般文化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得对中国社会基本组织的学校有一般的认识，藉以观察在小学阶段发生的早期社会化的过程。只有在早年这个阶段，我们才能对社会的基本形态得到一种看法。因为基本形态是会教给接班人的。
　　
　　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从欢迎我们的委员会中得到的。一群喜气洋洋的学生和教员站在学校外面欢迎我们。他们敲锣打鼓，满怀兴奋，人声喧腾的迎接我们。在我们从车中步出时，他们还不时用英语“哈啰”向我们打招呼。使我们喜出望外的，是并无人企图抑止学生的欢呼，也没有人想去压制学生们的热情。反而有一小群人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先作自我介绍。在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别的人则自动静下来。稍稍交谈几句之后，我们步入主楼，孩子们跟在后面。他们静静地回到他们的教室，显然无须成人指点。并且也没有排队，如我们在美国学校所习见的那种男孩先女生后。
　　
　　进到学校，我们在白色墙壁中间走着。墙壁上稀疏地挂着孩子们画的彩色壁画。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周围的活动并不多。我们从各教室经过，孩子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他们的作业。有时教师走出教室，教室内并无什么嘈杂。自然，我们知道全校的秩序必定是最好的。但是，在这样年龄的儿童，学生达到这样的自律程度极其少见。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看，美国的小学生是极少这样的自律。
　　
　　当我们在参观时，我们注意到，许多儿童结着红领巾。那似乎是行为优良的标志。我们问我们的东道主，这是什么意思。据说，他们是红小兵，是同学和老师根据他们学业选出来的。他们的德智体三方面的发展，以及他们帮助别人的态度，都是被选为模范生的标准。实际也就是模范公民。但是，有优良标志的学生，并非享有特殊地位，也没有什么特权。相反，加给他们的责任更多，他们要为同学们服务，扩大他们的队伍，以包括全体学生为目的。我们环顾一下，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都是红小兵，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奖励竟能在孩子们中间这么广阔地展开，而仍能维持它们的吸引力，顽皮的学生怎样？学习落后的学生又怎样？这些学生的教室在那儿？参观模范组的学生是一回事，但是，为了对学校获得一个平衡的印象起见，我们要求去看看表现较差的班级。
　　
　　我们的东道主对这个要求的反应是，既觉得有趣，也感到自豪。关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发生的影响，他们的答复特别有启发作用。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国人在教育上经历过一次大波浪，很像一九五七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我们在美国所经历的那次一样。教室建造起来了，入学人数增加了，较好的学生被选拔出来，并鼓励他们尽可能迅速上进。总之，学校是显著地增加了他们的学生数量，尽可能快地培养受过教育的学生，以满足新社会的需要。但是据说，由于文化革命的到来，及社会长期目标的认真检讨，显而易见，这样的教育方法会导致新的阶级分化，如像苏联已发生的那样。他们造成一种受过教育的特权阶级，一种管理上的特权阶级，以代替世袭的特权阶级。很像美国“能者执政”的概念，是流动阶级结构所定的典型。这种新的特权阶级，比之较早时的封建贵族更加公开化今日苏联社会跟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将学生纳入才能相同的组或纳入成绩相等的组，其结果在成年社会中只可能是实质上的阶级分化的预兆。
　　
　　学校因而改革。为了长期的目标，只好牺牲短期的利益。其结果，证明这种改变很对。因为发现，当顽皮的儿童跟迟钝的学童一起学习时，前者的调子降低了，并且学会了容忍。而后者因为受到特别注意，也变得能跟上他们的同学，并且也学得较快了。“但是”——我问我们的东道主——“你们必定还有行为不良的学生——是不是？你们怎样处分他们呢？”
　　
　　这时候，我们走到讨论室，一面饮茶，一面仍继续讨论问题。一个陪伴我们的红小兵对我所提的问题大声笑起来，别的红小兵阻止他不要笑。他说，“我有一点顽皮”，他说这句话时，面孔有点红。“我和这位老师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他指着坐在下首边的教师这样说。老师则笑笑点头表示同意。这小伙子又说，“但是，我想，如果没有矛盾，那么，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斗争，也就没有进步。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黑板上写中文时，犯了一个错误，老师就在班上纠正我。但是，我骄傲，不肯认错。当我在礼堂上再见到这位老师时，我对他做怪相，把眼睛张得像鸡蛋那么大，向他周身滚来滚去。但这位老师对我很能忍耐，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的错误加以解释，同时也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应当承认并了解我们的错误。他容许我批评他。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我们国家，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我们可以互相批评，互相教学，共求进步。”
　　
　　在我们的小朋友说完他的故事时，他的教师也发表意见说，“有时一个教师批评一个学生，他要是批评错了，就应当当着班上承认错误。要是他不承认，学生就会反抗。我们教师欢迎学生提意见。在文化革命期间，教育哲学显然已发生基本的改变。改变了学校之基本性质，人民负有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从学校得到教育，不再是学生唯一的责任，而是教师甚至同学大家共同的责任。大家互相教育。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已模糊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威信要靠知识（建立），而不是凭地位。当一个学生学习上有困难时，不是单独地归咎于他或她或辞退之，而是所有有关方面——教师和同学——共同负责，想出一个共同解决办法。当一个学生因病不能上课时，同班的同学就到他或她的家里去探视，并替他或她补课。
　　
　　我们还听到其他互助和合作的范例。但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潜伏在整个讨论中的那种精神。
　　
　　师生之间那种同志感和互相信任感是那么显然可见。对成就的共同自豪之感和彼此间的互相信任，集体学习，集体发展的能力以及应付任何困难的能力，这些都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天，我们观察到师生间很多的亲身接触，彼此手挽着手有如朋友一样。正如我们的朋友曾经说过的，“师生的关系是平等的”。
　　
　　听到我们东道主所讲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他们关系之那么亲切，其关键在于教师和学生双方所表现的坦白批评。每个月教师对他们给学生所下的评语，经常作一次自我检查。在会议讨论之后，还有书面的自我批评。我们问及他们怎样做这种批评。我们根据我们自己教学经验，怀疑这种批评不仅可能使自己坐立不安，而且威胁到他们的教学能力。他们说，不，不会如此。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并不看作是教室内的夺权，反而认为是取得真诚团结的一种方法。卫生教员又说，“教师对指出他们缺点的学生还加以称赞。这样，将会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和结构。”
　　
　　对许多教师来说，这必定是有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若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学习新方法。理科教员说，“文化革命以前，我不愿意别人批评，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批评的重要。有时，我对学生很不耐烦，还认为不耐烦是对的，因为我是老师嘛。现在，我却改变了这种态度。学生可以自由批评我和帮助我。”因为这话是当着他的三个学生面前说的，我们倒很欣赏他这种坦白。我们又问及他关于小学的理科课程。
　　
　　因为科学是革命的基石，所以，要学生了解和实践科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科学——实验室或实验科学——如我们通常的想法，非到小学五年级，是不能教的。到那个时候，儿童必须学会三千五百宇，作为阅读和写作之用。同时还必须掌握基本数学，并学会阅读蓝图。（这是文化革命之后，增加的一项课程，利用他们的数学训练，给予儿童以一种有用的专门技能。）教师告诉我们，在初年级可望掌握这些技能，（特别是复杂性质的技术。）其实，非正式的科学教学要早得多。不过是从应用到研究，从实际到理论罢了。最先使孩子们接触科学的，是“空余时间的活动”。以及依据兴趣和能力、所有孩子们都参加的课外活动。然而在另一个中国社会统一的例子上，我们发现许多这种活动——从制造火箭和拆开机器到打乒乓球 ——都是由一社团中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的。那些社团退休工人自愿献出时间，跟学校孩子们一道工作。
　　
　　我们要求孩子们谈谈这些活动的情形。我们被带出中央教学大楼以外，到一个周围有一长长的一层建筑物的院子里，许多的课外活动都在那儿进行。我们看到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打乒乓球，在另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正在画毛笔画和做刺绣。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三岁的孩子们正在学剪发，他们的“顾客”是幼儿园的孩子们（两岁半到六岁大）。孩子们坐着聊天，等候轮流剪发。在院子下面较远处，我们发现有人在做木工。教木工的，是该区的一个已退休的木匠，他是自愿来担任教学的。孩子们正在学基本的木工技术。一面也修补学校里的破烂家具。至于科学方面，在我们离开本工地区步入院子时，我们听到引擎的声音。有些孩子把在阅读蓝图班上学到的经验，拿来制造飞机模型，配上汽油引擎。其他的孩子正在用干电池引擎，装上模型汽艇。因为听到一架完成了的飞机的嘈杂声音，我们注意到有两个孩子将三支火箭中之一支火箭发射出去。（院子中央搭了个小小的发射台）。用一根火柴将短的引线点燃，便使天空火箭呼呼地越过周围地区的房屋而高飞。飞得最高时，一把降落伞扑的一声，从火箭里发出来，而张开了，并且飘飞到附近的一条街上。
　　
　　在院子对面的一间房子里面，现在，我们看到成对的十岁和十一岁的孩子用针在练习针刺。他们坐着在阅读一本有关针刺的小书，手里拿着针，或者将针置于特别的部位。孩子们正在这里拿自己作实验，以取得对若干针刺部位及其效果的了解。当然，学校很强调农业，所以，有一组学生则学会生产“九二〇”化肥，他们并用这种化肥来种蔬菜。另外，有些学生学习做肥皂，学校和本地区都用他们做的肥皂。学生每一种活动，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成果是具有生产性质的社会贡献。对这一点，师生们都很引以自豪。
　　
　　究竟空余时间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大清楚。因为这些不单单是课后的活动，而是整天在活动。幸福村的孩子一星期上学六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三十分，中间有长时间的午餐休息。午餐时间冬天是十一点半到一点半，天气暖和的时候是十一点三十分到两点。午餐休息使全部时间加长了。时间长的道理很简单，主要是照顾父母有工作的儿童。孩子们做学校有关活动之时，他们的父母也正在工作。有些孩子回家去吃午餐，那是因为恰好也是他们的祖父母、家人或父母用午餐的时间。其他的儿童则留在学校午餐，也在学校休息。
　　
　　空余时间的活动，看来是为不在上课的儿童提供各种教育、体育和文化的机会。这些活动也给孩子们和教师们更多互相了解的机会。幸福村学校在许多教学计划上，大量依靠退休的人跟学生一道工作，藉此也使老年人把他们的技术传授给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以及在全部正式的课程中，都鼓励孩子们提问题。因为教师相信，知道如何发问并能从许多现象中看出问题，是科学方法的根源所在。这种方法不仅只是教师想要传授给学生的一些知识。这样，学生将会继续在每一个学习领域使用科学。我们一再听说，科学是解决问题，为人民服务的。
　　
　　在五年级，每星期正式开设科学课程。我们要求理科教师谈谈课程的情形。他告诉我们，他教的是有关机械、农业和水利的基本知识，以及科学理论联系一般经验的其他方面，讲的都是属于基本的东西。例如讲授火的一课，就邀请本地救火队队员向学生表演如何起火和灭火。教师回到教室就跟孩子们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燃烧。在学习电力时，就利用眼前环境中的材料，描述具体的上海电流（二二〇伏特）的情形。接下去就讨论在做电路工作时，应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教师提供这种知识，儿童就可以在教室学习有关装配和修理电灯。教师首先示范如何将灯光开关拆开，然后再把它装回，再教儿童们练习一遍。一旦他们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家庭或学校发生电灯问题时，就要他们去装配灯光。这间学校的儿童负责修理广播和照明设备。
　　
　　为了使孩子们对动力学有基本的了解，教师便带他们到运动场去。那儿有盛满了土的一辆手车，学生们轮流推拉手车，并问他们怎样才能使装载物较易或较难推动。然后回到教室，由教师解释，怎样及何以有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较重或较轻。孩子们不仅学习物理学知识，而且再一次可以真正应用科学，这样，一般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在幸福村的科学训练方面，重点尽可能放在许多具体实验上。这样，可以从实际方面去了解科学理论。因而，使科学变成改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知识。
　　
　　这里，也是在正式科学堂上，我们发现科学对周围的社会及对生产有许多直接的联系。附近工厂的工人到学校来传授他们的技术及工人的经验。我们碰到一个工人正在教学生如何制造电动马达，一个木匠教模型建造，另一个男子教半导体的制造。跟附近的一个电报站也有挂钩，学生到电报站学习如何拍发电报。通过这些实验，孩子们不仅得到了科学知识，而且也对劳动及劳动人民有深厚的尊重。孩子们一开始就被告知，科学对日常生活多么重要，及普通人如何了解科学和应用科学。孩子们不会被科学的“魔术”弄到神秘莫测，或者望而生畏。他们知道通过科学，他们可以协助建设新中国。在实践中去教科学。把科学作为人民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再用这种工具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北京第十五中学
　　
　　我们在北京第十五中学，受到约十二位的学校人员的欢迎，其中包括教育组的副主任、医生、教师、一位工厂代表和几个学生，还有红卫兵的成员。

　　从天安门乘车到这间学校约十五分钟。这间学校是一个有几座大楼的建筑草，校园相当大，建于一九五二年，有二千零十五个学生，一百三十七个教职员，其中包括教师八十七人。有一个党支部（由十八个教职员组成），并有一个由十二位教师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领导组。有二百零五个学生青年领袖，分做八个支部。有一千个学生是红卫兵成员，占学生总数之半（在一千个不是红卫兵的成过中，有六百名是一年级学生，还不符合红卫兵的资格）。学生申请加入组织，必须由同学推荐。选择的标准是根据学生的行为、为别人服务的愿望、以及德智体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像红小兵一样，红卫兵对学生的成绩提供承认，因此，他们对其他学生要起模范作用。学校的日常管理和行政由包括老中青三种成员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处理。
　　
　　中学共分五年。初中两年或三年，大致相等于我们美国的初级中学，高中两年或三年，像美国的高级中学。在北京的第十五中学，每一级有政治、（中国）语文、数学、外语和体育训练等课程。另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卫生、农业、音乐和美术等课程。学年包括三十三个星期的上课，四个星期的农业工作，四个星期的工业生产和一个星期的文化节日，其余的时间是假期和在家里的自修。一年有两次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互相纠正错误，并互相学习。
　　
　　我们的参观，使我们看到在校园进行的几种不同的活动。在教学大楼的教室里，我们看到了生理学的上课，是有关眼睛结构的课程。我们获悉这一课程是跟保护眼睛相结合的。每天全校有两个十五分钟的时间作眼睛运动，目的在强化眼的肌肉并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在一堂物理学的课堂上，我们见到教室上课的一些情形。教师在解释一个概念，随之作示范表演。在解释时，黑板上写下一个方程式，并挂上一张正弦和余弦（此二弦系三角专门名词）曲线的彩色粉笔图。教师在讲解时，我们可以看见某些学生斜依在邻座同学身边，仿佛他们正在想要求再加以解释。教师讨论了一番之后，他要求一个学生站到前面去，表演一下教室前面的电灯是怎样开的。表演完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跟电路有关的物理学问题。这时候，学生们便生动地讨论起来，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从教室的背后，我们可以看见四方八面都伸出头来，分成了二三四或更多的组，彼此交头接耳，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答不出问题的学生并不任其外出，因为道无助于他们迅速求得答案。相反，看来还要找这些儿童。叫他们参加他们班上同学的动力学组。带笑容的教师面向黑板，等待嘁嘁喳喳的声音停止。然后，要教室内若干学生把解决的方法提出来并加以解释。在我们离开教室时，教师问全班，有没有人还不明白。有人答称都明白了。然后，教师再拿出第二个题，叫大家讨论。我们乐见教室内这种作法。除了音乐课是例外，我们迄今见到的教室秩序很好，教室内一般是四十个儿童。坐着听讲，或者是师生之间逐一的讨论。在这个教室内，我们见到的是知识的共同探讨、和在实践中信赖集体解决。
　　
　　在院子外面，我们又参观了体育课，学生们从事跳高、接力竞走、翻跟斗、拔河游戏以及打羽毛球。在学校诊所，我们参观了一堂医生执教的卫生课。在教室的一边墙壁的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朵美丽的花及“欢迎美国朋友”的标语。在对面的墙壁上，挂了大批的传统的中国的干草药。这些都是学生在北京郊区山上旅行时采集而来的。他们采集了草药，把它们带回，挂在墙壁上，供大家观览，使它起着“墙上中药字典”的作用。那位督课的医生告诉我们。到春天的时候，他和某些学生将再去山上旅行，采集更多的草药。我们还听说，班上有些儿童碰到本地区内发生疫疾的时候，有资格替人打预防针。
　　
　　当我们走进去时，卫生班正在上课。学生分为两组，正在互相作针刺实习。在颈、头、耳、手臂和手各部寻找穴位。他们学习针刺有两种方法，或者用一个一尺高的塑料洋囡囡作针刺实验，洋囡囡身上都明白注出针刺穴位。另一种方法是有着注明穴位的人体图。另外还有课本，叙述在某一特别穴位针刺所发生的各种效果。有三个学童正在用一具电动针刺器在做针刺。这种电动针刺器是最近才发明的，用以节省用手插针的劳力。在长时间手术或同时涉及用几口针的手术时，这种电动针刺器特别有用。它是一个小型装置，其大小约如一架手提收音机，装上低电压（约六伏特）的电流跳动，其产生的效力和手工操作的针旋转相同。
　　
　　所有的学童正在用科学方法，取得有关针刺的直接经验。他们正在学习使用它、并使他们自已取得对针刺的信心。孩子们对针的使用，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看出许多儿童面带笑容，看来他们真正是在自我欣赏。在问到他们时，他们能对我们解释针刺的方法及针刺在不同穴位所产生的效果。他们正在受中国医学的基本训练。他们不仅要如此了解它，而且遇到疾病或意外而不能马上找到医生时，他们就可以权充一下医生，把他们学到的医术拿来应用。这意味着，年轻的一代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受过训练的医务辅助人员。
　　
　　我们还参观过校园里的两间校办工厂。第一个生产单位涉及半导体的制造。其过程分成几个步骤，包括使用一个真空炉，几个大型设备，将半导体的组成因素结在一个插头上。此外，又有一个制作相当精致的装置，学生可以在那儿试验成品。这个单位实际是与一间大电子工厂订有合同的工厂，由那电子厂供应设备和原料，制成品即交由该电子工厂使用。每个一年级学生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在此期内，儿童们不是上课。而是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天工作后花两小时学习科学理论。遇到这种情形，工厂由一个退休的女工指导。该女工原本是在一间国营工厂协助制造半导体的。该厂的其他工人也在这个较小的厂内作指导教师，教些理论课。
　　
　　校园内第二个生产单位，是一间化工厂，儿童们在厂内制造硅胶，作为一种干燥剂（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框架，须用这种干燥剂），以保护敏感零件，免因潮湿而损坏。儿童在第二学年做这种工作一个月，每天花六小时从事实际制造，两小时上有关制造的理论课。虽则那是三月初的乍暖还寒时节，工厂一部分单位是在户外的，即是在有阳光的院子里。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群孩子围在一个大水桶的周围，地上有几个小的褐色瓶子。他们将玻璃容器过细洗过，并将它们放在日光下晒干。这样，瓶子还可以再用。下一个步骤就是制造硅胶干燥剂。这里，成对的女孩子在把两种化学品混和在一起。另一个过程是把这种物质中和起来，然后将硅液倒进金属盘中（像一个九乘十三寸的焙锅）。当硅液完全凝结成为一块固体时，八个孩子组成的一组将这块硅打碎成为小块的硬凝胶，再在这小块硬凝胶上加上一个钴指示器。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晶体若有潮湿，硅石就会变色。这就提醒用户，应当增加新晶体，以保护原料。使晶体变成深蓝色的钴指示器，可以将之在砖炉上烤干。冷却时，就可以装入褐色的瓶内，这样，它就成了成品，可以准备推销了。
　　
　　校办小工厂，其职工主要是学生，不过由有经验的工人加以指导，这种校办工厂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务使学生在课堂上学得的许多原理，能付诸实践。这种结合，也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直接教育着学生。同样，附设在学校的一块菜地，供学生种菜，藉使学生懂得如何将科学应用于农业上，从而取得一点基本的耕作技术。
　　
　　年纪较大的学生表演了歌舞之后，我们就讨论教育政策问题。我们想知道文化革命对第十五中学所产生的一些变化。东道主告诉我们，旧的教学方法诸如不养成学生有独立行动能力，填鸭式死记硬背式以及“百科全书式”的训练，已不再被认为是良好教育方法。现在，教育结合理论工作（例如物理课），生产劳动（校办工厂、卫生诊疗所，农业）和无产阶级政治（学生在工农中直接从事生产，使孩子们尊重中国的劳动人民）。就我们所闻，十五中学没有一定的成规。所有的儿童都学物理，所有的儿童都学工厂和农场工作，因为对所有儿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都被认为重要。
　　
　　一年两次的考试也改变了。现在的重点着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只是死记事实。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考试之前，先给学生出题，并使学生有机会跟同班同学讨论这些问题。最高的分数，不是给予每一个都是重复回答在课堂上学过的问题的学生，而是给予提出新的且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的学生。
　　
　　教师的任务也改变了。现在是希望教师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帮助水平低的学生。第一，教师要想办法找出学生为什么学习有困难。如果一个学生身体不好，教师（或一组教师）要到他家里去教他。其他的学生在家里也许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足够的时间放在课案上。教师就去访问这些家庭讨论这些情况，看看能否做出什么改变，使这些学生有较多的学习时间。学生本人也要特别努力，就是希望他们互相帮助。由较为先进的学生去教较为迟钝的学生。这也被认为是如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有这种特别的注意，仍有少数学生跟不上。在这个学校，仍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学生留级，多读一年。
　　
　　自然，这些改革有许多仍在实验阶段。缺点是有的。而且可能继续发生。缺点之一是，第十五小学不能满足良好教学需要，因为仍然有些班级的人数在五十个学生以上。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学校正在向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发展。在中学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其发展的方法，是透过所有有关方面，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清华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在天安门广场西北，约行车二十分钟可达。大学是在一个建筑物和农场遍布的地区。建筑物多数是现代式的大楼。由于文革以来，大学在扩建和改建，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未完成的样子。在我们会见大学东道主之日，我们被陪伴至一小会议室，我们在室内做了自我介绍。主人给我们讲述该校的简史，特别着重文革所发生的变化。
　　
　　清华是一所科技大学，包括十一个学系和四十八个专业，系分为电子、工业自动化、高度精密仪器、机械、电力、工程化学、工程物理、土木工程、无线电工程及水利。目前有两千六百个教师。文化革命前，学生共有一万二千人。在文革期间，停止招生。文革前的学生，已于一九七〇年毕业。清华现有一二年级生共四千五百人。
　　
　　这间大学成立于一九一一年，是用庚子赔款（赔偿美国人在“义和团事件”所受的损失）办的，“属于”美国人所有。美国人的目的是想在中国人中间，培养一些“监督者”。中国人说，负责这个计划的美国人，觉得利用这间大学是维持美国对这地区（指中国）的控制之最好的方法。清华像其他中国大学一样，在五十年代曾企图改革教育。但是在一九六一年，这些改革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路线”的抨击。到一九六五年，文化革命在北京开始，贴大字报批评大学行政。清华学生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威廉.韩丁在他的近著《百日之战。文化革命在清华》即 Hundred Day Wa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中有生动的描写。
　　
　　尖锐的不同意见加上政治经验的缺乏，其结果，在一场激烈的、最后演成暴力的斗争中，清华分裂为两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城市工人与人民解放军出面干预，停止斗争，开始致力于不同意见的解决。一九六九年一月，大学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执行教育改革的实验工作。改革的根本是实行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一步是停止直接从中学招收学生，要求所有的学生来自工农及人民解放军。大学免费，有五年工作经验的学生，在学习期内，仍继续领取同样的工资。
　　
　　清华学生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花在科技学习方面。包括在工厂工作的时间在内。百分之十五的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五的时间做农事工作和“学解放军”。所有中国大学和学院，和全国的目的一致，清华现在也采取“开门办学”的教育政策。据说，这包括在大学开办的一间拖拉机工厂和电子装配厂，并跟外面的工厂挂钩，派师生到那些工厂工作。先进的学生也可以在外面的实验室工作。据说，具有这种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觉得，课本上的理论比较容易弄通。工厂的工人通过成人班也可以上大学，有机会根据实践来钻理论。学生和工人双方共同生活，以便彼此互相学习，从而拆除我们美国社会中所谓“纯理论之幕”，是这个纯理论之幕，使彼此分开。
　　
　　我们参观清华，从土木工程系的大堂开始，贴在墙壁上的有师生完成的建筑设计。有一张设计是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那是跟设计院合作的，主要构图是在清华做的。大堂中并陈列了若干建筑物的蓝图及格规。其中包括该大学的主楼设计蓝图，图上显示暖气体系、水管安置、电线装置等等。学生和教师曾参加建筑。在工程进行时并审核与改正设计工作。他们并为某住宅区做了一项设计，先是要求住在该住宅区的人提意见和建议。工人学生并为某动力厂做了一项设计，工人学生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正如在其他方面的情形一样，据说，设计工作也有缺点和错误。为便于直接讨论设计问题起见，贴在墙壁上的每一设计图上都附了一张纸，以便其他师生可以提意见。据土木系说，此举在于引起人们对土木系的设计工作提意见。
　　
　　我们正东道主陪同之下，穿过大学人员所设计的一间音响实验室，它是用以测验器材的吸音情况的。北京地下铁路所用的器材曾在这里测验过。另一实验室是用作设计歌剧院的。我们见到一个小小的电子生产单位，那是既作为一间工厂又作为一个课堂的两用单位。在我们参观时，学生正在上其他课，所以只有大学的工人在场。在搞动力单位稳定器的十五人当中，有十四个是女的，做着细致的电子工作。其中一人停下来，对我们解释，说她和她的同伴们，用部分时间学习，以图取得有关电路原理的知识。这样，他们在工作中就知道怎样利用这些知识。正规学生也参加此项工作，给工人们当在职教师的机会。
　　
　　然后，我们到大学图书馆参观。图书馆拥有阅书一百万册。馆长石鸿华（译音），哈佛社会学博士，是个很友好而活跃的人。在我们所见的陈列品中，有三千五百年前的甲骨文。藏书中有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的古本。陈列出来的也有中文的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以及少数民族的和中文的毛泽东著作。也有美国作家所写的书，其中包括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所写的印度支那手册，以及已译成中文的几本论美国急进运动的书。
　　
　　我们在学生食堂进午餐。一如人们在任何国家所能料到的，学生食堂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和最嘈杂的地方。我们跟学生们站在一行，从桌子下面拿到饭碗。我们餐前餐后都把它洗干净。首先，我们走到一大堆的“饭包”那里，自己拿了“饭包”（饭是用草包包的），然后拿了热气腾腾的蒸馒头，一碟类似馅饼的猪肉，几样青菜和冷藏的水果。在我们坐下来用力使筷子时，我们注意到多数学生用调羹，显然这样会吃得快些。他们成群地或站或坐，并且谈得很起劲，可能是谈有关他们的课业。但是，最可能的，是有关在他们中间出现一群陌生的外国人。
　　
　　午餐之后，我们参观一间宿舍。在学生房间里分成两组讨论。一组跟六个女生会谈。六个女生中，一个是曾在部队的，一个是曾在海军的，一个曾是铸模工人，其他则是从农民中间来的。那位海军学生的马同志，是一个干部的女儿。一九六八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她参加了海军，两年之后，被她的司令员和同志推荐上大学。她曾是最早的红卫兵学生积极分子。红卫兵在坚持文化革命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曾起过一部分的核心作用。
　　
　　来自农村的学生，年纪大约是二十四五岁，在未被他们所属地区人民推荐上大学之前，曾工作过三年到五年。甚至他们学习的科系，也是当地人民所建议的。这些年轻的妇女都是学习自动化控制装置的先进学生。她们于一九七〇年入校，本年就将完成学业。她们希望回到农村原来的岗位上。她们对于她们希望作出的贡献，都很兴奋，即使她们知道，根据当地的需要或许要把她们派到其他地区。但是，要她们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曾经有过困难。她们都同样地强调。她们有决心不让任何一个同学落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谈到她怎样克服困难。她说：
　　
　　我上大学时，只有等于初中一年级的教育程度，非常困难。贫下中农对我抱了大期望，我决心要赶上其他同志。同学和老师给我很多帮助。老师往往深夜到宿舍来。要是我第一次不理解，他们就耐心作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解释。终于我赶上了其他同志。
　　
　　她说得很兴奋，又快，使翻译员赶不上翻译。她的同学在旁边笑。当她说完了时，其中一位她的同学告诉我们，她现在是全班最好的学生。
　　
　　我们对她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继续发问。在科学方面女学生的情形怎么样？她们显然带着自豪的口吻答道，几乎一半的学生是女性，因此，男生没有什么特权。在大学的各方面，女性都有代表，马同志本人就是党支部一位委员。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们观察出男性科学家和教师的人数比例较大，但我们无法从我们的同伴中找出相反的例证。（译者按：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团员共十人，男女各五人，人数刚好相等）她们说，诚然，现在多数教师是男子，但道是文化革命前甚至是中国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当现在的一代进到领导地位时，两性的代表权将会相等。同时，各委员会及决策团体的代表比数将尽可能求其平衡。一个学生热情地把她们三月八日庆祝国际妇女节的计划告诉我们。她提到妇女节的意义，它起源于芝加哥，并述及劳动妇女为解放而斗争的重要性。
　　
　　从这场跟女学生的讨论中，我们再进而谈到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讨论的时间较长。当文化革命开始时，曾在清华念过一年的洪伟（译音）同志说，当时的教育政策是修正主义的，在这种教育政策下，知识是分割的，理论脱离实际，并且是培养特权阶级的。在十年的学习中，洪伟从没有跟工人或农民接触过。他举了一个例。一个专攻植物学的学生从来不曾下过乡。有一次，这个学生教农民怎样种胡桃树，却不知道下面的那株树就是他所说的胡桃树。
　　
　　二千六百个教师中，有八百个曾是文革前的学生。其他多数是老教师，曾在五七干校受过再教育。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曾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用双手劳动，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学会了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也理解了他们在新社会的任务。有些教师在一间工厂受再教育，只有那些健康不佳的教师留在校内。
　　
　　一位曾经教了二十五年书的教授说，他在革命前是一个学生。那时，文法学院所用的教材，直接抄袭美国，都是用英文写的，也用英文学。科技教育干脆模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解放后，从一九五二年开始，教学方法就抄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用中文印出的教材来自苏联。现在，他们自编自用教材，简化得多。并且继续由工人、学生和教授加以修正。
　　
　　说到这里，我们的一位东道主引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在改造教育问题上，主要的问题是教师。于是，讨论便转到文化革命对教师本身的影响上面去。个子矮小头发灰白的教精密机械的梁教授，轻声地表达了他下面的一段经验：
　　
　　文化革命前，我满意于我自己的教学。但是，我的学生却不满意。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我的主要方向变得和学生一样了。所以，现在像我这样的教师也积极参加文化革命。
　　
　　但是，当学生最初贴出大字报，批评教育制度时，师生之间的意见是有些不一致的。
　　
　　例如，我的学生提出一个批评，说我教出来的学生脱离工农，理论脱离实际，并说，这些学生将成为特权阶级。当时，我不承认这一切的批评，因此也不接受。
　　
　　在工厂工人组成的宣传队到校之后，我跟一小组学生到某些工厂，抱有尝试改革我们教育的想法。恰好，我们去过的一间工厂是做光学仪器的，并且有三分之二的技术人员是我以前的学生。
　　
　　最初，工厂工人和我自己之间，有某种隔膜。那时，我并不了解他们。他们叫我作“梁教授”。后来，他们承认我们是真正愿为他们服务。他们就说，我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全都看不起工人。例如，我以前的几个学生在那间工厂做过一种新仪器，但是，非等到设计好之后，不要工人提意见和建议。工人提出的建议，没有一项被他们接受。他们只是表面上要求提意见，但还是照他们自己的作法行事。据我所知，工人提的建议是很好的。后来，果然学生做的新仪器是失败了，没有什么用。工人拿那些仪器给我看。
　　
　　我不相信这些学生是我训练出来的。分析了情况之后，我得到结论，学生在尝试做高度精密先进科学之时，忽视了工厂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我想他们的世界观是资本家的世界观。因此，他们不注意工人的建议。那时，我和某些学生一起工作，做了一件新仪器，很合用。我们达到这个成功，全靠跟工人们合作。
　　
　　仅在这段时期之后，我才体会到在文革期内，学生所做的批评是对的。只有自此之后，工人们才将他们心里的话，全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叫我“梁教授”，而叫我“老梁”。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在仍然有密切的接触。我在工厂的学生得到工人的帮助，也有大进步。
　　
　　老梁的话一说完，其他的人也依次说他们的故事。据说，在过去，教师们觉得只须负责准备和提出自己的教材。一下课就立即离开学生。现在觉得，也得对学生的理解负责。所以，下课之后，他们还停留一会儿，对学生的问题加以简化和解答。他们也互相讨论教学方法。有这样一个情况。一位数学教师，通常在班上教得很快，以便能完成他所指定的作业。结果学生很难追上他。别的教师跟他讨论这个问题，要他教慢一点，这就可以使学生多了解一点。每个月，师生有两次特别会议，互相交换意见和批评。由师生两组轮流主持会议。
　　
　　文化革命以来，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教育。清华各科系强调从坚定的阶级立场观点教育学生的重要性。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学生须先做革命者，后做科学者。电机工程系梁教授对我们说：
　　
　　我的工作，一部分是党的组织工作。甚至在文革之前，我也教两小时涉及政治的课。像我们这样的教师应当学习政治，然后既教科学知识也教政治。我们与学生一起在农村工作也一起在工厂工作，还锻炼身体——我们叫它作“长征”训练。教师常常和学生一起参加，并且常去宿舍。现在的师生关系，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
　　
　　在讨论快要结束时，我们问及整个大学的组织。大学的行政怎么样？东道主对我们说，大学现在由三十一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管理。其中工人宣传队占了七人，大学干部六人，宿舍代表一人，学生代表四或五人，其余则是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大学几乎有三千工人，一半在工场和工厂工作，一半在行政方面工作。在文化革命以前，大学行政团体是没有工人代表的。现在，革命委员会每月开全体大会一次或两次。革委会有十多个常设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它们的责任包括政治运动和教育，教育改革，行政以及大学日常工作的处理。
　　
　　除了革命委员会之外，还有各系的委员会，并选出学生参加。各系委员会派代表到革命委员会，协助革委会进行调查，做出建议并关心政治活动、体育以及其他事项。大学工人除了现存的居民革命委员会及共青团委员会之外，还准备组织一个工人团体。在原则上，党支部或委员会是在所有这些组织之上，它们的成员来自各系、工人及学生团体。在我们参观各机构和工厂时，是革命委员会负责贯彻执行党定下来的政策。看来这是比较清楚的。
　　
　　大学和研究所的薪水等级，看来比其他工人高。不同的工资并不常常被给予不同的工作，而是按服务年资。以教师来说，新毕业生开始支薪五十六元人民币，老教授则有每月高达三百三十元人民币的。这些旧知识分子，其工资甚至高过革命以前，可能是给予了某种优待，以便他们在自己的机构内保持积极。一个最流行的观念，即是三结合。大学常用老中青三结合的办法，来平衡委员会的名额。传统上中国人认为青年应当尊重老人。现在，他们认为老人和青年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三结合有各种年龄的代表在一起工作，大家的技术和知识可以联合起来。
　　
　　在清华，我们去过的几乎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听说，教育改革仍在实验阶段，有待进一步提出问题和改进。基本的方向虽已决定，但改革的过程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北京大学
　　
　　三月五日，我们代表团中某些团员访问北京大学，进一步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任务和再教育问题。这间大学在市区西北郊，离天津不远。它是传统式的建筑物，有着园林的风光，与清华比较现代化的设计成一对照。
　　
　　我们会见大学若干教职员和干部，其中有周培源，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国科技协会的副主任，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东道主。周行年七十，容貌出众，说话温和，但在对话中，往往流露热情。他不时在翻译员说完之后，用英语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了解他的意见。
　　
　　北京大学成立于一八九八年，一度是间教会学校。周培源开始时指出，中国以前的教会学校，曾扮演过文化侵略的角色。“他们在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下，训练知识分子，为外国目的服务。”他继续说，从它们的起源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正如牛津和剑桥一样，不可能期望该两校训练革命干部去推翻英国政府。一九五〇年各系开始了教育改革。在大学内成立中学，藉此为工农兵及干部提供一个四年为期的顶科。在所有的中学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大学附中便停办了。文化革命以后，大学开始直接招收工农兵学生，并为受学校教育比较少的学生开设特别班。
　　
　　据周说，现在认为刘少奇领导下的教育改革过程，采取了错误的路线。因他不加批判地贩卖苏联式的教育。那时候，毛泽东虽也号召学习苏联，但主张学习苏联的长处而扬弃其短处。中国人现在认为苏联的教育是在培养特权阶级。虽然，俄国十月革命有其重要意义，俄国人却不曾有过文化革命，因而没有经过根本的社会改革。他们的学校现在是在训练知识贵族的特权阶级。中国在这件事上有过悠久的传统，几乎可以远溯至三千年前的孟子。孟子认为劳心者应当统治劳力者（即劳心者治人，势力者治于人）。苏联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训练学者和权威。刘少奇虽号召训练红色专家，但他强调的是专家。这条路线现在被认为是走向修正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因此，教育制度如课程、教学方法和教材都受了影响。在苏联影响下，文科学习的时间是四年到六年。文化革命以来，文科已缩短至三年，或者更短些了。
　　
　　知识分子如果与工农相结合，现在就能对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的结合特别有趣，因为它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首次搞进步运动的大学之一。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开始的。当周培源对我们谈到他自己的经历时，北大过去的历史就变得更清楚一些了：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在上海。当时我是十七岁。我和其他的上海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当时我在圣约翰的附属教会中学念书。因为我参加了游行，我被校长开除学籍。校长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的。
　　
　　我进了清华大学。这是一间派中国学生出洋留学的预备学校。我从清华赴美深造，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得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当时，我相信教育和科学可以救国。这是改良主义者的想法，不是革命家的想法。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背叛革命期间，我在斯丹福大学。那时，在美国西海岸的学生分成两派。我与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站在一起。来自清华的我的三个同学，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其中一位回到北京做地下工作。他被一个叛徒出卖，遭受逮捕而被处死。我认清了蒋介石政府是反动的和反人民的。
　　
　　我受改良主义者思想的影响，于一九二九年回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教授物理。我跟蒋介石政府没有关系，也没有觉悟而认识到毛泽东和共产党解放运动的重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这种觉悟情况是普遍的。我不曾研究过政治，也不支持革命运动，虽然我并不喜欢蒋，我却脱离了政治。基本上只关心自己的工作，教学和研究。
　　
　　只是在解放之后，进步的知识分子才看出毛主席领导的解放运动的重要。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看出它的伟大意义。
　　
　　在解放到来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认为蒋政府是贪污的和没有希望的。我对于新政时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抱有大希望。那时候知识分子的感情，不同于工农的感情。解放把工人从痛苦和受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像我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前过着很好的生活，因此，不能和工农有同一样的感情。国家的日趋繁荣，使我们的感情逐渐接近工农的感情。我们感到更加接近党和毛主席。有很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把他们的力量贡献于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从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九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书。但我从未从事过行政工作。解放之后，我被任命为大学教务长。那时候，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地位的重要性。教务长应当训练革命接班人和国家建设的接班人。一九五二年我转到北京大学当教务长。在这里，我们也积极地把苏联的经验搬过来。我们以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典型，因而抄袭苏联的教育制度。有如美国人说的，我们都是“盲目模仿者”。一九五九年，经过了十年教育之后，我入了党。一九六五年，我被任为北大副校长。在文化革命期间，我挨大字报批评，批评北大走资派追随错误路线。
　　
　　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工作上的错误。为了便利我们的再教育，我们在江西省办了一个实验农场，类似于清华农场，也像干部学校。那时，我很想前去并且出于自愿。但同志们认为我年纪太大，不容许我去。在宣传队进来之后，我认识到我工作上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对我来说，这是改造我的认识的一个好机会。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我被群众选为副主任。
　　
　　这是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的思想改造的整个过程。许多知识分子的情况，也和我的情况大致相同。
　　
　　到这时候，讨论便分属两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走到外面，继续我们的谈话。边谈边行，穿过大学的场地，且穿过了一个树林，沿着相当大的湖畔漫步。湖那边有个多层的宝塔。实际那是大学的水塔，我们曾经见到过的。有一个小组与赵恩普（译音）做了一次会谈。赵在文化革命期间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在这次谈话中，周培源充当了翻译。
　　
　　问：基于你在文革前所受的训练，依你的看法，你需要再教育吗？
　　
　　答：虽然我在文革前是一个学生，我觉得不论是教师也好，学生也好，他的世界观总是需要改造的。如果一个教师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他可以为教学服务。在文化革命以前，教育基本上是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我习惯了旧的教育方法和生活。我的父亲是一个在铁路上的医生，我基本上已养成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如果不加以改造，我当不好教师。所以，我也需要改造。
　　
　　问：你觉得多数教师都已改造好了吗？抑或还有些人仍然有问题，需要再加以改造？
　　
　　赵：我们承认，思想改造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思想改造是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说，“学到老，改造到老”。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我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就会钻进我们的头脑。所以我们不能在任何时间，放松我们的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如何时时继续改造思想。……绝大多数教师在工人宣传队进大学后，思想上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封建影响在我国持续了几千年，接着又是三四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将需要长时间来克服封建和资本主义对教师的影响。我要指出，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的思想改造，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仅仅开始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终身走下去。
　　
　　问：旧教师的改造能完全成功吗？抑或只能完成新一代的教育改造。
　　
　　赵：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教师队伍需要新血。无产阶级教育应该有接班人。迄今，接班人的数目还不是太大，本年的新毕业生，我们将留下一些作大学教师。对年纪较大的教师来说，思想改造的任务是比较沉重些。但是，如果能够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那么，他们对教育革命可能有所贡献。老教师经验丰富并且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正确的政治领导下，又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成就。例如我们有位七十八岁的教授冯友兰，他的专长是中国哲学史，在文化革命前，他常常宣传孔孟哲学。现在，他却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他的写作和思想。他已拟定了两个初步的计划，一个是在他八十岁以前实现，另一个是在他八十岁以后实现。每个星期他写了许多新路线的教材。
　　
　　一位化学教授和几位同志去北京第三化工厂。他们跟工人们一起劳动，同时编写物理化学教材。这种形态的化学是很抽象难理解的。但当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用有机的方式编写理论与实践的教材。现在，他们讲的理论，容易被工人与学生了解了。我们的大学有许多这类的例子。所以我说，经过文化革命之后，老教授已回复青春了。
　　
　　北大有约二百个教授和副教授，在二千二百个教职员中，此数约占十分之一。他们许多人都担任教学和研究责任，他们在教育革命中也形成一个重要的力量。在领导方面，我们有着老中青三结合，每一种年龄的人都可以做出贡献。甚至在大学党的委员会和各系党支部，我们都有年老的一代。
　　
　　问：有学生批评教师，或教师被其他教师批评吗？
　　
　　赵：我们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目的在于帮助个人进步。教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原则是互相帮助和互相教育。教师也可以互相批评。
　　
　　周培源：我们的批评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以同志关系为基础。我们都是战友，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
　　
　　问：有任何缺点吗？
　　
　　赵：因为我们的教育革命，是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的，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我们还做得不够。许多任务和问题还仍然存在。例如文科是需要以整个社会为工厂，要把整个社会作为工厂，我们仍须去摸索正确的方案。如何把教室的理论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仍需要加以实践。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怎样写出适当的教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及如何搞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育革命是一种长期的工作，富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们仍处在实验状态之中。
　　
　　周培源：我也有同感。我们在理科各系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建立了大学，在大学内经营了工厂。我们已向社会开了大门。但是，我们仍待找出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仍有许多问题。
　　
　　复旦大学
　　
　　在上海复旦大学，我们会见了该大学革委会一个领导成员，遗传学、生物学、核物理、化学、数学和英语教师以及曾是工农的学生。如在清华一样，我们会晤时，先来一个简短的介绍。复旦成立于一九〇五年，是一所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解放前，它是中国的主要大学之一，共设十三个学系，文科七个系是中文、新闻、历史、哲学、国际政治、政治经济及外国语文系。七个理科系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核物理和光学。此外，还有科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包括遗传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语言学实验室和历史地理实验室。教职员工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五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一百五十一人。讲师二百九十二人，助教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其余则是行政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文化革命期间，曾停止招生四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后，从工农兵中间招收了两批学生，共一千七百七十六人。
　　
　　我们参观了一间制造固态集成电路的工厂，一间光学实验室和计算机单位。工厂的生产线是为学生取得实践经验之用的。另外，学生还有些实验室，服务于三结合目的，即，让学生在这些实验室里做些实习，替社会做些生产工作，并做些有关新电路的研究工作。实验室的设备并不很新，但全部都是学生做的。在我们参观的时候，那儿并无学生，但却有五个女工（工人约三分之一是妇女）在做半导体的漫射和光的蚀刻。工人也在大学做些研究工作，他们学的课程包括半导体技术和半导体电路。他们只有中学教育的程度，但是，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们可以进大学。
　　
　　光学实验室于一九六〇年，遵照毛氏的自力更生的教导，开始研究电光源的制造。它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实验室。将研究的成果，送到一间工厂去大量生产。这些实验室体现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和大学的三结合，也是教师、工人和学生的三结合。所有光源的研究和制造都在（厂的）设备上使用。我们所见到的某些光源，包括一种“轴形”的、高度反复的灯，一种二十五瓧的灯，一种光致发光灯，一种金属氟化灯和一种电影放映灯。那修带领我们到实验室参观各种成品的工人，告诉我们实验室初办时的情形。
　　
　　一九六〇年，一个学生打破了从苏联进口的一具大学设备的部件的灯。我们要求苏联给我们另寄一支来。但是，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要得到这支灯，唯一的办法是再去买一具这种设备。可是，设备并没有坏呀，干吗要去另买一具？我们需要的只是灯。我就说不买。我研究做成了一支灯。从这开始，我们现在就做各种各样的灯。
　　
　　这位工人科学家已成了电源灯方面的一流专家，并被邀请参加过几次国际会议。在参观这些实验室之时，我们的主要东道主是核物理系一位成员，因此，我们有机会跟他讨论和研究核物理学。他告诉我们，物理系分为三部分。固态物理学，光学和核物理学。核物理学有七十个成员，核化学有五十个，主要做着辅助核物理学家的工作。目前，核物理学方面有三十个学生，核化学方面也有三十个学生。而在文化革命前需时五年的学生，现在只须三年便完成了，即使在核物理学方面也是如此。这被认为是尚在实验阶段的另一种发展。或许三年是不够的，可以在三年半或四年结业。但是，原则上应该尽可能缩短时间。
　　
　　核物理学的研究，多数是基本的。有些工作由核物理学研究所做，诸如研究固态探测器之辐射损害，农业种籽之非辐射，检验凡德格拉夫发电机之电子设备，但对核动力则不多作研究。我们这位东道主物理学家继续说，虽然对快速繁殖动物器做过某些研究，但对建立研究用的核反应堆推进不多。对核聚变的研究很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极其花钱的领域，有关核裂变的工作甚至未加考虑。
　　
　　我们的东道主对我们说，太阳能的研究也很少。能源的研究多数是在石油方面，并且已发现了相当数目的油田。汽油和石油过去是由苏联供应的。但这种供应早已停止。一九五九年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在车顶载了个大煤气袋，因为没有汽油。在发现了油田一年之内，所有这种煤气袋都取消了。煤气（从煤提炼出来的气）是上海两间大厂制造的，但中国人不认为煤气是生产动力的燃料。像与我们谈过的其他科学家一样，这位物理学家知道。在美国，能源和生产被认为是大问题。看来这是由于过度消耗之故。这在中国，通过慎重的长期计划是能够避免的。
　　
　　在我们参观之后，我们的一位团员跟革委会“负责成员”谭清文（译音）讨论大学行政。他的解释是答复有关大学组织和政治活动的问题。大学有二百个党的干部，干部每星期花两个下午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教师、学生和“广大群众”每星期则花一个下午。此外，人们还在业余时间学习。
　　
　　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有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或者说，占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他们作为党的助手在青年人中间工作。大学有个党委会，十三个系中每个系有一个党支部。一切决定基于两结合原则——领导干部和群众，党员和非党员的讨论而做出。谭文清说，群众的意见加以吸收和总结，然后交还群众再讨论。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举行了许多的讨论会，意见要循环好多次。
　　
　　革命委员会是由几个三结合组成的，老中青，教师、学生和工人行政人员，工人代表、解放军和革命干部。革委会于一九六八年组成时，主要包括三四十名学生和少数教师。现在，革委会则有四十二个成员。十个领导干部，六个工人和解放军，十六个教师和六个学生。革委会是由群众选出的，也是从群众方面得到权力，所以可望代表群众的意见。革委会是受党委员会领导的。党委会是决策机关。
　　
　　我们代表团中其他成员与核物理学教师杨复昌（译音）讨论现行大学教育实践。参加讨论的还有英语教师章禾兰（译音）和英语学生汪叔岚（译音）、凌国兴（译音）。因为他们都能够说英语，这次的讨论几乎完全说英语。
　　
　　问：学生们能谈谈作学生的情形吗？
　　
　　凌（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我是一九七〇年上大学的，已经读了两年英文。在上大学之前，我不曾学过英文。我说得不大好。
　　
　　问：你在上大学之前，是干什么的？
　　
　　答：我从事农业。我搞了两年农业之后，被选为赤脚医生。我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之后，便被选上大学。
　　
　　问：你曾申请上大学吗？抑或你是被派上大学的。
　　
　　章（一个三十多岁、外貌悦人的女性）：她曾想上大学学习，农民也愿意她上大学学习。大学的领导考虑了这两方面情况。大学的领导曾到农村去，跟她讨论这个问题。
　　
　　杨（一个约四十岁的男子）：在文化革命前，学生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现在则是学生要求入学。他所属的小组的群众也说他应当上大学。大学来的人还对他作了口头审查。
　　
　　问：你的兴趣在英文，还是另有其他的兴趣？
　　
　　凌：我的生产单位的领导选拔我当一个医生。但是，在我有这种医学知识之前，领导要我做些英文方面的工作。因为人民需要我做这种工作，所以我就做这种工作。
　　
　　问：读完英文之后，你还继续学习吗？学生物学还是医学？
　　
　　林：国家需要我学外文，所以，我改换了我的任务。
　　
　　汪（约二十五岁）：我来自新疆，我在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过了两年多，领导和农民要我到这间大学学习，所以，我很高兴到道里来，虽然我认为从新疆到上海是很远的。
　　
　　问：你上这儿来之前，学过英文吗？
　　
　　汪：我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上大学之前，没学过英文。自然，最初学英文时，我碰到很多困难。老师教我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不曾学过英文，怎么能用英语喊这个口号呢？因此，我的口张不开，感到很不是味儿。我自己想，“我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呢？”那时，工人宣传队一位工人师傅发现了我的情况，跟我谈话。她对我说，“你应当把英文学好，才能跟外国客人谈话”。这样，我就把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了她。我说因为我不懂英文，不能叫这个口号。那时，老师发觉了我的困难，帮助我发音。那天晚上，所有的同学和教师以及工人都到我的卧室来帮助我。我当时很高典，从那时起便下定决心学习英文。自然，一直到现在，我还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教师和同学以及工人时常帮助我。我仍然认为我的英文很差，有时，我不能把我的意思向别人表达出来。
　　
　　凌：我在开始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特别多。我的发音不好，我的重音很差，好多次我读不出课文。那时，我很早起身，阅读课文很多遍。下课之后，教师常到我房间帮助我，纠正我的发音。自此之后，我稍微有点进步。我深感我的英文很差，但是，我有信心把英文学好，因为形势需要它。
　　
　　章：他们在上大学之前，是不会说英文的，他们十分用功。学生们互相帮助。
　　
　　问：学习怎样困难？
　　
　　章：每天上午有两堂英文，每星期有两堂政治学习。
　　
　　杨：他们也学中国文学，哲学和国际政治。
　　
　　汪：有时我们自学，下午开会。
　　
　　章：也有游泳和文娱。
　　
　　问：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何种生产工作或农事工作？
　　
　　汪：在一九七一年我们下乡两个星期，帮助农民割稻。一九七二年我们常去码头装货和卸货。有时我们跟工人一起工作，有时学英文。第一次我们去了大约三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去了两个多星期。
　　
　　杨：他们常常去码头，还给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他们碰见水手，并和水手谈话。他们还有一个半月的假期。
　　
　　所有的学生都为他们的英文不好而向我们道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仍然说得有些慢和结结巴巴。但一般还能听懂我们的话，并使别人能听懂他们说的话。凌和汪却颇能用英文交谈，虽然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流利。
　　
　　外国人访问中国的人数日多，一个大困难便是译员不够。中国人已着手一个速成计划，要在社会各方面，训练翻译人员。上海友谊商店（为外国访问者而设的百货商店）很多店员都是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有几个学生学了还不到半年，已经颇能掌握外语。我们在上海时，有四五个外语学院的学生陪伴我们。还给他们观察更多有经验的译员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自己也可以作非正式的翻译，藉以练习英语。工人师傅跟汪谈及关于学习与外宾交谈的谈话，从农村遣送学生学习英文，以及从北京和广州现在还未住满的外宾旅店之大量扩建看来，这一切都暗示是应付外宾可能大量增加的一个计划。我们跟凌、汪及其他学生的谈话，显示出他们进步良好。
　　
　　章：我在文化革命前的一九六三年在复旦毕业，并留在大学教课。虽然我在文革前教英文，教学方法是很差的，当然我的教学方法也很差。现在的教学方法已大大不同。当年我们只是在课堂上教，而且也只是要学生阅读英文书本，现在我们则着重口语练习。自然，文革前的方法是不好的，但当时我并没有觉悟到。现在，我应当说我不满意那种方法。文革前我们很少去学生的宿舍帮助学生。现在，我们常去宿舍跟学生补课，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我住在大学附近，恰恰在大学对面，我去宿舍很方便。学生如果有时问，也可以到我的家里。
　　
　　问：你对这种改变，感到不舒服吗？对于学生的批评觉得怎么样？
　　
　　章：在课堂上我们有时有批评。学生批评教师，如果教师对学生有意见，我们也可以批评学生。在思想方面，我们互相帮助。所以，对我来说，听取学生的批评没有什么受不了。我觉得这是改进我的工作的一个好方法。如果学生不提任何意见，或者我不听他们的批评，我就不能改进我的教学。
　　
　　杨：在文革之前，英文学习上最坏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说英语，我们只是阅读。
　　
　　章：我做学生的时候，教师并不把重点放在会话方面，所以，我的英文说得很差。现在，我们尝试尽可能多说英语。
　　
　　问：除了有时到码头一个短时间之外，在英文教学上，你还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把整个社会当作你的工厂”？
　　
　　章：在码头上的时候，我们和码头工人并肩工作，并且也学英语。这对我们的思想也有帮助。再者，所有我们的教材，都是依据全社会的需要来选择的。我们阅读英文报纸，并且讨论报纸，我们还到海员俱乐部去练习。
　　
　　问：在美国，物理学家往往是属于不懂实践需要和不理解政治需要之最坏的榜样。文革前和文革以来，中国物理学的情况怎样？
　　
　　杨：我的兴趣在研究工作，我很少教学，我是实验室的主持人。在文革期间，我受到的主要批评是，我常常自我决定搞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懂群众路线。现在，我仍然是实验室的主持人，但我跟群众讨论、研究问题，并跟群众决定一切事情。文革以来，研究问题也改变了。以前，我们常从文献和参考资料方面做工作，现在，我们下厂或到研究所了解人们的需要。例如，我们研究利用放射示踪去侦查癌症的方法。在文革前，我们从不知我们能把我们的方法用在这么重要的方面。有些方法在医院是很有用的。我们就这样的把我们的技术跟实践结合起来。
　　
　　问：你对于接受群众意见有何感想？
　　
　　杨：最初，我不习惯接受群众的意见。
　　
　　问：关于意见的分歧怎么样？
　　
　　杨：我们再加以讨论。我吸收了意见之对的部分。再跟他们讨论不对的部分。然后我们求得统一的看法。我要说，在这样的讨论之下，群众对于事情为什么那样做，就懂得很多了。
　　
　　问：现在好些了吗？
　　
　　杨：我想是如此。这样的方法是一种改进。
　　
　　问：核物理方面的学生是做研究工作还是上课？
　　
　　杨：他们有上课。他们一年下厂一次。第一年他们去电子工厂，看工人怎样做分析辐射的仪器。在文革前，他们只得到某些理论上的知识。
　　
　　问：你教学的情形怎样？
　　
　　杨：文革前，我很少教课，有时一星期只救两堂。就在现在，我没有教了。或许一两个月有些课。去年，我就没有课。文革前，我只教课。下课后，我从不与学生接触。我叫不出他们的姓名。
　　
　　问：你（现在）喜欢跟学生接触吗？
　　
　　杨：对。文革以来，学生学习很用功。他们有着显而易见的目的感。我们可以从他们方面学到良好的品质。
　　
　　章：我们应当互相学习。
　　
　　中山大学
　　
　　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们跟该校昆虫学教授蒲蛰龙会谈。跟他讨论的大部分是与农业有关的昆虫研究。这些问题已包括在“研究机构”的一章中。但我们的访问涉及作为文化革命成果的该校所发生的特殊改变。
　　
　　中山大学于一九六九年重开。文化革命后第一班于一九七三年毕业。有如中国别处一样，（今日）的大学和学生已不是一九六六——六九年大动乱前的大学和学生。蒲蛰龙叙述他的学生怎样改变的情况说，“现在有较多的农民出身的学生。在最近两年，有些学生是初中毕业生。在以前，多数学生是来自高中。现在他们有三年的农业或工厂的工作实践”。其结果，学生通常要多花半年的时间补课。中山大学的昆虫部现在有两个班，一是新生班，有学生三十人。另一是初级班，有学生四十人。现在还没有二年级。现在大学教育的标准在学时间是三年。整个生物系现在大约有学生四百七十人，分成两个班。
　　
　　自然，我们不知道中山大学文化革命的详细过程。但我们却获悉，当地工厂工人宣传队最后进入大学，调解师生之间的斗争。在文化革命某个时期，多数大学和研究所的主人，是这些宣传队。中大的工宣队代表这今仍在大学行政方面和各系里面。据说，他们做出有关大学业务的建议，并参加师生们的政治教育。
　　
　　课程教材的编写，现在由几个教师组成的一个单位合作执行（译者按：一般叫教研室）。他们会商拟开的课程，大家分别担任教本各章的编写工作，并准备实验室的实习。这步工作做了之后，再开会共同讨论全部的教材，并要求学生提意见和批评。有时，教师也要求农村人民公社技术人员提意见。蒲本人认为，经常寻求学生的意见，是必要的，并认为教材每年应改写。
　　
　　教师采取集体备课和集体教学的办法。例如昆虫部四个教师联合一起教生物控制一课。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集体教学去掉不同课程中许多重复的教材。蒲说，教材重复是文化革命前一个严重问题。
　　
　　目前，中山大学的班级比较小，通常是四五十个学生一班。在昆虫部方面，学生选课有三个基本方面。“核心”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政治。每一核心课程的教材，视注册学生的需要而调整。例如生物学者、地质学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员，都有为他们而开的不同的基本课程。在其次的专门化方面，基本课程包括动物学、动物生理、植物学、植物生理、微生物学和遗传学。最后，还有专门的课程如昆虫分类学、应用昆虫学、昆虫生理学、杀虫学以及昆虫技术等。昆虫部有教职员三十人，包括助教和技术人员。
　　
　　蒲对我们说：“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任务是教育”。但是很明白，不管是学生或教师，都不能跟其余世界割断关系。昆虫部经常派工作队到农村的不同地点，并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公社维持着一个固定的实验站。有几个教师常常住在公社，每次跟农民一起工作几星期或几个月，特别是跟公社自己的科学组。有时，农民技术人员进城，利用昆虫部的设备解决技术问题。学生在实验站工作，每一学期必须下田。总的来说。学生的时间约有五分之一花在农村或与他们学习有关的工厂。蒲指出，文革前，并无派学生与教师到农村的正规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师并不常去。
　　
　　我们问蒲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现行想法，这个问题跟专业科学的整个打算密切相关。他说，现在昆虫部希望他们的新毕业生会去农村，调查县或公社方面的昆虫学工作。在过去，许多毕业生直接就去研究所或大学工作。昆虫部正在认真考虑于一两年内招收研究生。但看来不会直接从离开大学的学生中招收研究生。蒲对我们说：
　　
　　我们认为，新的研究生实际上应当是大学或专科的毕业生，并需要有几年的实际经验。自然，一部分研究生将来自在某方面有特出经验的工人或农民。但是，是否授予学位，我们还不能决定。这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鉴于北京化学研究所向我们表示的意见，上面这些话特别令人感兴趣。北京化学研究所是说，他们不打算授予较高的学位，因为这种学位会扩大拥有学位者与劳动大众之间的鸿沟。
　　
　　昆虫学的教授们仍在讨论训练研究生的时间长度问题。在文革前，研究生训练历时三年或四年。现在，蒲蛰龙说，他们可能不定出具体的年限。尤其是对工农学生。但是，看来每个人都认为，应当招收大学毕业后的研究生。至少，某些研究生最后可望填补大学教学的空缺。
　　
　　蒲又说，文革前，中大的昆虫学家只开一门课程：普通昆虫学。那时，昆虫学只是较大的动物学部之一个分系。现在，因为昆虫学在农业发展上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把它提高为一独立的部的地位。因此，必须开较多的课，从而也需要较多的教师。也可以想象，中国未来的科学家可能到别国去研究特殊问题，但在目前，这个可能性仍然很渺茫。
　　
　　教育领域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似乎都受到了文化革命的触动。这个运动的令人震惊的范围开始逐渐为我们所认识，隐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下面的，是一个彻底的一体化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府的最高层扩展到街坊老百姓的内层。目的是在组成一个完美的统一的有机体。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阶级、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界，每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范畴，都可能有“敌人”的存在。我们开始了解“社会主义觉悟”是什么一回事。 “社会主义觉悟”是这样频繁地被引用为社会的基础。它不止是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把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不同因素冶为一炉，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一大综合。在前进中的中国人民，正在使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他们的世界。因为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种支离破碎的主义。所有走向分化的倾向，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论它们是否涉及学校的社会组织或是知识分子的科学训练组织——因此，形容脱离实际社会的书本学习为“修正主义”，形容把学生引入天才集团为“走资本道路”。所有等级制度都是可疑的。
　　
　　科学在中国比之它在西方文化中，显然有较广泛的意义。它是思想的过程，也是透过实践发展理性知识的过程。不应当把科学看成某种神秘的和特殊的东西，它是每个人的经验之一个自然的部分。从我们的观察和讨论看来，科学在中国被认为是大众文化之一部分。是基于人民的经验，是人民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方法之一。
　　
　　在我们参观中国学校的过程中，我们曾看出斗争的表现，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文革前，有人创“专家治厂”，这使政府有脱离工人阶级统治之虞。可是，现在是政治第一，技术第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已成为人民教育之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教育上，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每个人都从事某方面的生产，这样既可学习实际经验，又是与工人阶级团结的一个方法。
　　
　　在文革前，学生已变成脱离劳动人民，被关在大学内很少有机会取得实际知识，入学则根据高中的考试成绩。甚至中学也发展了一种特权，主张学生应来自中等阶级，农村的学生不能跟提供文化和知识便利的较好城市学生在平等条件上竞争。再则，党干部和行政工作者的子女，往往去集体寄宿学校，而这种学校甚至是在解放前成立的。那时认为这种学校是照顾为国家前途经过困难斗争的人的子女。可是，较近的时期，这些学校已成为对干部子女提供特殊的待遇。上大学的也多是这些人的子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学生的招收，名额是并不多的。例如在北京大学，一九六二年工人和贫下中农学生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在文革期内，有关中国教育制度的许多不满，都表面化了。这情形类似于美国，美国学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出不满教育制度的声音。旧的教学方法基本是填鸭式的方法，学生与教师之间有尖锐矛盾。每个人在课外都另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他们所学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是很抽象的，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或者也跟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很少关系。美国学生的大声疾呼，在中国引起了共鸣。
　　
　　现在，中国学生在他们整个教育事业中，从事某种生产的工作。多数学校包括许多小学在内，在他们的校内都搞生产工作。学生并花去他们学年中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或在农村工作。在完成了初高中教育之后，学生便成为国家劳动力之一部分，或在工厂当工人，或在农村当农民或在部队当兵。经过两三年工作之后，他们可以申请升学或者由他们的同事选他们出来上大学。因而，现在大学生来自群众并且有工作的经验。他们先是工人，后是大学生。
　　
　　在我们看来很清楚：师生间的关系已经大大改善。教师熟习他们学生的计划，甚至到宿舍去帮助他们。因为学生的出身背景已经不完全相同，有的只读过初中，有的已读完了高中。时间容许他们研讨。凡需要帮助的学生，则给他们以较多的帮助和辅导，其他学生也给予帮助。所以，没有一个学生落后。
　　
　　已经做了的，很多当被认为是实验。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但学生和教师却真正改造了他们的人生观，与工农打成一片。当我们参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陪同参观者把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写的一块匾额指给我们看：要当人民的教师，先当人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