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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zt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1973年]四、研究机构
(cont.) 一直到我们在回美国途中经过香港的时候，中国残废人民解放的全部意义，才真正感动了我们。香港的盲人和残废者是成排地坐着乞食的。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人民不会看不起那些残废的人”。这句话跟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农村偏远地方，无腿人用手推动车轮，驾驶脚踏车和轮椅。盲人则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彻底地使残废者参加这个庞大而仍然贫穷的社会工作，是另一令人难忘的印象。它显示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克服废人废物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四、研究机构
美国科学研究的象征，是白领、空气调节的大楼、荧光灯和在专家手中的大批电子设备。实验室与外在世界之间，有一扇门，门通常是关着的，以保持室内的冷空气，同时也将非科举家摈诸门外。中国人正在尝试创造一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这是一种使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人联合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上，每一个人都了解别人的技术和贡献，专业者与工人之间的差距最后趋于消灭，他们的工作也将完全合为一体。
中国研究工作者所特别关心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做出改进。为工农业、生产和医疗之当前需要而服务。希望从实际问题中产生对问题的根本研究，同时也联系到某些已经表现出来的需要，并不只是由科学家设计。
但是，对应用科学研究的着重，并非中国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对待研究的态度。我们所看过的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强调跟群众工作和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就是这种政治观点，决定了研究者对实际问题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时，科学家花时间在农场和工厂，和工农生活在一起，不但进行他们的技术任务，也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在此期内，他们指导当地人民关于各项实践问题的理论根据。当地人则参加研究工作并帮助科学家们。群众动员，诸如北京之虫类控制或上海之癌症检查，对科学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则，和群众一起工作，有助于在政治上、于专业工作者再教育，并有助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在每一个研究所，我们都见到科学与人民这种强烈联系的证据。中国的科学研究对外在世界是敞开大门的。
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中国一个计算机研究中心。上海电算机中心于一九六九年开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现在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这个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个职员，他们用两种数字计算机工作。一种是一具“第二代”或称导体式，另一种是一具“第三代”或称集成电路式。我们听说，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电算机既能为工业服务，又能推进科学研究。电算机科学必须也能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生产服务。这就是说，技术必须受劳动人民控制，并用来改进工作场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质。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电算机理论问题的科学家，也要涉及实际问题。在制造与试验电算机的工厂工作，使科学家更能了解机器的构造及电算机制造的方法。对比之下，美国多数电算机程序编制者，不懂电算机是怎样制成的。对电算机的功能怎样，也所知很少。我们代表团中的电算机程序编制人，在编制程序方面，已有过五年的经验。他说，在显示各种电算机机件时，他往往感到很无知。
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首先参观的是“第二代”电算机，它有八千个四十二字节的存储器，其主要的输入装置，是光电纸带阅读机，每分钟可处理八百个字。纸带由程序编制自行打孔。多数程序是用“算法语言六十”（Algol60）写成的。这是一种标准国际程序语文。中有两个鼓，作为辅助储存器之用。这种鼓的平均接触时间，是八十毫秒。电算机每天开动二十二小时，其余两小时，用作维修。一个使用特别的热敏纸的火花印字机，用作电算机输出之用。印刷机以五乘七矩阵的方式印出点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数字、罗马字母和数学符号，每秒钟可印一千五百字。
研究所的人员描述了电算机工作的性质。多数的工作是我们所称的科学程序处理，即工程上的数学问题，统计分析、晶体结构分析、等等。跟商业程序处理或资料体系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设计方面，还将线性程序处理方法，应用到编排造船作业时间表这类问题上去。
中国人基本上是把电算机用于科学方面，而非用于商业方面。中国的商业生活，跟美国大不相同。收费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许多事物上，我们在美国都应用电算机，这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计算机来作为知识的传播，在中国有一特殊的问题，即书写中文问题。四千多个中国基本字汇，实在太多了，不容易用电算机处理。有些资料是用普通话的发音录出而储存在电算机里面的。但这不适合于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两个中国字，其发音完全相同，而字体却完全不同。在中文上并不是不常见的。名字只根据发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乱。这个问题虽然麻烦，但也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难。
在“第三代”电算机上，我们参观一位数学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预测海洋潮水涨落的。这个电算机比“第一代”电算机大，运算也比较快。它有个三万二千的四十八字节的存储器，每秒钟处理十一万一千个“指示”。它也有个每分钟八百字的光电纸阅读带机、两个火花印字机和四个每分钟运转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触时间，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钟有产生一万四千个字。中央处理机有四十五个“指示”，并且可以扩大到七十个“指示”。
我们从中国返美之后不久，《北京周报》报道中国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钟一百万“指示”的电算机。显然，我们所见过的电算机，不是中国最先进的电算机。
在我们参观清华和复旦两大学期内，我们见过其他的电算机。在北京清华的“第二代”电算机，是学生制造的，是用作教授电算机学的。这间大学在文化革命期内，有过紧张的斗争。当时，两派学生运动为大学应该怎样办及由谁来主持这个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我们在电算机中心发问，是否电算机成为校园的斗争对象。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他们很感兴趣听到，美国大学在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期内，电算机中心有多次成为学生反对大学政策的抗议场所。可是，在清华，电算机只是用作教学和研究。并未成为行政政策或权力的工具。正如在许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用大字写在电算机上面。
在我们参观了上海电算机研究所之后，有几位东道主带我们到上海制造门柄的街道工厂去。街道工厂是中国都市地区的小企业，是厂里的工人集体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妇和前此属于工人以外的人民。这种工厂的产品不一，有手工艺品，也有集成电路出品。大抵要看该地区所可能得到的技术和原料而定。
这个街道工厂有四百三十七个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妇。几乎根本没有受过教育。它的主要产品是门柄和自动车的扶手。据我们的东道主解释，一九七〇年这个厂成立了一个电算机组，有七十四个工人开始跟上海电算机技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电算机科学部人员会晤，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在厂里制造电算机。这个三结合小组着手制造先进的“第三代”电算机，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特别是，街道工厂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电算机是什么东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内，他们居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架电算机，并于一年之后，完成了第二架电算机。我们在电算机研究所曾见到过这架电算机。现在，经过三个月工作之后，第三架电算机正在完成之中。他们希望本年再制成第四架电算机。
街道工厂的工人在制成电算机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有关电算机的知识。他们中许多人参观了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以及其他电算机工厂，藉以增加他们的知识。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花在研究电气、电子和电算机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们听说，工人学得很快，因为他们参与他们正在研究的过程。由于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们的工作。
来自复大和研究所的，不只是有所贡献于该工厂电算机的计划和设计，并且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每星期花一天的时间，跟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电算机工人说，科学家和工人们互相学习。双方都认为，工厂、研究所和大学这种三结合，是走向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一个重要步骤。
在街道工厂，我们探索有关制造一架电算机的某种步骤。在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试验铁心。这些细小的成团形的铁环，直径不到一毫米，是最现代化电算机记忆之基本组成部分。经过磁化后，这种铁心便产生北磁极与南磁极。电算机用这种磁极作为二进制的数字。北磁极在上，是为I，南磁极向上是个O。经过铁心的电线可以探出并能改变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储备资料，往后又可以从电算机记忆中、将资料取回。
因此，这些铁心的磁性，必须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铁心含有不纯的成分或者被切断，磁极就不能可靠地发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彻底检验小铁心的。每一个铁心置于一钢台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个金属指针。然后，示波器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波状，工人从波状上可以看出铁心的电力是否适度。每个铁心在送往编排室之前，先要试用三次。在试用时，几乎所有有毛病的铁心都已经淘汰了。
我们参观了铁心编排室。在编排室里，所有的铁心都穿上电线，然后编在约九乘十四寸的一块板上，每一块板包含四万个铁心。每个铁心有纵横两根电线穿过其中。这样，电算机根据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就可以从四万铁心中“选择”一个铁心。另外还有一条叫“读出线”的线，穿织在板上的每一个铁心中。这种“读出线”可以察出铁心磁化后的任何变化。在电算机要找铁心内的储备资料时，它能引致铁心磁极变化之一半的电流通过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只有在一个铁心通过纵横两根电线时，才有足够的电流，迫使特定的铁心磁化极度和电流同一方向。如果铁心已朝那个方向磁化，那就不会再发生极的变化。而“读出线”也就不会有反应。如果铁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极化，那就会发生极的改变，引起电流在“读出线”上流动。这就是电算机记忆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为其中没有机械零件，所以，电算机记忆能储备资料，而资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铁心编在板上之后，每块板须加彻底的试用。如果发现任何铁心有毛病，通过铁心的电线，必须抽出来，把铁心更换。工厂里的其他车间，则专用电子方法试验铁心板，并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铁心板比较。
这情景较上海只有一间计算机工厂建筑物意义更大。美国电算机的制造也正是这样，而且劳动力可以比较。世界多数的铁心编制是在香港、南朝鲜和台湾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这些地区劳力成本低，使在美国做铁心的电算机公司有利可图。它们把铁心运到外面去串连和编排，然后，再把它们运回美国去装配。这些地区的廉价劳力对美国电算机公司的图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胁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和社会控制。因此，美国电算机公司是积极支持越南战争，也是物质和技术的供应者。
北京化学研究所
在我们整个参观中，我们发现中国科学家亟欲跟他们的美国同行接触，并和他们交流经验.我们在北京化学研究所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在那儿受到包括革委会成员在内的一群人欢迎。最初多半由该研究所代所长柳大纲谈话。看来他是一位老资格科学家。他是革委会委员，但人家都称他作“教授”。这显示出，沿着学术路线的较旧的行政制度跟较新的革委会并存。柳告诉我们说，该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现在有职员约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学毕业生或有经验的研究员。职员中有一百人曾受过研究院训练，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过学。研究员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多数是有开工业生产的，并且实行三结合制度，即研究、教育和生产三者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组。那些下厂去的人碰到实际问题，便向工人学习，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发现根本的问题，藉作基本的或试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数是在高聚物化学方面。高聚物是由许多重复的化学单位所组成的一个大分子。物质的特性要看单位性质而定，诸如人造丝和尼龙这类纤维、环氧树脂这类胶合剂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态的人造聚合体。许多天然的物质也是聚合体。
这个研究所设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筑物中，是人们在华北常见的那种光秃秃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灯光从两边的实验室射出来。没有在装饰上下过功夫，一切都讲求实用。这些建筑物几乎有一种边区（这里所用的边区是借用美国开国初年向西发展时的形象，有拓荒扩张的含意）的气氛。房间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样。一个印象令人难忘，一位戴帽的化学家在实验室的天平上称什么东西，他那白色的实验室外衣，罩着里面穿的一件棉袄。
在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必然引起跟美国实验室的设备作一比较。最显然的差别是主要分析仪器为数较少。这本是过去二十年来化学上的一个主要发展。不过，在美国也不是每一个实验室都有这种设备的，但在一个中央研究所，多数可以得到这种设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个研究所所见到的研究工作，多数是不需要这种分析仪器设备的。当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设备相配合的。在我们讨论期内。柳大纲和另一位老资格科学家钱人元（他曾在美国呆过）提及这些仪器的缺乏，是个缺点。各实验室的设备，很多是本国制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们参观过的多数实验室，研究员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载有一个化学结构或表演的方法，并且往往有产品的标本，藉以解释方法之实际应用。这像是在向人们暗示，“通过化学，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间实验室，专门研究卡普罗拉达（亦称聚酰胺）之强碱聚合作用。据负责此项研究的研究员苏炳禄（译音）解释，此项研究的任务在于应用化学反应机构知识，去取得更多的质量可以控制的产品。尼龙是一种人造的聚合体，是一长串的较小分子，这分子是从提炼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们变成胺环。这些结合像是把蛋白质结合一起的结合，诸如丝和羊毛。尼龙之能够模拟天然物质的特性，即是这个道理。聚酰胺在与碱混和以形成尼龙时，反应很迅速。聚酰胺（塑料）这种物质所形成的力量，要看制成的链之长度。而这长度又要看反应速度怎样及物质混合的方法怎样。此问题之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但最后仍得用工厂的设备，才能制造出来。苏把时间花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做实验。在实验时，不同的反应情况都尝试过。制出来的塑料的质量也检验过。据苏说，老工人对制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帮助了解。这个厂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对反应性质作实验研究的意见。
我们听见到的另一发展工作的进程，是有关加固聚酰胺之夹层塑料。用聚合体聚酰胺把它贴成一层层的玻璃填料，然后再使之成为一块固体。这种材料是用作各种电器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伍瑶（译音）向我们解释制造的过程。小分子连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种叫做“树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种制成品，须先用加热以完成反应。需要一种溶剂。问题在唯一适合的溶剂二甲替甲酰胺难于处理，因其有高度的沸点，且含有高度的毒质。对工人颇为危险。伍瑶修改树脂的化学成份，已能制造一种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树脂。这样就解决了毒性的问题。并且也制造了一种强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间制成品实验室中，陈列了用“胶”粘成的各种衣着。所谓“胶”是一种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胶水。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有一间工厂，碰到了缝衣服的线缩水的问题。工人们希望新的胶水能提高产品的质量。
在一间有关光敏的聚合体实验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体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电版。并陈列了用这种电版而制成的彩色图片。其他的研究员则展出了医用丙烯类塑料制成的胶粘剂。如做假牙用的胶粘剂。另外的一个组正在发展聚硅酮的应用。
对比之下，另一实验室的研究则不重视当前的应用。该实验室正在试验有机光电导体。实验用的仪器，虽是本国制的，但相当精致。仪器包括光源及计时装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机光电导体这种物质，在受到光的某种特定波长射击时，其电的特质会发生变化。一位女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设计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并且只是试探性质。所以要搞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有益，同时更因为有机光电导体可能比无机代用品较多实用价值。
当我们在中国时，中国研究机构的实践，常常跟文化革命有关。而讨论的主题，是那段时期（即文革时期）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变化并不常常容易了解。我们关于文化革命对科学的影响，曾有一个先存的概念，以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纳入应用范围之内，使科学工作只有直接搞实用的东西才对。然而，这种光电导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后的研究题目，特别因为它有兴趣，而并非为了它马上具有实用的价值。我们听说，该研究所还做有关分析化学技术之试探性研究、聚合体溶液之物理化学以及其他物理化学问题。这些实验室的工作，看来对直接有关特殊生产方法的研究，比较我们参观过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这个化学研究所，不同于中国各大学。它在文化革命期内仍然有研究活动，有如其他生产机构诸如工厂一样。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段时间，但据柳大纲说，“工作仍继续照做下去，多数处于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多数仍然在这里。”他还补了一句说：多数成员曾下厂工作，或者在乡下某个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体不好的以外。
在中国做实验性的实验室工作的，多数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学。在过去，大学毕业生在研究听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开之时，或许仍将如此。研究所的成员认为，当研究院教育的条件具备之时，有些人会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们怀疑将颁授学位。因为这种学位头衔，有增加研究员脱离群众的可能。虽然大学研究院教育，经过文化革命之后。已经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却仍在讨论修改之中。在我们参观期内，像在美国所了解的那种研究院，仍然关闭着。中国人方面跟我们讨论计划时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将重开。在别的方面诸如医学课程的修订，已经将医学训练时间缩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内，不过医生是受到充分训练的。他方面，如法学院，料将不会恢复，这是因为刑法制度已经修改，废除了有利于被告的调查程序的开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师。一般来说大学在学生与毕业生的研究工作这种西方式的区别，可能消失，虽则不同科系的课程，在授课时间的长短方面将有所不同。
我们在化学研究所获悉，甚至在化学这门专门学问的奥妙主题中，也涉及国际政治。有关科学的任何国际性往来，化学的关系很大。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尝试使他们自己的制度适应国际惯例。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跟国际理论化学与应用化学协会（这是在化学方面正式的国际团体）没有联系。中国之不跟这个团体有接触，原因是该团体的成员，有台湾方面的人马在内。
我们参观了这个研究所，使我们对中国研究科学能作某几点的比较。第一，是化学对新工业产品的应用所起的推动作用。在美国，新产品必须人为地制造需要，同时，生产方法的改进，会使工人失业。这是我们美国技术发展的迹象，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在中国，技术的应用，其动机在满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国已被用作一个含有轻蔑意味的名词。当中国人将衣着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胶布（这种胶布之制造，原本是采纳工人建议）给我们看时，我们这个团体中有一位团员说，“我们美国也有这，但不顶事。”我们这种对待技术革新的消极态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为在美国，革新的第一个作用是为了图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许只是偶然的事情。
我们的另一观察是，在某些方面似乎仍存在着较旧的研究方式。这个化学实验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后才开设的，研究所的决策机构，至少仍维持某些方面的专业人员掌权。然而，在各实验室的其他实践——政治学习小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厂里的体力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其目的在打破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科学研究方式的改变，仍在演变的过程之中。这并非该研究所自行着手要完成的东西，一切体制要作革命性改变都是共产党所发起的。并且用意在全社会推行。在美国国内，我们团体中有好多位曾讨论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推动民主实践，但我们意识到，这像是企图创造一个良好社会孤岛，却并无整个社会的必要改革。——这样一个孤岛式的良好社会实践，是“矛盾可笑的”。
中国研究机构的改造，是因它跟工业的关系而刺激起来的。研究人员访问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工厂，他们与厂中工人讨论问题，并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这个方法就涉及意识形态的改造。但也给研究人员对生产是怎么一回事，有较好的想法，同时，还对实验有亲自的观察机会。产业工人也是三结合的成员，他们又反过来访问研究机构。他们讨论在研究中的问题，并参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动，诸如政治学习小组。此外，化学研究所每星期设有一个“公开讨论所”，任何工厂的代表可以到这个所内讨论技术问题。研究所的大门再一次对外开放。
这类在工作过程中的日常接触，对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或许是极其重要的。在科学家的正常活动中有群众参加，使科学家很不容易忘记五七干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的教导。这些学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内，在农村地区办起来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要在五七干校呆一段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学习。工厂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中国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在传播科学发明这件事上显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维持一个研究者或一间实验室或某项事业之独霸地位，在北京的胶布厂、人造纤维厂和塑料工厂并不互相竞争市场或争较高的利润。因此，他们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隐瞒起来。实验室是为共同交流经验而开放。不论是在他们“公开讨论所”期内，抑或通过像上海科技交流站这类的机构。他们并不试图抢先跑到专利局去。
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
北京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像动物、生物化学和昆虫学研究所一样，是支援中国农业的重要机构。它那座大建筑物座落在首都远郊，周围都是田。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个上午，参观实验室，跟科学家和行政人员谈话。正如在其他科学机构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一位年纪较大的曾在海外留过学的职员客串了临时翻译。在这个研究所内，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妇女替我们翻译。她曾在美国州立俄亥俄大学研究过生理遗传学，在解释晦涩的技术名字时，她特别对我们有帮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遗传学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个遗传学事务所，只有二十个职员。一九五九年科学院成立之时，便设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职员增加到七十人，现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儿工作，其中包括两百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个研究所在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试验。（一）研究遗传特性之遗传与变异。——这方面工作包括从花粉谷粒中培养小麦或稻米，以及有关马铃薯和甘薯的遗传学，（二）有关杂交优势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遗传学的研究，（三）关于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研究，包括细菌遗传学的研究。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研究所，是有关甘薯遗传学的研究的。我们在那儿跟一位名叫蒋兴尊（译音）的研究员谈话。他于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此后即研究甘薯。他告诉我们，白甘薯的培植，是将前一年收成下来的旧薯茎一根根植在地里，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储藏一些甘薯，作为“种籽甘薯”，为下一次播种之用。在华中和华南，贮藏的甘薯的变质问题，严重地妨碍了将甘薯作为主要食物的来源。在过去，大量的甘薯每年只得往南运。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这个问题已有多年了。但是，现在他们对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颇多批评。蒋对我们说，他们太过于依赖中外书本知识。在文革期内，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田里，跟农民研究问题。自此之后，工作有了改进。他们现在相信，虽然甘薯的变质，主要取决于所种甘薯少一遗传特性，但培养贮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学家们由此而得到一个结论，即是，他们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基本上并非他们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因素所能控制的。就遗传学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个西方国家，有若干科学家毫无例外地只凭着自己有限的专长去钻牛角尖，企图用狭窄的技术方法，去谋解决那种需要广泛接触和多方面知识的问题。
蒋指出，解放前，华东安徽省某些富农曾精于甘薯的贮藏方法。但是，他们把这视为传家宝，不愿将秘诀公开，以便操纵薯种的价格。解放后，贮藏的方法普及了。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依正确路线工作，科学可以为人民服务。如果科学是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它就不可能为人民服务。”
这个实验室不但搞甘薯试验，也搞白薯试验。甘薯栽种方法，是用从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农民诉说，有一种很好的品种“胜利一〇〇号”，产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试验显示，产量平均减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员跟种甘薯的农民密切合作，发现农民喜欢选长茎作为切断的薯苗，原因是长茎比短茎容易切。结果，在单一的薯茎内部以及薯茎之间，便发生了藤的长度之遗传上的变异。人们选择长茎来切作插种，则长出来的茎长而产量低。研究员观察了其他薯种。发现了同一的现象，即茎较长而产量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为了对付这种倾向，便选择了多代的短茎，用这种方法，产生了二十种新品种，其中一种叫“北京红”，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参观薯类实验所期内，我们提出了中国遗传学家目前对李森科的看法问题。这位引起争论的农业学家，一度是苏联遗传学的权威，他反对西方古典的遗传学，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遗传学是“理想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并指斥这类历史人物如孟德尔与摩尔根所假设的遗传基因，因为他们否定了环境对有机体遗传的影响。（即习得性的遗传）。针对他们的思想，他反对米丘林的理论。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国铁路工人，在培育果树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时期，大约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里面的影响力，压倒了两派思想之间的斗争。实际是禁止以古典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实验。我们曾听说，在中国同时期内，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强烈的支持。特别是在农业研究机构方面。并且听说，信服古典遗传学的中国科学家，在研究上处于守势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苏联失势，中国遗传学两派思想的冲突，变得不那么一面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发表了很有名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毛氏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处理科学争端。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毛氏在说这些话时，不管他心里指的是什么特别事情，对于处理遗传学的争论，在中苏两国，这些话都是有力的批评。大约从一九五六年起，看来米丘林主义者和遗传学的古典派，在中国是共存了。鉴于这一切，所以我们提出了有关李森科的问题。
稍停了片刻，我们再说出了这个名字，藉以确定我们的问题已否受到注意。这时候，我们的东道主方面突然成了一个生动活跃的讨论组。不过讨论的内容并没有翻译出来。最后，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认为甘薯变质，是高温度所引起的，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正确。”我们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关遗传学理论的问题相询问，他们答称，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环境的情况或许可能影响内部的或遗传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这样，主要影响不是外在情况。在结束谈话时，他们提出这样的意见说：这个问题实际是个理论问题，还不曾很详细地研究过。或许李森科之在中国，仍然处在一个考验时期。
我们下一个参观的地方，是专门研究细菌遗传学的实验所。并跟研究员董可容（译音）谈了话。他大约于一九六〇年开始研究枯草杆菌。他们使用这种细菌来研究一个叫做“变形”的过程。方法是在几乎所有有机体中，从某一种细菌抽出它的基本遗传物质（叫做DNA）。“喂”到第二种属的细菌体中。如果第一种属细菌具有的遗传特性而为第二种属细菌所缺少，则第二种属细菌的DNA因跟第一种属的DNA混和之后，可能就会含有第一种属细菌的DNA。董说，在六十年代初，只有美国人曾有这种可变形的枯草杆菌。但是，因为美国政府禁止对华一切贸易，所以，这个实验所无法取得这种可变形的细菌的标本。中国人只得单独自干。他说，现在，他们已可以直接从美国得到这种细菌标本了。
细菌遗传学研究所的人员并利用硝化酸来研究导致突变（即较永久性的遗传改变）的问题。他们刚刚在开始搞芽细菌形成的过程。——形成一种强芽胞，足以抵抗光、热或干燥，而不致于被光熟或干燥杀死。有趣的是，这些计划或变形计划，都是在没有考虑到工农业上的应用价值的情况下而进行研究的。
这个实验所曾为了很直接的工业应用价值，而进行过一个研究计划。该计划涉及在制造毛制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机体中发现的一种蛋白分子，它有助于促进生命维持的化学反应。如在消化期内将食物消化，变成单一的化学物质。完成将蛋白分子变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机能的，就是蛋白酶。这种蛋白酶是在胃中发现的，可以从某种细菌中做大量工业用途上的提炼。这些也就是美国广告中大事宣传的各种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国人在毛制工业中使用蛋白酶来改进产品的素质，细菌遗传学实验所的研究员到工厂协助搞这种工作。
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搞新小麦和水稻品种的实验所。它是用极其复杂的方法搞这种试验的。欧阳振威及陈英（译音）两位研究员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接受了农民的意见而建立了他们的计划。并说，该实验所花了很多的时间，以发展新的作物品种。培育新种的传统方法，大抵要靠发展“纯”一种或在遗传上同种属的品种，然后用控制的方法，使之杂交，以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多代近亲杂交的方法，培育遗传上一致的纯种。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两“代”。因为每“代”培育的时间长，产生纯种的时间也慢。所以，要发展新品种，要费好几年的时间。
遗传学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技术，想出较好的方法，以缩短这种旷日持久过程之一部分，于几个月之内，培养出一种纯种。他们用单花粉谷粒而不是从种籽中来培养成体作物来产生纯种。所谓“花粉粒”，是一种自由飘动的性器官，它能产生雄性生殖细胞，这种细胞在某方面类似人类男性的精子细胞。实际上，研究所的研究员正在从单生殖细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说是从单亲生殖细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细胞一样，每一细胞只有正常遗传物质成体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时，它们和含有一半遗传物质成体量的卵细胞结合，以产生一种能授精的卵细胞。每一个这种卵细胞会发育成为一种新植物，每个细胞含有正常遗传物质量之一半。从技术上说，花粉和卵细胞是单倍体。只含有成体遗传物质之一半，而它们联合体产生的成体细胞则是双倍体，含有充分的遗传物质。
在花粉粒末与卵细胞结合而培育成为一种成熟作物时，成熟作物通常是单倍体。这种作物较正常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为培育之用。但是，有时在成长的早期，这种单倍体作物的单细胞，其遗传物质会自发地繁殖，形成一种双倍体细胞，从而成为一种能够培育的成体作物。这样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为个别谷类作物含有雌雄两性生育器官，只要一个原来的单亲，就可以产生一种新作物。这种新作物，完全是“纯”种。因为原来的花粉粒是从单亲来的，所带来的只是一种遗传基因。
据说，把花粉粒培育成为成体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学家于一九六四年发明的。现在已有约二十种作物应用这种方法，包括烟草、小麦、大米，白菜和玉米等。这个研究所集中于小麦和大米两种的研究。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谷类作物，这今为止，小麦单倍体的培育率还是很低。而水稻则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为双倍体作物。该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在将来能够使用一种叫秋水仙碱的化合物，控制双倍体化的速度。他们并希望单倍——双倍体体系在将来会有用处，不仅是在农业上有用，并且在较高级植物的遗传之一般调查研究中也有用。
这个研究团体很重视他们跟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说，农民欢迎使用直接的纯种技术而发展出来的品种，农民常常访问他们的实验所，而他们也常常下田干活，以发展新品种。某些新品种已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区试验。
我们问他们是否真正尝试以单双倍体遗传体系这样复杂的概念教农民。他们答称：
一般来说，我们不向农民灌输这样抽象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把单倍体这个概念介绍给农民，因为正在做这个工作嘛。我们尝试使用简单的语言，觉得比较容易把这种观念向本地的科学人员介绍。年轻的知识分子——农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识，当他们来到实验所时，就容易教得多。
这证实了我们在别处所听到的、关于公社相生产大队科学组在传播农村科学知识所起的重大作用。适也使我们对农村广设初级中学所产生的变化，有了小小的认识。
在这个研究所内，我们最后参观的一个实验室，有四位研究员叙述过他们在高粱和玉米两方面所做的雄性不育和杂交的实验。这些研究工作者也热心跟农民合作，并将国家政治发展与他们研究进展的关系拉得更近。他们对雄性不育的研究，开始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在文化革命期内更加速进行，更密切地同农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时间，发展出十多种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种新高粱品种。雄性不育是在一种突变的遗传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产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种在正常产生花粉品种的田里时，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种籽，必是产生花粉品种授孕的结果。这种杂交的种籽或两种不同亲属品种杂交的结果，其所产生的作物比之单性亲属品种，就更加壮健和更加多产。这种杂交作物据说显出“杂种活力”，它的技术名称叫做“杂种优势”。杂交种籽有提高生产的巨大潜力。举一个例，差不多所有美国田里的玉米，都是用杂交种籽培育起来的。
我们的东道主说：“科学上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以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我们跟农民、工人及其他科学机构一起，找到了要解决的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产，其结果就根本不产生种籽。研究者得农民的协助，在田间做了实验之后，发现耕种技术、下种时间、授精、水的供应、光线以及通风，都有影响雌性花流产的倾向，只要把某些情况加以改变，问题才能解决。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也发现，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随品种而不同，也跟不同气候因素有关，譬如在北方较高地区以及在高处。
玉米枯萎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人做过很多工作，图发展一种能抗萎的品种。据说，这个工作进展很快，因为它联系群众来做。农民对大规模新杂交能自行做出判断。在第一次做出杂交试验之后逾四年，即能大量种植新品种。目前，中国有两千六百万亩土地种植杂种玉米。
在我们参观遗传学研究所结束时，我们曾以该研究所的前途询问我们的东道主。在我们参观这些实验所时，我们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员之显然缺乏。我们遇见的青年研究员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冲击。其时，大学有好几年根本无毕业生。大学里的人对我们说，多数快要毕业的学生都回到工农业生产上去。我们的研究所东道主预料，将来某些研究还将直接来自农民。但是，他们也认为，某些大学毕业生将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产单位。我们的印象是，这些问题仍然在积极讨论和辩论之中。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国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学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学上很有用的胰岛素。胰岛素是五十一种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把它们组合成为真正的物质，这是科学上一大成就，其震惊西方科学家正如若干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之使西方科学家震惊一样。可是，介于那时和现在之间，发生了文化革命。我们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社会态度的改变，怎样影响到有关这种极其基本的研究的实验所。
孔江复（译音）据介绍他是该研究所革委会主要成员，他为我们概述了该所的一些变化：
由于文革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很多坏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我们跟随毛主席的领导，抛弃了修正主义路线。该路线是使理论脱离实际，走专家路线，以及使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现在，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学必须为人民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会，成员包括老、中、青。……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下乡与下厂去接受农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现在，除了重视理论研究外，我们还研究许多问题的实际应用。
这听来像是党的路线。是的，它是党的路线。但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坏名词，有如在美国那样。孔的关于该研究所的情况介绍，看来简短扼要。很像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在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时，也大致是这样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厦，解放以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跃进开始之后，职员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开始时只有成员五十人，现在已扩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为四个大组。蛋白合成，酶结构和功能，核酸，和新陈代谢。研究所的生产机构包括东风生化厂。这个厂的成立，在于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质，现在并扩大业务，也提供化学品给其他机构。研究所的机器工场除维修外，制造自动氨基酸分析器（在于判定蛋白结构），快速蒸发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这个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讨论一下从事此类计划所涉及的动机，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来，这种研究计划并非优先性的应用研究，只能生产最少量的这种大蛋白质。而为了医疗的用途，自然的来源将继续提供最佳的供应。给我们为这个计划辩护的理由之一纯属于政治性的。这个蛋白合成实验所的第一号领导人胡石泉（译音）陈称：
我们伟大的领袖恩格斯说，蛋白质是一种生命形式，我们从化学物质中去合成蛋白质，证明了唯物论的正确并否定了唯心论。因唯心论认为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中取得生物物质。
这位我们在上海的东道主之一的胡同志，曾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家代表团团员，于一九七二年去过美国。在我们停留上海期内，从我们跟他个人的谈话中，在我们看来，这计划之抽象基础，如他在上述言论中所说的，显然是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应用的方面。合成工作对于改变蛋白质结构，从而了解此结构对荷尔蒙作用的关系，是很有用的，再则，胰岛素合成技术的发展，正在被应用到一种叫缩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较小的分子，和蛋白质的形态相同，拿来加以合成，作为商用或实验用，都是合算的。这个实验所已制成了一种以百克计的催产素的肽荷尔蒙，催产素在大脑垂液腺中产生。它有助于调节血压，在高血压研究中用得着它。因为与高血压有关的疾病（特别是中风），在中国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从健康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显然有其优先性。
站在这实验所胰岛素分子模型旁边的一位工人对我们说：“在胰岛素合成之后，三年内我们完成了爱克斯光射线晶体摄影工作。这个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多年了。”这种自豪的言论，是我们在中国很少听到的言论之一，这暗示出，甚至在中国科学家中也有竞争性。不过，他说了之后，随即又以实验室的设备有限而引为遗憾。实验室很少有自动仪器和先进设备，而在西方做这样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认为非有自动的和先进的设备不可的。孔说：“我们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们人民的需要一比，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的生化设备是有点旧了，为了赶上较高的工作水平，我们要向别国学先进技术。”
这个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适应当前的需要。他方面继续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学家曾企图用诸如DNA这种核酸来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核酸在遗传上的重要性，因而对这个问题已成为西方实验室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象。虽然，从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识是极其基本的，但除了医学某些方面，此项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方面则为数很少。
在文革期间，研究所的核酸组成员决定加强他们自己的工作与农业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成员对我们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科学家必须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着手研究核酸对农业上的应用……科学工作者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助于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这种工作，科学工作者……跟群众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员在中外文献中，曾阅读过有关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产量的报告。——经过小组讨论并跟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商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喷到稻田里，会增加水稻的产量。核苷酸是小块的核酸。水解物是经过化学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试验，他们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产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实验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来作示踪剂，显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对水和矿物质的吸收。
核酸组跟上海郊区某公社社员进行这个试验，他们也帮助公社的工作。小组的一位成员自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即住在公社那边。公社的农民也常常回访研究所，来问问题和讨论问题。该小组也实行“单位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跟本地农业研究所协同工作。
在美国的一间研究所或大学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虑搞这个组所研究的问题，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在解决问题时还有非科学家参加哩。在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当中，反对用粗率的化学设备，并反对在精密的实验室设备以外来开展工作的偏见，实在太强烈了。如果一位个别的科学家来从事这种研究计划，他可能要这到他的同事的反对。理由是，这种研究在专业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难关毫不相干。但在中国，研究工作之如此应用，却被认为是典范。
我们也讨论到研究所的新陈代谢实验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学有关的。一九七〇年该实验室展开了一个计划，要搞出一种能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方法。这工作在实验室开始，后来搬到现场去作进一步试验。经过了几次试验之后，方法是定下来了，决定用（初）胎球蛋白检验法，分化了癌细胞的作用。——这是说。癌细胞失去了从某特殊组织出来后的细胞特性，而变成像胎体发展初期的细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儿的一种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出现于成年人体内的。但在生癌时，会在血中发现此种初胎血球蛋白。现在已有极敏感的和先进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种蛋白质的存在。用这种方法也比较容易进行实验。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检验法，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面诊断效果。现在全中国使用这种检验法。实验所的工人到农村去，教育和动员群众跟本地的医务人员合作，特别是跟赤脚医生合作。他们告诉我们，去年他们已检查过五六万人。
预防工作另一个方面是辨认和消灭致癌的化学因素。已在进行的某些研究，系有关某种霉菌。这种霉菌在食物上生长时，会产生致癌的物质。正在研究中的这些化学物，最重要的一种，叫“血菌毒”，这种血菌毒是会产生肝癌的。
全中国现在有一个统筹的癌症研究计划。上海方面特别着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面，则着重于肠道癌的研究。几个全国性的研究所包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癌症研究所和劳工卫生所，都在寻找癌症病例高的工厂，并调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单位之间都举行年会，以交流经验并讨论未来的分工计划。全国统筹团体设在上海，那儿一个研究所的会员叙述癌症研究工作的改变情况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也做癌症研究，但我们只是在实验室研究，故脱离广大群众。
在那段时期，虽有论文刊出，但因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涉，论文不为人民利用。可是，现在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科学论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产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识可以广为散播。许多中国科学杂志，在文革当中间隔了几年之后，现正在恢复出版。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那些年份里，科学知识的交流凭私人接触、简短的通讯、口头发表的论文以及开会来维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就曾讨论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的成果。在我们参观时，一个有关胰岛素结构之进一步研究报告正在付印，预定在《中国科学》上发表。预料其他的论文将在国际发行的中国刊物上发表，而不会送到外国出版物发表。
据悉，目前出版物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是中国科学界正在讨论的大题目。比方论文应否由个人或集体署名，是件困难的事情。一项发明常常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学家、供应他们的生活、并替他们制造设备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一般的意见，认为“科学是劳动人民经验的结晶”。此外，仍然有个别具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发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给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学界，自然个别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种为地位和荣誉的个人奋斗密切相关。但在文化革命期内，中国人曾严厉批评这种个人名利思想。
现行的计划，使某些文章用个别作家的姓名发表，其他文章则署上某单位或某组的名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原因倒是颇有趣的。当我们在广州中山大学会见老科学家蒲蛰龙时，他告诉我们：虽然有人担心，此种作法会诱导一种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可是，对某种具体研究计划责任的指派，个人的名义仍然是重要的。再说，虽然实质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做出贡献，可是负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确执行责任的，却只有少数人。
当我们问及研究所职员有关文化革命的影响时，这种政治问题之意义的继续辩论——并且所有的问题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现了。科学家们说，在文革期内一个工人宣传队来到研究所，并且在实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改革使研究所参加了群众生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党的工作队的代名词）在纠正中国社会政治错误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工厂、公社、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有问题时，共产党就派这种宣传队去调查并做出建议，主持讨论并监督改革。在文革前，这个研究所的性质看来很像一个西方的或苏联的研究实验所。但是那种作风，被认为是不适合新中国的，而帮助进行政治问题解决的，就是宣传队。研究人员说，工人们“曾用他们无产阶级的模范来教育我们”，并且讲述旧社会的故事。各小组及整个研究所都举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宣传队有些队员现在仍在那儿，他们做行政工作，也参加政治学习小组。一位研究员为我们总结了宣传队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脱离，即政治、实践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三脱离。通过工人在政治理论上的教育，我们改变了这个三脱离的倾向。现在，我们走出实验室到群众中去。
上海生理学研究所
生理学研究所有二百八十个成员，设五个大实验室，即神经和筋肉生理学、感觉器官生理学（视觉和听觉）、低氧强度生理学（即有关有机体对高空的适应）、生育生理学及大脑生理学。目前主要在研究针刺过程。此外，该研究所还办了一间工厂，制造电子器械。为研究电子生理学之用。
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位团员，曾跟章香桐（译音）教授在他的实验室外面的一个小房间，有过一次有关针刺的特别访问。章教授在房间里，为我们做了一次兔子针刺示范试验。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带吊着。在它的鼻子上刺进一根热针。章教授用计秒表计算兔子挣扎的时间。针刺之处是痛的。然后在兔的后腿插进一根止痛的针。过丁一会再用加热的针去刺。痛的反应已大大地减少，虽然，针插进去只有一段短时间。止痛之后又过了一阵，又和针插进去之前一样有痛的反应。
实验室乃开始作一连串单神经细胞纪录实验，以追踪在止痛过程中，大脑各部分神经交互作用的迹象。中脑（医学专名叫下丘脑）的一部分是此项研究的主要中心。单细胞记录是一种精密的电子技术。这种技术，一直到最近，中国实验室还不曾取得。如果有了这种精密电子技术，针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针刺后神经系统结构所受的影响，可望进展得很快。以下是我们跟章教授的讨论，我们是用直接访问的方式，因为，访问的进行完全是用英文。这讨论给了我们某些启发，不仅仅是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到这种研究的整个范围。
这位章教授开始发言：在这整个针刺研究事情上，我们过去很少经验。你知道，我们是纯神经生理学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脱离了所有的实际问题。自从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应用针刺于外科手术以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此项技术，很不敢肯定。但是，许许多诊疗病例证明，针刺的确有效，虽然疗效并不一致。但是越来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许多病例，在我看来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这种技术发展的初期。一次简单的针刺竟然能发生这样大的疗效，这是很令人惊奇的。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对神经生理学之真正的挑战。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有能力加以解释。这就是我们于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着手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研究组有许多人去医院，取得此项技术之第一手经验。我们参加手术之麻醉的部分。我们学会针刺，我们实习这种技术。经过我们亲手的经验之后，我们回到实验室做一些动物试验。我们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过一些试验，并在病人身上做过针刺。我们判定：疗效可以在动物身上求得证明。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拿人来做试验，特别是在神经系统的分析方面。你得把对人的疗效转移到动物方面，这样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我们尝试过多种方法，以发展我们的理论。自然，我们已提出过多种可能性。主要是从神经生理学的神经理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针刺事业。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牵涉到某些化学上的问题，认为疗效可能是体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纯属神经的抑或是体液的。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以证明我们的观点，而抹煞别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关心的是神经系统，并相信其过程主要属于神经的。但其过程显然是复杂的。有机体跟许多体系对针刺过程加以反应，它调动了所能调动的一切，以应付这个情况。你有传入的或感觉的（神经）刺激，涌集到中央神经系统，它们在中央系统互起作用，而产生某些影响。他方面，各种内分泌腺对针刺过程也有反应。我们相信反应的是亲肾上腺皮质的荷尔蒙或脑下垂体荷尔蒙，或血压和血糖的变化以及其他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是神经生理学者，故我们让这些问题由别人去解决。
问：他们已用针刺发现了这种荷尔蒙的变化么？
答：我不熟习这项工作，不知它的详细情形怎样，但我想他们正在尝试荷尔蒙方面的变化。我觉得主要的疗效是属于神经方面的。你看，在下身瘫痪的病人，他们身体的下部分因脊柱机能发生障碍，故失去感觉，也不能动。在针插入身体下部时，我们未取得止痛的疗效。如果没有传入的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那就不会有止痛的疗效。我想，这是对体液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如果如某些人所说，在针刺部位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而传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以产生止痛效果，那么，效果应当发生于瘫痪的下部。但是，并没有呀。这些病人唯一的区别在于缺乏完整的神经系统。这些病人的体液方面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应及其他体液的循环就跟正常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神经系统不完整。它们尚未显出止痛的效果。我们曾就这些病人做过若干的研究。在实施针刺前后，检验过痛域，简直没有一点差别。
问：我们曾阅读好几篇有关针疗的报告。那些医疗显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说，你能谈谈有关聋子的医疗吗？
答：针刺有两个主要的部门。一是针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针刺治疗。我想涉及这两种针刺的人体机构是不同的。目前，我们主要谈止痛。我们甚至不曾接触过针疗问题。我想针疗要比止痛针刺复杂得多。
问：有任何其他实验室做有关疗效的试验吗？
答：目前，主要的兴趣在于止痛。因为这是最新的疗效，仅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应用过。因此，成了最有兴趣的研究问题。我知道很少人有志于疗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难分析疗效。
问：曾否收集过对疗效之有系统的观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诊疗所。但就疗效作实验性分析，我想极少。
问：在我们去过的医院里，我们参观过动齿龈癌的手术。病人是从个别穴位上用指压麻醉。你能谈谈这件事吗？
答：这正支持了我的理论。你知道，我对于针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相信针刺止痛的疗效，是中央神经系统中两套不同的神经刺激传入的结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伤害的。这种神经刺激起于受伤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经刺激，起于针刺的部位。这两套神经刺激在中央神经系统中互相碰头，其中包括脊髓、脑干、丘脑并且或许包括大脑皮层。在痛神经刺激被不痛神经刺激阻止的地方，我们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是，由针刺产生的特种感觉是最有效的。让我们重复一句：任何性质的感觉输入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针刺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则收效最大。压力、机械摇动、摩擦、或抓搔、声音、视觉刺激等等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针刺所产生的那种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觉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压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你会感觉得极不愉快，虽然并不痛，而感觉却是相同的。这就可以解释今晨你见到的现象。今晨动齿龈癌手术时，只是用指压，并未用针。我想针的效力最好，因为它们较易控制。没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术台上，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只要用低电流作为刺激，针是很容易地加以遥远控制的。所有的变数诸如时间、脉搏频率、电压等等都可以这样予以控制。
问：针刺止痛曾用之于牙科医治方面吗？
答：是的。我相信它广泛地使用。让我检查一下我说过的话。第一，任何感觉输入，都可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但针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体内任何部分的针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现在，你也许要问，哪一个穴位最有效？依据我们试验的分析，我们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经分布相同的脊柱环节神经分布的穴位。离这穴位越远，则效果就越小。我想这个穴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因为，在实行诊断时，每一次手术，都必须选择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实施甲状腺切除手术，你就得选择一个穴位。有许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选择最有效的一个。所以，你须要从甲状腺神经系统的同一部分找寻一个受神经支配的针刺位置。这是依据脊柱分段的原理。
问：在你的动物试验中，有过这种证明吗？
答：有过的。我们发现：依据这个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经。
问：针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吗？
答。多数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肤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却较小。在耳方面，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围，即耳的外壳，这是另一种针刺。人们说：耳穴位的针刺可以应用到许多种手术，诸如内部器官的手术。我相信耳是身体表面上迷走神经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经器官。你知道，多数内部器官有这种迷走神经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围，耳神经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内的部分）是很复杂的。那儿有迷走神经、舌咽神经、颈神经等的分布。所以，依据部位原理，要是来自针刺的神经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机会跟来自内部器官部位的神经刺激互起作用。两种神经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道就是内部器官动外科手术时，在耳部施行（止痛）针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问：我现在了解，在禁阻来自内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实行外科切割时，皮肤止痛又是怎样的？
答：我想可以这样地加以解释。甚至于在耳部，使用了一两个或更多的部位，并且也有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单一的一个耳的部位，对内脏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并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肤在内。
问：依据你的理论，你怎样拿针刺止痛跟有关的痛现象相比较呢？
答：适有某些相似之处。我想有关的痛也和部位原则有关。有关的痛其过程是单方面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只是痛而已。当然，这真正只是推测。举例说，在有关的痛中，可能你的肾有问题，但你会觉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过这种经验，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疗时，你会感到有些松弛。它的效果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认它有效，因为你觉得有些松弛。来自末梢区域的效果，再反应到（内部）器官。我想这是合于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关的痛跟针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处。
问：你怎样解释针疗在制止头痛方面的效果，特别是偏头痛这样的头痛？在针取出时，不再头痛。
答：这个问题，我不以为我能够解答。因为这关系到针疗的问题。
问：那么，你以为在这种病例上，不只是止痛效果的问题了。
答：我想有更多的问题。
问：在针刺期内，有否纪录血压的改变？
答：有时候有纪录。让我们再次来谈谈偏头痛的针刺问题吧。你知道，对解除头痛有效的穴位，多数位于有三叉神经分布的地区。一般来说。头痛起因于大脑脑膜发炎。这些脑膜是有三叉神经分布的，至少这些脑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经分布。所以，我们的原则仍然适合于头痛的针疗。但是，让我来补充一下，或许是有意思的。有这种止痛的疗效的，究竟是对哪一种神经？我们相信，那是小直径组织的活动。其实，这是神经生理学上一个既定的原则，多年前就发明了的。而且已经过动物实验的证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径组织，它就会禁阻更小组织的活动。所以，针刺的主要作用，或许是在较大的组织方面。（即使不是最大的组织）。解释止痛作用之另一个要点是。如果压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许是因为那些刺激在大组织上发生作用。针刺的理想情况是针只在大组织上活动。比方，如果你用的是电刺激的针，而不是用手操纵的针，那你就不应当用强刺激，因为用强刺激会在小直径组织上发生作用，会产生痛。那就不但不发生止痛的效果，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须选择使大组织活动。
问：最后的一个问题。你凭经验证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听力的聋子，因针疗至少得到局部的恢复？
答：公平地说，我要说，有过某一些有效治疗。你不能说，任何种类的聋都可以治疗。我虽然没有直接的经验，但对有些机能上的病看来治疗很有效。如果基本组织未受损害。那是可以医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丧失，神经组织萎缩或破坏了，我想那就无法医治。我们作最好的希望，但我们也必须现实一些。许多语言或听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组织是完整的，这种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实，从诊断实践看来，很清楚。唯有尚余残余听力的病人，较易医治。
问：在你看来，针刺方面有无安全的问题？我们见过很多青年，在学校里实习针刺，有没有因反复针疗而发生血管或神经损坏的迹象？
答：这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会说，这是一切技术都存在的问题，安全与否要看是谁使用技术，同时要看使用者的经验怎样。与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较，针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个没有经验者的手里，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对多数人来说，针刺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人体知识，你必须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经系统。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烦。一般来说；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损害可能少些。我想学童在简单的穴位上，是受过细致的指导的。最多不过使受针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组织损害而已。在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手里，任何技术都可能造成麻烦。
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讨论。谈到这里，时间又完了。我们是不愿结束这次讨论的。由于是研究科学家，我们在这个实验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兴奋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显然直接联系到在具体问题上帮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国多年，曾学过英文。他对于科学的误用跟我们有同感。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医学专业正在开设收费昂贵的针刺诊所。对我们来说，针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针刺，因为收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费，却能解除不可言谈的痛苦。在美国，很少人能到这些收费最高的诊所针疗，但是，我希望，针疗能获得广泛的承认，并且大家都能针疗。
在上海，我们团体中有几位团员，由一位医生教以详细的针刺课文。并且相信，护士、助手、和半医务人员都能容易受训，用针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们毫不怀疑，对各种疗效加以令人兴奋的和有用的研究，将会在这个国家（指美国）进行，并将促进中美两国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友谊。
北京动物研究所
当我们的一位团员倾斜着身子，准备拍摄金鱼的照片时，它们像飞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层去了。在棚内，有十五个或二十个这种容器的周围。有成打的金鱼在游弋着。虽然金鱼的样子平常，但是，用显微镜看来，却跟我们在几间房子里所曾见过的金鱼，大不相同。这些鱼的每一个细胞有两个小核，当金鱼仍在孵卵时，一种鼠癌核细胞已经移植到它们体内，和金鱼细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鱼时，细胞的生育生化机构，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样。
这个棚子是在动物研究所的院子里，是细胞学或细胞研究实验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间小房间里，研究员正在从事细胞核的移植。这种技术涉及将一细玻璃管的显微镜尖端插入一个细胞内，将细胞核吸进管内，然后，再将细管插入鱼卵，并将核细胞转入那个鱼卵的内部，并企图用烟草细胞试验，看看烟草细胞核插入动物细胞内的情形。这种严肃而极其细致的工作，看来跟那间简陋的房间有些不相称。房间里有块电热板。那是对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热源。在主楼一间更寻常的实验室里，妇女们正在做着将癌细胞核移植到鲵卵体内的类似工作。在这个研究所实验的主题上，另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试验在进行之中。
在对细胞活动正常程序的控制产生错乱时，就会发生癌症。这时候细胞就会无止境的繁殖下去。因为对细胞的控制在于细胞核，它是遗传物质的部位所在。控制了细胞核，就能对癌症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识。像这类研究，不但在中国进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进行。细胞实验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药物，但是，尚不曾达到临床试验的程度。
巡视一番动物研究所各实验室，对我们来说，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别方面未受过训练，多数科学工作是难于体会的。参观者在参观时，很难做出什么建议或发出聪明的问题。这里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显然与重要的问题有关。
细胞学工作者以前是属于规模较大的内分泌学实验所的。（内分泌学是研究荷尔蒙的）。我们见过的内分泌学工作部分，是准备一只猫作针刺麻醉试验。有两位女性在做猫的试验。猫被夹在一块板上，在它的喉咙里插了一根呼吸管。给猫以局部麻醉，并给以肌肉松弛剂以引致瘫痪。将猫腿上的一条神经暴露出来，使之能用电刺激，对针刺效果，及对痛域之其他治疗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脑，脑皮层和下丘脑两区的电活动，也注意血压变化的情形。有关针刺对这个痛域的疗效的知识，将用以协助解释针刺的功能，并有助于发展一幅猫针刺部位图。
目前，中国解释针刺功能有三个主要路线。除了传统的通道说之外，有神经生理说，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种理论，以及荷尔蒙说，即本实验所在试验的理论。这研究所的针刺研究，其进行跟友谊医院有关。该医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医院。该院人员也在研究针刺。
我们在内分泌部所见到的另一实验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这实验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这是一种脑下腺所排出的荷尔蒙以及前列腺荷尔蒙，这是新发现的荷尔蒙级。这些荷尔蒙影响黄体的维持。黄体是一种内分泌结构，是怀孕所必需的内分泌。这些实验中所用的荷尔蒙是从羊身上抽出来的，是未加工过的。另一个正在做着有关的工作，即在这些荷尔蒙影响下，研究细胞小器官（细胞内部结构）之化学的和显微镜下的变化。此项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电子显微镜。此研究之主要应用，在操纵荷尔蒙，节省受孕次数，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员在公社做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在进行中的一项实验，其目的在了解亲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对黄体脂酮（另一种荷尔蒙）分泌的关系。前列腺素是最近才发明的一级荷尔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机动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减少活动。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对发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关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间实验室正在做着有关胰岛素结构之基本研究。有人以为，胰岛素分子是对细胞外面某一特殊部分反应或与该特殊部分联在一起，并认为这种相互的作用触发新陈代谢活动。据假设，胰岛素影响这种新陈代谢。在这个实验中，被指为有放射性的胰岛素，是用以鉴定这个接受（反应）的部位。这个实验用了两件重要外国设备，即匈牙利制的加玛绕计算器及瑞士制的特种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问题时，研究员们告诉我们：研究所多数人继续工作，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个时候，有些科学家到农村去工作。但是，他们说，“我们许多人都在农村呆过很多时间，所以，这不是一种大变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个人员，几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干校。当我们问他们谁是干部时，全体东道主都大笑起来。一位女同志碰了一下一个男人的手臂（这男子在整个参观期内是沉默的）说，“他是我们的干部”。当时的幽默气氛暗示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称呼和区别，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志说英语，在参观期内，对我们很有帮助。
研究所约有五百名工作人员，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项实验室中，至少有五项是做昆虫实验及其控制的。除了已叙述过的内分泌学和细胞学之外，还有昆虫生理学和毒物学，昆虫和哺乳动物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或昆虫、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分类。此外，还有一个有关研究大设备维修新技术的实验室。
生物分类学实验室一位女研究员对我们谈了些昆虫控制工作的历史：
解放前，我们很少科学，也很少有关昆虫的知识。在那些日子里，蝗虫是个严重的问题。蝗虫的聚集、往往使天空变成黑压压的一团，它们破坏农作物。解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重视。科学工作者被派去调查蝗虫，发现蝗虫在池沼地区下蛋。
他们建议建坝将水堵住，这样，水位上升，会把池沼淹没，使蝗虫无处可以下蛋。
我们在玻璃橱中，看到展出了许多重要的昆虫。包括几种美丽的蝴蝶和华北传统医药中使用的各种昆虫。有些昆虫是研究员在下田时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术员搜集的。这些农业技术员把控制害虫作为他们主要任务之一。这些技术员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学家去公社时，他们跟这些技术员一起工作。有时，技术员也到研究所受训练和讨论。
有如今天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昆虫控制计划，包括研究昆虫荷尔蒙，特别是昆虫幼年时期荷尔蒙和昆虫性荷尔蒙。这些方法终有一日会代替化学杀虫剂。实验室有各种玻璃器、调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设备，用来使化学品跟昆虫隔离。长凳上摆满了盛着溶液的大杯和热水瓶。这显示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昆虫控制法试图利用昆虫的天然化学。幼荷尔蒙是昆虫用的一种化学物，以控制它自己的成长。昆虫在长大之前，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最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虫变成蝴蝶。幼荷尔蒙的分泌，在于防止在不适当时间发生这种变形。但是，应用特殊的方法，将使这种变形很迟才发生，或根本不发生。其结果是昆虫死亡。这种荷尔蒙的好处在它相当的特殊，所以，把它应用到田里，可能杀死的只是害虫，其他的虫多数无事。这今已在麦粉甲虫方面做过初步实验，可以看出实验对甲虫变形的影响。同样的实验工作也在蝗虫方面进行。迄今还没有一种可以应用的昆虫控制药发明出来。虽然，在生丝制造方面正在做着一种初步的准备。幼荷尔蒙可以推迟一天蚕虫的变形，因而可以使蚕茧大些，增加生丝的产量。
昆虫性荷尔蒙是昆虫发出来的一种化学物质，使它们在环境中互相联系。最有力量的化学物质，是性吸引物质。研究计划的目的在隔离重要害虫的性吸引物质，把它们加以化学的合成，然后用它们去引诱昆虫。
对害虫的另一扑灭方法是研究害虫的疾病。这个方法现在在中国相当普通。这方法包括培养病菌，然后将此种病菌烘干，做成粉末，像杀虫药一般，喷散到田里。害虫接触到这种病菌粉末，就会传染而死。不过，这种可以传染疾病的昆虫种属是有限的，可能杀死的，只有目标害虫及其他少数虫类。这个研究所现正在研究改良这种杀虫方法，即是将苏芸金杆菌所分沁出来的外毒素分离。这种毒素是真正杀昆虫的毒素，将它分离后，用于杀虫技术更加有效。由于这类工作在设备有限的公社难于进行，所以才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实验室进行。有关昆虫病毒的研究也在进行。
这三种消灭害虫的方法利用“对象害虫”的特性——生活习惯、化学成分及其易于传染疾病——而加以控制之。这些方法应用于农业方面，显出很有生态学的眼光。化学杀菌的缺点之：在于所杀的昆虫范围太广，连可能控制害虫的益虫也一并消灭了。并且需要反复的喷散杀虫粉。中国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相信他们有办法把粮食高产量与良好生态实践调和起来。我们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制方法，有发展前景，并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农民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细菌杀虫药。目前，这种方法还只能控制一部分害虫。所以，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仍将肆力于发展化学杀虫。这种杀虫法对杀虫比较有效，而对人民和其他动物则较少有毒。
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研究所与农民之间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历史。在解放初期，害虫问题是很严重的，农村方面几乎全无技术的基础。研究所的工作多数是在田里，指导农民，并预测虫类情况的变化，藉以准备杀虫。实验室的目标全在于控制诸如蚱蜢之类的特殊害虫，或在对付袭击特殊生产方面——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虫。在这段早年期内，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仍然很宽，虽然双方都觉得一起合作改进生产的重要。后来，一群农民发现DDVP（一种有机的磷酸脂）杀虫粉可用以控制棉花蚜虫。在文革期内，一批科学家带了些DDVP到农村去，但只是用来控制他们自己居住之处的环境。那时天气干燥，而棉花蚜虫又太多。当时用以控制棉花蚜虫的杀虫剂“拍拉息昂”和“赛斯托斯”在那一年里未能发生杀虫的作用。有一天，农民干脆拿了研究员自己的药物，把它喷散到田里，而效果却很好。虽然，并不常常将DDVP作农业上使用，但是，因为它残余的药性很小，而且药性很快就被在土里和在植物叶子上的化学反应所消灭掉，所以其杀虫效力倒很不错，值得使用。DDVP是一种磷酸酯，其化学结构不同于含磷硫酸盐的“拍拉息昂”。这种化学上的差异（能克服对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对新杀虫剂的合成方法，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对化学作用与抗拒过程也须作进一步研究。当时，研究人员或许尚未曾充分与“大众打成一片”，但他们的工作显然得益于农民之创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变了科学家到农村的方式。他们现在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农村技术基地的发展。每个生产大队有技术组，多数的公社有特别的昆虫化学控制小组。这些小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学毕业生，受过当地农业的教育，或者是较有农业知识的老农。化学控制组的农民比较年轻，或许比较老农受过校多的化学和数学教育。当研究所的成员去公社时，在中学和在整个公社开班。由于在农村这种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较迅速较有效的考验。他们做出一种新农药，叫做“Phoxim”。同时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昆虫进行试验，这都是因为得到许多公社和小组在田里的合作。
化学杀虫剂的安全，现在美国成了个大辩论问题。在中国，对此问题也引起了关切。虽然，中国的农业发展用化学杀虫剂少得多。中国人认为使用化学杀虫药作为控制害虫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他们最初开始时，他们试过各种控制害虫的方法，不只是化学品而已，虽然他们发现。某几种害虫只可能用化学品加以控制。由于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发展了，他们开始研究新的控制害虫的技术，特别是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控制。现在，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这应着农村不同地区的需要。
必须先肯定新混合物对人民、牲口及其他动物有毒，然后才能衡量它的价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态实验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试验。该脊椎生态实验室也做过有关控制老鼠的试验。职员们的意见认为，有机磷质式的杀虫剂在长期积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面，较有机氯杀虫剂如DDT，“阿林”（Aldrin）及“迪尔特林”（Diedrin）为少。对毒性作长远的饲料研，那是卫生部的事情。政策的决定诸如用哪一种杀虫剂及生产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国大会上做出来的。在我们参观期内，那个会议是在广州举行。会议起了传达研究与试验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国的研究人员，还有农业、商业、化学工程和燃料各部门代表出席。
广州中山大学昆虫学部
在我们参观中山大学昆虫学部的时候，我们听到更多的有关中国正在做着完整的昆虫控制工作。在我们会见期内，两位很亲切的科学家李丽英和蒲蛰龙对我们特别有帮助。李丽英是位年约四十岁的妇女，蓄着短发和戴眼镜，个子瘦瘦的，态度很友好。她是广州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害虫控制之生理的方面。她一度在苏联学习。在这方面，她是五十年代中国科学家赴苏联或东欧受技术训练的典型。她的有关昆虫的技术英语知识真是好极了。
蒲蛰龙代表年纪较老的一代，却也是中国科学家重要的一代。他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国明尼苏打州大学研究昆虫学。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生教育。许多中国科学家到外国——美国、西欧或日本去留学。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些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回到或留在中国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他们在发展中国科学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蒲是昆虫学教授。短小精干，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样子很和气，说得一口好英语。无疑还是因为他在美国呆过的原故，并且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专长和其他方面，继续保持英国语文的研究。此外，他还可以阅读德文、法文和俄文。人们可能预料，他在五十年代学了俄文。当时，苏联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两位都是昆虫学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实验室工作，他们俩常常在害虫控制工作上合作。
在我们跟这两位科学家一次讨论中，李把中国的害虫控制计划分为五类加以概述。
1．化学性控制 当害虫大群出现的时候，农民必须用有机的或无机的化学物杀虫。这种情况是很常出现的。这个方法有着严重的缺点，即是化合物可能伤害人、动物或甚至伤害正在受保护的农作物。
2．生物学的控制这方法在中国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虫去杀害虫。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为用作生物控制的虫类，对人、动物或环境都无威胁，并且使用起来价钱便宜，农民自己又可以制造。但是，生物学的控制也有其缺点。要制造大数量的益虫，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方法不能应付突然出现的大数量的害虫。并且，某种的益虫对食物很选择，并且这种益虫只进攻一种或少数几种很亲近的害虫。因此，大批的害虫需要大批的益虫，而这种益虫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3．农业性控制许多害虫可以用选择的作物品种来加以控制。这种品种在遗传上是抵制害虫的。也可以用操纵耕作方法（如种植时间，犁田时间烧旧茎杆等等）来阻止害虫的发育。李强调说，农民对这些方法有长时间的经验。他们对田里昆虫的习惯，以及利用昆虫的习惯，以想出适当的控制方法，都有熟习的知识。
4．人为控制法 这类方法简单有效，诸如派几百人出去灭虫或用手捣毁害虫的卵。西沟公社曾用这个方法对付一大批的毛虫（一种飞蛾幼虫）。这种毛虫威胁到松树种植园。也用过较为巧妙的方法，如西沟所用的灯光陷阱。李对我们说，这种用灯光诱灭飞蛾的方法，在中国广泛流行。
5．混合控制法中国人有一个理想，试图结合几种方法，以控制某特定作物或一个地区内所有各主要害虫，何种方法适合何种害虫，可加以选择。李特别指出甘蔗害虫，使用了一种极微小的寄生黄蜂——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很有效。这种钻孔虫也是一种飞蛾幼虫。自从甘蔗田受其他许多害虫侵袭以来，还不曾使用过这种生物学控制方法，所以仍然须用杀虫剂。但是，因为杀虫剂会杀死黄蜂，所以这两种方法就积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应用哪一种方法，那就要看田里的特殊情况而定。
蒲蛰龙详述了中国社会与生产需要以及生物控制方法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个想法并不新。华南某些地区的柑园中，使用蚂蚁来控制其他害虫，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这样做了。这种方法现在仍在继续使用，虽然似乎已逐渐少用。据蒲蛰龙解释，几年以前，在广州附近地区一个地方，我见到有人使用这种蚂蚁控制柑园内的某种虫类。但近年来他们已不大用这种控制方法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用化学控制用得太多，化学控制会杀死那里的蚂蚁。第二，蚂蚁会使柑树带来一种疾病。所以用这种方法的柑园，逐渐地变得很少很少了。但是，这个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最早用生物学控制方法。
在动物研究所有人告诉我们：文化革命促进了中国科学家大力使用生物学和混合控制方法。该研究所专门发展与试验新的化学杀虫剂。但是，当科学家下田跟农民在一起时，他们仍用化学以外的其他方法来控制害虫，极力避免使用化学剂。主要考虑到化学剂对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险。例如小麦季节，在北京周围郊区使用寄生黄蜂，比使用化学品所需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并且危险也少些。
蒲很同意这种想法。他告诉我们：政府认为现行的杀虫剂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关心杀虫剂遗留在土壤中的问题，以及使用后毒素长期留在动物组织内的问题。他说，目前，化学杀虫剂虽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员应当发明一种对人民害处较少，而对昆虫毒性较多的杀虫剂。他批评中国的杀虫工业太多模仿外国的产品，并说，中国应当多努力于独创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趋向于用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这些小昆虫产卵于寄主卵内。黄蜂幼虫在寄主卵内孵卵，将在发育中的幼虫吞食。一般来说，特种寄生黄蜂袭击的只是同种属的寄生蜂。使用黄蜂控制法，主要有赖于选择与想要控制的那种害虫同种属的黄蜂，然后想办法大量培养这种黄蜂。
除了使用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刺虫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荔枝刺虫学名叫蝽象臭虫）。荔枝刺虫会吸食荔枝树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时即落了下来。为了要研究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害虫，蒲的小组便与广州昆虫研究所合作，并跟广东省盛产荔枝的东莞县农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开始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广州的科学家去跟农民同生活，他们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养黄蜂中所碰到的许多技术困难（诸如培育率低，雌黄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从而使利用黄蜂杀虫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与农民生活了六个月，在他回到广州之时，他曾训练了三十个农民技术家，救他们以培育并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臭虫的方法。现在，广东省已有五十个站培育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
下午，我们跟李丽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学的实验室，该大学是在广州郊区，是广东省一所主要大学，校舍延布于多亚热带植物的美丽环境中。蒲站在昆虫研究所的前门迎接我们，带我们到里面去，指点他住所周围的房屋。在一间保持冷温度的房间里，温度从摄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华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线和温度控制的橱子，每个橱内有隔开的容器，温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个橱内装有传感的遥远控制器，连接到另一室的一块精巧仪表板上。温度即从这块板上加以调节。蒲说，这些橱子建于一九五八年，橱内除去一部分之外，其余各部分都是在中国造的。控制温度装置是不容易建造的，显然，他以他这个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这个组利用这些橱子，以判定培养用作生物控制计划小的昆虫之最好的温度和湿度。现在，他们又在研究另一种赤眼黄蜂，这种黄蜂寄生在水稻卷叶螟中。为了要大量取得这种黄蜂，他们以野蚕蛾为代用的主虫，在它的卵内进行培养。这是奇异的野生蚕蛾，有些农村地区培育此种蚕蛾，是为了它能吐丝作茧。每一天然主虫卷叶螟，只能生产一两个寄生虫，蚕虫蛋则比较大。因此，每个蚕虫蛋能生产二十个小黄蜂。如果用这方法培养的黄蜂对付害虫有效，那么，农民就能与本地的生丝工业合作生产寄生虫黄蜂。
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两个穿着白实验外衣的技术员正在桌上用显微镜和其他简单设备如玻璃瓶、镊子和小酒精容器。这种情形人们在任何美国昆虫实验室也可以见到。他们正在实验室寻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来提高它的寄生率。这个问题已获得部分的解决，他们将盒子的底部分成几百个小孔，每个小孔放进几个寄生卵和寄生蜂。每只黄蜂（寄生蜂）有个空间，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里面。蒲告诉我们，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三个技术员，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技术学校毕业的。
我们行过大厅，走进一间房里。房里摆了一列毛虫架，那大的、有斑点的绿色毛虫，舒服地在啃新鲜树叶。这是野蚕虫的幼虫，它们能为黄蜂生产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产卵之外，蒲的实验室还开始用幼虫的病毒作实验。这叫做核多面病的病毒。科学家们希望最后搞出一种用病毒控制害虫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间里，他们正在培养一种菌类作此种用途。在过去两年内，公社自己已在培养此种菌类。
蒲认为，在华南（广东、广西、福建）生物控制比在北方较为成功。或许是因为南方气候比较温暖，一年到头都可以培养寄生虫。在美国，由于经费不足，跟可以供应市场的化学杀虫剂相比，生物控制研究毫不重要。美国很少生物控制方法研究，这今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海湾各州。这些地区像华南一样，一年到头气候温和，并且都是培种季节。
除了已提到的几种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学控制其他方面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鸭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虫。这虽是一种原始的方法，但却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发明使用一种可传染的细菌——苏芸金杆菌对付稻、茶、棉花、各种蔬菜和树林里的毛虫害虫。他强调，和其他社会微生物控制实践相反，中国人民公社的人民却生产细菌。有些公社用简单的土法把鱼、肉或豆做成液体媒介，去培育细菌。把这种混合液体直接喷散到田里。另外有些公社则建立生产细菌的小厂。生产组利用细菌喷散，已能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并使生产量不致蒙受任何损失。
我们于下午跟蒲蛰龙的谈话，又谈到中国目前科学机构方面以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改革。我们开始谈时，由蒲谈了这些年他下乡的个人体验。他本来家住城市。他对我们说，他和其他科学家最初去农村时，他们都不熟习农村的生活情况。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当时的农村是比较穷的。可是，自从那时以后，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相当地提高，广东省很多农村，特别是靠近广州那些农村，现在所享受的生活情况几乎跟城里相等。
他暗示出这个事实，就是，农民的见解跟城里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农民欢迎来自城市大学和研究所的访客。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我们问他，文化革命以后，农民的态度是否有改变？蒲说，他认为有改变。他继续说：在文革之前，去农村的科学家并不很多，并且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民和科学家并无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农民往往不明白科学家在搞什么，甚至也不了解大学干什么。但是，文革之后，许多教师以及科学家都去农村。据蒲说，他们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并且跟他们交朋友。农民也到大学回访，并且在大学受到欢迎。蒲说，“在我的家里，常常有农民来看我。有些几乎每星期来，至少每个月都来。”
改用化学杀虫剂，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内才热烈开始的。蒲说，在此之前，虽然可能在甘蔗钻孔虫方面使用生物方法控制，但农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内，科学宣传队到农村去普及各种害虫控制方法，并组织农民作科学研究。蒲提到我们在西沟公社看到的那种科技组。农村的四级科学组——即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四级——都在文革期内和以后才组织起来的。
在文革期内，大学生去农村做宣传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们跟农民一起干活，同时向农民学习。因为他们把科学研究和教育向农村扩大。自然，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斗争的事情。蒲，。有两派意见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学生。有时他们去农村，发现农民持有另一种意见。这种情况会导致争吵。但是，蒲说话时引了毛主席的话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不能太客气的。
那时，不管科学家、学生和农民之间有什么歧见，现在看来这个普及农村科学的运动，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学组的固定机构之外，蒲叙述了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那大队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发大量寄生虫，少用化学杀虫剂。在两年期内，害虫比之附近那些田里大大减少，并且产量也提高了。但是，我们发问，如果实验不成功并且产量减少，那又将怎么样？农民是否仍冒实验结果所引起的生计危险？蒲说，是的，他们会的，但他们仍要做实验.有时，实验的确失败，作物减产。这点大队警惕到的。然而，农民仍然愿把他们的田来做实验，如果害虫的情况很厉害，仍可以把杀虫剂带进来，以挽救其余的作物。而且，农民的收入仍能维持正常。农民既然已经热爱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实验的价值呢？
(cont.) 一直到我们在回美国途中经过香港的时候，中国残废人民解放的全部意义，才真正感动了我们。香港的盲人和残废者是成排地坐着乞食的。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人民不会看不起那些残废的人”。这句话跟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完全符合。甚至在农村偏远地方，无腿人用手推动车轮，驾驶脚踏车和轮椅。盲人则经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彻底地使残废者参加这个庞大而仍然贫穷的社会工作，是另一令人难忘的印象。它显示出，今天的中国，正在克服废人废物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用的。
四、研究机构
美国科学研究的象征，是白领、空气调节的大楼、荧光灯和在专家手中的大批电子设备。实验室与外在世界之间，有一扇门，门通常是关着的，以保持室内的冷空气，同时也将非科举家摈诸门外。中国人正在尝试创造一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这是一种使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人联合起来，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上，每一个人都了解别人的技术和贡献，专业者与工人之间的差距最后趋于消灭，他们的工作也将完全合为一体。
中国研究工作者所特别关心的，是解决实际问题，做出改进。为工农业、生产和医疗之当前需要而服务。希望从实际问题中产生对问题的根本研究，同时也联系到某些已经表现出来的需要，并不只是由科学家设计。
但是，对应用科学研究的着重，并非中国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更重要的，是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对待研究的态度。我们所看过的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强调跟群众工作和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就是这种政治观点，决定了研究者对实际问题研究的道路。
在工作需要时，科学家花时间在农场和工厂，和工农生活在一起，不但进行他们的技术任务，也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在此期内，他们指导当地人民关于各项实践问题的理论根据。当地人则参加研究工作并帮助科学家们。群众动员，诸如北京之虫类控制或上海之癌症检查，对科学工作都是有利的。再则，和群众一起工作，有助于在政治上、于专业工作者再教育，并有助于他们的研究方向。在每一个研究所，我们都见到科学与人民这种强烈联系的证据。中国的科学研究对外在世界是敞开大门的。
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中国一个计算机研究中心。上海电算机中心于一九六九年开始工作。至一九七二年，形成了现在上海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这个研究所有二百七十七个职员，他们用两种数字计算机工作。一种是一具“第二代”或称导体式，另一种是一具“第三代”或称集成电路式。我们听说，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电算机既能为工业服务，又能推进科学研究。电算机科学必须也能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生产服务。这就是说，技术必须受劳动人民控制，并用来改进工作场所和一般生活的素质。
研究所的工作，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电算机理论问题的科学家，也要涉及实际问题。在制造与试验电算机的工厂工作，使科学家更能了解机器的构造及电算机制造的方法。对比之下，美国多数电算机程序编制者，不懂电算机是怎样制成的。对电算机的功能怎样，也所知很少。我们代表团中的电算机程序编制人，在编制程序方面，已有过五年的经验。他说，在显示各种电算机机件时，他往往感到很无知。
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首先参观的是“第二代”电算机，它有八千个四十二字节的存储器，其主要的输入装置，是光电纸带阅读机，每分钟可处理八百个字。纸带由程序编制自行打孔。多数程序是用“算法语言六十”（Algol60）写成的。这是一种标准国际程序语文。中有两个鼓，作为辅助储存器之用。这种鼓的平均接触时间，是八十毫秒。电算机每天开动二十二小时，其余两小时，用作维修。一个使用特别的热敏纸的火花印字机，用作电算机输出之用。印刷机以五乘七矩阵的方式印出点子。它有一套六十四字的字模，其中包括数字、罗马字母和数学符号，每秒钟可印一千五百字。
研究所的人员描述了电算机工作的性质。多数的工作是我们所称的科学程序处理，即工程上的数学问题，统计分析、晶体结构分析、等等。跟商业程序处理或资料体系均有所不同，其他人设计方面，还将线性程序处理方法，应用到编排造船作业时间表这类问题上去。
中国人基本上是把电算机用于科学方面，而非用于商业方面。中国的商业生活，跟美国大不相同。收费核算、信用卡以及在其他许多事物上，我们在美国都应用电算机，这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上，都不存在。
使用计算机来作为知识的传播，在中国有一特殊的问题，即书写中文问题。四千多个中国基本字汇，实在太多了，不容易用电算机处理。有些资料是用普通话的发音录出而储存在电算机里面的。但这不适合于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两个中国字，其发音完全相同，而字体却完全不同。在中文上并不是不常见的。名字只根据发音，可能引起含糊和混乱。这个问题虽然麻烦，但也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困难。
在“第三代”电算机上，我们参观一位数学家在搞他自己的程序，那是用以预测海洋潮水涨落的。这个电算机比“第一代”电算机大，运算也比较快。它有个三万二千的四十八字节的存储器，每秒钟处理十一万一千个“指示”。它也有个每分钟八百字的光电纸阅读带机、两个火花印字机和四个每分钟运转一千五百次的鼓，鼓的接触时间，平均是四十毫秒。每秒钟有产生一万四千个字。中央处理机有四十五个“指示”，并且可以扩大到七十个“指示”。
我们从中国返美之后不久，《北京周报》报道中国完成了第一架每秒钟一百万“指示”的电算机。显然，我们所见过的电算机，不是中国最先进的电算机。
在我们参观清华和复旦两大学期内，我们见过其他的电算机。在北京清华的“第二代”电算机，是学生制造的，是用作教授电算机学的。这间大学在文化革命期内，有过紧张的斗争。当时，两派学生运动为大学应该怎样办及由谁来主持这个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我们在电算机中心发问，是否电算机成为校园的斗争对象。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他们很感兴趣听到，美国大学在六十年代学生运动期内，电算机中心有多次成为学生反对大学政策的抗议场所。可是，在清华，电算机只是用作教学和研究。并未成为行政政策或权力的工具。正如在许多其他未料到的地方一样，“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用大字写在电算机上面。
在我们参观了上海电算机研究所之后，有几位东道主带我们到上海制造门柄的街道工厂去。街道工厂是中国都市地区的小企业，是厂里的工人集体所有的。工人主要是家庭主妇和前此属于工人以外的人民。这种工厂的产品不一，有手工艺品，也有集成电路出品。大抵要看该地区所可能得到的技术和原料而定。
这个街道工厂有四百三十七个工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前都是家庭主妇。几乎根本没有受过教育。它的主要产品是门柄和自动车的扶手。据我们的东道主解释，一九七〇年这个厂成立了一个电算机组，有七十四个工人开始跟上海电算机技术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电算机科学部人员会晤，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在厂里制造电算机。这个三结合小组着手制造先进的“第三代”电算机，有许多障碍必须克服。特别是，街道工厂的工人缺乏教育。有些工人根本不懂电算机是什么东西。然而，在一年半之内，他们居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架电算机，并于一年之后，完成了第二架电算机。我们在电算机研究所曾见到过这架电算机。现在，经过三个月工作之后，第三架电算机正在完成之中。他们希望本年再制成第四架电算机。
街道工厂的工人在制成电算机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有关电算机的知识。他们中许多人参观了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以及其他电算机工厂，藉以增加他们的知识。全部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花在研究电气、电子和电算机建造的基本原理上。我们听说，工人学得很快，因为他们参与他们正在研究的过程。由于增加了理解，因此，也改善了他们的工作。
来自复大和研究所的，不只是有所贡献于该工厂电算机的计划和设计，并且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他们每星期花一天的时间，跟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电算机工人说，科学家和工人们互相学习。双方都认为，工厂、研究所和大学这种三结合，是走向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之一个重要步骤。
在街道工厂，我们探索有关制造一架电算机的某种步骤。在一间房子里，我们看到正在示波器上试验铁心。这些细小的成团形的铁环，直径不到一毫米，是最现代化电算机记忆之基本组成部分。经过磁化后，这种铁心便产生北磁极与南磁极。电算机用这种磁极作为二进制的数字。北磁极在上，是为I，南磁极向上是个O。经过铁心的电线可以探出并能改变磁化的方向。因而，可以储备资料，往后又可以从电算机记忆中、将资料取回。
因此，这些铁心的磁性，必须完整一律。如果其中有些铁心含有不纯的成分或者被切断，磁极就不能可靠地发生作用。示波器是用作彻底检验小铁心的。每一个铁心置于一钢台上，在中央的小洞中，安置了一个金属指针。然后，示波器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波状，工人从波状上可以看出铁心的电力是否适度。每个铁心在送往编排室之前，先要试用三次。在试用时，几乎所有有毛病的铁心都已经淘汰了。
我们参观了铁心编排室。在编排室里，所有的铁心都穿上电线，然后编在约九乘十四寸的一块板上，每一块板包含四万个铁心。每个铁心有纵横两根电线穿过其中。这样，电算机根据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就可以从四万铁心中“选择”一个铁心。另外还有一条叫“读出线”的线，穿织在板上的每一个铁心中。这种“读出线”可以察出铁心磁化后的任何变化。在电算机要找铁心内的储备资料时，它能引致铁心磁极变化之一半的电流通过一根横线和一根纵线。只有在一个铁心通过纵横两根电线时，才有足够的电流，迫使特定的铁心磁化极度和电流同一方向。如果铁心已朝那个方向磁化，那就不会再发生极的变化。而“读出线”也就不会有反应。如果铁心前此朝相反的方向极化，那就会发生极的改变，引起电流在“读出线”上流动。这就是电算机记忆得以查考或更改的道理。因为其中没有机械零件，所以，电算机记忆能储备资料，而资料又能以非常的速度找到。
在铁心编在板上之后，每块板须加彻底的试用。如果发现任何铁心有毛病，通过铁心的电线，必须抽出来，把铁心更换。工厂里的其他车间，则专用电子方法试验铁心板，并和那些已知是好的铁心板比较。
这情景较上海只有一间计算机工厂建筑物意义更大。美国电算机的制造也正是这样，而且劳动力可以比较。世界多数的铁心编制是在香港、南朝鲜和台湾做的。再加上墨西哥、波多黎各及南美其他地方。这些地区劳力成本低，使在美国做铁心的电算机公司有利可图。它们把铁心运到外面去串连和编排，然后，再把它们运回美国去装配。这些地区的廉价劳力对美国电算机公司的图利很重要。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威胁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和社会控制。因此，美国电算机公司是积极支持越南战争，也是物质和技术的供应者。
北京化学研究所
在我们整个参观中，我们发现中国科学家亟欲跟他们的美国同行接触，并和他们交流经验.我们在北京化学研究所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在那儿受到包括革委会成员在内的一群人欢迎。最初多半由该研究所代所长柳大纲谈话。看来他是一位老资格科学家。他是革委会委员，但人家都称他作“教授”。这显示出，沿着学术路线的较旧的行政制度跟较新的革委会并存。柳告诉我们说，该研究所是一九五七年成立的，现在有职员约六百人，其中一半是大学毕业生或有经验的研究员。职员中有一百人曾受过研究院训练，有三四十位曾在海外留过学。研究员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女性。
柳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多数是有开工业生产的，并且实行三结合制度，即研究、教育和生产三者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组。那些下厂去的人碰到实际问题，便向工人学习，我们可以从这些实际的问题中发现根本的问题，藉作基本的或试探性的研究。”
研究所的研究，多数是在高聚物化学方面。高聚物是由许多重复的化学单位所组成的一个大分子。物质的特性要看单位性质而定，诸如人造丝和尼龙这类纤维、环氧树脂这类胶合剂以及所有的塑料，都是不同形态的人造聚合体。许多天然的物质也是聚合体。
这个研究所设在一座大型的、低座建筑物中，是人们在华北常见的那种光秃秃外貌，灰色的走廊是暗淡的，灯光从两边的实验室射出来。没有在装饰上下过功夫，一切都讲求实用。这些建筑物几乎有一种边区（这里所用的边区是借用美国开国初年向西发展时的形象，有拓荒扩张的含意）的气氛。房间是冷的，像冬天的北京其他地方一样。一个印象令人难忘，一位戴帽的化学家在实验室的天平上称什么东西，他那白色的实验室外衣，罩着里面穿的一件棉袄。
在我们参观这个研究所时，必然引起跟美国实验室的设备作一比较。最显然的差别是主要分析仪器为数较少。这本是过去二十年来化学上的一个主要发展。不过，在美国也不是每一个实验室都有这种设备的，但在一个中央研究所，多数可以得到这种设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个研究所所见到的研究工作，多数是不需要这种分析仪器设备的。当然研究通常是要和设备相配合的。在我们讨论期内。柳大纲和另一位老资格科学家钱人元（他曾在美国呆过）提及这些仪器的缺乏，是个缺点。各实验室的设备，很多是本国制造的。但是很合用。
在我们参观过的多数实验室，研究员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载有一个化学结构或表演的方法，并且往往有产品的标本，藉以解释方法之实际应用。这像是在向人们暗示，“通过化学，可以生活得更好。”
有一间实验室，专门研究卡普罗拉达（亦称聚酰胺）之强碱聚合作用。据负责此项研究的研究员苏炳禄（译音）解释，此项研究的任务在于应用化学反应机构知识，去取得更多的质量可以控制的产品。尼龙是一种人造的聚合体，是一长串的较小分子，这分子是从提炼碳酸和胺而取得的，再把它们变成胺环。这些结合像是把蛋白质结合一起的结合，诸如丝和羊毛。尼龙之能够模拟天然物质的特性，即是这个道理。聚酰胺在与碱混和以形成尼龙时，反应很迅速。聚酰胺（塑料）这种物质所形成的力量，要看制成的链之长度。而这长度又要看反应速度怎样及物质混合的方法怎样。此问题之某些方面，是可以在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但最后仍得用工厂的设备，才能制造出来。苏把时间花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做实验。在实验时，不同的反应情况都尝试过。制出来的塑料的质量也检验过。据苏说，老工人对制造方法了解得很好，凡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都由老工人帮助了解。这个厂的工作也暗示出一些对反应性质作实验研究的意见。
我们听见到的另一发展工作的进程，是有关加固聚酰胺之夹层塑料。用聚合体聚酰胺把它贴成一层层的玻璃填料，然后再使之成为一块固体。这种材料是用作各种电器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伍瑶（译音）向我们解释制造的过程。小分子连在一起，形成中型分子，便成了一种叫做“树脂”的材料。要形成一种制成品，须先用加热以完成反应。需要一种溶剂。问题在唯一适合的溶剂二甲替甲酰胺难于处理，因其有高度的沸点，且含有高度的毒质。对工人颇为危险。伍瑶修改树脂的化学成份，已能制造一种能在酒精和水中溶解的树脂。这样就解决了毒性的问题。并且也制造了一种强度更大的材料。
另一间制成品实验室中，陈列了用“胶”粘成的各种衣着。所谓“胶”是一种聚氨基甲酸酯做成的胶水。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有一间工厂，碰到了缝衣服的线缩水的问题。工人们希望新的胶水能提高产品的质量。
在一间有关光敏的聚合体实验室中，展出了用光敏聚合体材料做成的一具印刷用的电版。并陈列了用这种电版而制成的彩色图片。其他的研究员则展出了医用丙烯类塑料制成的胶粘剂。如做假牙用的胶粘剂。另外的一个组正在发展聚硅酮的应用。
对比之下，另一实验室的研究则不重视当前的应用。该实验室正在试验有机光电导体。实验用的仪器，虽是本国制的，但相当精致。仪器包括光源及计时装置和一具示波器。有机光电导体这种物质，在受到光的某种特定波长射击时，其电的特质会发生变化。一位女研究员告诉我们，这个设计是在文化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并且只是试探性质。所以要搞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有益，同时更因为有机光电导体可能比无机代用品较多实用价值。
当我们在中国时，中国研究机构的实践，常常跟文化革命有关。而讨论的主题，是那段时期（即文革时期）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变化并不常常容易了解。我们关于文化革命对科学的影响，曾有一个先存的概念，以为文化革命已把一切研究纳入应用范围之内，使科学工作只有直接搞实用的东西才对。然而，这种光电导的研究是在文化革命之后的研究题目，特别因为它有兴趣，而并非为了它马上具有实用的价值。我们听说，该研究所还做有关分析化学技术之试探性研究、聚合体溶液之物理化学以及其他物理化学问题。这些实验室的工作，看来对直接有关特殊生产方法的研究，比较我们参观过的其他研究所要少一些。
这个化学研究所，不同于中国各大学。它在文化革命期内仍然有研究活动，有如其他生产机构诸如工厂一样。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段时间，但据柳大纲说，“工作仍继续照做下去，多数处于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多数仍然在这里。”他还补了一句说：多数成员曾下厂工作，或者在乡下某个地方工作，除了那些年老或身体不好的以外。
在中国做实验性的实验室工作的，多数是研究所，而不是大学。在过去，大学毕业生在研究听做研究工作。在研究院重开之时，或许仍将如此。研究所的成员认为，当研究院教育的条件具备之时，有些人会回到研究院去的。可是，他们怀疑将颁授学位。因为这种学位头衔，有增加研究员脱离群众的可能。虽然大学研究院教育，经过文化革命之后。已经有所修改，但研究生的研究却仍在讨论修改之中。在我们参观期内，像在美国所了解的那种研究院，仍然关闭着。中国人方面跟我们讨论计划时暗示，有些研究院可能不久将重开。在别的方面诸如医学课程的修订，已经将医学训练时间缩短，但不能看作是包括“研究工作”在内，不过医生是受到充分训练的。他方面，如法学院，料将不会恢复，这是因为刑法制度已经修改，废除了有利于被告的调查程序的开庭。因而，也就不需要律师。一般来说大学在学生与毕业生的研究工作这种西方式的区别，可能消失，虽则不同科系的课程，在授课时间的长短方面将有所不同。
我们在化学研究所获悉，甚至在化学这门专门学问的奥妙主题中，也涉及国际政治。有关科学的任何国际性往来，化学的关系很大。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尝试使他们自己的制度适应国际惯例。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跟国际理论化学与应用化学协会（这是在化学方面正式的国际团体）没有联系。中国之不跟这个团体有接触，原因是该团体的成员，有台湾方面的人马在内。
我们参观了这个研究所，使我们对中国研究科学能作某几点的比较。第一，是化学对新工业产品的应用所起的推动作用。在美国，新产品必须人为地制造需要，同时，生产方法的改进，会使工人失业。这是我们美国技术发展的迹象，但在中国并非如此。在中国，技术的应用，其动机在满足人民的需要。“塑料”在美国已被用作一个含有轻蔑意味的名词。当中国人将衣着用的聚氨基甲酸酯胶布（这种胶布之制造，原本是采纳工人建议）给我们看时，我们这个团体中有一位团员说，“我们美国也有这，但不顶事。”我们这种对待技术革新的消极态度，其根源是清楚的，那就是因为在美国，革新的第一个作用是为了图利，如果因此而改善人民生活，或许只是偶然的事情。
我们的另一观察是，在某些方面似乎仍存在着较旧的研究方式。这个化学实验研究所，是在文化革命后才开设的，研究所的决策机构，至少仍维持某些方面的专业人员掌权。然而，在各实验室的其他实践——政治学习小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厂里的体力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其目的在打破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科学研究方式的改变，仍在演变的过程之中。这并非该研究所自行着手要完成的东西，一切体制要作革命性改变都是共产党所发起的。并且用意在全社会推行。在美国国内，我们团体中有好多位曾讨论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推动民主实践，但我们意识到，这像是企图创造一个良好社会孤岛，却并无整个社会的必要改革。——这样一个孤岛式的良好社会实践，是“矛盾可笑的”。
中国研究机构的改造，是因它跟工业的关系而刺激起来的。研究人员访问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工厂，他们与厂中工人讨论问题，并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这个方法就涉及意识形态的改造。但也给研究人员对生产是怎么一回事，有较好的想法，同时，还对实验有亲自的观察机会。产业工人也是三结合的成员，他们又反过来访问研究机构。他们讨论在研究中的问题，并参加研究所的一般活动，诸如政治学习小组。此外，化学研究所每星期设有一个“公开讨论所”，任何工厂的代表可以到这个所内讨论技术问题。研究所的大门再一次对外开放。
这类在工作过程中的日常接触，对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或许是极其重要的。在科学家的正常活动中有群众参加，使科学家很不容易忘记五七干校（五七指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的教导。这些学校是在文化革命期内，在农村地区办起来的。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要在五七干校呆一段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学习。工厂工作或人民公社工作，往往用作同一的目的。
中国研究工作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在传播科学发明这件事上显然是合作的，而不是旨在维持一个研究者或一间实验室或某项事业之独霸地位，在北京的胶布厂、人造纤维厂和塑料工厂并不互相竞争市场或争较高的利润。因此，他们共同分享科技革新的成果，而不是把成果隐瞒起来。实验室是为共同交流经验而开放。不论是在他们“公开讨论所”期内，抑或通过像上海科技交流站这类的机构。他们并不试图抢先跑到专利局去。
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
北京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像动物、生物化学和昆虫学研究所一样，是支援中国农业的重要机构。它那座大建筑物座落在首都远郊，周围都是田。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个上午，参观实验室，跟科学家和行政人员谈话。正如在其他科学机构所碰到的情形一样，一位年纪较大的曾在海外留过学的职员客串了临时翻译。在这个研究所内，一位短小的、友好的名叫胡含的中年妇女替我们翻译。她曾在美国州立俄亥俄大学研究过生理遗传学，在解释晦涩的技术名字时，她特别对我们有帮助。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遗传学研究所。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一个遗传学事务所，只有二十个职员。一九五九年科学院成立之时，便设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职员增加到七十人，现在有三百五十人在那儿工作，其中包括两百多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这个研究所在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试验。（一）研究遗传特性之遗传与变异。——这方面工作包括从花粉谷粒中培养小麦或稻米，以及有关马铃薯和甘薯的遗传学，（二）有关杂交优势和雄性不育的研究，包括玉米和高粱的遗传学的研究，（三）关于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的研究，包括细菌遗传学的研究。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研究所，是有关甘薯遗传学的研究的。我们在那儿跟一位名叫蒋兴尊（译音）的研究员谈话。他于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此后即研究甘薯。他告诉我们，白甘薯的培植，是将前一年收成下来的旧薯茎一根根植在地里，这就需要每年在冬季储藏一些甘薯，作为“种籽甘薯”，为下一次播种之用。在华中和华南，贮藏的甘薯的变质问题，严重地妨碍了将甘薯作为主要食物的来源。在过去，大量的甘薯每年只得往南运。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这个问题已有多年了。但是，现在他们对文革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颇多批评。蒋对我们说，他们太过于依赖中外书本知识。在文革期内，他们开始把重点放在田里，跟农民研究问题。自此之后，工作有了改进。他们现在相信，虽然甘薯的变质，主要取决于所种甘薯少一遗传特性，但培养贮藏方法也很重要。科学家们由此而得到一个结论，即是，他们正在考虑中的问题，基本上并非他们自己研究范围内的因素所能控制的。就遗传学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每一个西方国家，有若干科学家毫无例外地只凭着自己有限的专长去钻牛角尖，企图用狭窄的技术方法，去谋解决那种需要广泛接触和多方面知识的问题。
蒋指出，解放前，华东安徽省某些富农曾精于甘薯的贮藏方法。但是，他们把这视为传家宝，不愿将秘诀公开，以便操纵薯种的价格。解放后，贮藏的方法普及了。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依正确路线工作，科学可以为人民服务。如果科学是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它就不可能为人民服务。”
这个实验室不但搞甘薯试验，也搞白薯试验。甘薯栽种方法，是用从嫩薯根上割下的薯藤栽植土中。农民诉说，有一种很好的品种“胜利一〇〇号”，产量已大大地降低了。试验显示，产量平均减少百分之三十。研究员跟种甘薯的农民密切合作，发现农民喜欢选长茎作为切断的薯苗，原因是长茎比短茎容易切。结果，在单一的薯茎内部以及薯茎之间，便发生了藤的长度之遗传上的变异。人们选择长茎来切作插种，则长出来的茎长而产量低。研究员观察了其他薯种。发现了同一的现象，即茎较长而产量较低。研究所的工作者为了对付这种倾向，便选择了多代的短茎，用这种方法，产生了二十种新品种，其中一种叫“北京红”，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在参观薯类实验所期内，我们提出了中国遗传学家目前对李森科的看法问题。这位引起争论的农业学家，一度是苏联遗传学的权威，他反对西方古典的遗传学，其所持理由是，西方遗传学是“理想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并指斥这类历史人物如孟德尔与摩尔根所假设的遗传基因，因为他们否定了环境对有机体遗传的影响。（即习得性的遗传）。针对他们的思想，他反对米丘林的理论。米丘林是一位已退休的俄国铁路工人，在培育果树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有一段时期，大约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利用他在俄共里面的影响力，压倒了两派思想之间的斗争。实际是禁止以古典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的实验。我们曾听说，在中国同时期内，李森科的思想也得到强烈的支持。特别是在农业研究机构方面。并且听说，信服古典遗传学的中国科学家，在研究上处于守势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李森科在苏联失势，中国遗传学两派思想的冲突，变得不那么一面倒了。一九五七年毛氏发表了很有名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毛氏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处理科学争端。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
毛氏在说这些话时，不管他心里指的是什么特别事情，对于处理遗传学的争论，在中苏两国，这些话都是有力的批评。大约从一九五六年起，看来米丘林主义者和遗传学的古典派，在中国是共存了。鉴于这一切，所以我们提出了有关李森科的问题。
稍停了片刻，我们再说出了这个名字，藉以确定我们的问题已否受到注意。这时候，我们的东道主方面突然成了一个生动活跃的讨论组。不过讨论的内容并没有翻译出来。最后，有了答案了：“李森科认为甘薯变质，是高温度所引起的，我们认为他的理论不正确。”我们又以李森科的一般有关遗传学理论的问题相询问，他们答称，在某些情形下，外在的或环境的情况或许可能影响内部的或遗传的特性。但是，如果情形果是这样，主要影响不是外在情况。在结束谈话时，他们提出这样的意见说：这个问题实际是个理论问题，还不曾很详细地研究过。或许李森科之在中国，仍然处在一个考验时期。
我们下一个参观的地方，是专门研究细菌遗传学的实验所。并跟研究员董可容（译音）谈了话。他大约于一九六〇年开始研究枯草杆菌。他们使用这种细菌来研究一个叫做“变形”的过程。方法是在几乎所有有机体中，从某一种细菌抽出它的基本遗传物质（叫做DNA）。“喂”到第二种属的细菌体中。如果第一种属细菌具有的遗传特性而为第二种属细菌所缺少，则第二种属细菌的DNA因跟第一种属的DNA混和之后，可能就会含有第一种属细菌的DNA。董说，在六十年代初，只有美国人曾有这种可变形的枯草杆菌。但是，因为美国政府禁止对华一切贸易，所以，这个实验所无法取得这种可变形的细菌的标本。中国人只得单独自干。他说，现在，他们已可以直接从美国得到这种细菌标本了。
细菌遗传学研究所的人员并利用硝化酸来研究导致突变（即较永久性的遗传改变）的问题。他们刚刚在开始搞芽细菌形成的过程。——形成一种强芽胞，足以抵抗光、热或干燥，而不致于被光熟或干燥杀死。有趣的是，这些计划或变形计划，都是在没有考虑到工农业上的应用价值的情况下而进行研究的。
这个实验所曾为了很直接的工业应用价值，而进行过一个研究计划。该计划涉及在制造毛制品中使用蛋白酶的研究工作。酶是在活的有机体中发现的一种蛋白分子，它有助于促进生命维持的化学反应。如在消化期内将食物消化，变成单一的化学物质。完成将蛋白分子变成更小分子的特殊机能的，就是蛋白酶。这种蛋白酶是在胃中发现的，可以从某种细菌中做大量工业用途上的提炼。这些也就是美国广告中大事宣传的各种牌子的洗衣粉所用的“酶”。中国人在毛制工业中使用蛋白酶来改进产品的素质，细菌遗传学实验所的研究员到工厂协助搞这种工作。
我们又去参观了一个搞新小麦和水稻品种的实验所。它是用极其复杂的方法搞这种试验的。欧阳振威及陈英（译音）两位研究员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接受了农民的意见而建立了他们的计划。并说，该实验所花了很多的时间，以发展新的作物品种。培育新种的传统方法，大抵要靠发展“纯”一种或在遗传上同种属的品种，然后用控制的方法，使之杂交，以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多代近亲杂交的方法，培育遗传上一致的纯种。通常培育的速度，是一年一两“代”。因为每“代”培育的时间长，产生纯种的时间也慢。所以，要发展新品种，要费好几年的时间。
遗传学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技术，想出较好的方法，以缩短这种旷日持久过程之一部分，于几个月之内，培养出一种纯种。他们用单花粉谷粒而不是从种籽中来培养成体作物来产生纯种。所谓“花粉粒”，是一种自由飘动的性器官，它能产生雄性生殖细胞，这种细胞在某方面类似人类男性的精子细胞。实际上，研究所的研究员正在从单生殖细胞中培育作物。因此，也可以说是从单亲生殖细胞中培育。花粉粒像生殖细胞一样，每一细胞只有正常遗传物质成体量的一半。在正常的交配或授粉之时，它们和含有一半遗传物质成体量的卵细胞结合，以产生一种能授精的卵细胞。每一个这种卵细胞会发育成为一种新植物，每个细胞含有正常遗传物质量之一半。从技术上说，花粉和卵细胞是单倍体。只含有成体遗传物质之一半，而它们联合体产生的成体细胞则是双倍体，含有充分的遗传物质。
在花粉粒末与卵细胞结合而培育成为一种成熟作物时，成熟作物通常是单倍体。这种作物较正常为小，不受精，因此，也不能作为培育之用。但是，有时在成长的早期，这种单倍体作物的单细胞，其遗传物质会自发地繁殖，形成一种双倍体细胞，从而成为一种能够培育的成体作物。这样的作物能自行受精生殖，因为个别谷类作物含有雌雄两性生育器官，只要一个原来的单亲，就可以产生一种新作物。这种新作物，完全是“纯”种。因为原来的花粉粒是从单亲来的，所带来的只是一种遗传基因。
据说，把花粉粒培育成为成体作物的方法，是印度科学家于一九六四年发明的。现在已有约二十种作物应用这种方法，包括烟草、小麦、大米，白菜和玉米等。这个研究所集中于小麦和大米两种的研究。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谷类作物，这今为止，小麦单倍体的培育率还是很低。而水稻则有百分之五十的花粉粒授精成为双倍体作物。该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他们在将来能够使用一种叫秋水仙碱的化合物，控制双倍体化的速度。他们并希望单倍——双倍体体系在将来会有用处，不仅是在农业上有用，并且在较高级植物的遗传之一般调查研究中也有用。
这个研究团体很重视他们跟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说，农民欢迎使用直接的纯种技术而发展出来的品种，农民常常访问他们的实验所，而他们也常常下田干活，以发展新品种。某些新品种已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以及在北京郊区试验。
我们问他们是否真正尝试以单双倍体遗传体系这样复杂的概念教农民。他们答称：
一般来说，我们不向农民灌输这样抽象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把单倍体这个概念介绍给农民，因为正在做这个工作嘛。我们尝试使用简单的语言，觉得比较容易把这种观念向本地的科学人员介绍。年轻的知识分子——农村中的新的一代有些知识，当他们来到实验所时，就容易教得多。
这证实了我们在别处所听到的、关于公社相生产大队科学组在传播农村科学知识所起的重大作用。适也使我们对农村广设初级中学所产生的变化，有了小小的认识。
在这个研究所内，我们最后参观的一个实验室，有四位研究员叙述过他们在高粱和玉米两方面所做的雄性不育和杂交的实验。这些研究工作者也热心跟农民合作，并将国家政治发展与他们研究进展的关系拉得更近。他们对雄性不育的研究，开始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在文化革命期内更加速进行，更密切地同农民一起工作，以四年的时间，发展出十多种新的雄性不育高粱及四十种新高粱品种。雄性不育是在一种突变的遗传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雄性的花有缺陷，不能产生授精的花粉。雄性不育作物种在正常产生花粉品种的田里时，所有雄性不育作物的种籽，必是产生花粉品种授孕的结果。这种杂交的种籽或两种不同亲属品种杂交的结果，其所产生的作物比之单性亲属品种，就更加壮健和更加多产。这种杂交作物据说显出“杂种活力”，它的技术名称叫做“杂种优势”。杂交种籽有提高生产的巨大潜力。举一个例，差不多所有美国田里的玉米，都是用杂交种籽培育起来的。
我们的东道主说：“科学上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发展。以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我们跟农民、工人及其他科学机构一起，找到了要解决的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在雄性不育作物中雌性花的流产，其结果就根本不产生种籽。研究者得农民的协助，在田间做了实验之后，发现耕种技术、下种时间、授精、水的供应、光线以及通风，都有影响雌性花流产的倾向，只要把某些情况加以改变，问题才能解决。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们也发现，雄性不育的作物不育的程度，随品种而不同，也跟不同气候因素有关，譬如在北方较高地区以及在高处。
玉米枯萎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中国人做过很多工作，图发展一种能抗萎的品种。据说，这个工作进展很快，因为它联系群众来做。农民对大规模新杂交能自行做出判断。在第一次做出杂交试验之后逾四年，即能大量种植新品种。目前，中国有两千六百万亩土地种植杂种玉米。
在我们参观遗传学研究所结束时，我们曾以该研究所的前途询问我们的东道主。在我们参观这些实验所时，我们曾注意到青年研究员之显然缺乏。我们遇见的青年研究员是六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差距反映出文化革命的冲击。其时，大学有好几年根本无毕业生。大学里的人对我们说，多数快要毕业的学生都回到工农业生产上去。我们的研究所东道主预料，将来某些研究还将直接来自农民。但是，他们也认为，某些大学毕业生将直接到研究所工作，而不再回到生产单位。我们的印象是，这些问题仍然在积极讨论和辩论之中。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中国宣布，上海生化研究所科学家成功地合成了在生物学上很有用的胰岛素。胰岛素是五十一种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把它们组合成为真正的物质，这是科学上一大成就，其震惊西方科学家正如若干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之使西方科学家震惊一样。可是，介于那时和现在之间，发生了文化革命。我们怀着一种好奇心，想看看社会态度的改变，怎样影响到有关这种极其基本的研究的实验所。
孔江复（译音）据介绍他是该研究所革委会主要成员，他为我们概述了该所的一些变化：
由于文革前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生很多坏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我们跟随毛主席的领导，抛弃了修正主义路线。该路线是使理论脱离实际，走专家路线，以及使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现在，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科学必须为人民和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所成立了革委会，成员包括老、中、青。……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下乡与下厂去接受农民和工人的再教育。现在，除了重视理论研究外，我们还研究许多问题的实际应用。
这听来像是党的路线。是的，它是党的路线。但是，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坏名词，有如在美国那样。孔的关于该研究所的情况介绍，看来简短扼要。很像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在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时，也大致是这样的。
生化研究所跟生理研究所共占一座大厦，解放以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所而成立的。在大跃进开始之后，职员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生化研究所开始时只有成员五十人，现在已扩大到共有三百八十人，分为四个大组。蛋白合成，酶结构和功能，核酸，和新陈代谢。研究所的生产机构包括东风生化厂。这个厂的成立，在于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供所需物质，现在并扩大业务，也提供化学品给其他机构。研究所的机器工场除维修外，制造自动氨基酸分析器（在于判定蛋白结构），快速蒸发器，及分子收集器。
蛋白合成工作是这个研究所最有名的成就。讨论一下从事此类计划所涉及的动机，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初看起来，这种研究计划并非优先性的应用研究，只能生产最少量的这种大蛋白质。而为了医疗的用途，自然的来源将继续提供最佳的供应。给我们为这个计划辩护的理由之一纯属于政治性的。这个蛋白合成实验所的第一号领导人胡石泉（译音）陈称：
我们伟大的领袖恩格斯说，蛋白质是一种生命形式，我们从化学物质中去合成蛋白质，证明了唯物论的正确并否定了唯心论。因唯心论认为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中取得生物物质。
这位我们在上海的东道主之一的胡同志，曾作为一个正式的科学家代表团团员，于一九七二年去过美国。在我们停留上海期内，从我们跟他个人的谈话中，在我们看来，这计划之抽象基础，如他在上述言论中所说的，显然是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也有其应用的方面。合成工作对于改变蛋白质结构，从而了解此结构对荷尔蒙作用的关系，是很有用的，再则，胰岛素合成技术的发展，正在被应用到一种叫缩氨酸（肽）的化合物的合成之中。肽是较小的分子，和蛋白质的形态相同，拿来加以合成，作为商用或实验用，都是合算的。这个实验所已制成了一种以百克计的催产素的肽荷尔蒙，催产素在大脑垂液腺中产生。它有助于调节血压，在高血压研究中用得着它。因为与高血压有关的疾病（特别是中风），在中国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从健康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显然有其优先性。
站在这实验所胰岛素分子模型旁边的一位工人对我们说：“在胰岛素合成之后，三年内我们完成了爱克斯光射线晶体摄影工作。这个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多年了。”这种自豪的言论，是我们在中国很少听到的言论之一，这暗示出，甚至在中国科学家中也有竞争性。不过，他说了之后，随即又以实验室的设备有限而引为遗憾。实验室很少有自动仪器和先进设备，而在西方做这样的大成就的研究，是认为非有自动的和先进的设备不可的。孔说：“我们有了一些成就，但跟我们人民的需要一比，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的生化设备是有点旧了，为了赶上较高的工作水平，我们要向别国学先进技术。”
这个研究所的基本目的之一，是适应当前的需要。他方面继续其基本的工作。一群生化学家曾企图用诸如DNA这种核酸来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核酸在遗传上的重要性，因而对这个问题已成为西方实验室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象。虽然，从这些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识是极其基本的，但除了医学某些方面，此项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方面则为数很少。
在文革期间，研究所的核酸组成员决定加强他们自己的工作与农业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成员对我们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备战备荒。科学家必须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着手研究核酸对农业上的应用……科学工作者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助于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通过这种工作，科学工作者……跟群众同呼吸，共甘苦。
研究人员在中外文献中，曾阅读过有关核酸混合物能增加作物产量的报告。——经过小组讨论并跟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商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把富核苷酸水解物喷到稻田里，会增加水稻的产量。核苷酸是小块的核酸。水解物是经过化学上消化的分子混合物。为了要取得水解物作试验，他们便用大量富核酸的酒糟及豆渣予以加工。产量提高的情形如何，不大清楚，但在初步实验中，使用放射性磷化合物来作示踪剂，显示出核苷酸增加根对水和矿物质的吸收。
核酸组跟上海郊区某公社社员进行这个试验，他们也帮助公社的工作。小组的一位成员自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即住在公社那边。公社的农民也常常回访研究所，来问问题和讨论问题。该小组也实行“单位之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跟本地农业研究所协同工作。
在美国的一间研究所或大学的核酸生化家，即使考虑搞这个组所研究的问题，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更不要说在解决问题时还有非科学家参加哩。在美国的生物化学家当中，反对用粗率的化学设备，并反对在精密的实验室设备以外来开展工作的偏见，实在太强烈了。如果一位个别的科学家来从事这种研究计划，他可能要这到他的同事的反对。理由是，这种研究在专业上跟突破核酸研究的难关毫不相干。但在中国，研究工作之如此应用，却被认为是典范。
我们也讨论到研究所的新陈代谢实验室的工作。它是跟肝的生物化学有关的。一九七〇年该实验室展开了一个计划，要搞出一种能早期诊断和治疗肝癌方法。这工作在实验室开始，后来搬到现场去作进一步试验。经过了几次试验之后，方法是定下来了，决定用（初）胎球蛋白检验法，分化了癌细胞的作用。——这是说。癌细胞失去了从某特殊组织出来后的细胞特性，而变成像胎体发展初期的细胞。初胎血球蛋白，是胎儿的一种特殊蛋白特性。它在正常情况下不出现于成年人体内的。但在生癌时，会在血中发现此种初胎血球蛋白。现在已有极敏感的和先进的方法，可以探出此种蛋白质的存在。用这种方法也比较容易进行实验。在肝癌初期用初胎血球检验法，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正面诊断效果。现在全中国使用这种检验法。实验所的工人到农村去，教育和动员群众跟本地的医务人员合作，特别是跟赤脚医生合作。他们告诉我们，去年他们已检查过五六万人。
预防工作另一个方面是辨认和消灭致癌的化学因素。已在进行的某些研究，系有关某种霉菌。这种霉菌在食物上生长时，会产生致癌的物质。正在研究中的这些化学物，最重要的一种，叫“血菌毒”，这种血菌毒是会产生肝癌的。
全中国现在有一个统筹的癌症研究计划。上海方面特别着重肝癌的研究。而在北京方面，则着重于肠道癌的研究。几个全国性的研究所包括实验生物学研究所、癌症研究所和劳工卫生所，都在寻找癌症病例高的工厂，并调查其致癌的原因。不同单位之间都举行年会，以交流经验并讨论未来的分工计划。全国统筹团体设在上海，那儿一个研究所的会员叙述癌症研究工作的改变情况如下：
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也做癌症研究，但我们只是在实验室研究，故脱离广大群众。
在那段时期，虽有论文刊出，但因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涉，论文不为人民利用。可是，现在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科学论文的出版是基本研究的主要“产物”。因此所取得的知识可以广为散播。许多中国科学杂志，在文革当中间隔了几年之后，现正在恢复出版。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在那些年份里，科学知识的交流凭私人接触、简短的通讯、口头发表的论文以及开会来维持。例如，在文化革命期中，中国全国科学家会议就曾讨论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的成果。在我们参观时，一个有关胰岛素结构之进一步研究报告正在付印，预定在《中国科学》上发表。预料其他的论文将在国际发行的中国刊物上发表，而不会送到外国出版物发表。
据悉，目前出版物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是中国科学界正在讨论的大题目。比方论文应否由个人或集体署名，是件困难的事情。一项发明常常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它不仅仅是在实验室内做研究的人，而且也是在支持科学家、供应他们的生活、并替他们制造设备的一大群人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一般的意见，认为“科学是劳动人民经验的结晶”。此外，仍然有个别具有特别才能的人，他们发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给人知道的。在西方科学界，自然个别的作家恰恰是跟那种为地位和荣誉的个人奋斗密切相关。但在文化革命期内，中国人曾严厉批评这种个人名利思想。
现行的计划，使某些文章用个别作家的姓名发表，其他文章则署上某单位或某组的名义。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原因倒是颇有趣的。当我们在广州中山大学会见老科学家蒲蛰龙时，他告诉我们：虽然有人担心，此种作法会诱导一种走向个人主义的倾向，可是，对某种具体研究计划责任的指派，个人的名义仍然是重要的。再说，虽然实质上所有研究上的成就，都有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做出贡献，可是负起任何既定工作之正确执行责任的，却只有少数人。
当我们问及研究所职员有关文化革命的影响时，这种政治问题之意义的继续辩论——并且所有的问题都被看成是政治性的——也出现了。科学家们说，在文革期内一个工人宣传队来到研究所，并且在实施基本改革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改革使研究所参加了群众生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党的工作队的代名词）在纠正中国社会政治错误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工厂、公社、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有问题时，共产党就派这种宣传队去调查并做出建议，主持讨论并监督改革。在文革前，这个研究所的性质看来很像一个西方的或苏联的研究实验所。但是那种作风，被认为是不适合新中国的，而帮助进行政治问题解决的，就是宣传队。研究人员说，工人们“曾用他们无产阶级的模范来教育我们”，并且讲述旧社会的故事。各小组及整个研究所都举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宣传队有些队员现在仍在那儿，他们做行政工作，也参加政治学习小组。一位研究员为我们总结了宣传队工作的成果如下：
在文化革命前，有三脱离，即政治、实践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三脱离。通过工人在政治理论上的教育，我们改变了这个三脱离的倾向。现在，我们走出实验室到群众中去。
上海生理学研究所
生理学研究所有二百八十个成员，设五个大实验室，即神经和筋肉生理学、感觉器官生理学（视觉和听觉）、低氧强度生理学（即有关有机体对高空的适应）、生育生理学及大脑生理学。目前主要在研究针刺过程。此外，该研究所还办了一间工厂，制造电子器械。为研究电子生理学之用。
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位团员，曾跟章香桐（译音）教授在他的实验室外面的一个小房间，有过一次有关针刺的特别访问。章教授在房间里，为我们做了一次兔子针刺示范试验。兔子用一根帆布吊带吊着。在它的鼻子上刺进一根热针。章教授用计秒表计算兔子挣扎的时间。针刺之处是痛的。然后在兔的后腿插进一根止痛的针。过丁一会再用加热的针去刺。痛的反应已大大地减少，虽然，针插进去只有一段短时间。止痛之后又过了一阵，又和针插进去之前一样有痛的反应。
实验室乃开始作一连串单神经细胞纪录实验，以追踪在止痛过程中，大脑各部分神经交互作用的迹象。中脑（医学专名叫下丘脑）的一部分是此项研究的主要中心。单细胞记录是一种精密的电子技术。这种技术，一直到最近，中国实验室还不曾取得。如果有了这种精密电子技术，针刺止痛研究在了解受针刺后神经系统结构所受的影响，可望进展得很快。以下是我们跟章教授的讨论，我们是用直接访问的方式，因为，访问的进行完全是用英文。这讨论给了我们某些启发，不仅仅是讨论技术问题，也讨论到这种研究的整个范围。
这位章教授开始发言：在这整个针刺研究事情上，我们过去很少经验。你知道，我们是纯神经生理学者。在文化革命之前，我们脱离了所有的实际问题。自从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应用针刺于外科手术以来，我们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此项技术，很不敢肯定。但是，许许多诊疗病例证明，针刺的确有效，虽然疗效并不一致。但是越来越多的病例，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许多病例，在我看来是很能令人信服的。你看，甚至在这种技术发展的初期。一次简单的针刺竟然能发生这样大的疗效，这是很令人惊奇的。这其中必然涉及某些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我们认为这是对神经生理学之真正的挑战。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有能力加以解释。这就是我们于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着手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研究组有许多人去医院，取得此项技术之第一手经验。我们参加手术之麻醉的部分。我们学会针刺，我们实习这种技术。经过我们亲手的经验之后，我们回到实验室做一些动物试验。我们也在正常的人身上做过一些试验，并在病人身上做过针刺。我们判定：疗效可以在动物身上求得证明。有许多事情，我们不能拿人来做试验，特别是在神经系统的分析方面。你得把对人的疗效转移到动物方面，这样你才能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我们尝试过多种方法，以发展我们的理论。自然，我们已提出过多种可能性。主要是从神经生理学的神经理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针刺事业。另外也有人相信。可能牵涉到某些化学上的问题，认为疗效可能是体液因素造成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纯属神经的抑或是体液的。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以证明我们的观点，而抹煞别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关心的是神经系统，并相信其过程主要属于神经的。但其过程显然是复杂的。有机体跟许多体系对针刺过程加以反应，它调动了所能调动的一切，以应付这个情况。你有传入的或感觉的（神经）刺激，涌集到中央神经系统，它们在中央系统互起作用，而产生某些影响。他方面，各种内分泌腺对针刺过程也有反应。我们相信反应的是亲肾上腺皮质的荷尔蒙或脑下垂体荷尔蒙，或血压和血糖的变化以及其他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是神经生理学者，故我们让这些问题由别人去解决。
问：他们已用针刺发现了这种荷尔蒙的变化么？
答：我不熟习这项工作，不知它的详细情形怎样，但我想他们正在尝试荷尔蒙方面的变化。我觉得主要的疗效是属于神经方面的。你看，在下身瘫痪的病人，他们身体的下部分因脊柱机能发生障碍，故失去感觉，也不能动。在针插入身体下部时，我们未取得止痛的疗效。如果没有传入的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那就不会有止痛的疗效。我想，这是对体液论的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如果如某些人所说，在针刺部位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而传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以产生止痛效果，那么，效果应当发生于瘫痪的下部。但是，并没有呀。这些病人唯一的区别在于缺乏完整的神经系统。这些病人的体液方面是十分完整的，因血液供应及其他体液的循环就跟正常人一样。唯一的差别是神经系统不完整。它们尚未显出止痛的效果。我们曾就这些病人做过若干的研究。在实施针刺前后，检验过痛域，简直没有一点差别。
问：我们曾阅读好几篇有关针疗的报告。那些医疗显然跟止痛效果不是同一回事。比方说，你能谈谈有关聋子的医疗吗？
答：针刺有两个主要的部门。一是针刺麻醉或止痛，另一是针刺治疗。我想涉及这两种针刺的人体机构是不同的。目前，我们主要谈止痛。我们甚至不曾接触过针疗问题。我想针疗要比止痛针刺复杂得多。
问：有任何其他实验室做有关疗效的试验吗？
答：目前，主要的兴趣在于止痛。因为这是最新的疗效，仅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应用过。因此，成了最有兴趣的研究问题。我知道很少人有志于疗效的分析。原因之一是，很难分析疗效。
问：曾否收集过对疗效之有系统的观察？
答：我相信有。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尤其是诊疗所。但就疗效作实验性分析，我想极少。
问：在我们去过的医院里，我们参观过动齿龈癌的手术。病人是从个别穴位上用指压麻醉。你能谈谈这件事吗？
答：这正支持了我的理论。你知道，我对于针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相信针刺止痛的疗效，是中央神经系统中两套不同的神经刺激传入的结果。一套是痛的。或感受伤害的。这种神经刺激起于受伤或痛的部位。另一套是不痛的神经刺激，起于针刺的部位。这两套神经刺激在中央神经系统中互相碰头，其中包括脊髓、脑干、丘脑并且或许包括大脑皮层。在痛神经刺激被不痛神经刺激阻止的地方，我们相信所有的感官刺激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是，由针刺产生的特种感觉是最有效的。让我们重复一句：任何性质的感觉输入都有某种止痛效果。但针刺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则收效最大。压力、机械摇动、摩擦、或抓搔、声音、视觉刺激等等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我相信由针刺所产生的那种重的、痛的、很不愉快的感觉是最有效的止痛。如果你狠狠地压住你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你会感觉得极不愉快，虽然并不痛，而感觉却是相同的。这就可以解释今晨你见到的现象。今晨动齿龈癌手术时，只是用指压，并未用针。我想针的效力最好，因为它们较易控制。没有必要把你的手指放在手术台上，这太笨了，而且也不方便。只要用低电流作为刺激，针是很容易地加以遥远控制的。所有的变数诸如时间、脉搏频率、电压等等都可以这样予以控制。
问：针刺止痛曾用之于牙科医治方面吗？
答：是的。我相信它广泛地使用。让我检查一下我说过的话。第一，任何感觉输入，都可能有某种的止痛作用。但针刺的止痛作用最大。第二，体内任何部分的针刺，都可能具有某些的止痛作用，但某些特殊穴位，作用最大。现在，你也许要问，哪一个穴位最有效？依据我们试验的分析，我们相信，最有效的穴位，是和痛的部位神经分布相同的脊柱环节神经分布的穴位。离这穴位越远，则效果就越小。我想这个穴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因为，在实行诊断时，每一次手术，都必须选择最好的穴位。比方你要是想实施甲状腺切除手术，你就得选择一个穴位。有许多穴位你可以用，但你要选择最有效的一个。所以，你须要从甲状腺神经系统的同一部分找寻一个受神经支配的针刺位置。这是依据脊柱分段的原理。
问：在你的动物试验中，有过这种证明吗？
答：有过的。我们发现：依据这个原理，阻痛效果最大的，是刺激不同（部位）的神经。
问：针的穴位常在肌肉上吗？
答。多数穴位是在肌肉多的地方——有的是在皮肤上或筋膜上。但是，效果却较小。在耳方面，穴位是在耳翼的周围，即耳的外壳，这是另一种针刺。人们说：耳穴位的针刺可以应用到许多种手术，诸如内部器官的手术。我相信耳是身体表面上迷走神经分布之唯一末梢神经器官。你知道，多数内部器官有这种迷走神经的分布。在外耳道周围，耳神经的分布（即耳的外部之偏内的部分）是很复杂的。那儿有迷走神经、舌咽神经、颈神经等的分布。所以，依据部位原理，要是来自针刺的神经刺激，进入中央神经系统的迷走核心，它就有机会跟来自内部器官部位的神经刺激互起作用。两种神经刺激互起作用，可以阻痛。道就是内部器官动外科手术时，在耳部施行（止痛）针刺是最有效的原由。
问：我现在了解，在禁阻来自内部器官的痛，耳是如何有效的。但是，在实行外科切割时，皮肤止痛又是怎样的？
答：我想可以这样地加以解释。甚至于在耳部，使用了一两个或更多的部位，并且也有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是，任何感官刺激都有某些一般的止痛效果。因此，即使是单一的一个耳的部位，对内脏器官可能有特殊的止痛的作用，并且也有一般的止痛效果，包括皮肤在内。
问：依据你的理论，你怎样拿针刺止痛跟有关的痛现象相比较呢？
答：适有某些相似之处。我想有关的痛也和部位原则有关。有关的痛其过程是单方面的，它不具有阻痛的作用，而只是痛而已。当然，这真正只是推测。举例说，在有关的痛中，可能你的肾有问题，但你会觉得背部痛。我自己就曾有过这种经验，是很不愉快的。在你背上施行按摩或其他物理治疗时，你会感到有些松弛。它的效果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但你可不能否认它有效，因为你觉得有些松弛。来自末梢区域的效果，再反应到（内部）器官。我想这是合于穴位分段原理的。因此，我相信。有关的痛跟针刺止痛的效果有共同之处。
问：你怎样解释针疗在制止头痛方面的效果，特别是偏头痛这样的头痛？在针取出时，不再头痛。
答：这个问题，我不以为我能够解答。因为这关系到针疗的问题。
问：那么，你以为在这种病例上，不只是止痛效果的问题了。
答：我想有更多的问题。
问：在针刺期内，有否纪录血压的改变？
答：有时候有纪录。让我们再次来谈谈偏头痛的针刺问题吧。你知道，对解除头痛有效的穴位，多数位于有三叉神经分布的地区。一般来说。头痛起因于大脑脑膜发炎。这些脑膜是有三叉神经分布的，至少这些脑膜一部分有三叉神经分布。所以，我们的原则仍然适合于头痛的针疗。但是，让我来补充一下，或许是有意思的。有这种止痛的疗效的，究竟是对哪一种神经？我们相信，那是小直径组织的活动。其实，这是神经生理学上一个既定的原则，多年前就发明了的。而且已经过动物实验的证明。如果你刺激小直径组织，它就会禁阻更小组织的活动。所以，针刺的主要作用，或许是在较大的组织方面。（即使不是最大的组织）。解释止痛作用之另一个要点是。如果压力或摩擦可以解除或阻止痛楚，那或许是因为那些刺激在大组织上发生作用。针刺的理想情况是针只在大组织上活动。比方，如果你用的是电刺激的针，而不是用手操纵的针，那你就不应当用强刺激，因为用强刺激会在小直径组织上发生作用，会产生痛。那就不但不发生止痛的效果，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痛。所以，你必须选择使大组织活动。
问：最后的一个问题。你凭经验证明，是否相信有些曾有听力的聋子，因针疗至少得到局部的恢复？
答：公平地说，我要说，有过某一些有效治疗。你不能说，任何种类的聋都可以治疗。我虽然没有直接的经验，但对有些机能上的病看来治疗很有效。如果基本组织未受损害。那是可以医的。但是，如果基本的因素丧失，神经组织萎缩或破坏了，我想那就无法医治。我们作最好的希望，但我们也必须现实一些。许多语言或听力有缺陷的病人。基本组织是完整的，这种病例就可能有希望。其实，从诊断实践看来，很清楚。唯有尚余残余听力的病人，较易医治。
问：在你看来，针刺方面有无安全的问题？我们见过很多青年，在学校里实习针刺，有没有因反复针疗而发生血管或神经损坏的迹象？
答：这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我会说，这是一切技术都存在的问题，安全与否要看是谁使用技术，同时要看使用者的经验怎样。与其他麻醉方法相比较，针刺是安全一些。但在一个没有经验者的手里，也可能不安全。可是，对多数人来说，针刺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人体知识，你必须避免大血管、重要的器官以及中央神经系统。在胸部，你可能造成麻烦。一般来说；在腿部和在手臂，你造成的损害可能少些。我想学童在简单的穴位上，是受过细致的指导的。最多不过使受针刺者感到有些痛，或者造成很小的组织损害而已。在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手里，任何技术都可能造成麻烦。
这是又一次很有吸引力的讨论。谈到这里，时间又完了。我们是不愿结束这次讨论的。由于是研究科学家，我们在这个实验室所得到的感受是很兴奋的。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显然直接联系到在具体问题上帮助人民。章教授在美国多年，曾学过英文。他对于科学的误用跟我们有同感。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医学专业正在开设收费昂贵的针刺诊所。对我们来说，针刺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针刺，因为收费很少，或者根本不收费，却能解除不可言谈的痛苦。在美国，很少人能到这些收费最高的诊所针疗，但是，我希望，针疗能获得广泛的承认，并且大家都能针疗。
在上海，我们团体中有几位团员，由一位医生教以详细的针刺课文。并且相信，护士、助手、和半医务人员都能容易受训，用针刺解除很多人痛苦。我们毫不怀疑，对各种疗效加以令人兴奋的和有用的研究，将会在这个国家（指美国）进行，并将促进中美两国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友谊。
北京动物研究所
当我们的一位团员倾斜着身子，准备拍摄金鱼的照片时，它们像飞箭似地，一下子跑到瓷缸下层去了。在棚内，有十五个或二十个这种容器的周围。有成打的金鱼在游弋着。虽然金鱼的样子平常，但是，用显微镜看来，却跟我们在几间房子里所曾见过的金鱼，大不相同。这些鱼的每一个细胞有两个小核，当金鱼仍在孵卵时，一种鼠癌核细胞已经移植到它们体内，和金鱼细胞核在一起。在卵孵成鱼时，细胞的生育生化机构，完全和原核及增加的核一模一样。
这个棚子是在动物研究所的院子里，是细胞学或细胞研究实验所，是研究癌的工作之一部分。在棚外的一间小房间里，研究员正在从事细胞核的移植。这种技术涉及将一细玻璃管的显微镜尖端插入一个细胞内，将细胞核吸进管内，然后，再将细管插入鱼卵，并将核细胞转入那个鱼卵的内部，并企图用烟草细胞试验，看看烟草细胞核插入动物细胞内的情形。这种严肃而极其细致的工作，看来跟那间简陋的房间有些不相称。房间里有块电热板。那是对付北京冬天之主要热源。在主楼一间更寻常的实验室里，妇女们正在做着将癌细胞核移植到鲵卵体内的类似工作。在这个研究所实验的主题上，另有其他几种不同的试验在进行之中。
在对细胞活动正常程序的控制产生错乱时，就会发生癌症。这时候细胞就会无止境的繁殖下去。因为对细胞的控制在于细胞核，它是遗传物质的部位所在。控制了细胞核，就能对癌症的原因，取得基本的知识。像这类研究，不但在中国进行，也在世界其他各地进行。细胞实验室也在研究治癌的一些药物，但是，尚不曾达到临床试验的程度。
巡视一番动物研究所各实验室，对我们来说，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果你在某特别方面未受过训练，多数科学工作是难于体会的。参观者在参观时，很难做出什么建议或发出聪明的问题。这里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显然与重要的问题有关。
细胞学工作者以前是属于规模较大的内分泌学实验所的。（内分泌学是研究荷尔蒙的）。我们见过的内分泌学工作部分，是准备一只猫作针刺麻醉试验。有两位女性在做猫的试验。猫被夹在一块板上，在它的喉咙里插了一根呼吸管。给猫以局部麻醉，并给以肌肉松弛剂以引致瘫痪。将猫腿上的一条神经暴露出来，使之能用电刺激，对针刺效果，及对痛域之其他治疗效果加以研究。研究的方法，不但注意大脑，脑皮层和下丘脑两区的电活动，也注意血压变化的情形。有关针刺对这个痛域的疗效的知识，将用以协助解释针刺的功能，并有助于发展一幅猫针刺部位图。
目前，中国解释针刺功能有三个主要路线。除了传统的通道说之外，有神经生理说，即上海章教授提倡的那种理论，以及荷尔蒙说，即本实验所在试验的理论。这研究所的针刺研究，其进行跟友谊医院有关。该医院也在北京，是一所大医院。该院人员也在研究针刺。
我们在内分泌部所见到的另一实验室，正在研究受孕和不孕。这实验涉及生殖腺刺激的效果，这是一种脑下腺所排出的荷尔蒙以及前列腺荷尔蒙，这是新发现的荷尔蒙级。这些荷尔蒙影响黄体的维持。黄体是一种内分泌结构，是怀孕所必需的内分泌。这些实验中所用的荷尔蒙是从羊身上抽出来的，是未加工过的。另一个正在做着有关的工作，即在这些荷尔蒙影响下，研究细胞小器官（细胞内部结构）之化学的和显微镜下的变化。此项研究工作利用研究所的电子显微镜。此研究之主要应用，在操纵荷尔蒙，节省受孕次数，以增加牲口的多育性。研究人员在公社做他们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
在进行中的一项实验，其目的在了解亲生殖腺素和前列腺素对黄体脂酮（另一种荷尔蒙）分泌的关系。前列腺素是最近才发明的一级荷尔蒙，其效用之一是增加精子的机动性。如果前列腺素精液抑阻，精子就减少活动。因此可以防止受孕。前列腺素的研究，对发展男性避孕丸有直接关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认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们主要关切的，是增加牲口的受孕性。
第三间实验室正在做着有关胰岛素结构之基本研究。有人以为，胰岛素分子是对细胞外面某一特殊部分反应或与该特殊部分联在一起，并认为这种相互的作用触发新陈代谢活动。据假设，胰岛素影响这种新陈代谢。在这个实验中，被指为有放射性的胰岛素，是用以鉴定这个接受（反应）的部位。这个实验用了两件重要外国设备，即匈牙利制的加玛绕计算器及瑞士制的特种量表。
在提出文化革命问题时，研究员们告诉我们：研究所多数人继续工作，虽然有少数实验室关闭了一个时候，有些科学家到农村去工作。但是，他们说，“我们许多人都在农村呆过很多时间，所以，这不是一种大变化”。研究所一百五十多个人员，几乎有三分之一去了五七干校。当我们问他们谁是干部时，全体东道主都大笑起来。一位女同志碰了一下一个男人的手臂（这男子在整个参观期内是沉默的）说，“他是我们的干部”。当时的幽默气氛暗示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称呼和区别，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根本不重要的。那位女同志说英语，在参观期内，对我们很有帮助。
研究所约有五百名工作人员，其中四分之三是研究工作者。在十项实验室中，至少有五项是做昆虫实验及其控制的。除了已叙述过的内分泌学和细胞学之外，还有昆虫生理学和毒物学，昆虫和哺乳动物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或昆虫、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分类。此外，还有一个有关研究大设备维修新技术的实验室。
生物分类学实验室一位女研究员对我们谈了些昆虫控制工作的历史：
解放前，我们很少科学，也很少有关昆虫的知识。在那些日子里，蝗虫是个严重的问题。蝗虫的聚集、往往使天空变成黑压压的一团，它们破坏农作物。解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重视。科学工作者被派去调查蝗虫，发现蝗虫在池沼地区下蛋。
他们建议建坝将水堵住，这样，水位上升，会把池沼淹没，使蝗虫无处可以下蛋。
我们在玻璃橱中，看到展出了许多重要的昆虫。包括几种美丽的蝴蝶和华北传统医药中使用的各种昆虫。有些昆虫是研究员在下田时搜集的，也有些是公社技术员搜集的。这些农业技术员把控制害虫作为他们主要任务之一。这些技术员通常是公社自己用的。在研究科学家去公社时，他们跟这些技术员一起工作。有时，技术员也到研究所受训练和讨论。
有如今天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昆虫控制计划，包括研究昆虫荷尔蒙，特别是昆虫幼年时期荷尔蒙和昆虫性荷尔蒙。这些方法终有一日会代替化学杀虫剂。实验室有各种玻璃器、调色器、抽提器械等等的设备，用来使化学品跟昆虫隔离。长凳上摆满了盛着溶液的大杯和热水瓶。这显示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这些昆虫控制法试图利用昆虫的天然化学。幼荷尔蒙是昆虫用的一种化学物，以控制它自己的成长。昆虫在长大之前，要经过好几个阶段。最为大家周知的例子，是毛虫变成蝴蝶。幼荷尔蒙的分泌，在于防止在不适当时间发生这种变形。但是，应用特殊的方法，将使这种变形很迟才发生，或根本不发生。其结果是昆虫死亡。这种荷尔蒙的好处在它相当的特殊，所以，把它应用到田里，可能杀死的只是害虫，其他的虫多数无事。这今已在麦粉甲虫方面做过初步实验，可以看出实验对甲虫变形的影响。同样的实验工作也在蝗虫方面进行。迄今还没有一种可以应用的昆虫控制药发明出来。虽然，在生丝制造方面正在做着一种初步的准备。幼荷尔蒙可以推迟一天蚕虫的变形，因而可以使蚕茧大些，增加生丝的产量。
昆虫性荷尔蒙是昆虫发出来的一种化学物质，使它们在环境中互相联系。最有力量的化学物质，是性吸引物质。研究计划的目的在隔离重要害虫的性吸引物质，把它们加以化学的合成，然后用它们去引诱昆虫。
对害虫的另一扑灭方法是研究害虫的疾病。这个方法现在在中国相当普通。这方法包括培养病菌，然后将此种病菌烘干，做成粉末，像杀虫药一般，喷散到田里。害虫接触到这种病菌粉末，就会传染而死。不过，这种可以传染疾病的昆虫种属是有限的，可能杀死的，只有目标害虫及其他少数虫类。这个研究所现正在研究改良这种杀虫方法，即是将苏芸金杆菌所分沁出来的外毒素分离。这种毒素是真正杀昆虫的毒素，将它分离后，用于杀虫技术更加有效。由于这类工作在设备有限的公社难于进行，所以才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实验室进行。有关昆虫病毒的研究也在进行。
这三种消灭害虫的方法利用“对象害虫”的特性——生活习惯、化学成分及其易于传染疾病——而加以控制之。这些方法应用于农业方面，显出很有生态学的眼光。化学杀菌的缺点之：在于所杀的昆虫范围太广，连可能控制害虫的益虫也一并消灭了。并且需要反复的喷散杀虫粉。中国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相信他们有办法把粮食高产量与良好生态实践调和起来。我们看到的、正在研究的控制方法，有发展前景，并已在局部使用。比方，公社的农民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细菌杀虫药。目前，这种方法还只能控制一部分害虫。所以，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仍将肆力于发展化学杀虫。这种杀虫法对杀虫比较有效，而对人民和其他动物则较少有毒。
我们的东道主告诉我们，研究所与农民之间的合作，要追溯到它最早期的历史。在解放初期，害虫问题是很严重的，农村方面几乎全无技术的基础。研究所的工作多数是在田里，指导农民，并预测虫类情况的变化，藉以准备杀虫。实验室的目标全在于控制诸如蚱蜢之类的特殊害虫，或在对付袭击特殊生产方面——如棉花、稻作、牲口和森林的害虫。在这段早年期内，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鸿沟仍然很宽，虽然双方都觉得一起合作改进生产的重要。后来，一群农民发现DDVP（一种有机的磷酸脂）杀虫粉可用以控制棉花蚜虫。在文革期内，一批科学家带了些DDVP到农村去，但只是用来控制他们自己居住之处的环境。那时天气干燥，而棉花蚜虫又太多。当时用以控制棉花蚜虫的杀虫剂“拍拉息昂”和“赛斯托斯”在那一年里未能发生杀虫的作用。有一天，农民干脆拿了研究员自己的药物，把它喷散到田里，而效果却很好。虽然，并不常常将DDVP作农业上使用，但是，因为它残余的药性很小，而且药性很快就被在土里和在植物叶子上的化学反应所消灭掉，所以其杀虫效力倒很不错，值得使用。DDVP是一种磷酸酯，其化学结构不同于含磷硫酸盐的“拍拉息昂”。这种化学上的差异（能克服对常用化合物的抗拒）暗示出，对新杀虫剂的合成方法，尚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暗示出：对化学作用与抗拒过程也须作进一步研究。当时，研究人员或许尚未曾充分与“大众打成一片”，但他们的工作显然得益于农民之创作性合作。
文化革命改变了科学家到农村的方式。他们现在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因而，使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较好的了解。增加了解之另一重要原因，是农村技术基地的发展。每个生产大队有技术组，多数的公社有特别的昆虫化学控制小组。这些小组都是本地人，或者是中学毕业生，受过当地农业的教育，或者是较有农业知识的老农。化学控制组的农民比较年轻，或许比较老农受过校多的化学和数学教育。当研究所的成员去公社时，在中学和在整个公社开班。由于在农村这种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工作，可以得到较迅速较有效的考验。他们做出一种新农药，叫做“Phoxim”。同时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昆虫进行试验，这都是因为得到许多公社和小组在田里的合作。
化学杀虫剂的安全，现在美国成了个大辩论问题。在中国，对此问题也引起了关切。虽然，中国的农业发展用化学杀虫剂少得多。中国人认为使用化学杀虫药作为控制害虫之唯一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他们最初开始时，他们试过各种控制害虫的方法，不只是化学品而已，虽然他们发现。某几种害虫只可能用化学品加以控制。由于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发展了，他们开始研究新的控制害虫的技术，特别是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控制。现在，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这应着农村不同地区的需要。
必须先肯定新混合物对人民、牲口及其他动物有毒，然后才能衡量它的价值。研究所曾在脊椎生态实验室做了小量的、短期的试验。该脊椎生态实验室也做过有关控制老鼠的试验。职员们的意见认为，有机磷质式的杀虫剂在长期积累的不易察出的毒性方面，较有机氯杀虫剂如DDT，“阿林”（Aldrin）及“迪尔特林”（Diedrin）为少。对毒性作长远的饲料研，那是卫生部的事情。政策的决定诸如用哪一种杀虫剂及生产方法以及研究上的指示，都是在每年全国大会上做出来的。在我们参观期内，那个会议是在广州举行。会议起了传达研究与试验成果的作用。出席的不但有全国的研究人员，还有农业、商业、化学工程和燃料各部门代表出席。
广州中山大学昆虫学部
在我们参观中山大学昆虫学部的时候，我们听到更多的有关中国正在做着完整的昆虫控制工作。在我们会见期内，两位很亲切的科学家李丽英和蒲蛰龙对我们特别有帮助。李丽英是位年约四十岁的妇女，蓄着短发和戴眼镜，个子瘦瘦的，态度很友好。她是广州昆虫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害虫控制之生理的方面。她一度在苏联学习。在这方面，她是五十年代中国科学家赴苏联或东欧受技术训练的典型。她的有关昆虫的技术英语知识真是好极了。
蒲蛰龙代表年纪较老的一代，却也是中国科学家重要的一代。他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在美国明尼苏打州大学研究昆虫学。解放的那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生教育。许多中国科学家到外国——美国、西欧或日本去留学。在革命胜利之后，这些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回到或留在中国的，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他们在发展中国科学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蒲是昆虫学教授。短小精干，大约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样子很和气，说得一口好英语。无疑还是因为他在美国呆过的原故，并且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专长和其他方面，继续保持英国语文的研究。此外，他还可以阅读德文、法文和俄文。人们可能预料，他在五十年代学了俄文。当时，苏联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蒲的妻子和李的丈夫两位都是昆虫学家。蒲的妻子跟他在同一实验室工作，他们俩常常在害虫控制工作上合作。
在我们跟这两位科学家一次讨论中，李把中国的害虫控制计划分为五类加以概述。
1．化学性控制 当害虫大群出现的时候，农民必须用有机的或无机的化学物杀虫。这种情况是很常出现的。这个方法有着严重的缺点，即是化合物可能伤害人、动物或甚至伤害正在受保护的农作物。
2．生物学的控制这方法在中国有其古老的先例，即是利用益虫去杀害虫。这方法已大力地加以提倡，因为用作生物控制的虫类，对人、动物或环境都无威胁，并且使用起来价钱便宜，农民自己又可以制造。但是，生物学的控制也有其缺点。要制造大数量的益虫，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方法不能应付突然出现的大数量的害虫。并且，某种的益虫对食物很选择，并且这种益虫只进攻一种或少数几种很亲近的害虫。因此，大批的害虫需要大批的益虫，而这种益虫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3．农业性控制许多害虫可以用选择的作物品种来加以控制。这种品种在遗传上是抵制害虫的。也可以用操纵耕作方法（如种植时间，犁田时间烧旧茎杆等等）来阻止害虫的发育。李强调说，农民对这些方法有长时间的经验。他们对田里昆虫的习惯，以及利用昆虫的习惯，以想出适当的控制方法，都有熟习的知识。
4．人为控制法 这类方法简单有效，诸如派几百人出去灭虫或用手捣毁害虫的卵。西沟公社曾用这个方法对付一大批的毛虫（一种飞蛾幼虫）。这种毛虫威胁到松树种植园。也用过较为巧妙的方法，如西沟所用的灯光陷阱。李对我们说，这种用灯光诱灭飞蛾的方法，在中国广泛流行。
5．混合控制法中国人有一个理想，试图结合几种方法，以控制某特定作物或一个地区内所有各主要害虫，何种方法适合何种害虫，可加以选择。李特别指出甘蔗害虫，使用了一种极微小的寄生黄蜂——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很有效。这种钻孔虫也是一种飞蛾幼虫。自从甘蔗田受其他许多害虫侵袭以来，还不曾使用过这种生物学控制方法，所以仍然须用杀虫剂。但是，因为杀虫剂会杀死黄蜂，所以这两种方法就积不相容。在任何特殊情形下应用哪一种方法，那就要看田里的特殊情况而定。
蒲蛰龙详述了中国社会与生产需要以及生物控制方法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个想法并不新。华南某些地区的柑园中，使用蚂蚁来控制其他害虫，至少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这样做了。这种方法现在仍在继续使用，虽然似乎已逐渐少用。据蒲蛰龙解释，几年以前，在广州附近地区一个地方，我见到有人使用这种蚂蚁控制柑园内的某种虫类。但近年来他们已不大用这种控制方法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用化学控制用得太多，化学控制会杀死那里的蚂蚁。第二，蚂蚁会使柑树带来一种疾病。所以用这种方法的柑园，逐渐地变得很少很少了。但是，这个方法是很古老的。所以我们说，也许中国最早用生物学控制方法。
在动物研究所有人告诉我们：文化革命促进了中国科学家大力使用生物学和混合控制方法。该研究所专门发展与试验新的化学杀虫剂。但是，当科学家下田跟农民在一起时，他们仍用化学以外的其他方法来控制害虫，极力避免使用化学剂。主要考虑到化学剂对人口稠密地域可能造成危险。例如小麦季节，在北京周围郊区使用寄生黄蜂，比使用化学品所需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并且危险也少些。
蒲很同意这种想法。他告诉我们：政府认为现行的杀虫剂使用得太多了。因此，很关心杀虫剂遗留在土壤中的问题，以及使用后毒素长期留在动物组织内的问题。他说，目前，化学杀虫剂虽然是必要的，但研究人员应当发明一种对人民害处较少，而对昆虫毒性较多的杀虫剂。他批评中国的杀虫工业太多模仿外国的产品，并说，中国应当多努力于独创的化合物的合成。
蒲自己的研究已趋向于用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这些小昆虫产卵于寄主卵内。黄蜂幼虫在寄主卵内孵卵，将在发育中的幼虫吞食。一般来说，特种寄生黄蜂袭击的只是同种属的寄生蜂。使用黄蜂控制法，主要有赖于选择与想要控制的那种害虫同种属的黄蜂，然后想办法大量培养这种黄蜂。
除了使用广赤眼蜂来对付甘蔗钻孔虫之外，蒲和他的同事在使用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刺虫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荔枝刺虫学名叫蝽象臭虫）。荔枝刺虫会吸食荔枝树汁，使荔枝尚未成熟时即落了下来。为了要研究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害虫，蒲的小组便与广州昆虫研究所合作，并跟广东省盛产荔枝的东莞县农民合作。在一九六九年开始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广州的科学家去跟农民同生活，他们一起工作，克服了在培养黄蜂中所碰到的许多技术困难（诸如培育率低，雌黄蜂的缺乏以及死亡率高），从而使利用黄蜂杀虫的方法能行得通。蒲本人与农民生活了六个月，在他回到广州之时，他曾训练了三十个农民技术家，救他们以培育并部署赤眼平腹小蜂对付荔枝臭虫的方法。现在，广东省已有五十个站培育寄生黄蜂来控制害虫。
下午，我们跟李丽英一同去蒲在中山大学的实验室，该大学是在广州郊区，是广东省一所主要大学，校舍延布于多亚热带植物的美丽环境中。蒲站在昆虫研究所的前门迎接我们，带我们到里面去，指点他住所周围的房屋。在一间保持冷温度的房间里，温度从摄氏十五度到二十三度（即华氏五十九度到七十一度），他安置了一排有光线和温度控制的橱子，每个橱内有隔开的容器，温度自七十五度到接近一百度。每个橱内装有传感的遥远控制器，连接到另一室的一块精巧仪表板上。温度即从这块板上加以调节。蒲说，这些橱子建于一九五八年，橱内除去一部分之外，其余各部分都是在中国造的。控制温度装置是不容易建造的，显然，他以他这个组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蒲氏这个组利用这些橱子，以判定培养用作生物控制计划小的昆虫之最好的温度和湿度。现在，他们又在研究另一种赤眼黄蜂，这种黄蜂寄生在水稻卷叶螟中。为了要大量取得这种黄蜂，他们以野蚕蛾为代用的主虫，在它的卵内进行培养。这是奇异的野生蚕蛾，有些农村地区培育此种蚕蛾，是为了它能吐丝作茧。每一天然主虫卷叶螟，只能生产一两个寄生虫，蚕虫蛋则比较大。因此，每个蚕虫蛋能生产二十个小黄蜂。如果用这方法培养的黄蜂对付害虫有效，那么，农民就能与本地的生丝工业合作生产寄生虫黄蜂。
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两个穿着白实验外衣的技术员正在桌上用显微镜和其他简单设备如玻璃瓶、镊子和小酒精容器。这种情形人们在任何美国昆虫实验室也可以见到。他们正在实验室寻找可以交替用的寄生卵来提高它的寄生率。这个问题已获得部分的解决，他们将盒子的底部分成几百个小孔，每个小孔放进几个寄生卵和寄生蜂。每只黄蜂（寄生蜂）有个空间，可以自由自在寄生在里面。蒲告诉我们，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三个技术员，两个是大学毕业生，一个是技术学校毕业的。
我们行过大厅，走进一间房里。房里摆了一列毛虫架，那大的、有斑点的绿色毛虫，舒服地在啃新鲜树叶。这是野蚕虫的幼虫，它们能为黄蜂生产代用主卵。除了用幼蛾产卵之外，蒲的实验室还开始用幼虫的病毒作实验。这叫做核多面病的病毒。科学家们希望最后搞出一种用病毒控制害虫的方法。就在同一房间里，他们正在培养一种菌类作此种用途。在过去两年内，公社自己已在培养此种菌类。
蒲认为，在华南（广东、广西、福建）生物控制比在北方较为成功。或许是因为南方气候比较温暖，一年到头都可以培养寄生虫。在美国，由于经费不足，跟可以供应市场的化学杀虫剂相比，生物控制研究毫不重要。美国很少生物控制方法研究，这今为止，主要是在加利福尼亚和海湾各州。这些地区像华南一样，一年到头气候温和，并且都是培种季节。
除了已提到的几种方法之外，蒲也提及生物学控制其他方面的研究。某些公社利用鸭子去吃作物中的害虫。这虽是一种原始的方法，但却是很有效的方法。其他公社也曾发明使用一种可传染的细菌——苏芸金杆菌对付稻、茶、棉花、各种蔬菜和树林里的毛虫害虫。他强调，和其他社会微生物控制实践相反，中国人民公社的人民却生产细菌。有些公社用简单的土法把鱼、肉或豆做成液体媒介，去培育细菌。把这种混合液体直接喷散到田里。另外有些公社则建立生产细菌的小厂。生产组利用细菌喷散，已能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并使生产量不致蒙受任何损失。
我们于下午跟蒲蛰龙的谈话，又谈到中国目前科学机构方面以及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改革。我们开始谈时，由蒲谈了这些年他下乡的个人体验。他本来家住城市。他对我们说，他和其他科学家最初去农村时，他们都不熟习农村的生活情况。这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当时的农村是比较穷的。可是，自从那时以后，农村的生活水平已相当地提高，广东省很多农村，特别是靠近广州那些农村，现在所享受的生活情况几乎跟城里相等。
他暗示出这个事实，就是，农民的见解跟城里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农民欢迎来自城市大学和研究所的访客。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我们问他，文化革命以后，农民的态度是否有改变？蒲说，他认为有改变。他继续说：在文革之前，去农村的科学家并不很多，并且因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民和科学家并无密切的接触，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农民往往不明白科学家在搞什么，甚至也不了解大学干什么。但是，文革之后，许多教师以及科学家都去农村。据蒲说，他们跟农民同生活同工作，并且跟他们交朋友。农民也到大学回访，并且在大学受到欢迎。蒲说，“在我的家里，常常有农民来看我。有些几乎每星期来，至少每个月都来。”
改用化学杀虫剂，也是在文化革命期内才热烈开始的。蒲说，在此之前，虽然可能在甘蔗钻孔虫方面使用生物方法控制，但农民常常不容易接受。在文革期内，科学宣传队到农村去普及各种害虫控制方法，并组织农民作科学研究。蒲提到我们在西沟公社看到的那种科技组。农村的四级科学组——即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四级——都在文革期内和以后才组织起来的。
在文革期内，大学生去农村做宣传工作，是很普遍的情形。他们跟农民一起干活，同时向农民学习。因为他们把科学研究和教育向农村扩大。自然，这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也不是不需任何斗争的事情。蒲，。有两派意见不同和互有矛盾的学生。有时他们去农村，发现农民持有另一种意见。这种情况会导致争吵。但是，蒲说话时引了毛主席的话说，文化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不能太客气的。
那时，不管科学家、学生和农民之间有什么歧见，现在看来这个普及农村科学的运动，是很成功的。除了本地科学组的固定机构之外，蒲叙述了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那大队使它的稻田和蔬菜田散发大量寄生虫，少用化学杀虫剂。在两年期内，害虫比之附近那些田里大大减少，并且产量也提高了。但是，我们发问，如果实验不成功并且产量减少，那又将怎么样？农民是否仍冒实验结果所引起的生计危险？蒲说，是的，他们会的，但他们仍要做实验.有时，实验的确失败，作物减产。这点大队警惕到的。然而，农民仍然愿把他们的田来做实验，如果害虫的情况很厉害，仍可以把杀虫剂带进来，以挽救其余的作物。而且，农民的收入仍能维持正常。农民既然已经热爱科学实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实验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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